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個為同志爭取權利的人：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 1897年，因他不畏強權的奮戰，使德國廢除反同性戀法和對男同志的監禁； 彩虹力量因而覺醒，同志運動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直至今日！ 本書一一呈現馬格努斯的生平和時代，看見彩虹覺醒的最初力量。 ．他提出「性的中間性學說」，認為同性戀是第三性，介於男性於女性之間的中性。 ．1897年在柏林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利。 ．二十世紀初就提倡廢止當時德國刑法175條，同性戀除罪化，廢除了反同性戀法和對男性同性戀者的監禁。 ．他是第一次同性戀運動的創立者，成立第一個同志性質的社團。 ．他創辦了第一本性學研究期刊以及第一家性學研究所，其圖書館的藏書達兩萬多冊。 ．他是二十世紀性學研究的創始者，在女性主義以及解放 LGBT的先導貢獻上具有十足的啟發性！ ．世紀最富傳奇色彩的性學大師，性智庫名家金賽博士也承認深受其影響。 【性平等推薦】 ．莊慧秋〈《揚起彩虹旗》主編〉 ．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俊志〈同志作家．導演〉 ．陳克華〈同志醫生詩人〉 ．黃國堯〈同光同志長老教會駐堂牧師〉 ．歐陽文風牧師〈神學博士〉 ．瞿欣怡〈作家〉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王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楊平靖〈晶晶書庫發言人〉

英文版引言 德文版引言 第一章 赫希菲爾德的生平記事與同志運動起源 來自猶太家庭 大學教育──捨棄最愛，改念醫學 在馬德堡的首次執業：自然療法的實踐 赫希菲爾德的私人生活與交往 經濟生活靠行醫和大量出版的收入 猶太教、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太主義 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 深受文學的薰陶 所提倡的運動與科學研究組織 科學期刊與協會──同志權利運動最重要的德文資料來源 性改革世界聯盟──提倡同志除罪化與社會公平議題 性學研究所──替性學建構一個組織化架構 赫希菲爾德的晚年 世界巡迴演講 流亡與過世 第二章 赫希菲爾德的性學與優生學研究 「性的中間性」學說 性器官的「性的中間性」 其他身體特徵的「性的中間性」 性慾的「性的中間性」 其他心理特徵的「性的中間性」 提出「適應治療」療程的概念 優生教育 第三章 對同志運動的啟發與留下的資產 他的學生卡爾．吉斯和李兆通 流亡者：侯丹、夏皮柔、希勒、懷爾 德國境內的復興運動 結語：在北美洲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

　　時至今日，許多人對於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這個名字已經不再覺得陌生，至少對同志權利運動史感興趣的人是如此。或許他們都看過了羅莎．馮．普朗海姆（Rosa von Praunheim）所拍攝的《男極圈》（The Einstein of Sex）這部電影。為了要讓人們能夠重新認識這位長久以來被遺忘的人物，我寫了這本書。我鎖定在赫希菲爾德他的生平及他的工作重點，並作了約略的考證。傳記的德文版為二○○五年Hentrich & Hentrich 出版社出版的「猶太人的縮影」 （Judische Miniaturen）系列的一部分，書中的內容已翻譯，且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予以修訂。 　　赫希菲爾德為德籍猶太人後裔，他是一位德國社民黨（Social Democrat）黨員，將性學當作一門獨立專門學科來研究的創始者之一，也是一位積極為同志爭取權利的先驅，更是一位將科學這門學問與人性和公平作連結而奮戰不懈的科學家。 　　赫希菲爾德以「性的中間性」（sexual intermediacy，性別不確定性、性別中間狀態）學說，來界定男女同志在自然界以及社會中的地位。這是一種前所未聞的概念，同時也是他透過嚴密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在那樣一個認為男女性別的認定與其所有的「自然」屬性，有著巨大且不容改變的差異年代裡，這樣的概念模糊了男女之間的界線。它的完整意涵至今仍被重新拿來討論。 　　「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Through science to justice）是赫希菲爾德的座右銘。處處將其奉為圭臬的他彷如置身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氛圍裡，科學成為他追求社會公平的不二手段。終其一生，他的主張總是爭議不斷。也由於赫希菲爾德所引用的科學論述不夠客觀，且研究主題和社會責任只聚焦在社會的性異常者上，因而引發了諸多的爭議。 　　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人們總會連想到他力主廢除將男同志間的性行為定為刑事犯罪的「德國刑事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就這樣的主張而言，赫希菲爾德是走在他的時代前端的。德國刑事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直到他死後六十年才終告廢除。 就在德國人認定赫希菲爾德是猶太人而排斥他，且不再視他為德國人時，他被迫重新定義自己。他在一九三三年開始流亡後寫下：「德國人—猶太人— 或是世界公民？」最後赫希菲爾德認定自己不是「世界公民」就是「三者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赫希菲爾德這個人和他的著作幾乎完全被世人所遺忘。就德國和歐洲地區來說這要怪罪於納粹黨羽，因為到最後只有赫希菲爾德自身從中倖存存活，他在柏林的研究所和科學文獻幾乎毀之殆盡，留下來的僅是一些殘株斷垣。 　　至於歐州以外地區， 赫希菲爾德則是透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二年間的世界巡迴演講而引起關注的。儘管他在科學和國際同志權利運動的啟蒙上有其重要性， 但他的重要著作卻沒有一本是以英文書寫而成： 包括《愛的自然法則》（Naturgesetze der Liebe）和《男與女同志》（Die Homosexualitat des Mannes und des Weibes）、《異裝癖》（Die Transvestiten）和三冊一套的《性病理學》 （Sexualpathologie），以及總共五冊的《性學研究》（Geschlechtskunde）。所以英語地區沒有人知道赫希菲爾德這號人物。 事實上，直到赫希菲爾德在世界巡迴演講之時，他才開始以「性學界的愛因斯坦」（the Einstein of sex）稱號出現在美國報紙上，而他的一些較小型著作也在許多偏遠地區以英文重新出版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赫希菲爾德僅活到能看到他的旅行演講紀錄《男男女女：一個性學家的世界之行》（Die Weltreise eines Sexualforschers）在英國和美國出版。還有在一九三二年出版未經授權且經刪減的《性病理學》翻譯本。哈利．班傑明（Harr y Benjamin，美國內分泌學家、性學家）向他提出一份足致傷害的報告：就我所知，你的《性病理學》第一冊的英文譯本正由本地的不良書商以美金五元出售中。那真是一本恐怖且令人倒胃口的譯作，由一為署名傑洛米．基伯斯（Jerome Gibbs）的人負責翻譯，且由紐瓦克（Newark）的朱利安出版社（Julian Press）在一九三二年出版。 一九三六年，英國出現一本偽稱赫希菲爾德所寫，名為《性異常和性變態者》（Sexual Anomalies and Perversions） 的長篇大作，該書於一九四四年在美國再版發行，隨後又翻譯成德文回銷德國。但它實際上是由阿瑟．庫斯勒（Ar thur Koestler）編纂而成的。亞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嚴厲批評此篇著作：「雖然《性異常》以清楚且簡潔的方式，對人類各種性偏差行為作了相當完整的概論，且儘管它能確實地總結了一位著名先驅與自由主義者的一些著作，卻鮮少就它所描述的各種性異常行為就我們可以做到的實察來解釋它們的成因。」 　　赫希菲爾德的另一本著作《種族主義》（Racism）的確在倫敦面世，也僅以英文出版。它的基本讀者似乎不多，就是那群曾經拜讀過他為被第三帝國驅逐者所寫，發表於布拉格德文報一系列文章的人。直到現在人們才終於明白，赫希菲爾德早已賦予「種族主義」（racism）這個詞一個新的概念，雖然它的完整意涵要在許久之後才得以發展完備。 關於性學領域的討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是由心理分析論，就是由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的實證方法論所主導。直至一九六○年代末期，性研究的主題之間才有了一次整合，而如今人們改由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同志解放運動也出現了全新的面貌。透過這個轉變過程，赫希菲爾德的著作才又得以在躊躇中慢慢地被重新提出。 之所以躊躇，是因為新一代積極分子對他的生物學與基因學的理論基礎，以及有關性研究中的醫學根據產生了質疑，甚至不信任感。而此爭議至今未解。作家如賽門．列維（Simon LeVay）在二○一一年就聲稱：根據他實際的觀察結果， 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的腦部結構是不一樣的。 　　此外，還有狄恩．哈默（Dean Hamer）則主張：同性戀是一種基因的偶然， 而這個論點也經常出現在赫希菲爾德的研究當中。這些和其他一些類似用來證明「自然性」（naturalness）的論點仍（或再次）被部分解放運動所引用，以駁斥同性戀恐懼症者的指責。 　　儘管如此，在早期的同志解放運動中，赫希菲爾德的行動主義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也因此令人無法忽視。最近，赫希菲爾德完整的「性的中間性」理論在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發展過程中再次以一種全新的價值受到重視。 在赫希菲爾德的一生當中，他將科學與行動主義的結合概念，經常受到醫界和政界同僚的指責。「科學」應該是全然客觀的，這是精神病醫師亞伯．摩爾（Albert Moll）所抱持的態度。然而純屬政治領域的同志權利運動，需要的是為了人權而堅定的奮鬥，並非「乞求」醫學理論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極少數曾經共事過或共同參與運動者還記得赫希菲爾德這個人之外，他在德國可以說是完全地被遺忘了。在赫希菲爾德的時代裡， 德語是一種世界性的語言，那個時候即便非德籍的科學家也都至少必須具備閱讀德文的能力。然而在戰後只有一些語言專家閱讀他的著作。就是這些美國的專家朋友們，將這段被壓抑的德國首次同志運動史帶回給我們，並激發我們對於這位前輩的好奇。 　　自研究同性戀愛史的學者教授詹姆士．史特克利（James D. Steakley）辛苦研究彙編的書目《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文章》（The Writings of Magnus Hirschfeld） 於一九八五年在多倫多面世後，也啟動了人們對於截至今日仍未完備的赫希菲爾德出版品的搜尋。在史特克利標有「未經檢視」的項目當中，仍有許多還尚未出土。其他如赫希菲爾德在一九三○至三二年間的許多世界巡迴演講受訪紀錄，也可能還未經證實以供研究之用。 　　直到第二次同志權利運動展開，並開始對自身歷史感到興趣之際，才又有兩本赫希菲爾德的主要著作：《男與女同志》（The Homosexuality of Men and Women） 和《異裝癖》（Transvestites），被麥可．隆巴蒂奈許（Michael Lombardi-Nash）翻譯成英文，並由弗恩．布洛（Vern Bullough）贊助出版。後者尤其清楚地說明了赫希菲爾德的著作不僅針對同志，同時還涵蓋了更廣泛的「多階性的中間性」（sexual intermediate stages）範圍。此範圍現在多以英文縮寫「LGBTQ」來描述。 　　在此我必須提到一本不是赫希菲爾德所寫，卻是由他所贊助發行並寫結下語的書藉。此書即《一個男人的少女歲月回憶錄》（Aus eines Mannes Madchenjahre）， 是使用假名「吳明示」（N.O. Body）所寫的。它是時任「聖約之子會」柏林招待所主管的卡爾．馬莎．貝爾（Karl M. Baer）所寫，而貝爾直到一九三八年移民巴勒斯坦之前一直都是該單位的主管。這本書以第一人稱敘述了首位動變性手術的個人故事。黛博拉．西蒙（Deborah Simon）翻譯的英文版本於二○○九年由賓州大學出版社（Pennsylvania Press）發行。 　　隨著赫希菲爾德重新被發現的浪潮，他的英文版傳記也陸續出版。首先是夏洛特．沃爾夫（Charlotte Wolff）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但早已絕版的版本。她和赫希菲爾德同為德國難民，雖然年輕時在柏林行醫與赫希菲爾德同期，卻一直到了晚年才對他的著作產生興趣。最近，艾琳娜．曼奇尼（Elena Mancini）在著作《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和性自由的追求：第一次國際性自由運動史》（Magnus Hirschfeld and the Quest for Sexual Freedom : A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xual Freedom Movement）裡也試圖替赫希菲爾德對同志解放運動的貢獻討公道。 　　如今馬格努斯． 赫希菲爾德， 性研究者， 這個名字在德國再次為人所熟知，對於這種改變，原作者對於透過與「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協會」的合作而能有所貢獻感到驕傲。

　　赫希菲爾德並不滿足於做一個僅就疼痛提供醫療協助的醫生。在他之前，他的父親除了行醫之外將家鄉開發為附設水療館的海邊度假休憩區，並為《波美拉尼亞科爾貝格報》撰寫星期專欄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小赫希菲爾德遵循著父親的腳步從自然療法服務做起。然而此時他的畢生志業已悄然浮現。 　　關鍵契機是發生在馬德堡，根據赫希菲爾德後來的描述，就在那裡他和同性戀結下了醫學與科學上的不解之緣。有一位年輕的軍官病患，如父母所擔心害怕的，在結婚前夕舉槍自盡了。他在寫給醫生的遺書當中，透露了自己之所以結束生命的原因，並且質問赫希菲爾德（那時他還未滿三十歲）該如何教育周遭那些對同志的命運和未來不懷好意的人們。至少赫希菲爾德在他的第一本主題小冊子《莎芙與蘇格拉底，或女女和男男之間的愛對那些性向正常者來說是什麼》（Sappho und Sockates, oder wie erklart sich die Liebe der Frauen und Manner zu Personen des eigenen Geschlechts）裡是這麼說的。他聽從發行人的建議，以假名拉米恩（Th. Ramien）出版了這本冊子，不過這個名字之後再也沒有使用過。 　　六個月後，於一八九七年，赫希菲爾德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內，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友人，也就是他的萊比錫發行人馬克斯．施波爾（Max Spohr）、漢諾瓦鐵路局員工愛德華．奧博格（Eduard Oberg）、作家法蘭茲． 約瑟夫． 馮． 畢洛（Franz Josef von Bulow）等人一起創設了「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直到一九二九年為止他都是該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算是第一個為倡導同志權利而創設成功的組織。先期的一些組織，如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在一八六○年代的嘗試，不是以失敗告終就是功能不彰。 　　委員會的主要活動為請願廢止一八七一年所訂定生效的德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它明訂男同性戀是一種犯罪行為。自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二○年代，請願一再被提至國會卻一再失敗，這份請願書不啻為德國同志權利運動的創始文件。不斷加長的連署名單活像是一份德國社會的名人錄。赫希菲爾德和他的盟友早期鎖定醫生、律師、藝術家、老師和教授，並且獲得相當多的同意簽署，但這其間也遇到過強烈反對的人士。 　　當成員人數高達七百人時，委員會除了請願活動外，還應大家的要求開辦了一項性教育計畫。它主要的內容除了辦理演講之外，還出版了一本因大量印製而成本低廉，名為《第三性該知道些什麼呢？》（Was soll das Volk vom Dritten Geschlecht wissen?）的小冊子。有些同志會要求將它送給親友，當作告白的工具。它在各種活動場合中發放，或進一步地被故意遺留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上。因此在二十世紀更替時，同性戀儼然已是第四個禁忌話題，排在花柳病、賣淫和避孕／節育之後，並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委員會在招募成員時，以相當傳統的方式直接向各個職業工會和受教育的大眾招手，他們在包括醫學出版品在內的專業期刊或書刊上刊登論文。這十分符合赫希菲爾德的最高準則—「科學是通往公平之路」。 　　一開始他只是想知道在各種不同團體，如鋼鐵工人、科技大學學生中的同性戀比率。問卷一寄出旋即惹來極端保守的學生代表和一些教會團體的惡意中傷。他甚至試著證明同性戀只是一種人類性戀的自然變形，因此確立它和異性戀一樣，皆是人類的性戀。他引用了當時最先進且可資證明的醫學知識和論點來支持這個結論。他先是引用基因研究的研究結果，看似合理地來證明同性戀者的必然性和不變性。後來則將荷爾蒙研究（內分泌學）的發現擺前頭。因為某些具有特殊功能的荷爾蒙作祟，造成人類中出現同性戀或異性戀者，甚或兼具兩者之人。這些論據的戰略目標全都為了證明「自然性」，而赫希菲爾德更透過這「自然性」 的邏輯推論得出刑法的制裁是荒謬的。 　　一位明智的委員會成員班聶迪克特．弗里德廉德（Benedict Friedlaender）道出了團體中存在的戰略差異：「我們相信︙︙我們不需要一個絕對有效的理論︙︙就我們最根本的議題，也就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而論，我們只需純粹地以法律和道德的論據力爭即可。」他認為赫希菲爾德的「性的中間性」學說讓同志成了「自然界的精神怪胎」、「可憐的半女人」，以及「受困在男性軀殼內的可悲女性靈魂」。他認為這是一種「乞求性的理論」，可能可以激起同情和容忍，但不會贏得尊敬或法律之前的平等。 　　當某樁醜聞涉及在義大利卡普里島自殺的工業家弗里德里希．阿爾弗雷德．克魯伯（Friedrich Alfred Krupp），亦或是帝國諮詢顧問菲利普．歐伊倫堡伯爵（Philipp Count Eulenburg）和他的友人引起大眾注意時，委員會試著透過這類事件獲取他們的利益。一些期待「出櫃」的成員力勸將高層的同志名單曝光。他們認為單這麼做就足以拿掉刑法上有關同性戀的條文。 　　赫希菲爾德一向反對這種「踩別人屍體」的路線，因此受到他人的指控，說他對同性戀成因的辯護不夠明確。他也的確在與奧倫堡醜聞有關的審判中犯了一個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在未曾親自替當事人作測試、檢驗的情況下，就以「無意識」 同性戀的辯詞幫柏林軍事指揮官庫諾．馮．毛奇（Kuno von Moltke）作證。赫希菲爾德被迫在二審時修改他的「專家意見」。 　　赫希菲爾德的信譽未能從那次的災難中完全恢復過來。這個在事件發生前備受尊敬且聲譽蒸蒸日上的委員會，從此失去大部分的成員和支持者。赫希菲爾德的不明智之舉和非醫學行為也造成了他與亞伯．摩爾公開失和。摩爾在事件發生前已是一個被公認的同性戀醫學專家，但礙於赫希菲爾德突出的公眾形象，一直感覺到自己被忽視了。雖然赫希菲爾德認為自己的所做所為全是為了爭取更大的利益，卻也不得不令人質疑他做為醫生和科學家該有的嚴謹性。 　　另一個衝突則源自於委員會與支持者之間的等級問題。男同志的公眾形象是以與他連結的一些形容術語來決定的，如「嬌貴的」、「有女人氣的」、甚而是「穿女裝的」等等。總之，許多同志，包括許多委員會成員在內，都無法接受以「內妳皇后」（nelly queen）或「安姨」（auntie）做為原型或正面角色楷模。這些同志們認為自己是「貨真價實的男人」，並且和「娘娘腔類型」保持距離。於是他們倡導不會觸及地位和性的朋友之愛，以及他們和古希臘人都能理解的師生之愛。 　　赫希菲爾德對此一笑置之，他在討論耶里希．米薩姆所出的小冊子中提到： 「不管如何，友誼，如耶里希．米薩姆所形容的，一旦晉升為情慾之愛就不再是友誼，而是愛了，只因為它晉升為情慾之愛便如此。」 　　就是這個衝突，導致赫希菲爾德在隔年依據某同性戀理論將「異裝癖者」（Transvestit）—為他所創的專有名詞—從同性戀族群中區分出來（在此之前「同性戀」只是一個不分類別的統稱），並單獨為他們設立一個不同的類別。 　　赫希菲爾德在奧倫堡醜聞災難過後出了國門， 行經荷蘭、英國、土耳其等地，並且專心致力於實體科學研究和出版計畫。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被迫重新界定它的目的。出版記錄同志真實生活的《勒索和它的受害者》（Aus der Erpresserpraxis），以及透過社會事件促進團結成為委員會的重要課題。但戮力於刑法方面的改革仍是委員會最迫切的任務。就在將女同性戀納入刑法處罰範圍的修法提議於一九一一年被提出後，委員會便開始加強與德國婦運激進派的合作。赫希菲爾德先前曾和「保護母親與性改革聯盟」的領導者海倫．斯托克（Helene Stocker）有過接觸，如今他們的接觸再次強化，後來更深化為終生的友誼。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委員會無法隨心所欲地寄送愛心包裹給他們在前線的會員。赫希菲爾德當時在柏林附近的露勒本紅十字軍隊當醫生。他常以專家的身分接受諮詢，被問及同志是否適合擔任戰鬥任務，抑或要到什麼時候人們才會理解為何擔任間諜的男人在行刑時身著女裝等等問題。赫希菲爾德在戰爭初期以演講內容為藍本，發行了極具民族色彩的兩本小冊子：《為何其他國家會憎恨我們？》（Warum hassen uns die Volker?）和《戰爭心理學》 （Kriegspsychologisches）。可是當他真正面對了戰爭的可怕，並受到斯托克與希勒等人的影響後，旋即就加入主張和平的新祖國聯盟，成為該聯盟的成員之一。 　　在戰爭結束且共和國成立之後，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發現它有了新的競爭者。除了先前已經存在，以布朗德為首的菁英主義的「自主社團」之外，還有許多「友誼聯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德國各地。這些聯盟很快地便一起加入在威瑪共和末期就宣稱擁有五萬名成員的「人權聯盟」。其成員主要都是聯盟主席弗里德里希．拉茲茨懷特（Friedrich Radszuweit）發行的雜誌訂戶。就在「人權聯盟」吸收許多地方團體的同時，委員會仍固守在柏林，儘管其間曾有一些較小團體存在於萊比錫、慕尼黑、法蘭克福和漢堡等地。而赫希菲爾德在同志權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也不再同戰前一樣牢不可破。 　　委員會逐漸被整合到新成立的性學研究所內，成為它的性教育部門。在此同時它仍尋求與其他組織的結盟合作。隨著共和體制的出現，刑法改革似乎已經近在咫尺。但這個希望的火花和進展很快地便因聯合政權的瓦解而破滅。除了一些個人因素牽扯其中外，彼此間水火不容的領導權爭奪，再加上戰略和目標上的差異都是導致結盟失敗的原因。於是赫希菲爾德排除了競爭團體「自主社團」和「人權聯盟」，而與其他盟友另外創設了「適用性侵法律的改革組織聯合」，此舉令那些沒有被納入的組織深感遺憾。赫希菲爾德、希勒和林塞特另行嘗試了一種赫氏早在科學研究上就採用的擴大戰線策略：其中包括同志所要求的較大範圍的性規定改革—改革婚姻法和離婚法，改革現行管理墮胎、淫媒、賣淫和色情書刊的法條。他因而尋求與婦女運動、主張節育的民間團體、婚姻法改革者以及其他類似組織的密切合作。 　　一九二七年，該聯合組織在有關刑法改革方面提出了一個令人矚目的替代方案。不過它所涵蓋的法律原則直到西德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的刑法改革之前，從沒有履行過。 　　廢除第一百七十五條的目標在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差點達成。國會中的刑法委員會，包括主席那一票，都建議刪除這部分的條文。（年滿二十一歲之）成年男性間的「單純」同性戀因此不再是起訴的對象。在此同時，所謂「適格的」犯罪也有了新的定義，這意味著同性戀行為不但有法可罰，甚至比之前的罰則更為嚴厲， 同性戀賣淫尤其如此。 　　這項改革從未明訂定成法律，因為國會又再次遭到解散。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在面臨國會準備審議刑法之際，也對該採取何種策略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多數的意見認為應該將那些「不受懷疑」的專家名單，透過中間人提交給委員會主席。對於這樣的決定，赫希菲爾德頗不以為然，於是他將這份寫在印有德文WhK（即英文SHC）信箋上的名單直接寄給委員會主席。他的專斷引來了一次「總清算」。此時，林塞特這位和社會民主黨完全劃清界限的德國共產黨（KPD）官員， 整理出一份洋洋灑灑的揭發內容，在其中列舉了赫希菲爾德過去和現在所犯下的所有不當行為。 　　時至今日，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已不可考。然而赫希菲爾德倒真的諮詢過他的律師瓦特．尼曼（Walter Niemann），想就這份揭發採取法律行動，他也因此辭去了主席職位，委員會同時搬出了性學研究所。委員會改投到新主席，亦即赫希菲爾德多年好友歐托．尤利烏斯伯格（Otto Juliusburger）的旗下，後來由海恩里希．司塔貝爾（Heinrich Stabel）接續領導，但它充其量只是前身的一道影子，影響力已遠遠不及。

作者：拉夫．杜斯(Ralf Dose) 譯者：陳品秀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出版日期：2014-12-19 ISBN：9789571361314 城邦書號：A2200707 規格：平裝 / 單色 / 16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