韓國總統文在寅親筆寫信致謝作者！ 臺灣社會的警惕之書！ 「要知曉一個社會的靈魂，就看他們對待孩子的方式。」 ．因為「你是我生的」，所以打小孩是正當管教，不是虐待？ ．「經紀人媽媽」和「大雁爸爸」們，渴望以孩子的成就證明自己人生。 ．在課堂上要求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舉手，反被貼上「不一樣」的標籤？ ．少女未婚懷孕，誰陪她面對學業中斷、墮胎或生下孩子的人生抉擇？ ．低生育率的形成，難道是因為現代女性高學歷、眼光太高？ 我們對孩子的「愛」，會不會是以「正常」為名的「異常」？ 本書重新剖析一般人眼中，由父母與子女組成的所謂「正常」家庭，以及亞洲社會最重視的傳統家庭觀，看見家庭內隱形的權力如何壓迫、影響孩子的權益與成長，提醒我們──單由一方所建立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暴力。 作者金熹暻以多年在兒童人權組織工作的經驗，寫下所謂「正常」家庭型態以外的家庭，在社會上遭受的歧視；以及當家庭內的暗影蔓延到職場、學校、社會時可能產生的悲劇。 究竟是誰定義了「正常」與「異常」？父母與家庭、社會與國家又該做出什麼改變？本書試圖提出消弭偏見、扭轉觀念的解決之道。 獲獎記錄 ◆ 2018入選韓國年度好書 ◆ 2018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優秀圖書社會科學類 ◆ 2017《國民日報》、《韓民族日報》今年之書！ ◆ 《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京鄉新聞》推薦好書 名人推薦語 專文推薦── 白麗芳（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 莊喬汝（律師） 共鳴好評── 金鉉京（人類學家） 陳俊朗（「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張淑惠（「歐巴桑聯盟」總召） 番紅花（作家） 鄭惠信（精神健康醫學科醫師） 劉宗瑀（小劉醫師）（阮綜合醫院乳房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依首字筆畫排序） ====================== 面對少子化、兒虐、殺子自殺等問題，臺灣和韓國一樣面臨相當大的挑戰。該有更多成人閱讀此書，為社會帶來更多反思與改變，給孩子一個更好的世界。──白麗芳（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 生動展現大人如何以「家庭」為名踐踏兒童人權，也論證出：何以不能只將家庭問題推卸給家庭，深具說服力。──金鉉京（人類學家） 本書透過不同國家的經驗，回頭對照反思臺灣在家庭福利、兒少保護政策、親職論述等走到了什麼位置、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莊喬汝（律師） 少見以孩子為中心談論家庭議題的書，針對各種類型的暴力檢視家庭問題，寫得平實而深入，是一本難得的好書。──陳俊朗（「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身為推動不打罵教育的團體成員及政治參與者，本書讓我如獲至寶！推薦給每一位會遇見孩子的你，一起努力讓臺灣成為重視兒童人權、不再有兒虐的國家。──張淑惠（「歐巴桑聯盟」總召） 單憑一方所建立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暴力。金熹暻快速精準的直指問題核心。──鄭惠信（精神健康醫學科醫師） 明明應該珍愛孩子，為何虐待、暴力事件頻仍？教養與虐待之間，背後的權力界線該如何客觀察覺？藉由此書分析來對照臺灣現況，不勝唏噓！──劉宗瑀（小劉醫師）（阮綜合醫院乳房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前言　渺小的個人，巨大的權利 第一章　家庭是一道護城牆？家庭內，子女是我的所有物 「你是我的」──親密的暴力和體罰 對待孩子的態度，即為社會的樣貌 過度保護或疏忽，源自將子女視為所有物 家人「結伴自殺」的不可能性 親權不是權力 第二章　韓國的「不正常家庭」：家庭外，唯有「正常」才是自己人 為什麼只有未婚媽媽，沒有未婚爸爸？ 收養，被輸出到「正常家庭」的孩子 在韓國，有色人種家庭代表的意義 第三章　誰定義了正常和不正常家庭？被塑造的信念──能信任的只有家人 在韓國，家庭何以變得如此重要？ 以家庭為單位，階級向上流動的社會 何以家庭主義會擴散到職場、學校和社會？ 第四章　當家庭問題層出不窮──為了共生共存，我們該怎麼做？ 父母體罰禁止法如何改變社會？ 生活回歸個人，解決問題要靠集體 共同生活，將家庭的包袱交給社會 結語　勾勒出自主的個人與開放的共同體 附錄　延伸推薦書單 關於成為人、人權與童年期 關於近代化、家庭問題 關於歧視、共感與同理心

「你是我的」：親密的暴力和體罰 二○一四年春天，在蔚山與漆谷發生兒童受虐致死事件，輿論一陣沸騰，旋即又發生世越號慘案，孩子之死沉重的籠罩全國之際，國會針對「政府的兒童虐待預防對策」召開研討會。我看著會議進行，而就在法務部的討論者發言結束，正要跳到下個階段時，討論者補充了這段話。 「啊，還有，最後希望專家可以幫忙定義一下虐待與體罰的界線。因為在和檢察官聊天時，他們經常提到『大部分父母在養育孩子時，偶爾都會打個一、兩次，而我自己也是這樣。要先畫分出體罰的範圍在哪，從哪裡開始又是虐待，法律才有辦法因應，不是嗎？」 在差不多的時機點，我和在《中央日報》社會部擔任記者的後輩一塊吃午餐，接著聊到二○一三年開始，在蔚山、漆谷連續發生的兒童受虐致死事件。我們一同聲討虐待有多殘忍，然後討論到NGO可以和媒體聯手舉辦活動。我向後輩提議，不如舉辦全面禁止體罰的活動。當時我正在整理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的調查結果，深刻感受到有需要改變父母對體罰的基本認知。 可是，後輩的反應卻很不以為然：「體罰？哎呀，我也打過孩子，那和虐待有段距離吧？我們不談那種輕微的狀況，舉辦以虐待為主題的活動啦。」 我聽著監察官與記者表示可以不把體罰當成一回事，領悟到許多善良的人很輕易就把正常與不正常區隔開。他們認為在「正常家庭」內允許的體罰，以及在「不正常家庭」發生的虐待截然不同，絕對不會混淆，就像正常與不正常一樣天差地遠。 這種多數人擁有的觀念有點奇怪，我們不妨用女性遭受的暴力來思考好了。近年來，我們不會認為「性暴力雖然不對，但夫妻或男女朋友爭吵時，打個幾巴掌也是難免的」，很久之前，大家就已不再將性騷擾看成是為了拉近職場關係所開的玩笑，而會將其納入性暴力的範疇，並加以禁止。即便在現實生活中，性騷擾依然層出不窮，但大家也不會說：「大部分公司都是這樣，無傷大雅啦。」可見社會認知有了很大的進展。 但面對孩子時就不同了。雖然大家認為虐待是不對的，但養育孩子時很難不打孩子。大家都說：「這是為了糾正孩子的壞習慣，不得不動用體罰。」「我自己也是被打大的，還不是長得好好的？」許多人就像前面舉例的檢察官與記者，認為孩子的體罰和虐待存在距離，壁壘分明。果真是如此嗎？為何我們會有這種想法呢？ 想必沒有人會反對「兒童虐待不該存在」這句話。每次爆發可怕的虐童事件時，我們憤怒的想：「怎能戴著人類的面具，幹出那種事來？」將虐待孩子之人視為不正常的惡魔而咬牙切齒。 另一方面，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二○一六年國民人權意識調查》，有大約一半的國民依然認為可以體罰兒童與青少年。我敢肯定，在此調查中贊成體罰的一半國民幾乎都反對虐待，但之所以會頻繁出現要明確定義體罰與虐待的主張，原因也在此。可是允許體罰的態度，以及虐待之間的距離究竟有多遠？兩者真能徹底切割開來嗎？ 我還記得二○一五年末，一名十一歲小女孩為了逃避父母監禁與虐待，攀爬瓦斯管線逃家的事件。根據當時的報導，小女孩並非初次脫逃，之前也曾經為了躲避家暴與飢餓，好不容易才逃出家外，卻被路人發現，將她送回家裡。第二次攀爬瓦斯管線逃出時，又因超市老闆報警而被發現。警察詢問她家住哪裡時，她則謊稱自己是「從社福機構跑出來的」，只因為害怕會再次被送回家。 我們經常會責怪這是一個鄰居冷漠無情的社會，但若是路人還會主動將模樣悽慘的小女孩送回家，就表示大家並沒有對少女的處境漠不關心。與其說是漠不關心，會不會是認為父母打孩子的行為「在所難免」，所以才帶少女回家呢？ 再來看看二○一三年令大眾瞠目結舌的漆谷兒童受虐致死事件吧。儘管在孩子身亡的一個月前，舅舅看到了孩子們身上的瘀青後報警，警察也出動了，生父卻辯稱「是用雨傘阻止姊妹吵架時失手造成」。警察在父親的面前向孩子求證真偽，看到孩子點點頭後便撤退了。那孩子先前曾向派出所舉報繼母施暴，但父親接受調查時卻推翻了口供。在孩子身亡之前，學校、警察、民間團體、兒童保護機構、鄰居等透過各種管道得知虐待事實的大人總共有三十七名，卻沒有一個人避免孩子不幸死亡。揹負殺害妹妹罪名的姊姊，直到遠離擁有監護權與養育權的父親，並接受心理治療之後，才一五一十道出繼母的施暴行徑。 當大家和整個社會皆認為，父母或養育者體罰孩子在所難免時，對於虐待的敏感度也會降低。在社會彌漫著允許體罰的氣氛之下，會有根除兒童虐待的方法嗎？我敢斷言沒有。在有大約一半社會成員接受可以對特定年齡層、在特定條件下使用暴力的社會裡，被視為無關痛癢的體罰會如同毒菇般，茁壯為更趨嚴重的暴力，沒有任何遏止的方法。 體罰與虐待之間的距離 就加害者的實際行動來看，就會發現體罰和虐待的距離並不遠。二○一四年秋天，在蔚山發生七歲小女孩哀求想去郊遊，結果慘遭繼母凌虐致死的事件。雖然之後也發生許多類似事件，但這個案例的嚴重性在於，即便在幼兒園老師檢舉、兒童保護機構介入之後，依然無法挽回小女孩的性命。政府應該要著手調查，防止虐待的保護體系究竟是哪裡出現了漏洞，才會無法阻止孩子的死亡，並加以防範才是，但不管是現在或當時，除了警方搜查，政府都不曾調查或分析兒童保護體系是否做了適當的處理。 民間團體和專家認為無法對政府不周全的因應措施坐視不管，於是有志一同的決心親自調查，組成「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真相調查暨制度改善委員會」。由當時民主黨南仁順委員擔任委員長，國會與民間共同調查事件，並出版了記錄其結果的《李書賢報告書》，而我則擔任委員會祕書長，負責在當地調查與撰寫報告。在調查事件的過程中，有一項議題令我深刻感受到，如果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不管兒童保護體系再完善，虐待也不會就此消失。這項議題即是體罰。 幼兒園老師發現虐待的狀況後，進而向兒童保護機構檢舉。老師告訴社工，小女孩的繼母與親父恰如典型的虐待加害者，表現出極為高壓且防禦的行為模式。某天，小女孩的生父致電給社工，如此爭辯：「孩子是由奶奶拉拔長大的，所以很沒規矩，性格自由奔放。因為行為上有嚴重問題，才不得不出手打她。你養過孩子嗎？看看其他家的孩子也知道，有哪家的孩子不是這樣長大的？」生父還勃然大怒：「家庭（離婚後孩子由奶奶撫養，直到生父再婚後，又將孩子帶回自家管教）好不容易才上了軌道，但因為兒童保護機構介入，整個都被打亂了。」 為了教孩子守規矩才打孩子的主張，難道是為了掩飾之後演變成打斷肋骨的「蓄意」虐待，才說出的謊嗎？我不這麼認為。根據多位社工的說法，沒有任何虐待孩子的父母或監護人，起初是帶著想致孩子於死地或傷害孩子的「意圖」。書賢的狀況也是從一、兩次的體罰，慢慢變本加厲，最後才演變為肋骨斷裂，骨頭插入肺中，最後出血過多導致死亡的地步。 為了管教孩子才打孩子的主張，成為最折磨社工的辯解。「我的孩子我會自己教，少來多管閒事。」每當社工接到檢舉，前往現場進行調查，就會碰到不計其數拒絕諮商與調查的情況。即便接到有人檢舉虐待，也有很多警察認為：「父母總有這點權利吧？」而不以為意，沒有確實進行調查。 可是，藉由過去眾多分析與研究可知，世界上大部分的虐童事件均是一般人偶發性的體罰失控造成的結果，而非極度不正常的人蓄意行使的暴力。 向成人暴力說NO，孩童暴力卻OK？ 就像大家將兒童虐待與體罰分開看一樣，大家也經常將孩童暴力與成人暴力區分開來。根據二○一六年，京畿道家庭女性研究院以一千五百位當地民眾為對象所進行的「暴力允許態度」調查，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成人認為「毆打並威脅對方的行為即為暴力」，可是在親子關係中就不同了。同意「為糾正子女的習慣，父母可以毆打、威脅子女」的比例為百分之四十八．七；同意「為教導子女禮儀，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為百分之三十五．三；同意「指導孩子學習時，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則為百分之二十三．三。 由此可見，父母可視情況對子女施暴的思考方式依然根深蒂固。這是因為父母將子女視為所有物，因此只要父母認為有必要，就可以對他們行使暴力。即便體罰儼然是一種對於人格主體的毆打與暴行，卻仍然存在於成人、父母的觀點之中。任何人都不會以愛為由，或為了糾正他人而出手，只有孩子，成了唯一能以管教之名毆打的群體。 支持體罰者主張：「就算是必須毆打不成熟的孩子，也要教導他們。」長期以來的論調一直如此，若是為了糾正比自己弱勢、低等之人，暴力就可以正當化。然而，有無數研究指責，體罰非但毫無教育效果，反倒會使暴力內化（internalization），造成人格扭曲，也只會引起孩子的恐懼，不會促使他們反省。 「內心受創、恐懼、傷心、膽怯、孤單、悲傷、生氣、感覺被拋棄、被忽視、發火、厭惡、恐怖、丟臉、悲慘、受到打擊。」這是二○○一年英國救助兒童會根據孩子挨打的經驗所整理出來，孩子們對於「體罰」的記憶。儘管孩子使用了超過四十個形容詞表達對體罰的可怕感受，但沒有一個孩子說出感到抱歉或反省的字眼，這表示體罰不僅在教育上成效不彰，而且只會在情緒上對孩子造成莫大傷害。 「因為父母的管教式體罰意圖為善，所以不會侵害身體的健全性和身為人類的尊嚴。」這僅是從父母、成人的角度分析的主張，人類學者金鉉京就曾在《人，場所，環帶》一書中，針對「體罰教導孩子什麼？」做出以下分析。 「體罰的理由百百種，上頭依附著各式各樣的訓誡，但當跳脫表面的那些說法，體罰始終反覆傳達出一個訊息：體罰隨時會故態復萌。你的身體完全不屬於你，而我隨時都能對你動手。一旦同意體罰，就代表接受這樣的教育方式，同時也接受了羞辱的悖論。羞辱不僅是否定他人的人格，還強迫對方必須同意這件事。在遭受羞辱之人同意的瞬間，羞辱不再只是羞辱，而是儀式的一部分、秩序的一部分。最後，羞辱成為以否定自身本質為最終目標的暴力。」 「我隨時都能對你動手」的教育方式，和過去對女性施暴蘊含著相同的訊息。包含體罰在內，在親密關係中對他人反覆施暴的行為，都傳達出相同訊息：我隨時都可以控制你的權威主義思想。能夠決定你存在的權力不在於你，而是在毆打你的我身上，以及用蠻力使對方閉嘴、否定對方的話語，並試圖將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對方。 「唯有用藤條打孩子，用嚴厲嚇人的方式管束，孩子才不會出現問題行為，乖乖長大。」這樣的普遍觀念並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反倒有數不清的數據顯示出相反結果。體罰能帶來正面效果，只不過是大家如此相信而已，顯示體罰具有負面影響的研究早已屢見不鮮，這也稱不上是爭論。 母親的藤條，或是「愛之鞭」 生長在將體罰視為管教方式，而且使用得比現今更廣泛的年代，不知既成世代（指已經在社會具有一定地位、掌握大部分資源的上一代。）是否太沉浸於過去，才導致他們通常都有把父母的體罰美化的傾向。不僅是個人之間的對話，就連公共溝通亦是如此。 一旦說起要禁止父母體罰，就會有人提出異議：「我也是被打大的啊。」這裡預設了一個前提：因為從小被打到大，也就是在父母持鞭嚴厲教導下，自己才能順利長大成人。其中可能也包含了一種不快的心理，認為這是在攻擊父母用藤條打孩子小腿的行為是錯誤的。 雖然有很多人會說「愛之鞭」是韓國父母傳統的教育方式，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其他包庇父母體罰行為的國家中，也經常使用「愛之鞭」（cane of love）的說法，因此這種嚴厲、賺人熱淚的愛之表現並非韓國父母獨有。「愛之鞭」的說法，意味著根據毆打者的意圖，某些暴力能夠正當化，但這些全是持鞭者的論調，對於挨打的孩子而言，無論體罰的原因是愛或憤怒，根本毫無分別。 「多虧了體罰，今日我才能成材」的論調，不僅存在於韓國，也存在於其他國家，每當禁止體罰成為社會議題，就會出現此種擁護論調。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在《羅素短論集》（Mortals and Others》寫道：「曾經在學生時代被藤條或鞭子打過的人，幾乎都相信自己是因此才成為更好的人。在我看來，這種信念本身即是體罰造成的負面影響之一。」 倘若兒時沒有被藤條打，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所以無從得知，也許會和現在差不多，或者成為對暴力擁有高敏感度、一個更好的人吧？ 既成世代在那個年代限定的文化環境中教導子女，可是，不能因為自己生長於何種環境，就主張該方法迄今依然有效。研究體罰弊病的發展心理學者伊莉莎白．格爾沙霍夫曾用汽車安全帶的比喻說明。有相當多的成人在沒有汽車安全帶的時代長大，但沒有人會說，多虧了這件事我才能順利長大。應該說，即便沒有安全帶，人也可以平安無事的長大。相同的，我們也不能說多虧了父母的體罰，我才成為一個不錯的人，而是：「即便遭受父母體罰，我依然成了一個不錯的人。」 「我做了該打的事」 姑且先不論體罰既不具有管教效果，且對孩子有害，我之所以認為體罰是一種問題，更大的原因在於這會導致孩子將加害者的論點內化，認為暴力也是一種愛。 若是在我深知對方很愛我，或者非常依賴我的狀態下，對方對我拳腳相向的話，這不僅是一種身體傷害，更是踐踏對方心靈的一種惡質暴力。多數的家暴和約會暴力均屬此類。二○一五年，Twitter上很熱門的約會暴力證詞便是如此。加害者把「妳做了該打的事」當成施暴理由，將過錯推到被害者身上。「害怕失去對方勝過於挨揍」的被害者則責怪自己老是做了該打的事，下定決心要成為更好的戀人。 我在調查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時，也聽到與此極為相似的故事。根據當時社區鄰居、教師和社工的證詞，加害者和孩子的關係和Twitter上看到的約會暴力加害者、被害者的關係相似。 即便在不為人知的暴行曝光後，加害者仍怪罪到孩子頭上，表示是孩子說了謊，做了該打的事。另一方面，即使這個孩子被打得頭破血流，卻仍以「很會做菜的漂亮媽媽」為題寫了一首詩，還畫了圖，努力想討好加害者。倘若約會暴力的受害者是因為害怕失去戀人，將加害者的話語內化，那麼在虐待中犧牲的孩子則是為了存活，才將加害者的論調加以內化。儘管成人與孩子面臨的處境不同，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的依附心理，是在披著愛的外皮所行使的暴力中都會看到的悲涼樣貌。因為，加害者總會在施暴後，反覆訴說「往後一定會好好待你」。 以「愛之鞭」為名連結暴力和愛是非常危險的，這無疑是教導孩子，只要愛著對方，身體上占有優勢者便可用蠻力壓制他人。即便在愛與照顧的關係中，力氣強大或是擁有權力者，均可用暴力來解決問題。體罰教導孩子，「為了獲得你想要的東西，打人也無所謂」「攻擊他人也沒關係」。 在親密關係中，約會暴力、體罰等以愛為名所行使的暴力，在無形之中強迫被害人相信，「是我做了該打的事」。為了能夠活下來，於是挨打者必須貶低、否定自己，認為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 但世界上哪有什麼「該打的事」？這種醜陋的暴力所留下的傷痕，在我所聽到的故事中最令人於心不忍的，莫過於二○一四年一位住在社福機構的孩子。他來到社福機構前，經常被父母體罰，而在輔導過程之中，當他聽到「我的身體很珍貴」這句話時，他如此說道：「書上是這樣說，可是我不懂，為什麼我的身體很珍貴，每天被打很可憐，有什麼好珍貴的……」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孩子在機構內也身陷對其他孩子性騷擾的風波。要是不曾被好好對待，就不會認為自己和他人同樣都很珍貴。 愛與暴力 將愛與暴力連結在一起的思考方式，蔓延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不僅僅是體罰，上述的約會暴力、家庭暴力是如此，而每到大學入學季，新生歡迎會以體罰建立新生紀律的扭曲模式亦是如此。使用暴力的行為，究竟為什麼會成為一種表達「歡迎」的方式呢？我認為，使大家「變得能夠接納暴力」的首要次文化，即為父母的體罰。 根據人類學者的研究，社會階級化、政治決策非民主性、暴力文化越嚴重的社會，體罰現象也越嚴重。「即便父母表示自己不具有該意圖，體罰仍十足展現了父母與子女間『力』的差異。體認到這其中不平等的孩子，即便長大成人後，也很容易把伴隨力量與權力而來的不平等視為理所當然。」根據觀察，相較之下，日常生活中較常出現對孩子體罰的地區，也會出現對太太或兄弟姊妹過度施暴的現象。 心理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類的善良本性──為何暴力會衰退？》（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書中檢視暴力性的歷史，並以美國為例，說明體罰的贊成率和殺人率的軌跡相符。容許體罰的次文化也意味著助長成人的極端暴力。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之所以強調杜絕體罰是「減少並防止社會上各種暴力的核心策略」，原因就在於此。 隱蔽暴力的一般觀念在過去也屢見不鮮。就在不久前，大家還能若無其事的大聲嚷嚷「明太魚乾和女人，每三天就要打一次」這種駭人的話。如今韓國社會至少不會以愛為名，試圖隱蔽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但唯有面對孩子又是另一碼子事。我們的孩子就生活在被美化為愛與管教、容許暴力的最後殖民地上。 在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中，為揭開天主教神父對兒童的性暴力而奮鬥的人權律師說道：「養育一個孩子要靠整個村子，虐待一個孩子亦同。」 儘管這句話是為了強調全村的沉默與幫助等同共犯，但我認為這句話也適用於我們的社會。正如同父母無法獨自撫養孩子，父母也無法獨自虐待孩子。小看並容許體罰的態度、寬待暴力的情緒、無公權力的介入等，使得漏洞頻出，最終導致在某處的孩子受虐致死。就此層面來看，將子女視為父母的所有物、寬容父母體罰的韓國社會，不也加入了全村虐待孩子的行列？

作者：金熹暻(김희경) 譯者：簡郁璇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04-19 ISBN：9789571377322 城邦書號：A2202655 規格：膠裝 / 單色印刷 / 264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