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佔領」命題，東亞地區的藝術家們，如何以身體行動來回應？ 藝術是花，時代是土壤。相同文化圈的創作者，有如同一座花園裡的耕耘者，也是彼此對照的鏡子。 2012年起，作者持續前往日本東京、沖繩、香港、韓國首爾、濟州島、中國武漢地區，採訪並考察東亞地區在激烈的全球化處境下，一波波新類型的藝術行動主義的在地發展。這些藝術行動中，某部分也對應著近年台灣社會的轉變。 每個成熟的社會都有自己的發展命運，每個社會的藝術家也難免被他所屬社會的命題所纏繞，等待他自己來拆解、回答――土地的傷痕、歷史記憶、邊緣化的社群、歷史政治的糾葛……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藝術行動如何形成力量？ 本書以近在隔鄰的東京、沖繩、香港、首爾、濟州島、武漢等地的藝術行動，包含日本的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韓國藝術家金江（Kim Kang）、金潤煥（Kim Youn-hoan）、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香港「活化廳」及台灣多位藝術家為例，提出第一手觀察與分享。 【本書特色】 2012年起，作者持續前往日本東京、沖繩、香港、韓國首爾、濟州島、中國武漢地區採訪並考察，觀察整理出在激烈的全球化處境下，同處東亞地區的藝術家們，以身體行動發展出的「佔領」案例，這些例子對東亞日益文創化、商品化的藝術發展趨勢，有著逆向思考的意義。 【名人推薦】 ◎蔡明亮 ◎陳界仁 ◎龔卓軍 「高俊宏絕對是台灣最重要的藝術家，沒想到我竟然在廢墟裡發現他。」 ——蔡明亮 「閱讀高俊宏，像歷經一場身體的大爆炸。他既像一部認命的在軸承上來回穿梭的古董打字機，也同時飛越在東亞不同的時空。他讓被踐踏過、變成死寂的生靈、場所，一起發出怒聲，而且不斷迴盪在當下；他以倒退引我們進入未竟之地。」 ——吳瑪悧 「當被壓迫者、弱勢者、失敗者們不再失語，自憐於鏡中之像的歷史哀怨面貌將無比燦爛。」 ——姚瑞中 「高俊宏紮實而深刻的田野，以身體、經驗、足跡踏查那些被掩蔽的東亞近代反抗歷史，並以此拓展可能的文化、歷史對話的頻譜。他的思索細膩，筆調綿密，關注於共振、彼此能牽動的細微歷史精神狀態，使潛流中的「諸眾」以具體的事件、言語、行動顯影。作為身體行動方式之一，高俊宏以文字潛力召喚出重省這危機時代的力量。」 ——鄭慧華 「高俊宏發明了一具安那其身體，以行走為方法，像一隻莫比斯環上爬行的螞蟻，在反覆穿梭東亞現代的長時過程中，一點一滴硬是將它們拼接了起來。 」 ——龔卓軍

推薦序 一具安那其身體，穿越惡所……／龔卓軍 剔骨／林欣怡 自序 群島藝術三面鏡：諸眾、小說、陀螺 前言 帝國的紋理：關於佔領之挫折與超克 日本 藍帳篷：市村美佐子與代代木公園 法外人：野宿者 新自由主義天空下：公共空間與野宿者運動／市村美佐子 禮物的叛變：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 韓國 有必要就違法：綠洲計畫與三九實驗室 島嶼的淚珠：江汀村反海軍基地運動 香港 街坊萬歲：油麻地上活化廳 鐵怒沿線馬屎埔：影行者與馬寶寶 在地是一面鏡子：香港本土運動隨想 武漢 東頭村三號：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 台灣 島邊的抹除：台灣失能空間創作之邏各斯 後記 破鏡之緣：東亞藝術社群 太陽與笨蛋

　　日本左翼評論家柄谷行人（KojinKaratani）指出，三島由紀夫（MishimaYukio）的切腹自殺，象徵著昭和時代的結束，也代表日本國族主義的幻象，隨著戰敗而成為永久的幽魂。然而，歷史似乎重現，今天管控日本的右翼政權，意圖再次召喚國族主義幽魂進入資本主義的軀體，昭和年代的戰爭難民也幻化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下的經濟難民。野宿者在九○年代匯聚於各大城市，某方面便浮現了歷史反覆的訊息。 　　日本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日本大城市從1990年開始大量出現野宿者，以東京、大阪及橫濱等地最多。他們多半是經濟難民，過去受日本戰後天皇、資本主義共構的「勞務者支配」模式所苦，今日則成為全球資本、跨國經貿體下的犧牲者。野宿者是一個受難階級，他們身後承載著時代的轉變及資源分配不均的故事，有時比動物還不如。以2009年大阪市發生的「無尾熊事件」（KoalaIncident）為例，當時市立動物園從澳洲進口六隻無尾熊，每年編列高達一百四十萬日幣的餵食費，這筆金額足以供給大阪地區野宿者長達十年的食物，因而引起相關人士強烈的抗議。 　　九○年代東京地區的野宿者，多半為日本東北部或其他偏遠鄉下來的移民，個中原因固然複雜，但是與該時期日本泡沫經濟、產業外移、終身雇用制消失、企業大量資遣員工的狀況脫離不了關係。泡沫經濟的起因，一般均認為與美國勢力的操控有關，使得1985年到1988年日幣快速升值，各式各樣的土地、房屋投機活動竄升，最終導致地價狂飆。誇張之程度，甚至到了東京二十三區的土地價格總和，竟然足以購買當時整個美國的國土。 　　1989年，由於房地產投機炒作過度，致使空間、貨幣等實質層面無法因應，投資熱潮迅速冷卻，企業出現大量壞帳，造成經濟長期不振，日本因此走入所謂的「平成大蕭條」。經濟泡沫化的另一個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八○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Nakasone）強行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一舉解散國鐵。時間點雖然晚了英、美十幾年，但仍深刻衝擊了社會的受薪階級。古賀勝次郎（KatsuhiroKoga）指出，日本新自由主義一直到九○年代的小泉純一郎（JunichiroKoizumi）政權達到了高峰。小泉執政後，由於原有的經濟政策收效甚微，再則，大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市場，開始積極海外佈局。小泉順勢逐步解散國營公司（廠），鼓勵私人企業移往海外，開創廉價生產鏈，連帶改變了日本社會行之有年的終身雇傭制，一部分的失業勞工走向街頭，淪為野宿者。另外，由於IT產業（InformationTechnology）的發展，全面建構了新的景觀社會，改變日本傳統的生產型態，也創造新的「資訊知識階級」，造成新自由主義與景觀社會兩隻怪物的合體。古賀勝次郎在〈日本經濟政策與新自由主義〉一文提及：「IT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科學技術方式、文化生活方式。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順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改變，因此增強了其對國民的意識形態影響。」 　　縱觀上述原因，小泉政權急遽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措施，雖然暫時減緩經濟指數的下滑，卻進一步引發更深刻的社會階級矛盾，包含資本主義父權意識上揚、貧富差距擴大、家族企業倫理崩潰、犯罪事件增加……這些因素都是今日野宿者湧現的基本背景。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日本當權的安倍晉三（ShinzouAbe）似乎更急著將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者合而為一，未來日本的走向仍亟待觀察。 　　野宿者湧現 　　為了統一觀瞻，九○年代東京都政府開始發放藍色帆布供野宿者使用。視覺觀瞻雖然統一了，卻沒有產生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野宿者被攻擊的事件仍層出不窮。市村說，政府會刻意強化他們的不良形象，造成民眾對野宿者的負面觀感，種下暴力的種子。 　　除了露宿街頭的野宿者以外，2000年以降，另一個以年輕族群為主，終日混在網咖的「網咖難民」也開始增加。2008年紐約金融風暴衝擊下，進一步造成日本臨時雇工大舉失業，雇工被趕出宿舍後，只好遊蕩於城市的各個角落。一直到今天，仍有數以千計的野宿者在戶外求生存，與市民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東京都政府在2002年制定《遊民自立支援法》，進行了各種「退遊民」的措施，然而這些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並未真正觸及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社會階級無法流動的本質。尤有甚者，「退遊民」措施還造成不動產商人染指野宿者的生活保護津貼，以野宿者為租屋人頭，賺取差額，幹起了「貧窮生意」。 　　今日的野宿者與過去的「遊民」有何不同？從城市控制的角度而言，他們比以往更具體地被放置在「失控」的視域裡，成為「失控與骯髒的合體」。不但東京都政府視之為麻煩者，一般人也鄙之為骯髒、汙穢、不受歡迎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官方對野宿者並未採取全面性的驅離，一方面是考量輿論觀感問題，二方面也因為野宿者努力維持自己的生活紀律所致。他們長期處於邊緣而貧窮的狀態，靠著每晚便利商店淘汰的食物以及教會、慈善團體的救濟物資支撐下來，活在一個自律、寡欲，但卻幾乎完全被社會所歧視、隔離的生活中。 　　法與自然 　　野宿者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所創造的階級（hierarchy）差異，也涉及更為古老的生命自然法則問題。所謂的「自然」已成為一個被「暴力」所籠罩的詞彙。反過來說，被視為「不自然」的野宿者，恰恰反諷著這個普遍喪失對生命熱愛的世界，他們用極度邊緣的位置反指社會，其自身的「弱勢」便是一種語言。 　　雖然不是所有野宿者都有相同的特質，但既然流浪的生活樣態不構成危險，甚至還具有一點詩性，為什麼政府或一般人會對他們產生恐懼、排擠？總的來說，我們對於自然的認知是否出了狀況？為何野宿者這樣遊蕩於街道、公園的人會被視為危險者？而我們遊蕩於公園、迪士尼樂園和百貨公司卻被認為是高貴、健康且「自然」的？傅柯指出，自然早已存在於「自由」與「治理實踐」的古老關係裡，兩者之間的橋樑便是法律。在1979年1月24日法蘭西學院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TheBirthofBiopolitics）裡，傅柯分析了自然、自由與治理實踐之間的關係：「如果我使用「自由的」一詞，首先是因為實施中的治理實踐，並不滿足於遵守這種或那種自由。更深層的原因是，治理實踐是自由的消耗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就法律是對自然規定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將可能會給人們類似永久和平之類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從自然讓居民佔據整個世界這第一個行動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勾勒出來了。」 　　因此，所謂的自然可以說是法律對其所進行的「重新表述」。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指出，野宿者是被諸如《遊民自立支援法》，或者像台灣在法律條文中直接置入帶有貶抑意味的「遊民」一詞，從法律的編纂裡所重新表述出來的呢？野宿者如何被放置在法律框架中形成廣義的「違反自然者」，整個過程令人感到驚心動魄！ 　　此外，藉由傅柯對康德的自然概念所提出的尖銳批判，我們更能理解自然最終如何被自由主義擴張為一種商業的概念。康德在1795年〈論永久和平的保障〉一文提及，貫徹永久和平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諒解，不是政治條約，也不是組織協議，而是自然。面對康德幾近於烏托邦的理解，傅柯認為，恰恰因為國家及資本主義兩者的興起，自然首先被整體包覆在法律的懷抱中。隨著國家制度的誕生，一直到新自由主義的跨國操作，造成「法律的自然化」、「自然的法律化」，兩者的關係從單純的民法、自然法，逐步走國際法，並且最終在跨國企業的商業法架構下，自然與自由經濟兩個概念合為一體。 　　傅柯認為，從自然法、民法以降，自然具有某種趨勢（或「法格化」），彷彿它希望人類佈滿世界上各個角落，而每個角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優於其他地方，人們把這種自然表述為法律，成為國際法。接下來，自然又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僅有國際法，同時也需要一些「透氣孔」來穿透國際法，以利商業行為以及跨國交易的運作，就像自然希望地球住滿人一樣，這些商業行為也能經由「透氣孔」來貫穿世界，成為世界法或者商法。從傅柯的觀點而言，在自然法－民法－國際法－商法的演變中，自然的概念最終荒謬地與跨國商業合體：「我們可以說，就法律是對自然規律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將可能給人們類似永久和平之類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從自然讓居民佔據整個世界的第一個行為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被勾勒出來了……因此，永久和平（按︰傅柯在此為批判康德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論」）的保證實際上就是商業的全球化。」 　　我們以為的自然性，早已深深嵌入經濟生產系統的機械論裡，因而失去了感性、腦袋、血肉。從這個角度來說，野宿者似乎是最自然、健康的地球住民，可是卻又跌到社會最谷底，成為最不自然的汙穢者。在自然法―民法―國際法―商法的過程中，自然的概念轉成為經濟的概念，這就是傅柯關於新自由主義下「經濟人」的基本觀點，野宿者注定存活在「經濟失敗者」的社會注視之中。 　　恥辱 　　另一個從野宿者身上延伸出來的議題是「恥辱」（haji）。恥辱在日本文化裡，具有衝破負面處境，展現正面能量的意思。人類學有一項指標稱為「罪感文化」（guiltculture），用以度量一個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熟稔日本文化的潘乃德（R.Benedict）認為，西方世界的倫理、罪感是奠定在基督教「罪」的概念之中；而日本則奠基於恥辱。恥辱是日本社會集體相互觀看、監督的視角，它涉及了人能不能夠「改進過錯」。不同於西方人面對神父的「告白系統」，在日本，一旦羞恥之事被公諸於世，那麼「知恥」便是後續重要的行為指標。甚至，知恥之人往往還會被認為是有德性的，潘乃德提及：「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像任何具有深刻恥感的部族或國家一樣，意味著每個人都非常注重群眾對其行為的臧否。他只需臆測他人會有什麼判斷，他必須依照這種判斷而行動。如果每個人都循同樣的規則而且相互支持，日本人可以輕鬆愉快的行動。」 　　野宿者因為失業、失能等原因流落街頭，當這些世人引以為恥的事情發生在身上時，他們並沒有依循知恥的訓念，努力改過，而是選擇掙脫恥辱所加諸的道德緊箍咒。也因此，他們長期被社會認為是「不知恥」的一群。市村提到，居住在街道、馬路邊的野宿者常常老得很快，一方面是緊張、危險的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則因為長期活在羞辱感裡。但是野宿者看似「知恥不改」的狀況，其中必然也存在著某些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觀，在我和日本野宿者有限的接觸經驗中，他們普遍給人的感覺比一般正常人還正常，實在說不出來要他們「改」些什麼？甚至，這些被社會髒汙名化的人，反而經常帶給理性樣貌的城市人極大的反思。 　　關於汙名化，在台灣我們觀看吸毒者的方式是將他們「昆蟲化」，認為吸毒者是「毒蟲」。我們也會不自覺地貶抑那些夜裡住在台北車站、萬華龍山寺一帶的無住屋者，稱他們為「遊民」，這似乎映照出我們「有工作」、「有社會地位」光輝一般的優越感。為了想要多瞭解他們一點，我曾嘗試露宿台北車站，發現他們所受的生存挑戰遠大於我們所想像，但是他們內部也隱約形成某些自律的規則：互不搶位、互不挑釁。這與媒體灌輸我們無住屋者是好鬥、骯髒且危險的形象，並不一致。 　　日本的野宿者是被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不僅如此，除了原有以中年人為主的野宿者外，年輕流浪族群也開始增加，這與社會「階層化的財產分配」制度逐漸瓦解有關。從經濟變遷的角度來說，過去日本「一億總中流」神話般的中產階級，在經歷泡沫經濟、國際金融風暴及如三一一地震般的天然災害襲擊下，基本上已經崩解，終身福利的雇傭制度也逐漸鬆動。社會上的年輕世代經由工作所分配到的財產愈來愈少，職場上面臨的競爭卻愈來愈激烈，最後僅依賴上一代，也就是「團塊世代」所累積的剩餘資產過活，年輕世代產生了愈加自閉的傾向。三浦展（AtsushiMiura）稱之為「下流化現象」：「總之，對團塊世代來說，雖然泡沫經濟崩壞，但大約也是在1992年到1996年左右升為部長，此時景氣開始上升，所得也開始增加……他們的孩子，也就是真性團塊年輕世代，在1992年到1996年左右，也就是在中學、高中、大學時期，不知社會波瀾，靠著所得逐漸增加的父母，沉溺於消費所帶來的滿足感，盡情享受生活。」 　　在社會整體價值觀轉變，年輕世代對於公眾事務不關心的情況下，公共性的思考愈發成為當務之急。市村認為，日本大眾不思考公共性，而一般被認為「遊民充斥」的公園，反而是最佳思考公共性的場所。不同於政府對於野宿者「退遊民」那種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市村試著透過家庭型態的組織，帶給野宿者一個全新的社群認同。這也是對自己進行重新「立法」的工作。

作者：高俊宏 出版社：遠足文化 書系：藝臺灣 出版日期：2015-05-20 ISBN：9789865787868 城邦書號：A6800491 規格：平裝 / 全彩 / 304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