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先除「迷信」再讀史 譚家齊 香港小學的中國語文課程，曾經有一篇可圈可點的課文，大意如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少年時代，於鄉下跟玩伴到寺廟中遊玩。在得意忘形之際，這幫頑童駭然發現殿宇中的神像面目威嚴，便都害怕起來了，更準備逃離寺廟。遊戲時間似乎要就此結束，但天不怕地不怕的國父為讓眾人釋懷，竟跳上神壇並併發神力，將神像的手臂折斷，聲稱「偶像」連自己的手也保不住，大家對它又何必敬畏呢！神像沒有反抗，是否即代表這個神靈是虛幻的呢？這則課文竟沒有指斥國父破壞家鄉的文化遺產，反而藉此誇讚這位基督教徒破除了「迷信」，從小便展示了革命領袖的本色。前輩學者已指出此故事疑點不少，而且相關行為也有充滿爭議性，最終在課程中消失了。不過，故事主要的教訓卻烙印在好幾代人的心裡，似乎成了香港以至整個大中華地區的精英價值：將傳統信仰標籤為「迷信」，視之為中國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破除」的障礙。 在這種氛圍下成長的我，在小學至大學本科時代，竟不自覺地將不同的宗教信仰等同於「迷信」。雖然未敢如國父般跳上神壇，但往往對熱情投入於自身宗教的親朋戚友有所保留，甚至我自身信仰了基督新教，也是以極為理性的方式去「了解」教義，更視聖經及其他基督教文獻為「研究」的對象。因為在我的骨子裡，就是要拒絕「迷信」。 不過，究竟甚麼是「迷信」呢？我似乎沒有找到答案，因為如果視野偏狹，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若是胸襟夠廣，則「迷信」就根本不存在了。這個結論，是我在牛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時體會回來的。當時我最勤出席的課程，是中國考古學權威羅森夫人（Dame Jessica Rawson）的研究生討論會。每個參與的同學都是學有專攻的，會就不同的考古學及藝術史課題作深度的報告，還會被教授、客席學者與「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學尖銳地詰問。有次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對漢代黃泉世界概念與墓葬關係作報告，提到那些宗教觀念是「迷信（Superstition）」，羅森教授竟當頭棒喝，厲聲責問那些概念有何不對，我們憑什麼說人家是「迷信」？ 其實從歐美的史學史角度來看，「迷信」確是一個過時的標籤。早在一九六○年代開始，西方的史家在研究前現代的歷史時，已指出不同信仰的神學系統，甚至其中法術、魔力、神蹟等對世界運作的闡述，其實都是現代科學出現以前，對各種自然與人文現象的「技術性」解釋。例如在傳染病觀念未形成之前，解釋染疫者是受惡靈的侵害。那些宗教術語當然有別於科學語言，但都是在技術限制下盡量忠於事實的描述，不可一概說是欺騙百姓或胡思亂想的結果。以為掌握了科學，便會指出不用科學語言描述的世界觀是迷信；以為自己的信仰就是真理，便會指責其他的宗教是迷信。自己不解當然是迷，但自己不解自己便不必去信，何必辱罵其他能解能信的人為「迷信」呢？此外，既然有人能解，為何不嘗試問問人家的理解如何，也問問為何他們能接受有相關的信仰。有了這種「同情地理解」定體悟，便開闊了對歷史人物了解的新天地。 我一直相信歷史研究對今人最大的貢獻，是分析過去的人物在面對他們的處境時如何做選擇。受了現代科學、經濟學洗禮的我們，易以「最大利益」的「理性」框架，套入古人的思維來了解他們的抉擇。但是祖輩的信仰跟我們往往不同，他們眼中的最大利益或許超越了物質與現世。如果對人的了解缺少了宗教信仰的維度，就難免一知半解了。當然，要解決這限制是知易行難的，因為這是根深柢固的包袱，並不只能怪孫中山先生。 我們常說香港是中西文化的匯萃之地，那麼中西文化對本地的宗教發展，是否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呢？這要視乎站的是精英文化還是普羅文化的立場。中國的精英文化是高度理性的，天道是沒有喜怒哀樂的規律，而孔子也「不語怪、力、亂、神」。另一方面，西方的有識之士如果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無神論者，就多是秉持「在禮貌的社群中，不談政治與宗教」的原則，因為這樣大概能避免出現不禮貌的爭辯。所以除了系統研究宗教的學者外，中西的精英多慣於將鬼、神及信仰推到邊緣位置，不得已才觸及宗教的話題。流風所及在探索古人時，便盡量不以宗教為史事解釋的核心了。 當然，中西匯萃也包含了不受精英束縛的普羅文化。開埠以來世界各地的移民與訪客，便將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帶到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在擁擠的街坊中樹立各種聖域與寺廟。也許普羅大眾自有謙卑的心腸，不敢相信真理就在自己的手中，而香港的低下階層多視各種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因而不同宗教的信徒，通常也能和而不同地共處，甚至追求多教的融合，聽取不同的神諭與陌生的心聲。只是這個街坊的香港，在以政治家和大商家為主軸的歷史書寫下，只有模糊的面貌，往往隱沒於時代的洪流之中。 德維以宗教角度研究歷史起家，但言行時有刻意凡俗的傾向，所以他會告訴你被視為「痴漢」的困境，或者對「蘿莉控」的同情。正因為出聖入凡，更能走出精英的框框而進入普羅的世界，去探望及聆聽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靈魂，去了解鬼、神、天父如何跟他們渡過人生的喜怒哀樂，去分析他們的信仰如何指點迷津，幫助作大小的抉擇。德維與幾位同是有心人的伙伴，走入街坊的深處，為我們搜集一塊塊細碎的拼圖，以香港的不同宗教為經，以多個宗教信徒具體的信仰經驗為緯，為我們編織出一部以普羅為主角的香港故事。為大眾寫史的好處，是因為我們不常為立法的問題或企業併購的問題而煩惱，所以街坊對生活瑣事的切身經驗，可能是更有用的歷史知識。 先破除對「迷信」的執著，也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並且尊重與理解有別於自身的信仰，再盡量走進普羅之中，嘗試去體會他們人生的抉擇，並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來書寫。這樣的「採風」編纂過程，會不會成為歷史研究的「新常態」呢？但願這部《街坊眾神》，能給我們有血有肉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