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邪魔，愛神的質地！當代台灣文學最獨特的風景——舞鶴及其創作！ 中國社科院年輕優秀的研究者——李娜 從彼岸到此岸——細讀舞鶴作品，走訪小說場景；精闢剖析，感性呈現！ 遠方，李娜幽幽唱一首歌…… 訴說她在彼岸遇過一個反人的人，一個去知識的知識分子； 一個放下一切自覺不自覺包袱，在文字上捨準確而取亂迷的作家——舞鶴 【特別推薦】 柳書琴（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許俊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梅家玲（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與中文系特聘教授） 黎湘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 「舞鶴，孤絕的作家，孤高的文學。李娜，狼奔鷹旋的追攝者。她捕捉狼自由而不主義的姿態，沖洗鷹懷抱鄉土而無視正確的血統。她見到其瞳裡騰飛斂臥無時不在的母土傷痕，以及因此左衝右突的個體自由之路。一個作家質疑自己人生、質疑當代社會意識、質疑歷史，如果他還質疑了作家的存在、時代的創作慣習、台灣文壇生態，那麼他是如何獨獨成就文學的呢？舞鶴頹廢的報廢的美學，沒完沒了的反叛，沒一次躲過李娜的鏡頭。也因此，讀者有了一起凝望的機會，孤獨的邪魔，能有愛神的質地？否定理性、否定體制、否定文化政治，在玩世不恭、頹廢已甚的小說背後，真有一個嚴肅而更勝於嚴肅的答覆？是的，李娜說，是的。是的，李娜。此岸，鳶飛戾天！」 ——柳書琴（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舞鶴的創作是公認的複雜與難以讀解，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和歷史現象，對大陸青年學者來說，其困難不言可喻。多年來李娜往返海峽兩岸，甚而走入原住民部落、走入白色恐怖民眾史，走入台灣社會歷史的內部……再重回舞鶴，才有了這部有深度的書稿。」 ——許俊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李娜透過舞鶴的書寫去眺望台灣的文學現象與思潮，也經由對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深入體察，細緻地論析舞鶴的書寫。《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是中國大陸新一代台灣文學研究者的重要成果之一，值得學界參考。」 ——梅家玲(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與中文系特聘教授) 「舞鶴如何書寫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舞鶴作品為什麼被認為是『爛中文、好文章』？李娜不僅用了她訓練有素的細讀功夫和靈心善感來做字面上的分析，而且用了近十年的田野調查功夫，對舞鶴小說文本和舞鶴所處的現代台灣，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本書的問世，昭告了一個新的研究世代的誕生。」 ——黎湘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 「光復後的儒家教化、反共教育，以及深入日常生活與文學藝術的『美援』文化，催生了一種保守的現代化意識形態，這是舞鶴成長的環境，也是他不斷叛逆、逃離的對象。移民傳統、鄉土社會中未被收編的率性、真氣乃至『邪魔』之力，則是他在現代荒原上左衝右突的依靠。但他追尋的『絕對自由』和『亂迷』美學，並不能打破這一『現代台灣』對人的深刻限定，難以開展更切實的社會進步的想像。小說中的舞鶴與泰雅姑娘溯溪而上，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美善的呼喚，停留於（最本土的）祖靈烏托邦。或可以說，以個人反抗為旨歸的『舞鶴台灣』，在文學美學上獨樹一幟；在社會歷史的思考上，提供了一個激進版的務虛文本。『最具諾貝爾獎之姿』的舞鶴，是台灣作家融匯『本土經驗』和『現代主義』所臻致的高度和難度的象徵。」 ——李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李娜《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序／黎湘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 引子 　　透過舞鶴眺望 第一章　〈微細的一線香〉：文學青年舞鶴的1970年代 第二章 〈逃兵二哥〉：戒嚴體制與自由意識的生成 第三章 〈調查：敘述〉：傷痕、悲情及其解構 第四章 「二二八」文學的文化政治 第五章 〈拾骨〉：重返鄉土 第六章 〈悲傷〉：進在守望 誰能抵抗 第七章 《舞鶴淡水》：浪蕩者手記 第八章 《餘生》：回歸祖靈烏托邦 餘論 舞鶴創作與現代臺灣 後記 附錄1 舞鶴創作年表 附錄2 莫那的疑問與感言 ／Mona Pawan(張進昌) 主要參考書目

◎文／黎湘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 　　二○○四年初春，我到上海開會，趁便為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物色合適的青年學者。當時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向我介紹了李娜，說李娜也是做台灣文學的，曾兩次東渡台灣，有過親履海島的經驗，且文章寫得出色。我早就知道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門下人才輩出，尤其特別的是，陳老師講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中，專設了台灣文學一門，多年來，已有不少學生出入其間，頗有佳聞。「名師出高徒」，何況有張新穎教授推薦，於是拜託他通知李娜，約了時間面談。那天我沒有隨同行的同事外出遊覽，在住處一邊讀王文興《背海的人》，一邊等李娜。李娜打了兩次電話，說有事要辦，沒有按時到。時間流逝，快到下午五點時，我心裡犯起了嘀咕，就在我想離開時，李娜姍姍來遲。我對這位不守時的年輕人，已有了一點偏見，但還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跟她隨意聊天。問起她到台灣短期訪學的情況，她似乎也有了談興。當時正是台灣島內政治衝突不斷，族群撕裂最嚴重的時候，尤其是在南部，緊繃的意識形態紛爭，無法抑制的怨憤，隨時都會引爆親朋好友之間的衝突。對於到台灣去訪學的大陸學生而言，如何面對這樣「充滿了敵意」的狀況？我聽說曾有大陸學生被一些「獨派」師生的「攻擊」言論所激怒，奮起爭辯，雙方各不相讓，以致從此翻臉，不相往來。但從李娜這裡，我卻聽到了另外一種聲音。她說她也遇到這樣情緒昂揚的場景，但她不是急於去抗辯，而是感到好奇，想進一步了解對方何以有這樣那樣不同於自己的想法？想好好傾聽對方的意見，探究所有的激憤、怨恨背後的歷史的、社會的諸種原因。李娜的這一態度，立刻改變了我對她「不守時」的看法。對，我需要的就是像她那樣的人：能夠虛心聆聽別人的異見，能夠謙卑反省自我的局限，既可擇善固執，又有內省能力，這才是最適合從事文學研究、特別是台灣文學研究的人。我很高興在最後一分鐘，找到了我想要的人選。當時，李娜留下了她剛寫好的博士論文，就是這部《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的初稿。 　　於是李娜到了北京，成為我們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創立之後的首位青年學者。然而這部初稿卻並沒有隨著李娜的進京而出版問世。相反，李娜把它束之高閣，不聞不問，她表示有些章節沒有想通，需要進一步修改。李娜在擱置書稿的那段時間裡，卻開始拎起了一個放不下的問號：她不斷去思考和質疑一般人都會擱置不問的難題：我們為何研究文學？我們為何研究台灣文學？ 　　那個時候的文學研究所也很寬鬆平和，它為李娜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自由的平台，而從未有人逼她改論著，出成果。在這期間，李娜嘗試著做了許多工作，她想突破已意識到的理論和方法上的瓶頸；她參加了文學所專家組織的新疆探險之行，這些看似不太相干的西北沙漠的田野調查，在「實踐」的維度上給了她許多僅從文字上得不到的經驗。有一度她甚至似乎迷上了這種「非學術」的社會實踐和田野調查生活，甚至似乎一度想放棄「學術」，到大西北去參加治理荒漠的綠色行動。這些實踐性的活動，在我看來，也許都是她試圖去解決「我們為何研究文學？我們為何研究台灣文學」等形而上「困惑」的嘗試。此後，她寫出了關於郭松棻、陳映真的文章；此後，她參與了推展白先勇先生策畫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活動—有趣的是，無論是對於左翼的社會改造思想的深入了解，還是對於「新文藝復興」在當代社會的可能性的思考和參與，恰好是借助了台灣作家的作品和藝術實踐來展開的，許多不太相關的社會實踐和文化實踐，似乎已為李娜準備了回答她的困惑的各種答案。在貌似「無關」的種種探險、調研和實踐之後，李娜有了一個機會重新回到台灣現場：參加原住民部落工作隊的田野調查工作。 　　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李娜有意無意從諸多機緣中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和啟示。她與工作隊一起到了最基層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生活。她接觸到了原住民地區災後重建的工作。她與原住民的部落藝術家一起製作了來自他們曠野原聲的音樂光碟。與此同時，她在台北的街巷裡，遭遇了曾參加過理想主義革命運動的老者，聆聽並記錄了他無悔的一生。 　　在默默做著這些工作時，時間也慢慢流逝著。而李娜也不再是那個從學校到學院、從學院到科學院的單純的女博士，她已是一位日益成熟起來的學者，一位有著切實社會經驗的社區建設者，她既是社會變遷的見證人，也是現代史的記錄者。李娜用自己充實的社會實踐，以其微薄的力量，匯入了滔滔奔流的社會之河。水到渠成似地，曾經被她一直擱置著的那部《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也終於迎來了作者最後的修改。她以「個案」透視整體，用「文本」（Text）拓展「語境」（context），文學理解與歷史分析結合，作家研究與現實關懷並重，視野寬廣而不流離失所，立意高邁而不凌空蹈虛，學風嚴謹，觀察細緻，能進復能出，不拘泥死板，亦不信馬由韁。與原稿相比，修訂稿已不再只是舞鶴小說文本的細讀—這種細讀曾經是展現李娜特有的藝術感受力和分析能力的專長—李娜釐清了舞鶴美學所蘊涵的社會意識及其獨特的文化觀與歷史觀。洞識舞鶴的特有的「頹廢」的、「努力做一個無用者」的美學，只是窺見舞鶴小說之祕密的一部分，而將舞鶴的小說美學與台灣當代社會文化的內在連接的祕密揭示出來，並給予合理的詮釋，乃是李娜「以小說證史」的書寫實踐的一大特色，經過多年的社會實踐和對於人的、社會的、台灣的深入認識，李娜才真正完成了屬於自己的博士論文。 　　「十年磨一劍」，李娜的博士論文的確是用了十年時間「磨」出來的。巧合的是，舞鶴在一九七八年發表了〈微細的一線香〉之後，竟躲過了「眾聲喧譁」的八○年代，一隱十年（一九八一—一九九一），待他再復出時，竟以「精神出線」的「社會邊緣人」的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作品，一鳴驚人。究竟舞鶴如何書寫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舞鶴作品為什麼被認為是「爛中文、好文章」？李娜不僅用了她訓練有素的細讀功夫和靈心善感來做字面上的分析，而且用了近十年的田野調查功夫，對舞鶴小說文本和舞鶴所處的現代台灣，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李娜從舞鶴的文本中所看到的台灣，與別人所看到和理解的台灣有所不同，她從舞鶴早期的小說〈微細的一線香〉，看到了七○年代文學青年對台灣家族歷史的獨特記憶和理解；從〈逃兵二哥〉，看到「戒嚴體制與自由意識的生成」；從〈調查：敘述〉挖掘了台灣的傷痕、悲情和走出這些歷史悲劇的方法；她討論了舞鶴對「二二八」問題的呈現方式，並從中看到了「文化政治」運作的奧祕；從〈拾骨〉看到了重返鄉土的書寫背後的追求；從〈悲傷〉討論了人們對當代體制化的社會進行「抵抗」的可能性和方式。 　　舞鶴退隱十年而寫出其獨具魅力的佳作；李娜為了修改她不滿意的章節，也用了十年的時間，她親自去台灣踏查調研，深入台灣社會，特別是台灣原住民的部落，她從舞鶴的文本走到台灣的民間。她的修改，不是文字、修辭、結構上的，而是內容上、精神上和實踐上的—李娜從借助舞鶴小說來看台灣轉向經由踏查台灣來看舞鶴，完成了非常重要的「華麗轉身」：既從舞鶴的另類小說讀出了台灣社會文化的內在矛盾，亦從台灣實相入手突破舞鶴「文本」的局限性。 　　十年前的李娜，是「透過舞鶴看台灣」；十年後的李娜，是用了自己的眼睛、手腳、身體和靈魂去觀看、觸摸、踏查和了解台灣之後，再來論述舞鶴。十年前的李娜以學生的眼光去批閱字面上的舞鶴和台灣；十年後的李娜終於把字面上的、小說裡的台灣轉化為一個真實生動複雜而豐厚的世界。十年前的李娜剛進入這個所謂的「學術界」時，曾懷著猶豫、疑惑的心情質問「我們為何研究文學？我們為何從事學術研究？」十年後，她用自己的實踐修改了舞鶴論，也來解答了困擾自己的問題。 　　因此，在我看來，《舞鶴創作與現代台灣》的問世，意味著一種態度：那是面對研究物件所具有的謙卑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李娜這部著作，也展現了一種方法：那是用田野調查或社會實踐的方法來校訂、修正既成理論的方法，這也是由「文本」細讀出發，又經由田調得來的經驗來詮釋「文本」並突破「文本」疆域的方法。李娜的這部著作，更昭告了一個新的研究世代的誕生。當年李娜似乎曾為如何突破現有研究的瓶頸而苦惱而探索新的方法，在追問如何才使得自身的研究工作有價值、有意義的時候，李娜以其認真熱誠的實踐和理論思考，逐步成長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腳踏實地的台灣文學研究者，這是否預示著未來世代研究的新方向？那也許是更有人間氣的、實踐性的、為庶民服務的文學研究，是擺脫意識形態的困擾使文本的細讀轉化為社會文化的理解、從而煥發出真正的生命力的台灣文學研究。 　　我是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寫下這些因緣，或可為李娜所作的十年探索，留下一點見證，也表達我對新書出版的喜悅和欣慰。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舞鶴（一九五一—），一個公認難以理解而又重要的台灣當代作家。這個一九九○年代讓文壇驚歎的「新」面孔，其實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以文學之名掀起一場思想、政治論爭的一九七○年代末，就曾以「陳鏡花」之名，發表過一個透露了寫作潛力和野心的短篇〈微細的一線香〉（一九七八），同時入選（藝術與思想）標準不同的兩本年度小說選。但在接下來被認為是台灣社會民主轉型、文學解禁、「眾聲喧譁」的一九八○年代，舞鶴不是弄潮兒，反倒從文壇消失，在台北邊緣的淡水小鎮，一隱十年（一九八一—一九九一）。十年孤獨歷練，「舞鶴」一飛驚人，他從個人生命經驗的「紀念碑」式書寫出發，穿越了戰後台灣的庶民生活變遷，又以一個「不事生產」、「精神出線」社會邊緣人（知識者）的自覺，讓現實與歷史、個人與社會之間種種荒唐悖謬與精神傷痛，悠悠浮出華麗島的世紀末。他的書寫方式與「眾」不同—鄉土，本土，現代，後現代似乎都難以覆蓋，「復出」之初，論者多以「原創」一詞模糊地表達讚美。「書寫當下」的他，是一個「浪蕩者」，一個「狂人」，世紀末的讀者對其幽幽會心又難以評述，世紀末的文壇卻不吝授予其殊榮—舞鶴先後獲得賴和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台北文學獎﹑國藝會創作獎助﹑東元科技文學獎等文學界重要獎項，成為台灣當代評論乃至文學史意義上的重要對象，以至於論者有言「論二十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舞鶴？是的，舞鶴！ 　　舞鶴本名陳國城，曾用筆名陳渝、陳瘦渝、陳鏡花、黑貓，一九九一年以後以「舞鶴」之名發表作品。台灣台南人，畢業於成功大學中文系，後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東華大學創作所。至今未正式從事過任何「職業」—在「作家」並非可謀生的職業的台灣，這不多見。 　　透過舞鶴，眺望台灣。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與呼應時代的某種文學現象或思潮相關，並體現了戰後台灣「嬰兒潮」作家融匯「本土經驗」和「現代主義」所達致的文學成就的一個高度。二以他的經歷與思考、書寫方式，都與戰後台灣的現代化經驗，有著刻入彼此內裡的關聯。 　　舞鶴特立獨行的人間姿態、晦澀又富有想像力的文字，被視為當代台灣文壇的「異數」。讀解這個異數，就從「舞鶴」這個名字說起。 　　地理上，「舞鶴」原是台灣東部花東縱谷的一處河階台地，阿美族人的世居之地，一九八一年以來被闢為觀光茶園，如今是以「天鶴茶」和旖旎風光聞名的旅遊區。舞鶴曾自道：所以用「舞鶴」作為一九九一年以來重出江湖的筆名，一是表白對本土之愛，一是為「舞鶴」本身的美麗意象所感動。其時剛剛走出淡水的舞鶴正向中央山脈行走，發願去尋找、書寫「台灣的山水人文之美」 。然而追溯起來，「舞鶴」作為地名並非台灣「土產」，卻是來自日據時期。在此之前，阿美族人稱此地為「掃叭頂」；日本人改名「舞鶴」，人們推測，可能是因為那時每年還從有從寒冷的西伯利亞飛來過冬的鶴，思及日本島上以夕陽紅聞名的「舞鶴灣」，這命名自是帶著殖民者的鄉愁。 　　而成為作家的「舞鶴」，是綽約的「風中之鶴」，也是「狂舞孤鶴」。前者透露文學青年的記憶（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中，那個每當心情鬱悶就去舞鶴灣看夕陽的少年，曾觸動了文學青年舞鶴的心靈 ）；後者正是舞鶴的書寫姿態。 　　「舞鶴」這一地理符號血緣複雜，而舞鶴這個作家也遠遠超過了一九九○年代以來對其「本土」或「本土現代主義」的劃界—作為戰後第二代台灣作家，他用三十年的文字書寫自我，也書寫了現代化過程中的台灣。 　　以時間為軸閱讀舞鶴，先可看到三十餘年來台灣當代文學的表層脈絡：寫於學生時代末期的〈牡丹秋〉、〈微細的一線香〉，散發著一九七○年代現代主義餘緒和鄉土文學作為一種新時代精神的氣息；寫於淡水隱居時期的〈逃兵二哥〉、〈調查：敘述〉，在解嚴前後大熱的反體制與「傷痕」書寫中，不以悲情控訴，也非炫耀「解構」的虛無，卻以逃兵的「神話」和革命的「神化」，追究「自由」之於個體的困境，敘述∕文學委身功利的宿命；走出淡水之後，先後發表的〈拾骨〉（一九九三）、〈悲傷〉（一九九四），有關台灣現代化進程中鄉土與城市、個人與環境的荒誕悲喜劇，投射著基於本土生存危機的焦慮與突圍想像；之後，舞鶴走入台灣的地理與文化皺褶—高山海邊的原住民部落，《思索阿邦．卡露斯》（一九九五）和《餘生》（二○○○）對原住民的當下生存和歷史記憶的探訪，既體現，也試圖超越逐漸流行於台灣文化論述的多元價值和弱勢關懷，以「回歸祖靈之地」構築一個逃離現代台灣的烏托邦。隨之，在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表現的「同志」、「酷兒」、「情色書寫」中，舞鶴又以《鬼兒與阿妖》（二○○○）、《舞鶴淡水》（二○○二），所謂「肉欲書」，嘲諷「異端」之為時尚。他自大學時代的現代主義習作中即見端倪的，其實一路貫穿的，以肉體情欲之解放為個人「自由」的最後堡壘的信仰在這兩部作品中得到極端展現。此後長篇《亂迷》（二○○七）有意以書寫規則的極致顛覆，來進一步實現他文學形式與自由信仰的統一互見：「流暢中文」的規範被徹底拋棄，囈語胡言，包裹的是他自早年寫「家族史」的「野心」以來，身而為人、為台灣人、為世紀末台灣人的不斷自我尋求與自我割棄，最終抖落時代與意識形態加諸個人的「執迷」。在此意義上，書寫是自由的獲得，也是求自由之路。舞鶴的創作，由此成為戰後台灣現代化激發的個人意識的一個完整、酣暢的鏡像。

作者：李娜 出版社：麥田 書系：麥田文學 出版日期：2015-02-02 ISBN：9789863441878 城邦書號：RL1282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