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到外交，葉公超都是一流與風流人物。 他是將艾略特詩作引進中國的第一人， 在動盪的五○年代，更代表臺灣相繼簽下中日和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從中國到臺灣，「飛揚跋扈為誰雄」，葉公超是中國近代外交史扛鼎之人。 葉公超是一個才子，不論在文學還是外交的領域。胡適說他的英文是第一等的，他擅書畫，且是極出色的文藝批評家，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稱他為「學貫中西的中國文藝復興人」。一九四九年國府來臺前夕，開啟他近十年的外交部長任期，他代表臺灣簽下《中日和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於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時，接下駐美大使之職，五○年代是葉公超的黃金歲月，任何與國府打交道的外國人，無人不識喬治葉的大名。一九六一年外蒙古入聯合國案後，他遭拔官，從此黯然在臺北度過餘生。 然而至今，風雲人物葉公超的生平傳記不僅寥落零星，且尚無嚴肅的學術專著問世，葉公超述而不作，沒有留下大量回憶資料，都讓傳記的撰寫顯得困難重重。作者湯晏因喜愛艾略特而接觸到葉公超的文學世界，因為他正是將艾略特引進中國的第一人，這也成為湯晏寫作本書的原始動機，往後研究到葉公超的外交世界，葉公超為何在聲勢最高之際遭到罷黜，則成為湯晏寫作的第二個動機，而經幾十年資料蒐集，逐步解開葉公超早年鮮為人知的留學歲月，更成為湯晏寫作的第三個動機。 文藝對美的追求與外交的現實計算，在葉公超身上毫無衝突，他的艾略特世界與杜勒斯世界同樣精采。歷史無法回溯，無人知道如果葉公超沒有以學人從政，是否能成就更高的文學事業，同樣也無人知道，如果沒有葉公超，臺灣的弱國外交能否安然度過五○年代。透過湯晏的描述，葉公超一生所交纏的歷史，將首度翔實地在我們面前展開。 【本書特色】 葉公超做為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卻始終沒有翔實的傳記問世，他本身沒有留下任何回憶資料，生平著作只有《葉公超散文集》，這都增加傳記的困難度。作者湯晏透過大量閱讀比對以及查證，將是至今最完整的一部葉公超傳記。本書除完整收錄葉公超從政時期重要照片，更取得葉公超母校愛默思學院圖書館的授權，第一次曝光葉公超在校時的畢業照與生活照。

導讀 悲劇外交家葉公超——林博文 引言 我為什麼要寫葉公超 第一部 知識的湧泉 1童年1904-1921 2四年新英格蘭的人文教育1921-1925 3在英國一年1925-1926 第二部 艾略特世界 4初返國門：北京．上海 1926-1929 5新月1928-1933 6清華 1929-1936 7學文 1934 8葉公超的艾略特世界 1934-1936 9魯迅 1936 10北大．臨大．西南聯大 1936-1940 第三部 杜勒斯世界 11重慶．新加坡．倫敦 1940-1946 12南京．廣州．臺北 1946-1958 13中日和约 1952 14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 15劉自然事件 1957 16出使華盛頓1958-1961 17外蒙古案1961 18罷官後 1961-1981 結語 葉公超的兩個世界 附錄一 葉公超與艾略特「交稱莫逆」？ 附錄二 趙蘿蕤的翻譯與艾略特 附錄三 盧飛白把最有天才的一生奉獻給艾略特 年表 書目 索引

◎文／林博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從外交部長轉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專程到桃園大溪角板山總統行館，向蔣介石辭行。葉氏在外長任內為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打了兩場外交勝仗，一是與日本簽定《中日和約》，二是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兩紙條約是國府在外交戰場上的最輝煌成就，並為臺灣帶來了穩定的外交環境。兩場戰役，葉公超皆在第一線衝鋒陷陣，居功厥偉。葉氏轉換戰場前夕，蔣介石對這位外交主將，殷切叮嚀，諄諄囑咐，親送其上車離去，依依之情顯露於臉上。 　　三年後的深秋，亦即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葉公超突奉蔣介石之命猝離華府，飛返臺北，立遭罷官。就像數年前蔣氏親口對孫立人將軍說要把他「孤立起來」一樣，葉公超從此形同軟禁。其時葉氏僅五十七歲，盛年遭貶，宦海興波；意氣風發、折衝樽俎的外交瑰寶，落荒孤島；二十載投閒置散，請纓無路，報國無門。葉公超步武吳國楨、孫立人之後，成為蔣氏威權統治下的犧牲品。在強人的王朝裡，順從凌駕才幹，領袖意旨高於理性判斷，愛放刺耳雜音的葉公超，得罪士林官邸，亦不見容於蔣氏朝廷，從政生涯竟以悲劇收場，七十七歲抑鬱而終。這是葉公超的命運，亦為中華民國坎坷外交的寫照。 　　葉公超本身是個矛盾叢體。他喜怒無常、陰晴不定，有時怒氣沖沖，有時開朗如春，但面對外交難題，始終能鎮定以赴。他恃才傲物、不拘小節，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會當眾用西裝袖口擦鼻涕（據在場目擊的老報人龔選舞說，葉氏此舉是故意藐視立法委員）；在《中日和約》談判期間，東北籍國大代表錢公來當面用難聽的話譴責葉公超：「你只知道辦喪事，家裡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葉氏心平氣和地回答：「葉某絕不賣國。」但葉公超亦有細膩體貼的一面，他會邀請老部屬的二十歲女兒沈呂竹（其父沈祖潯曾任駐象牙海岸等國大使），一道出席一九五九年白宮聖誕樹點燈儀式（注）。葉公超具有濃厚的書生氣質，但他大半輩子都廁身官場，宦海浮沉數十年並沒有稀釋他的讀書人本性，仍常在官聲喧囂的場合，展現他的直率、正直與坦誠。西方人說，坦率也是一種魅力，但葉公超的坦率，卻為他帶來災難與後患。外交藝術講究的是說話要有分寸、要委婉、要拐彎抹角，但葉氏卻近似一尊沒有約束的加農炮（a loose cannon），常會在不同場合發表不合適、不妥當甚或貶損元首的言論。他的任性和欠缺自律，終於被人向總統府參奏，而導致其黯然掛冠。 　　在人才寥落的中國近代外交界，葉公超光芒四射、才藝雙全，學而優則仕。他的英文造詣之深（包括口語），在中國外交史上罕見其匹。他是把詩人艾略特的詩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寫過暢銷書《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的湯晏，從臺北建國中學、臺大歷史系畢業後，負笈新大陸，獲紐約大學（NYU）史學博士學位。數十年來專注於中美近代外交與學術人物研究，卓有所成。湯晏走進葉公超的兩個世界，追尋這個才具之士的學問與事功，詳贍細密，頗具創見。湯晏把葉公超的一生分成「艾略特世界」（文學）與「杜勒斯世界」（外交），這兩個世界象徵了葉氏的前半生與後半生。葉公超去世三十多年來，迄無一本完整、全面而又具深度的傳記問世，誠為一樁不可思議之事。湯晏窮數十年伏案之功，填補了這個空白，可謂海內外知識界之一大盛事。 　　葉公超做過《新月》雜誌編輯，亦曾任教北大、清華和西南聯大，他的得意女弟子、中譯艾略特名作《荒原》的趙蘿蕤回憶說：「做為老師，我猜他不怎麼備課……。他只是憑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說到哪裡是哪裡。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葉公超的學生、史學家楊聯陞說，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為紀念五四運動，哈佛燕京學社和東亞研究中心聯名邀請葉氏到哈佛演講「五四前後的中國文學」。楊氏回憶道：「葉師坐下來講，手無片紙而話如行雲流水，由清末講到左翼作家聯盟，講故事甚多，極有風趣，講完略有討論。大家都很欣賞，連以《五四運動》一書起家的周策縱兄都表示欽佩。」 　　然而，滿腹詩書的葉公超在學術上和文藝創作上卻惜墨如金，鮮少作品，更遑論足以傳世的重量級著作。這種遺憾不僅是葉氏個人的缺失，更是中國學術界與文藝界的損失。他的學生錢鍾書說他「太懶」，這也許是葉氏疏於創作的原因之一。他述而不作，又不寫日記，留下空白於世，誠屬憾事。葉氏晚年表示：「若沒有抗戰，我是不會進外交界的，我後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事業。」如葉氏未改行，賡續在學界營生，他是否會有更多的著作問世呢？沒有疑問的，葉公超在「杜勒斯世界」的成就與貢獻，遠大於他在「艾略特世界」的表現。而葉氏在人間長留去思、在歷史鑄下永恆烙印，即是他在五○年代為驚濤駭浪的臺灣充當外交舵手，而使國府能夠突破逆境。 　　蔣介石從艾森豪和杜勒斯手中獲得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臺灣有了安全保障，美國以文字保證出兵保護臺灣，有所得必有所失，蔣被迫公開放棄了反共大陸的國策。但他私下始終堅持要揮戈反攻，他不斷找機會，甚至任命劉安祺擔任總指揮。蔣介石統治臺灣四分之一世紀，從未忘懷「打回大陸去」的願望，他一直活在不可能實現的信念中和不切實際的虛幻裡，數十年如一日，直至入駐慈湖。在近代中國的政治舞臺上，蔣介石從配角演到擔綱主角，但他的統治勢力從未遍及全大陸。他在臺灣真正享受到統治威權的快感，沒有軍閥的倡亂、沒有政客的叫囂、沒有共黨的造反。臺灣是蔣家的天下，蔣介石成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蔣介石是個意志力極強的獨裁者，肯定其治臺成就的人，把他在五、六○年代維護臺灣安全列為首功。 　　在中國傳統上，政治上的絕對權威，涵蓋了一切，在政策上不允許有任何雜音。蔣堅決反對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當他聽到葉公超和蔣廷黻兩名外交大員都表示異議，又看到駐美文化參事曹文彥和其他官員向總統府密參葉氏言語侮辱總統的報告，不禁勃然大怒、痛恨至極！他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的日記上寫道：「葉某之奸滑言行，當不出於我意想之中。而其對我之汙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發覺尚早，猶有準備之時間。惟其投機成性，如政府勢力強固，彼當不敢叛變。……則其推波助瀾出賣國家，成為吳逆（按：吳國楨）第二，乃意中事。」一向仇視自由派文人學者的蔣氏，在同一天日記上又記：「十年來，更覺文人之無德妄為，毫無國家觀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買辦，凡長於洋語者，無不以一等奴隸自居為得意，可悲極矣。應切記。」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在日記上，把葉公超比成秦檜、張邦昌，並屢稱葉氏為「葉奸」、「葉逆」。在日記上可以看到被陶涵（Jay Taylor）等史家大捧為儒家代表的蔣介石的另一種面貌，一種與公眾形象截然不同的面孔。 　　葉公超和俞大維在臺海風雲最緊張的五○年代，可說是蔣介石政府的兩大王牌閣員，一主外交，一管國防，共同協助蔣度過最險惡的時期。葉、俞皆「長於洋語」，葉氏以文學起家，俞則精於數理邏輯（哈佛博士），在蔣政權中堪稱一對傑出國士。葉氏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病逝臺北石牌榮總，最後一個到病房去看他的人即是當年和他並肩作戰的俞大維。 　　葉公超從蔣介石角板山依依送行到被蔣痛斥為「葉奸」、「葉逆」，從外交愛將到被打入冷宮，甚至被懷疑會「叛變」，不僅標誌了獨裁政治中君臣關係的脆弱本質及乍暖還寒，且凸顯了雖屬重臣，仍難逃揮之即去的悲哀！在蔣、毛主宰的海峽兩岸，其治術和帝王心態竟與封建時代，別無二致。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葉公超首次回到睽違十七年的華府，和一些老朋友聚首共話桑麻。老外交官周谷說：「那次他給我的印象，他確實身體、思想都老了。……已逐漸消失了他當年那一股豪邁逼人的英氣。」 　　葉公超是書生報國的典型人物，他有功於社稷、無愧於職守、留名於青史。失去一個葉公超，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葉公超。那個時代早已遠去，國士的身影卻越來越高大！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日深夜於紐約 　　注：一九五六年，葉公超以外交部長身分訪問越南，當時沈祖潯（建築師沈祖海的同父異母哥哥）擔任駐西貢代理總領事，沈氏的十七歲女兒沈呂竹曾見過葉外長。三年後，在肯塔基州讀大學的沈呂竹，路過華府，鼓起勇氣到雙橡園大使館拜訪Uncle Yeh。葉公超看到沈呂竹，驚喜地說：「小姑娘長大了！已是大學生了，來華盛頓有事嗎？」沈女簡單說明後，葉大使突然問她：「你有沒有帶旗袍？」沈女說有。葉氏即說：「今晚是艾森豪總統在白宮最後一次為國家聖誕樹點燈，我帶你去，做我的貴賓。你把地址告訴我的祕書，穿上旗袍，好好打扮。我的司機下午四點半去接你，我們先在大使官邸吃晚飯，再一起去白宮。」儀式結束後，葉大使又帶沈呂竹逛華盛頓紀念碑一帶，並看到了臺灣送給美國的用葉氏的書法刻成的大理石禮物。參看沈呂竹著：《壓不倒的玫瑰》（中譯本），作者自印本，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我平生見過葉公超兩次。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劉自然事件」發生的那天下午，在臺北市嘈雜倥傯的中山堂廣場（美國新聞處及在美國圖書館門口），他與美國藍欽（Karl Rankin）大使自座車中出來，巡視「砸爛」了的美國圖書館及美國新聞處「現場」。那次見面只是在老遠的地方「驚鴻一瞥」。第二次見到他，是在他罷官後的翌年（一九六二年），正確時間是三月十三日下午二時，他第一天來到臺大外文系講授「現代英美詩選」這門課，我不是外文系學生，是來旁聼的，下課後我即走了，沒有和他講話，以後也沒有再去聽講。當時我對他印象很好，但從來沒有要給他有立傳的念頭。我對他有興趣是在後來，也只限於文學部分——讀艾略特的詩而衍生出來的。 一九六○年代我到了美國以後，初履斯土，為籌學費及生活費用，即去餐館打工，打工甚是辛苦，心情甚是惡劣，因此在工餘之暇看了很多帝俄時代的英譯本小説。稍後讀英詩，讀艾略特（T.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這首詩很晦澀難懂，能讀懂一半就很好了。不過詩這玩意兒，有時像聼西洋古典音樂一樣，不在懂與不懂，而在你的領悟或感受，正如《紅樓夢》第四十八回裡香菱對林黛玉說的話：「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香菱的話當然就是曹雪芹對詩的看法。英國十九世紀的大詩人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也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他說：「讀詩最大的快感是在知其大意，而不完全瞭解的時候。」詩的語言本來就在懂與不懂之間，近世國學大師章炳麟同樣說過這樣的話。有一次章氏弟子魯迅訪太炎，太炎正展讀一詩，魯迅看不懂，乃問老師何意？章老師沒有解答，只説詩就在懂與不懂之間，何必問呢？我初讀〈荒原〉，就像章太炎所說的懂與不懂之間。但在多讀幾遍之後，似若有所獲，即覺這首詩有沉鬱蒼涼之感，頗有李商隱〈錦瑟〉詩裡那種「朦朧中的淒麗」。 　　那時，我對艾略特興趣正濃，跑遍了紐約第十四街所有的舊書鋪，凡是看到有關艾略特的書，包括他自己寫的或人家寫他的，我都一本一本買下來。 我讀了大部分他所有的詩集、論文集及他的傳記。艾略特是一大家，一代詩宗，因此有關他的詩，諸如導讀、句解或講典故等書，坊間是很多的，只要肯花功夫，要瞭解艾略特的詩並不是那麽困難。在紐約我占了地利之便，買書特別是買舊書甚是方便，價格又廉。我蒐集了爲數相當可觀的艾氏書（Eliot collections）。（注1）稍後我幾次返臺探親，在臺北我開始購買了幾種中文譯本的〈荒原〉及漢譯艾氏其他詩文集，頗有收穫。也是在臺北我「認識」了葉公超 ，「發現」了葉公超的艾略特世界。我在臺北的書店買了一本當時出版不久的《葉公超散文集》（這是他留下來僅有的一本中文著作）。 葉公超卒後在臺北的親友寫了很多回憶他的紀念文章，在臺灣報刊上發表，後由秦賢次編輯成一冊紀念文集，題爲《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一九八三年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裡面有很多很好的傳記材料，唯書中有很多錯誤，或有很多地方太誇大。茲試舉一例，比如在本書第十三頁秦賢次說：「溫源寧則為公超之劍橋同學、早幾個月回國而已。」後來在第十六頁又提到溫源寧，說北大英文系主任 「溫源甯，留學英倫與前英皇﹝王﹞愛德華五世為劍橋同班好友」。這個錯誤就離譜了。因為愛德華五世（Edward V, 1472－1483）是十五世紀的人物，怎麼跑到二十世紀來了呢？或者說是愛德華八世（1894－1972）之誤，也不對，因為愛德華八世沒有上劍橋（他在牛津讀過書）。還是錯了。其他錯誤的地方，所在多有。很多寫葉公超的傳記作家，都根據這本書來以訛傳訛。這本書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一些寫悼文的人藉葉公超的大名趁此機會就像猴子上天秤自稱自讚一番。編者也就大有看到青菜就往籃裡放，因此成了一本洋洋大觀四九○頁的紀念文集。因爲這本書出版得較早，故葉公超在大陸上的得意門生如卞之琳、王辛笛、季羨林和趙蘿蕤等後來寫的很多篇紀念文章都沒有機會收進去。葉公超去世後，他的散文集在二年內印了三版。秦賢次編的傳記版紀念文集也一版再版，可見葉公超的文章及紀念文很受人歡迎。此外，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臺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舉辦了一個「葉公超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用意很好，但很多出席的人似乎在虛應故事（如一位先生說「很抱歉我必須趕去上課」， 其實他不應該來的），或者有的人來了只顧自捧自。（注2）以葉公超的大名，當不乏他的傳記，但迄目前爲止，在臺灣只有二本，此即符兆祥及張騰蛟寫的，大陸上則有傅國湧寫的《葉公超傳》。嚴肅的學術性傳記尚未看到。但近幾年有關葉公超的學術性論文倒是看到幾篇，大都討論葉公超的外交，如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黃淑薰的碩士論文「葉公超與劇變時期的中美關係，一九四九—一九六一」（二○一二年）。還有臺灣中央大學歷史系江荷鳴的碩士論文「葉公超與中華民國外交，一九四九—一九六一」（二○一一年）。有關闡述葉公超與文學或葉公超與艾略特的論著尚付闕如，這是我要撰寫本書的原始動機。 　　葉公超是介紹艾略特到中土來之第一人。對我來説，他（葉公超）是一個英雄（如照英國史家卡萊爾的説法，文人算得上是一個英雄）。他與胡適、徐志摩創辦《新月》，與聞一多創辦《學文》風行一時。他把清華、北大的高材生如錢鍾書、季羨林、馮文炳（廢名）、趙蘿蕤、辛笛、卞之琳、楊聯陞及吳世昌（吳是燕大）等人的作品發表在《新月》及《學文》，這些當時的青年作家日後在中國文壇或學術上都成了大放異采的中流砥柱。自文學革命以來，除胡適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像葉公超有這麽大的影響力，刻意栽培了那麽多人才。葉公超當時曾囑其北大弟子卞之琳迻譯艾略特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後來發表在《學文》創刊號。他幫助在清華外文研究所的才女趙蘿蕤翻譯艾略特的長詩〈荒原〉，後來為她寫了一篇很出色的序言。葉公超在序言中說艾略特理論與實踐在西方青年中的影響，又將某些技巧與中國唐宋詩來比較。趙蘿蕤提及老師葉公超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艾略特的影響之大令人感覺，也許將來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懷念葉公超老師〉) 趙蘿蕤的中文譯本《荒原》出版於蘆溝橋事變前夕，書出後頗獲佳評。在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學》月刊上刊有邢光祖寫的一篇書評，題目就叫〈荒原〉，對趙蘿蕤迻譯艾略特的《荒原》評價很高。他說：「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中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注3） 　　葉公超生於憂患，一生經歷是很富傳奇性的。七七事變時他在北平。抗戰軍興，葉公超跟著北大南遷，初遷湖南，在長沙北大與清華、南開合併，稱臨時大學，後來三校再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一九三九年在昆明時，他接眷南下一家大小居住在一大戶人家的墓園，他的睡房即是原來的停屍間，家具是由美軍丟掉的汽油桶廢物利用。葉公超是聯大外文系主任，但在一九四○年十月他就正式離開了聯大，參加政府工作，從一個象牙塔裡的艾略特世界跑到另外一個縱橫捭闔的外交世界。他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他的學術崗位上。珍珠事變時他在南洋，新加坡淪陷前夕，他逃到荷屬東印度（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亞）輾轉到了重慶，未幾奉調歐洲，不列顛戰役德國大轟炸（The London blitz），他在倫敦。勝利後進外交部，官運享通，做了近十年外交部長。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中他出使華盛頓，臨危受命，任重道遠，三年後突然因外蒙古案而被黜，其故安在？這也是我撰寫本書動機之一。 　　胡適曾說過：「傳記最重要的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沈怡響應胡適的話說：「從古到今，所有傳記碑誌，只有習慣性的頌揚，極少真實性的介紹。」他又說：「我們應負起挽回這一頹風的責任。」（《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序言）一九六○年代胡適、蔣夢麟及梅貽琦等老朋友相繼謝世，葉公超曾撰文悼念：發表了幾篇很精采的文情並茂的紀念文章。也在這時期，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及艾略特先後去世，很遺憾，未見葉公超有片言隻字，或者像吳宓及趙蘿蕤一樣把他與艾略特或佛洛斯特的交往情形寫出來，這樣可以免得後人「滿村聽説蔡中郎」。復次，我發現坊間葉公超的傳記資料都是有問題或不正確的，最顯著的是大家眾口一詞地說葉公超在大學裡主修英國文學，還有大家都相信葉公超在愛默思學院畢業後赴英國劍橋大學進修獲碩士學位，因此以訛傳訛。俗云假話千遍即成真。葉公超在清華執教時的大弟子錢鍾書在其《宋詩選注》序言裡說得好：「假如宋詩不好，就不要選它，但是選了宋詩並不等於有義務或權利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這幾句話很好，我認爲不但對選宋詩的態度應該是如此，其實也可以運用在一切學術上，做爲治學的準繩。比如寫葉公超傳，我們沒有理由違背事實，或有義務把他寫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傳記也是史學的一種，蔣廷黻說，「歷史學自有其紀律」。（《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序言）唐德剛說：「寫『傳記』的人則根據他底『職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職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執筆。偏信無徴，則是訓練不足；曲筆厚顔，則是道德有虧。訓練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虧，則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說的『穢史』 了。 如果一位執筆人自信訓練有素，而道德無虧，則爲人作傳，雖不中亦不遠矣。」（《胡適雜憶》第七十六節）筆者認爲「偏信無徵」，近於童子操刀，也是很危險的。寫傳記本來就是不好寫的，尤其是寫葉公超的傳記，要比其他一般人的傳記難寫，因為他是個述而不著的人。比如拿他的好朋友蔣廷黻來説，除了六卷本的文星版《蔣廷黻選集》，他還有日記及回憶錄。葉公超除了一冊《葉公超散文集》外，就沒有什麽文字留下來。所以要找葉公超早年生平傳記資料就很困難，即使在這本散文集裡有時也不一定可靠，比如他哪一年從英國回來的，他有時說一九二五年，有時說一九二六年。那一年回國的問題，也許從吳宓日記裡可以找到答案，但他在英國一年做什麽？這是一個謎。他自己在散文集裡講得不太清楚，對葉公超的傳記家來說是個挑戰。我也不能光抄人家，如果人家錯了，我豈不也跟著錯，於是我寫信給劍橋大學求證，要打破沙鍋問（紋）到底。胡適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對葉公超在美國愛默思學院讀書，讀哪一系，我也寫信給愛默思學院問清楚。此外，常有人提到葉公超下列幾種英文著作，如 「Introducing China」（介紹中國）這本小冊子是他與英人費茲傑羅（C. P. Fitzgerald）合撰，計一一四頁，一九四八年由彼特曼（Pitman）出版。至於什麽時候寫的，不詳。「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en」（仁的概念），這不是書，是只有十四頁的論文。「Culture Life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國的文化生活），這些都是小冊子，很可能是他在國際宣傳處時候寫的，算不得什麽。由於上述這種種因素，促使我產生寫這本書的動機。 　　本書是以繫年為先後，分三部分來寫。第一部「知識的源泉」， 講葉公超的求學經過情形。第二部分是「艾略特世界」，即是講葉公超的文學世界，他參與《新月》，創辦《學文》，介紹艾略特到中國來及評魯迅，都在這一時期。第三部分是「杜勒斯世界」，此即講葉公超的外交事功，只是爲了方便， 故稱之爲「杜勒斯世界」，並無其他特定意義，在這一階段他簽訂了《中日和約》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本書在第一部分做了些考證，推翻前人所説的錯誤。講葉公超的文學世界時，筆者兼顧歷史演變及文學批評；講外交部分則歷史解釋與分析並重。引文均有來歷，附有注解，讀者可以檢索。我為什麽要寫這本書，以及撰寫過程所碰到的幾個寫傳記最基本的問題，在本書中均提供了答案。我本著我的「職業訓練和職業道德」而下筆，取材謹嚴，行文力求客觀公正。當然這本書不是葉公超的全傳，葉公超的世界不只這兩個世界，還有第三世界，比如還有藝術世界及愛情世界等等，但那至少應該可以另外寫一本大書了。 　　注釋 　　（1）紐約的舊書店本來是很多的，除少數零星散布於市區外，大多數集中於第四大道，從第十四街往南走到第八街爲止，這一帶舊書店林立，故這一段有書肆街之稱，一般人稱之謂「第十四街舊書店」區。這一帶舊書店始於十九世紀末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書肆街已很具規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則為書肆街的全盛時代，遠近馳名，到一九五○年代末期舊書業開始走下坡。我於一九六○年代來美，寄居紐約，尚能趕上舊書業「盛世」。至一九七○年後，舊書業開始走厄運。先是油荒，隨著物價騰貴，舊書業首當其衝，撐不下去了，於是停業的停業，遷移的遷移，自一九七○年起一家接一家地關閉，原有的舊書店改作畫廊、酒店、家具店或飲食店，當年幾十家舊書店現在一家也沒有了。 　　（2）刊於臺北出版的《近代中國》季刊，第一五五期，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3）《學文》共出四期，合訂本於一九六六年在臺北出版。《新月》合訂本（十七冊）於一九七八年先後在臺北重印，由雕龍出版社印行。我看了全套十七冊重印合訂本後寫了一篇〈葉公超與新月〉，我也寫過一篇〈葉公超與艾略特〉。我看了趙蘿蕤譯的《荒原》後，曾寫了一篇〈趙蘿蕤的翻譯與艾略特〉刊於李又寧主編《華美族藝文集刊》第四集，二○一○年八月十五日紐約出版。現在收在本書附錄。邢光祖的書評刊於由宋淇、夏濟安和張芝聯編輯在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學》上（一九四○年二月出版）。

作者：湯晏 出版社：衛城出版 書系：島嶼新書 出版日期：2015-08-26 ISBN：9789869109352 城邦書號：A1690034 規格：平裝 / 單色 / 60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