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時代的經典：為弱勢發聲！對抗貧富不公最深刻且永恆的控訴。 ◎底層民生凋敝、物價飛騰、薪資凍漲，家園被拆毀、國土遭賤賣，資本家安居廣廈而坐享漁利，官員尸位素餐甚至淪為幫兇。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究竟為何？升斗小民要如何掙脫枷鎖？請看馬克思與恩格斯足以改變世界的分析。 ◆結合當下的分析：《崩世代》作者之一、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長篇導讀。 ◎從中國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台灣關廠工人臥軌、香港碼頭工潮、到新加坡巴士司機罷工，深入淺出的討論當代華人社會的貧富與階級分化現象，並提出《共產黨宣言》九大經典命題。 ◆特別收錄：左派史學大師霍布斯邦為《共產黨宣言》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版所撰序論。 ◎霍布斯邦：「《共產黨宣言》在1848發表當初，可能對多數人來說只是一份可信度不高的政治文宣，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初讀起來，則更能切中資本主義的要害。」 「他們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奴隸，是國家的奴隸，他們被機器奴役、被監工奴役，還被每一個資產階級工廠主人所奴役……」 「在你們的社會之中，對十分之九的人而言私有財產早已消滅了……」 「這些工人的人生除了辛勞工作以增加資本之外別無意義，而且只有在統治階級有利可圖的時候，才會讓他們活下去。」 ──《共產黨宣言》 「你沒日沒夜的爆肝加班，卻總發現在繳完房租、學貸、保險之後，薪水已所剩無幾。但因為某種對於公平、正義、民主的想像，讓你仍相信有出頭翻身的機會，於是你繼續犧牲一切自由與生活中的美好，把自己當一件商品一樣在市場上兜售。終於，有朝一日你發現，對老闆而言，你除了是他手中累積資本的工具之外，什麼也不是。你越是努力工作，荷包滿滿的主管反越是看輕你，越是苛扣你的工資。政府呢？民主政府裡的官員不是應該為人民做點什麼嗎？是的，政府「拚經濟！」的口號喊得價響。然而，不解的是，儘管GDP逐年攀升，薪資卻是凍漲。另一方面，捲款潛逃、惡意倒閉的資本家，卻在你永遠弄不懂的法規條文的保護下逍遙法外……」 這是一幅處在2014年的台灣人都不陌生的畫面。然而，這樣悲慘的處境，卻不惟今日的台灣人所獨有。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後來震撼整個世界的《共產黨宣言》中，以他們犀利的分析、沉痛的吶喊，以及最重要的，對窮苦大眾悲天憫人的同情，指出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乃是歷史的必然，而執政者只是其附庸。訴諸慈悲，推動和平、漸進的改革也是無用的，因為階級對立是根本的。所幸，資本主義並無法控制它自己從幽冥之地召喚出來的魔鬼，資本家的覆滅與全體人類的解放，也指日可待…… 在全球化擴張、歐美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中國資本與勞工強勢叩關的今天，閱讀《共產黨宣言》要比1848年更是時候。透過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精闢且深入的分析，我們能認清眼前的經濟與政治困境並非只是單純的個人因素，也不只是資本主義一時失靈造成的波動，而是一種普遍性與有結構性困境，必須要更深刻的理解，以及理解之後的積極、無畏的抗爭行動，才能破除資本主義所加諸於我們身上的幻象。

一、《時代感》總序──李明璁
二、導讀：從《共產黨宣言》看21世紀的華人社會──林宗弘
三、正文：
第一章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第二章 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
第三章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論述
第四章 共產黨人與各種現存反對黨的相關位置
四、附錄：論《共產黨宣言》──霍布斯邦

從《共產黨宣言》看21世紀的華人社會

◎文／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感謝麥田出版社決定重新修訂出版繁體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一本無須導讀的經典之作，學識淵博者也不敢輕易譯解。本人接受出版社邀請寫個效顰的導論，目的不在於學術文獻回顧，或是針砭作者在其時代限制之下的見解 （關於宣言的歷史，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一九九八年英文版做了很好的回顧）。本書再次出版的目的，是希望一般讀者都能接觸本書，並且從閱讀中獲得啟發。筆者相信，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仍能洞悉當代華人社會的處境。 不少讀者曾經注意到，《共產黨宣言》裡曾經有一段影射中國的句子：「（資產階級）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一八四八年時，大清帝國正面臨大英帝國發起鴉片戰爭、割讓香港的屈辱，帝國的重砲替廉價商品（當時主要是毒品）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寫下了這段應景的句子，回頭看來不免有些諷刺。 二○○八年，正值《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六十周年之際，共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全球廉價商品最重要的出口國，用光輝璀璨的北京奧運展示大國實力，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海嘯，卻成為崛起的亞洲上空徘迴不去的幽靈。 遠離《共產黨宣言》：東亞奇蹟或神話？ 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從香港、新加坡、台灣到中國大陸，華人世界以工人與農民的犧牲為代價，迅速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其後遺症逐漸顯現，只不過面對二十一世紀更為全球化的資本，以及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實行政商勾結的威權政體，無產階級的處境似乎更為悲觀。 二○一○年上半年，中國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震驚國際。早在二○○九年底，工人孫丹勇自殺事件就為悲劇拉開了序幕。孫丹勇負責郵寄iphone 4的樣機給富士康的客戶──全球資本主義新貴蘋果公司，寄送產品時的樣機一共十六支，但蘋果只收到十五支，蘋果懷疑富士康洩密，於是對管理層施壓。富士康環安課對孫丹勇進行了盤問。網路盛傳，富士康環安課人員採用不當手段，如搜索住房、關禁閉等，逼員工認錯賠償，孫丹勇留下的遺書顯示自己百口莫辯、被逼到絕境，最後跳樓自殺（曾航，2012）。二○一○年上半年的工人自殺潮，遇上了更具威脅性的本田罷工事件，隨後在中共媒體管制之下，暫時不再受到關注。然而，直到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富士康仍傳出一天有兩名工人連環跳樓的慘案。 二○一三年二月五日，另一群台灣關廠工人也以臥軌自殺的行動，來抗議國家與資方的不義，引發公眾議論。可悲的是，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臥軌。一九九六年聯福製衣廠老闆李明雄，積欠員工一億四千萬台幣資遣費與挪用的勞健保費，捲款潛逃到泰國設立新廠。聯福工人求助無門，在已故的工運領袖曾茂興號召下到桃園火車站臥軌抗議。一九九七年，勞委會在選舉壓力下，以貸款方式賠償資方積欠的金額給工人，口頭承諾不會追討。二○○一年，李明雄以經濟犯罪名義被引渡回台，但地方法院判僅二十萬元交保，勞委會也沒能追討到欠款（何明修，2008）。二○○八年法院以四億元拍賣聯福資產，多數歸銀行所有，未抵公債。二○一二年起，這群工人遭勞委會律師起訴追討當初的貸款，只好再次以臥軌自殺的方式抗議。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第一富商李嘉誠所屬和記黃埔集團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爆發工潮，外包工人不滿工作場所安全與工作條件差，而且自一九九七年來，工人平均薪資竟然減少百分之十三，憤而發起香港戰後歷時最長的一次罷工。外包商永豐質疑香港自主工會香港職工盟對李嘉誠作人身攻擊，形容這次工潮是「文革式批鬥」，並指工會高舉「階級鬥爭」旗號。經歷了四十天罷工之後，外包商決定以加薪百分之九點八和解，這大概是最近兩岸三地重大勞資爭議中，工人階級唯一的一次慘勝。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巴士司機在新加坡罷工就下場悽涼。在新加坡政府絕不容忍的態度下，五名司機被移送司法審判，二十九人被遣送回國，其他參與罷工的一百五十多人收到警方的書面警告。 從上述的事件不難發現，資本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貧富分化與階級衝突，似乎在華人社會復活，遭到壓制與忽視的工人悲情抗爭、甚至憤而自殺，和諧社會或中國夢之類的官方宣傳，看起來就像沒穿新衣的國王。 一九八○年代，東亞被視為脫離邊陲的經濟典範，許多研究認為所謂的發展國家、儒教文化、中小企業關係網絡與受教育的中產階級等因素，是台灣等地經濟起飛的關鍵，四小龍也成功擺脫了社會革命的威脅。然而，當冷戰結束，中國大陸、印度與巴西紛紛藉由低工資與出口擴張崛起時，重新回顧那些解釋東亞奇蹟的論點，恍如隔世，看來馬克思的理論還比較有道理。 《共產黨宣言》裡的經典命題 《共產黨宣言》被視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政治經濟理論的重要突破。當然，這不是他們最成熟完整的著作，當年馬克思才二十九歲，恩格斯稍微大一點，以歐洲當時的平均年齡來說正當盛年（畢竟十九世紀末台灣人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七歲，亞洲也高不了太多），但是以現在的標準來說，也就是兩個活躍於社會運動的青年學者。 此外，《宣言》是一份政治文告，是用來數落資產階級罪狀、並且鼓吹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的社運宣傳品，而不是有嚴謹數據推論的科學文獻（說起數據，一九三○年代才有國民所得統計），其中隱藏不少作者的偏見（例如對法國或德國社會主義敵對派系尖酸刻薄的評論，以及影射滿清帝國的民眾是最具仇外心理的野蠻人） ，我們既不用把它當成武林秘笈來練，也不須苛責其中許多不完整的觀點，應該同情地理解其歷史脈絡。 然而，同情地理解《宣言》的內容，尤其是第一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裡的分析，一點也不會減損其中重要觀點的價值，馬克思與恩格斯簡約的分析展現了過人的才華。以下是筆者以現代說法，整理《宣言》裡的經典命題： 第一， 經濟全球化命題：為了汲取經濟剩餘，資本主義有技術突破與空間擴張的特質，隨著自由貿易發展將全世界捲入市場體系，塑造全球貧富差距的面貌。 第二， 資本剝削命題：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來自資方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像是壓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與加快工作速度等。 第三， 資產階級國家命題：資產階級為了保護私有產權、挑戰封建王權，動員民眾參加民主革命，建立有限的代議制度，使國家變成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 第四， 資本壟斷與階級形成命題：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大工廠取代小工廠，但也造成人口朝工廠集中與勞工組織的成長，導致勞資階級鬥爭。 第五， 城鄉差距惡化命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城鄉差距的擴大，造成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也使得農民流入城市成為無產階級。 第六， 階級兩極化命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國內的貧富分化，一方面資本積累集中化，大財團把小企業吃掉或是逐出市場，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包括小農、中小企業主與專業管理人員都落入勞動市場競爭，向下沉淪為無產階級。 第七， 國際依賴命題：勞資剝削關係也可能發生在掌握資本與技術的富有先進國家、與工農階級占多數、或僅有原物料的開發中國家之間，導致富國對窮國勞工、土地與原料的剝削、形成窮國對富國的技術依賴與不發達。 第八， 週期性經濟危機（景氣循環）命題：資本主義競爭下壓低工人（也是消費者）工資（也是消費能力）的做法，會導致周期性的商品生產過剩與社會消費能力不足，引發經濟危機與蕭條，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 第九， 無產階級革命命題：上述的階級兩極化與階級鬥爭會先在最工業化的國家發生，導致一國的勞工運動奪取政權，逐漸使全球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統治，建立公平正義的共產社會。 以上只是列舉一些《宣言》裡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討論，在這麼短的篇幅裡，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分析當然不完整（我的摘要也不完整，有興趣者可以參考Wright 2010），但是已經可以推論出上述的重要觀點，這些觀點將在他們餘生的著作裡逐漸開展，其中也有不少自我矛盾與修正之處，不僅成為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或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泉源（相關文獻回顧詳見林宗弘，2005），也成為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派的社會科學家時而讚賞、批判或嘲諷的對象。然而，正是這些對全球政經歷史發展，猶如素描草稿般簡要的描述，至今仍然令人驚艷。 崩世代：全球化與階級分化 當然，上述馬克思與恩格斯提出的許多觀點──特別是有關權力、國家、革命與國際關係方面的理論，已經飽受上百年的批評。然而，以啟發思想與現實對話為目標，《宣言》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解讀，是否能解釋當代台灣或華人社會的變遷？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重讀《宣言》的樂趣也在於此。 筆者與台灣勞工陣線幾位作者合作的《崩世代》一書，認為台灣即將面對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而這些危機與經濟全球化以及台灣的階級貧富分化有關。首先，經濟全球化究竟導致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或縮小？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曾有學者認為台灣靠著外銷擺脫貧窮，因此貿易全球化未必會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然而，最近二十年來的數據顯示，台灣最主要的全球化指標之一──兩岸經貿擴張，已經導致台灣貧窮人口的增加（林宗弘，2013）。 圖一：全球化的衝擊：對中國大陸貿易依賴度與台灣的貧窮率：一九九二─二○○九 圖一顯示一九九二至二○○九年間，台灣對中國貿易依賴度與台灣貧窮率的高度相關性（零點八八）；此外，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比例與台灣貧窮率及失業率也高度相關，上述數據顯示，兩岸經貿往來越密切，台灣的產業外移越嚴重，失業人口與貧窮人口就越多，展現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林宗弘，2013）。 其次，在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台灣是否經歷了中產階級向下流動與貧富兩極化的發展？如表一所示，台灣官方統計將就業人口粗分為五類：（1）雇主：從一九八一年到二○一一年間，雇主占就業者的比例先上升後下降，大約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顯示階級流動趨緩；（2）同一期間，台灣的自營作業者（包括農民）所占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十二點四；（3）無酬家屬勞動者：這個類別占就業者的比例，自一九八一年起，由百分之十點四持續下降到二○一一年的 百分之五點四；（4）台灣的私營受僱者占全體就業者的比例持續上升，由一九八一年不足百分之五十二到二○一一年超過了百分之六十八。最後，（5）政府受僱者占所有就業者比例輕微下滑，從百分之十二點四減少到百分之九點七。與此同時，台灣的貧富差距指標──例如前五分之一家庭所得與後五分之一家庭所得的比例，也從四點二倍提高到六點二倍。 根據官方數據分類，過去的二十年裡自僱者（包括農業人口）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從超過三成下降到百分之十八，私營企業受雇者從五成提升到逼近七成，這些趨勢似乎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的比例持續增加（筆者的分析與評論見林宗弘，2009；2013），貧富差距也持續惡化。 表一、台灣最近三十年來的階級與貧富分化，一九八一─二○一一 更嚴重的或許是財團資本集中化對社會流動的負面影響。隨著製造業產業鏈的整體外移，本土產業資本密集度提高，下游相關產業之創業機會減少，台灣過去馳名世界的中小企業在內需與外銷市場上都節節敗退，再也不是過去所認為的創業天堂。根據經濟部的統計，台灣新創公司占所有公司的比率，或者說是企業的出生率，從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十三下降到近年來平均約百分之六。同時期倒閉公司占所有公司的比例，也就是企業的死亡率，則從百分之三上升到二○○八年的百分之九，達到企業死亡率的歷史高峰（見圖一）（林宗弘，2013）。 圖二：台灣公司創業與歇業比率的長期趨勢：一九八六─二○一一 圖三：台灣民眾對貧富差距嚴重程度的主觀感受，一九九七─二○○九 此外，台灣一九九○年以來新創企業資本額維持在五百萬上下、倒閉企業資本額則是在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間，顯示新創與倒閉的都是中小規模企業，然而現存公司的平均資本額，卻從一九九○年代的四百萬新台幣，提高到二○一○年的三千三百萬新台幣以上，也就是說，存活下來的企業資本額越來越大，倒閉的多半是微型企業，形成創業者難以越過的投資門檻（見圖二）。過去被台灣人稱為「黑手變頭家」（謝國雄，1989），也就是工人自行創業變成資本家的階級流動現象已經消失，創業失敗的中小企業主，似乎正在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 上述冰冷客觀的數據未必能反映社會上的意見，台灣民眾對貧富差距的主觀認知又如何？圖三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詢問受訪者覺得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嚴不嚴重，通常答案分成四類─—非常嚴重、嚴重、不嚴重與非常不嚴重，讓受訪者單選。觀察一九九七年以來趨勢，我們可以發現二○○一年以前台灣民眾對改善貧富差距較為樂觀，從二○○三年起，回答貧富差距非常嚴重者飆高，在二○○五年與二○○九年更兩度超越七成，認為貧富差距不嚴重者則降到一成以下（林宗弘， 2013）。 根據台灣的相關數據，我們發現前述的經濟全球化、階級兩極化與經濟危機命題似乎仍然適用於台灣，民眾對貧富差距也感到越來越不滿。 新世代無產者，你/妳準備好了嗎？ 另一方面，在兩岸三地，大財團──一種對資產階級婉轉的稱呼，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似乎也越來越大。以台灣而言，資方透過所謂的六大工商團體，即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中小企業協會、工業協進會及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經常對政府喊話，要求實施對其有利的政策。此外，透過三三會之類的團體，台灣財團也建立了跨越海峽兩岸的政商關係網絡。資方要求的政策不外乎減稅、凍結基本工資、擴大引進低薪外勞等剝削性的措施。 相對於勞工的弱勢，財團主導了台灣的財經政策。台灣政府不分藍綠，不斷給大財團減稅，導致了財政赤字。一方面，政府的福利支出擴大，尤其是軍公教優厚退撫金難以縮減，另一方面，受薪階級的稅收負擔日益沉重，政府只能靠發行公債來彌補赤字，拖垮國家財政。在不敢對財團開刀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開源節流」。例如，近幾年政府不僅為科學園區徵收農地、還大量拆遷國有地上的貧困違建戶，以徵地、賣地來彌補國庫赤字，甚至提出削減勞工退休金的改革方案，引爆農民與工人抗爭。然而，公共消費緊縮不僅無助於年輕世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也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使階級對立的情緒越來越強烈。 在香港，一九九七年以前的港英殖民政府，本來就是由港督、匯豐銀行與怡和洋行等大財團的經營者組成，其中又以香港賽馬會會員為建立政商關係的重要資格，是故有人戲稱香港的統治者就是賽馬會（顧汝德，2011）。然而，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共不斷阻撓民主普選，使得特區政府施政受和記黃埔集團、新鴻基、新世界等華人地產商與匯豐銀行以及太古集團等英商牽制，被稱為「地產霸權」（潘慧嫻，2010），中下階級的權利更難伸張，貧富差距（例如基尼係數）持續惡化，已經成為亞洲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地區。這次碼頭工人罷工之後，其薪資還比不上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前，基層民眾也醞釀反中共與反財團的情緒。 不過與中國大陸政府相較之下，台灣與香港政府還算客氣的。在中國地方政府與財團政商勾結之下，資方可以用低工資剝削廉價的「農民工」（這是一種不承認其無產階級身分的說詞），造成工人自殺或暴動（潘毅等，2011）；國有金融資本與地產商合謀圈地炒房，可以用城管暴力大面積拆遷農村與舊社區，導致農民抗爭甚至自焚；在公民社會無法有效約束國家與資本的掠奪之下，已經使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內需消費不足與房地產泡沫化的經濟危機（林宗弘、吳曉剛，2010；林宗弘，2009b），民間仇官與仇富情緒高漲。如果馬克思與恩格斯搭乘時光機器前來二十一世紀，見到今日的中國模式，大概會毫不猶豫地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有效的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吧！ 儘管與許多學者（包括新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筆者本人並不完全同意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許多論點，透過閱讀《共產黨宣言》，我們對於華人社會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危機，仍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儘管共產世界已經在冷戰後瓦解，中國也成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工廠，在一九二九年之後最嚴重的全球大蕭條當中，本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然如暮鼓晨鐘，有警世之效。 最後，馬克思與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以行動來改變這個世界，面對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之下，貧富懸殊與勞資分化的慘烈現實，兩岸三地新世代的受雇者們，你/妳們是否打算回應這個招喚呢？

「時代感」書系總序

◎文／李明璁（麥田「時代感」書系主編、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面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出發原點。
　　
　　而所有的「出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向。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困局裡？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臺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歷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秘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出答案。
　　
　　這便是「出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系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回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向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裡不斷滾出的團絮，黏稠飄浮，佔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表面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累積的議題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這成了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繫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面迎向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鉅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向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裡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時代感』系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臺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來的重要線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讚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向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出發。

《共產黨宣言》
卡爾‧馬克思
斐特烈‧恩格斯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古老歐洲的所有勢力已結合成神聖的同盟，包括教宗與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密探，好驅除這個幽靈。
　　
　　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當權的敵手咒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以共產黨這個罪名去咒罵更進步的反對黨以及它反動的敵手呢？
　　
　　從這樣的事實可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共產主義已然被歐洲的所有強權正視為一種勢力了。
　　第二、現在顯然是時候了，共產黨應該公開面對整個世界，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意圖，並以黨的宣言來對抗這個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
　　
　　基於這個目的，分屬各個不同民族的共產黨人於是集會於倫敦，擬定以下的宣言，並以英文、法文、德文、義文、法蘭德斯文和丹麥文公諸於世。
　　
　　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至今為止，所有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人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傭工，總括的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自始至終處於相互對抗的地位，不間斷的進行或隱或顯的鬥爭，每一個鬥爭的結果，不是整體社會得到革命性的改造，就是參與鬥爭的各個階級玉石俱焚。
　　
　　在早期歷史的各個時代裡，我們幾乎到處都可看到社會錯綜複雜地劃分為各種不同的等級，各自有高低不同的社會地位。在古羅馬，我們看到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隸；在中世紀，則是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傭工、學徒和農奴。並且幾乎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自不同的高下等級。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係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中萌芽生長起來，但它並沒有消滅階級矛盾，只是建構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以及新的鬥爭形式來替代舊有的而已。
　　
　　我們這個時代，即資產階級的時代，卻有著一個顯著的特點：階級矛盾被簡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最早期城市的自由市民，再從這自由市民中發展出最原初的資產階級來。
　　
　　美洲和繞行好望角新航路的發現，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啟了全新的活動空間。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新殖民、與殖民地的貿易，交換工具與商品數量整體的增加，給予商業、航海業和工業前所未有的刺激，因而，原就瀕臨瓦解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遂迅速發展開來。
　　
　　在以前封建式的工業系統（feudal system of industry）當中，工業生產由封閉性的行會所壟斷，但如今此模式已經不能滿足新市場擴增的需求，遂由手工業系統（manufacturing system）取而代之，行會師傅被手工業中小業主淘汰，依各類不同行會的界線來分工的作法亦成為歷史遺跡，而由各個工作坊內部的分工所替代。
　　
　　然而在此同時，市場仍不斷擴張，需求持續增加，手工業系統也很快無法滿足，於是，蒸汽和機器引發了工業革命。巨型的「現代工業」再一次取代了手工業系統。隨新工業出現而誕生的百萬富豪，產業大軍的統帥，也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也取代了原來的手工業中小業主。
　　
　　先前美洲的發現已為一個世界性市場預先鋪好了道路，如今現代工業的出現完成了它。這個市場推動了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的大規模發展，此發展又回過頭來擴大了工業的規模。同時，伴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進展，資產階級也跟著水漲船高起來，資本不斷增加，也趁勢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所有階級完全清掃到歷史舞台的背後了。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現代資產階級本身即是一個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生產和交換方式一系列變革之下的產物。
　　
　　資產階級每前進到一個新階段，都會在政治上取得相應的果實。在封建貴族統治的時期，它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治體（medieval commune）中，它基本上是一個武裝自治團體：在義大利或德意志即為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在法蘭西則是君王國家中需納稅的所謂「第三階級」；然後，在手工業系統時期，它是半封建君主國家或專制君王國家中與貴族分庭抗禮的勢力，而且事實上通常還是所有大君王國家的重要基石；最終，等現代工業體制和世界市場建構起來之後，資產階級成功地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獨攬政治大權。現代國家的執政者其實不過是幫整個資產階級管理集體事務的委員會而已。
　　
　　資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扮演著最具革命性的角色。
　　
　　但凡資產階級取得統治權之處，就把所有封建的、家父長的、田園牧歌式的關係徹底終結，毫不留情的斬斷人們和他所謂的「自然尊長」之間的封建連結，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其他的聯繫。那些最高尚、最讓人神往的宗教熱情、騎士精神，以及市井百姓的人性溫暖，一概被浸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轉變為交換價值，以單一一種泯滅良知的自由——交易自由（free trade）——來取代無數不可廢除的特許性自由（charted freedom）。總歸一句話，都是剝削，只是以一種赤裸的、無恥的、直接的、冷酷的剝削，來替代以宗教和政治幻想加以遮掩的剝削而已。
　　
　　資產階級抹去了所有職業固有的莊嚴光環和令人景仰的特質，讓醫生、律師、牧師、詩人和學者一概變成金錢的僕人。
　　
　　資產階級扯掉了覆蓋於家庭之上的溫情面紗，原有的家庭關係瓦解了，剩下的只有金錢關係。
　　
　　資產階級的成功凸顯了中世紀時那種深為反動派推崇的粗野的意氣之勇，以及與其一體兩面的好逸惡勞，都已經過時了。資產階級首次展現出人有何等巨大的潛能。它所創造的成果遠遠比埃及金字塔、羅馬引水道系統，以及哥德式大教堂更不可思議；它所主導的探險遠征，亦令過往的民族大遷徙或十字軍東征黯然失色。
　　
　　資產階級如果不能讓生產工具持續創新進步，從而推動生產關係乃至於整體社會關係的持續變革，便無法生存下去。過去的情況正好完全相反，完整保存、恪守舊有生產方式是歷史上一切工業階級（industrial classes）賴以生存的第一要件。生產的不停變革、所有社會條件持續的異動、永遠的不確定與不安定，凡此皆為資產階級時代迥異於過往所有時代的特色。所有可靠的、穩固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連結的古老而珍貴的思想觀念，業已蕩然無存，所有新發生的關係還等不到約定俗成就已經過時。一切堅實的化為雲煙，一切神聖的全被褻瀆，最終，人只能以疏離、冷漠的目光來看待自己真實的生命處境，以及他與他人的關係。
　　
　　資產階級為了消化其不斷增長的產出，汲汲營營奔走於世界上每個角落以開拓新市場。它得在每一處扎根落戶，得在每一處經營創業，得在每一處打通關係。
　　
　　藉由對於全球市場的剝削，資產階級賦予每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一種世界主義的性格。讓反動派悲憤不已的是，它還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原有的民族工業不是已被摧毀就是逐步消亡。它們被新的工業逐走，而是否能建立新工業已成為所有文明國家性命交關的大事了；新工業所使用的不再是本地原料，而是從極其遙遠的地區所運來的原料；新工業的產品也不再只是供給當地的消費者，而是輸往全球每一個角落。老式的需求被新式的需求取代，前者由本國產品就可以滿足，而後者之滿足得靠來自遙遠國度和風土的產品。原來那種各地區與各民族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狀態也消逝了，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來往和互相依賴所取代。物質上的生產如此，智識方面的生產亦然。個別民族智識活動的創造物成為普世共享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狹隘性越來越不可能存在，而在無數的民族和地方性文學之中，興起了一種世界文學。
　　
　　憑著所有生產工具的一日千里，藉著交通運輸工具的驚人進步，資產階級把所有的民族，包括其中最野蠻未開化的，一併席捲入文明之中。廉價商品是它的重砲，轟垮了中國人的萬里長城，逼使有著最激烈、最頑固仇外心理的野蠻人乖乖投降，並讓所有設法救亡圖存的國家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進而在當地推行所謂的文明，也就是說，進一步讓他們全變成資產階級。一言以蔽之，資產階級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世界。
　　
　　資產階級逼使鄉村屈從於城市的統治。它創造了巨型的大城市，相較於農村，城市的居住人口大大的增加，也因而拯救很大一部分人脫離了鄉居生活的蒙昧狀態。而正如同鄉村依賴於城市一般，那些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亦依賴於文明國家，農業民族依賴於資產階級民族，東方依賴於西方。
　　
　　資產階級興起後，人口、生產工具和財產分散的狀態日漸終結。它能令人口密集起來，令生產工具聚合起來，也令財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必然的結果便是政治的中央集權。原先有著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以及不同稅制的各自獨立、或僅僅鬆散聯繫的各地區，融合成一個具備統一政府、統一法典、統一民族階級利益、統一國境，以及統一關稅的統一國家。
　　
　　躍居統治地位還不到百年的資產階級，業已創造出極其龐大的生產力，比之過去歷史上所有世代的總合還遠遠過之。自然力的征服、機器、化學在工業與農業上的應用、蒸汽輪船、鐵道、電報、新大陸的全面拓荒開墾、河川的鑿渠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底召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往有哪一個世代能想像得到，社會勞動力裡竟然潛伏著這樣旺盛的生產力呢？
　　
　　由此我們可看到：資產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生產工具及交換工具皆形成於封建社會之中。當這些生產及交換工具發展至一個特定的階段時，封建社會賴以生產與交換的條件，亦即封建社會的農業和手工業組織，簡言之，封建社會的財產權關係，便無法配合已經更先進的生產力了；它變成束縛生產力的桎梏。它必須被打破，也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以及適合自由競爭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同時也攫取了經濟和政治的統治地位。
　　
　　如今，類似的變動又在我們眼前發生。有著獨特生產、交換，與財產關係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一個曾經創造出如此巨大的生產及交換工具的社會，現在卻如同一個巫師，他在從幽冥之地召喚出魔鬼後，發現自己竟然控制不了它。因為在過往這幾十年來，工業與商業的歷史只是一頁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條件、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之生存基礎的財產權關係的歷史。要證明這點不難，只要指出週期性的商業危機一次比一次來得猛爆，每一次都對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形成嚴重的挑戰。在每一次週期性爆發的危機當中，被摧毀掉的不只是已經製成的商品，還有先前創造出來的生產力。在此危機之中，蔓延著一種過去任何時代都難以置信的瘟疫——生產過剩的瘟疫。整個社會猛然發現自己回到突如其來的野蠻狀態，彷彿一場大飢荒，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切斷了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工業與商業一夕之間全面停擺。怎麼會這樣呢？因為太過度的文明，太多的生活必需品，太多的工業，太多的商業。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再無法推動資產階級財產權條件的進一步發展；相反的，生產力已強大到超過原來的條件之適應範圍，至此，原來的條件反倒成為障礙，而一旦生產力突破這些障礙，便讓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於混亂，威脅到資產階級財產權的生存。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太過狹窄了，容納不了它自身創造出的財富。而資產階級要用什麼辦法來克服危機呢？一方面，它被迫摧毀自身大量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它得奪取新的市場並更徹底地壓榨舊市場。然而，這種作法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它等於是為更全面、更致命的危機鋪路而已，且逐步喪失了手中可以用來化解危機的工具。
　　
　　資產階級用來粉碎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反倒向著資產階級自己來了。
　　
　　而資產階級不僅僅鍛製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喚醒了揮舞著這些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即資本——越發達，無產階級——即現代的工人階級——越會以同等的速度向前進展。這個工人階級只有找到工作才能生存，但只有在其勞動可以增加資本的前提下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切割兜售出去的勞工，就如同市場上的所有貨物一般，也只是商品的一種，因此，其命運同樣受商業競爭的操弄與市場波動的擺佈。
　　
　　因為機器的大量運用和勞動的分工，無產階級的勞動失去了任何的個人特色，工匠的技藝與心血也失去了光環。他變成機器的附屬品，他所需要的技巧不過都是一些最簡易、最單調，也最容易學會的。因此，工人從事生產所需之費用幾乎僅限於他維持生命和延續後代所需之生活必需品。但是，商品的價格決定於勞動的價格，亦即生產的成本。於是，工作越是努力，其工資反而越低。尤有甚者，當機器的使用越頻繁、勞動的分工越細，勞動的負擔也會跟著等比例地增加。這或者因為工作時數的延長，或者因為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量的增加，或者因為機器運轉的速度加快等等。
　　
　　現代工業已經把原本由家父長般的師傅主持的小工作坊，轉變成工業資本家的大型工廠。擠在工廠裡的大量工人如士兵般編制起來。他們是工業大軍裡的小兵，在秩序井然的金字塔結構中接受各級將官與校衛的指揮。他們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奴隸，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他們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被機器奴役、被監工奴役，以及在這一切之上的，被每一個資產階級工廠主本人所奴役。這個獨裁體制越是公然宣稱它的所求和目的是獲利，便越發的卑鄙、越發的可憎、越發的令人痛惡。
　　
　　人工勞動所要求的技藝和體力越來越少，換句話說，現代工業越是發達，男性工人便越容易被女性工人給取代。對工人階級而言，性別和年齡的差異已不再有任何實質的社會意義可言。他們全是勞動工具，只是因著年齡和性別的不同，價格有高有低而已。
　　
　　當工廠主對工人的剝削暫告一段落，工人好不容易終於領到他的現金工資，但就在這一刻，他立刻遭到資產階級的其他成員的群起圍攻，其中包括地主、店家，和高利貸主。
　　
　　過去中等階級的下層——小貿易商、店家、收租者、手工業者和農民——全數都慢慢沉淪為無產階級，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小型資本負擔不起現代工業之所需，在和大資本家競爭過程中被淘汰出來；一部分則因為他們的專門技藝在新生產方式崛起後變得不值一錢。如此一來，無產階級因為接收了來自各個階級的新成員而日趨龐大。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便開始和資產階級鬥爭。最初，鬥爭來自個別的工人，其次是某個工廠的工人，再其次是某一個地區的某一類產業的工人群起反抗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本家。他們的攻擊不僅針對資產階級的生產條件，也同時指向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搗毀那些與他們勞動成果相互競爭的舶來品，搗毀機器，放火把工廠付之一炬，他們試圖以暴力來挽回已然消逝的中世紀工人地位。
　　
　　到此階段，工人仍未形成團結的群體，仍分散於全國各處，且因彼此競爭而四分五裂。若說在某一地他們結合成堅定的團體，這也還不是因為他們主動團結的結果，而是來自於資產階級的團結，是資產階級為著攫取一己的政治目標，而暫時又還有能力時，發動了整個無產階級投入行動之中，就這樣，才得以暫時性的聯合起來。因此，在這個階段，無產階級鬥爭的對象並不是自身的敵人，而是敵人的敵人，也就是專制君王的餘黨、地主、工業領域之外的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所以說，此階段的整個歷史大勢全操在資產階級手中，每一次勝利的收割者也都是資產階級。
　　
　　然而，隨著工業的持續進展，無產階級的人數不僅日漸增加，而且逐步集合成更大的群體，它強大起來，也開始感覺到自身的強大。隨著機器逐步消除掉一切勞動的差別，並且把各地的工資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無產階級內部原有的利益與生活差異也因而逐漸縮小。而資產階級彼此變本加厲的競爭，以及因而引發的商業危機，令工人的工資越發不穩定。機器的改良日新月異，更令他們生計越來越沒保障。個別工人和個別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也日漸熾熱化為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於是，工人開始串連組織（即工會〔trade unions〕）反抗資產階級，他們團結合作以求保衛自己的工資，而他們更建立成常設性的團體，以為將來反抗行動做預備。鬥爭開始演變為抗暴，在各地此起彼落。
　　
　　工人偶爾也會得勝，但這只是一時性的，他們在戰爭中所能取得的真正成果，不在於當下的勝利，而在於工人團體的日漸擴大。現代工業創造出來的便利通訊對工人團體的成長大有裨益，因其能促成分散在各地的工人的往來聯繫。有了如此的聯繫，便能將許多性質相類似的地方性鬥爭，匯集成為一種全國性的階級鬥爭。然而，每一種階級鬥爭其實都是政治鬥爭。在中世紀時，由於交通的不便利，市民們需要好幾個世紀才能達成這樣的團體，但感謝鐵路的出現，現代無產階級只需幾年工夫就成功了。
　　
　　由於工人內部的競爭，無產大眾一直遲遲不能糾合成階級，進而組織政黨。但它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抬起頭來，並且更茁壯、更堅定、更強大。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自身的歧異，迫使它立法承認工人的利益。比方說，英國的「十小時法案」（Ten Hours Bill）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舊社會內部階級之間的衝突，從各個不同面向促進了無產階級的進展。資產階級發現自己陷身於不斷的鬥爭之中，最先是與貴族鬥，接著是與那些利益與工業的進步相牴觸的資產階級鬥，此外，還得無時無刻不與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鬥。在這些戰鬥中，資產階級被迫得尋求無產階級的認同與協助，因此也就讓無產階級在政治殿堂當中占據了一席之地。結果，資產階級遂把自己的政治和普通教育傳授給無產階級，換句話說，資產階級授予了無產階級反抗它自己的武器。
　　
　　其次，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工業的猛進把原來的統治階層整個打成了無產階級，或至少也使他們的生存條件有不保之虞。他們亦提供了啟蒙和進步的知識給無產階級。
　　
　　最後，當階級鬥爭終於進行到決戰時刻，統治階級內部，甚至整個舊社會的內部，都會加速瓦解，勢如天崩地裂。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分離出來，投奔終將掌握未來的革命階級。於是，就像早期一部分貴族轉向資產階級陣營一般，如今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轉向無產階級陣營，特別是其中還包括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能高瞻遠矚，在理論層次上縱覽人類歷史演進的軌跡。
　　
　　今天，在所有和資產階級對立的階級之中，唯獨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革命階級，其他階級只會在現代工業的影響下衰弱失勢，並最終煙消雲散。無產階級才是現代工業最特殊也最根本的產物。
　　
　　較低下的中等階級，包括小工廠主、店家、手工業者和農民，為了挽救他們此一層級的中等階級的生存，也只得和資產階級鬥爭，所以說他們並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應該說他們是反動派，因為他們意圖扭回歷史的巨輪。如果說他們也有些革命的傾向，那只是鑑於他們即將也會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分子，如此一來，他們保衛的就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未來的利益，他們得拋棄自己原有的觀點，而代之以無產階級的觀點。
　　
　　至於所謂的「危險階級」是指那些無業遊民，他們腐敗而無所事事，棲居於舊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有時也可能被捲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之中。然而，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使得他們容易淪為被反動派陰謀所收買、利用的棋子。
　　
　　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舊社會的生活條件已經被消滅了。無產者是沒有私產的，他們和妻子兒女的關係迥異於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現代的工業勞動，加上現代資本的威力，早已將他身上任何的民族色彩都剷平抹盡，不管他是在英國還是法國、美國還是德國。法律、道德和宗教對他而言只是資產階級的片面之詞，只是用來遮掩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已。
　　
　　過去所有的階級取得統治權力之後，總是強制整個社會停滯於他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之中，好藉此鞏固他們業已取得的地位。無產階級唯有消滅掉自身先前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迄今的一切占有方式，他們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生產力的主人。無產階級沒有什麼得去獲取或保護的東西，他們的任務是摧毀迄今為止護衛和保障著私有財產的一切。
　　
　　至今為止，所有歷史上的運動皆是少數人的運動，或說是只為求少數人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運動卻是絕大多數人參與的、為著絕大多數人利益的自覺性、獨立性運動。處於現今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如果無法推翻壓在自己頭上的官方社會的重負，它絕不可能站起來，絕不可能抬頭挺胸。
　　
　　若從形式而不從內容上來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一開始總是國家性鬥爭。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該從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開始。
　　
　　在研究無產階級歷史的各大階段時，我們觀察到內戰的火苗總蠢蠢欲動於現存的社會之中，直到某一刻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並建立自己的統治。
　　
　　正如我們都已看到的，至今曾經有過的一切社會，都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然而，為了壓迫一個階級，就得保證受壓迫者至少能有維持基本生存的條件，哪怕是像個奴隸也好。農奴制度時代的農奴，曾經力爭上游而成為自治城鎮的成員；正如在封建專制王權束縛之下的小資產階級，也曾成功讓自己搖身變成資產階級。相反的，現代的工人卻無法隨著工業的進展而過得更好，反倒是每下愈況，一路沉淪到這個階級的最低生存條件之下。他窮得身無分文，而且貧困蔓延的速度遠遠快於人口和財富的增長。到此，事情變得很清楚了，資產階級再不夠格繼續當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無法把自己生存的條件當成至高無上的法律強加於社會整體之上了。它無法繼續統治，是因為它甚至不能讓自己的奴隸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是因為它讓自己的奴隸淪落到必須由它來餵養，而不是由奴隸來餵養它。在如此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社會無法生存，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存在再也無法與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為了生存並鞏固其統治權力，必須確保資本的形成與擴大。而資本的生存條件則在於薪資勞動制（wage labour）。薪資勞動制又完全立基於工人的彼此競爭。然而，由資產階級無意中促成的工業發展，幫助工人們克服了因為競爭而導致的分裂孤立狀態，讓他們因為交往聯絡而結合成革命團體。於是，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商品和占有商品的基礎，竟然因為現代工業的發達而變生肘腋。也就是說，資產階級不僅生產了大量商品，甚至還生產了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敗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指日可待。

作者：斐特烈．恩格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林宗弘 譯者：黃煜文 出版社：麥田 書系：時代感 出版日期：2014-03-28 ISBN：9789863440833 城邦書號：RC6001 規格：平裝 / 單色 / 144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