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故事，從頭說起

◎文／陳芳明（政大台文所教授）

　　劉梓潔完成〈父後七日〉時，已經為台灣散文書寫創造新氣象。她乾脆俐落的字句，不因循俗套的書寫，很快就為台灣文壇宣告新世代的到來。出生於一九八○年的她，無疑是一個起點，在此之前，作家不免背負許多傳統的重擔，即使不談家國，也多少要強調性別。她創造節奏活潑的文字，把一場殯葬送別的過程寫得活靈活現，即使不是節慶，卻描述得熱鬧繽紛。那是眼淚與悲傷的淨化過程，也是懷舊與思念的昇華。不久以後，〈父後七日〉又改編成電影，作者本人也參與編劇並執導。一篇充滿戲劇性的散文，能有如此轉折，正好可以彰顯她想像的能量。它可以縮小成篇幅有限的靜態作品，也可以膨脹成為動人心弦的戲劇故事，證明她握有一支魔術的筆。　　　　　　　

　　戲劇性，原就屬於伸縮自如的概念。當平面想像轉化成立體演出，需要許多藝術的跨越，已經不僅止於文字的操控而已。她寫散文時，本身就隱藏了小說的敘述能力，或者確切的說，在行文之間就具備說故事的慾望。因此，她的文字張力不可小覷。她可以寫散文，更可以是寫小說的料子。她在兩種文體之間的互換，簡直是進出自如。一般散文需要內在邏輯來支撐，在段落與段落之間，多少會保留延伸的軌跡。劉梓潔卻勇於切斷，也勇於跳接，其中有不少懸宕空間需要讀者參與想像。這正是她風格的迷人之處。

　　《親愛的小孩》是她的第一本小說，最早一篇完成於二○○五年。身為現代都會的女性，已經與上世紀的典範拉開一段距離。到一九八○年代之前，女性被賦予的任務極其複雜，至少要在生命中完成婚姻的任務。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女性扮演的角色更是負有多重任務。她們不僅要衝撞政治體制，也要背叛傳統，甚至連帶必須從事啟蒙運動。到達上世紀末端時，女性小說已經蔚為風氣，卻還是帶著緊繃的情緒。劉梓潔這世代在文壇登場時，看待社會與家國的議題已經非常從容。她所表現出來的自主與自信，無須投入無謂的論戰，也無須經過內心掙扎；凡出現在思考或意念，都可融入小說故事裡。

　　劉梓潔這位都會女性，似乎有某種程度的戀父情結，父親的意象若有似無，往往在她的愛情與記憶中浮現。不管是糾纏或纏綿，父親影像揮之不去。那好像是生命中的秘密，也是她心靈底層的穩定力量。在乍起乍滅的濫情與戀情裡，父親代表著一種救贖的意義。對父親的眷戀，即使在《父後七日》的散文與電影，就已經發揮得淋漓盡致。父親意象，無論是真實或虛構，都暗示著感情上的某種匱乏與嚮往。父親的在與不在，亦即愛情的完成與未完成，不免也牽動著讀者的情緒。

　　她的文字很乾淨，從不拖泥帶水，從不耽溺於繁瑣敘述，只要三言兩語就把讀者帶進特定情境裡。對於男女關係的描寫，她抱持疏離與淡漠的態度，縱然觸及性愛場面，她仍然扮演旁觀者的角色。小說集裡的〈搞不定〉，是她說故事的一個範式，乾脆俐落，節奏迅速。一個叫老K的男人，擅長調情。他勾搭女人已經有一段歷史，似乎閱人無數，但在內心深處卻有他苦不堪言的挫敗。換過一個女人又一個女人，彷彿充滿優越感，卻乏善可陳。劉梓潔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俯視著男人是何等偽善、懦弱、不負責任。這篇小說等於宣告男人主宰社會的時代已經過去，或者精確地說，這樣的小說誕生時，這個世界不再只是由男人來解釋。小說中的男人是主角，但他的言行舉止卻是由女人來操控。作者並不訴諸強烈指控，反而藉由輕快冷靜的文字技巧，徐徐彰顯女性批判的力道。

　　主題小說〈親愛的小孩〉，完全翻轉男女的位置。有這樣一位都會女性，接近男人是為了生小孩。她主動尋找伴侶，也自主決定是否要傳宗接代，這當然是非常嘲弄，也是非常顛覆的一個議題。當女人主宰感情時，男人只能處在被動或配合的地位，截然不同於過去的那種蠻橫或傲慢。試看她寫的這段文字：

　　抽煙喝紅酒交男朋友浪跡天涯像一盒隨時都可能被撞翻的爆米花，滿地狼藉與悲涼隨時一觸即發。我自知不是那塊料，無法過了四十歲無夫無子依然美麗自信叱吒職場。如果沒有小孩，我只會蹲在地上一直撿一直撿爆米花而已。

　　劉梓潔的文字能力在此徹底表現出來，連續二十八個字，毫不中斷寫出想要生小孩的單身女子心境。她一口氣講完，為的是要表達內心的焦慮與飢渴。婚或不婚，是一種抉擇；生或不生，又是另一種抉擇。而這種選擇權，全然掌握在這位都會女子的手上。這已經不是寫小說而已，她要傳達女性的新觀念，新價值與新身體。有些小說可能在乎技巧與藝術，但這篇小說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可以視為一種時代宣言。

　　劉梓潔，屬於二十一世紀台灣女性的聲音。她說故事時，抽掉了太多不必要的交代，而且也略過許多過場的敘述。她說話的語氣代表高度自信，被動、被解釋、被填補意義的女性身份，在她筆下已經一去不復返。她的故事都是一個場景一個場景銜接起來，也是一個鏡頭一個鏡頭不斷移動。女人的故事，或者男女的故事，就從這裡從頭說起。

　　　　　　　　　　　　　　　　　　　　　　　　　　　　　　　　2013.07.01政大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