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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大歷史下的庶民傳奇,大時代的生命見證
「台灣第一」民間史家莊永明的第一本回憶自述
◎一九三○至六○年代大稻埕文化風貌盎然呈現
◎早期文人交遊珍貴史料、圖像首次出土曝光
大稻埕囝仔向前行
「我是大歷史下的小人物,也是大時代的見證人。讀我一生,以小窺大,台灣庶民史,必不留白。」
——莊永明
莊永明,台灣文史研究界的傳奇與標竿人物,沒有傲人學歷,未受正統學術訓練,但出身於文化底蘊濃郁的大稻埕,自小就與庶民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從事會計工作26年,不遲到不早退,從沒請過一天假,自況為「長工」;退休後寫稿、演講,補貼生計,是為「散工」;為傳揚台灣文化,四處趕場,盡力不懈,則是「義工」;最後,拚命保存日漸消逝的台灣史料,傾半生精力撰書立著,希望幫後代子孫留下這片土地的故事,堪稱「憨工」。
出版五十餘冊台灣文史專書後,因長期埋案筆耕,導致右眼視網膜出血病變,視力接近於零,然而七十三歲的莊永明終不服老,終又勉力提筆,這次他希望將其一生的「每一工」(每一天),從長工、散工,到志工、憨工的「四工人生」,寫下自己的故事,為所經歷的大時代留下珍貴證言。
全書分為三大章33話。第一章〈大稻埕囝仔〉是成長紀事與收藏歷史;第二章〈港町物語寫真〉呈現第一手的大稻埕文化現場與庶民記憶;第三章〈我看.我聽.我寫〉自述其交遊、寫作與文史研究生涯之軼事點滴。
目錄
〈自序〉
暢所欲言又止
〈先踏話頭〉
生命有限.活該如此
〈年表〉
莊永明文史紀事
壹.大稻埕囝仔
1-1 分枝散葉 尋根溯源
1-2 阿爸遠去 身教猶存
1-3 阿母教子 力行為範
1-4 兒時歲月 所記一二
1-5 童年歌聲 喚醒記憶
1-6 建中學生 走路有風
1-7 台北商職 青澀年少
1-8 當兵三年 一年軍裝
1-9 無黨無派 有守有為
1-10上班求職 一個工作
1-11當家做主 置產受挫
1-12坐困書城 書齋書災
1-13收藏嗜好 不可救藥
1-14迷於方寸 遨遊世界
1-15筆耕生涯 台灣第一
1-16寰宇之旅 浮光掠影
貳.港町物語寫真
2-1協發建昌 古蹟千秋
2-2城北舊事 稻埕夢迴
2-3舊事物語 宛如寫真
2-4稻江風光 繫於兩岸
2-5歌曲源地 聆聽茶香
2-6逍遙稻埕 溫故鄉情
2-7走讀稻江 一起上道
參.我看.我聽.我寫
3-1歷史今天 台灣紀事
3-2論定第一 自有抉擇
3-3為歌留史 立言傳曲
3-4我唱歌謠 尋根正本
3-5杯酒泯仇 傳唱心曲
3-6一元版稅 老少情誼
3-7一字更動 應非戲筆
3-8忘年之交 惠我良多
3-9縱橫閱讀 回味世紀
3-10文化志業 文化產值
〈後頭心話〉
老殘餘記.雪泥鴻爪
序跋
自序
暢所欲言又止
不該出而出的這本書,決定成書,原因是自己平凡的生命史,所見、所聞、所感的人、事、物,不少是歷史的見證。
浪費「紙」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畢竟以三年半的時間,在《文訊》雜誌刊載的專欄「心路,筆痕.書影」,如果未能結集,殊為可惜,乃決定以《活!該如此」做為回憶錄的書名。
兩句話,可以道出心情故事:
同歷史獨白有話
與現實對話無語
如果,這兩句話可視為對聯,我可再題上橫批:
暢所欲言又止
橫批是「暢所欲言」和「欲言又止」的組合句,所欲言而不得不止於言,是我的無助和無奈;
人間事,是有些不能說、不可說的,絕非我不願說。
是以為序。
〈先踏話頭〉
生命有限.活該如此
如果將之視為夢醒時分的「戲筆人生」,留下「告別年代」的一些紀事,想必有益無損,畢竟走過的必留痕跡……
人生雪泥鴻爪,一場夢境而已,有人以「有來有去」,瀟灑走一回,回顧一生;也有人更以有禪意的「無來無去」看透人生。
有來有去、無來無去,全是知悟生命。人生「有來無去」,自不可能,如果未來發明了「長生不老」藥,那是災禍,而非好事。
生命有限,古人以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啟迪人生還有責任,一語道破,就是「有來無去」。不朽始能「無去」,青史留名,令後人懷思,此乃真的「音容宛在」。
諸多傳記、回憶錄,不管是他人操刀或自己動筆,遺下紀錄,都能令後人感受「傳主如生,有來無去」!
我雖涉足文壇有年,但是閱歷有限,不過也頗曉一些「文化界祕聞」,加以被認為善於「說故事」,因之「勸進」我動筆寫回憶錄的人,有增無減。
我個性木訥不多言,但偏偏為人誤解,如果能對我細加觀察,必能體會——我旨在不吐不快,畢竟是O型個性,直言實語,自然常會得罪他人;如果硬說我好道三說四,非知我者也。
「他山之石」引以為鑑,應是我想處理「有來無去」的必要思考,不過像自己這般的凡夫俗子,其實再「美化自己」,必然也是「來去一生」的枉然,一堆文字而已。不過,如果將之視為夢醒時分的「戲筆人生」,留下「告別年代」的一些紀事,想必有益無損——畢竟走過的,必留痕跡。
我好讀「回憶錄」〈自傳〉甚於他人書寫的「傳記」。傳記頗多添油加醋,例如:西方哲人伏爾泰沒有說過「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贊同你發言的權力」這句話;美國總統華盛頓也沒有因承認砍櫻桃樹而獲得父親嘉許誠實這件事,這些都是傳記作家繪聲畫影的「神來之筆」,無非是要「包裝」傳主。而回憶錄的「告白」,雖然不全是「貨真價實」的作品,但是有宛如與其對談之感。
名人的回憶錄,陳述自己的「追憶逝水年華」,我舉幾個做為範例:
中國文人梁啟超〈任公〉因「戊戌政變」遭清廷通緝,亡命日本,他在孔子紀年二四五三年寫下〈三十自述〉,而立之年他感嘆:「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還吟:「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三十的梁啟超,所志所事,對近代中國影響甚深,他還以已屆而立之年與「歲不我予」自嘆——反思自己,三十那年,做為上班族的我,天天打上、下班卡外,枉論什麼「筆舌生涯」。
梁啟超在三十歲留下自述,顯見他有計畫日後繼續書寫一生閱歷,可惜僅得年五十六,未再下筆撰寫四十自述、五十自述;後半輩子精采人生,沒能透過他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留下心中「不足為外人道」的話語;他參與的革新、革命志業,在史料中缺了一角,殊為可惜。
胡適在四十三歲那年〈一九三三年〉出版了《四十自述》,他常鼓勵、催促朋友寫自傳,以為史家留下一點史料,然而他的努力,並未對「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有所加分,包括他自己。因為大家不是怕「提筆太早」,動輒得咎,不肯下筆;就是「提筆太遲」,無緣成書。胡適亦曾為梁啟超「自信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以致留下憾事而扼腕。
我所讀的胡適《四十自述》,當然是當年開設在重慶南路的遠東圖書公司的所謂「自由中國版」,依胡適「自記」,這本書決定在台灣出版,他已六十四歲。胡適鼓勵人家留下回憶錄〈自傳〉,而自己卻在一九三三年付梓《四十自述》後,即在此他認為十分重要的議題,留下空白。《四十自述》只書寫到他十九歲考取官費出洋留學,而後繼無述,如不是以「附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充實頁數,恐難成書,因此,我戲稱《四十自述》說是「二十自述」都還不夠「分量」。
胡博士提筆寫《四十自述》,計畫只寫兒童年代,留學時代到壯年時代則留待五十歲再寫;中年時代更擺到六十歲才想動筆。最後計畫「破局」的原因,胡適以「國事如麻」為理由「牽拖」,說五十大壽那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作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當然有得忙了;六十歲那年,正當大陸淪陷、韓戰爆發初年,哪有情緒為「私人留紀錄」,操心國事就夠煩了。
胡適的生命最後四年,以中央研究院院長、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的職銜,落腳台灣。如果他能再繼「前緣」,將自述延長至五十、六十歲,甚而七十歲,立言垂世,不知多好。
五十歲是半百人生,不少人到此年歲,十分珍惜,尤其是往昔國人平均年齡不高,再過十年,就是一甲子的六十「高壽」,當然是回首往事、留存自述的最好時候;而在五十歲時出版的「自述」,僅有九歌出版社的顏元叔《五十回首》而已。
顏元叔的西方文學論述文章,我常在報刊、雜誌閱讀,他寫作十分勤快,應可算「多產作家」。《五十回首》沒有序文,但第七頁的首篇〈五十且回首〉,即有「序」的味道;大陸淪陷來台的顏家,顏元叔有「在淡水河邊陪父母種菜、養豬、挑大糞」的農耕生活經驗,他沒有交代來台後的居住地,究竟是淡水河東岸的台北市或是西岸的新北市,但可知未擔任教授、作家前,他在台灣有做農的日子。
顏元叔以半百回首立言,用「水頭村的童年」做副標,也就是以「童年印象」自述,當年他生活在海峽彼岸,因日本鬼子逼迫他們遁入荒山曠野,而有「中國大地的另一回羅曼史」,可惜顏元叔筆下的「鄉間野趣」,我只能以「顏氏雜文」欣賞。《五十回首》最後一篇是〈一個句點〉,表明他「想寫一個時代中的一己」,我不知他還有沒有續寫〈六十回首〉、〈七十自述〉……等未結書的文章。我是沒有看到的。
六十年,一個甲子,十二生肖的五個輪迴,超過兩萬個日子的人生回憶,必是一生重要大事。台南韓石泉於一九五六年自費出版了《六十回憶》——一位醫務繁忙的執業名醫,還能撥出時間寫下「歷史見證」的自述,殊為難得。
韓石泉於胡適抵台就職中央研究院院長那年,將《六十回憶》致贈胡適;翌年〈一九五九年〉二月胡院長親筆回覆一封信,他嘉許《六十回憶》是「台灣光復僅見的一本自傳,其中不但有先生一生立身行己的紀錄,還有六十年來的重要史料」。由於《六十回憶》反應不錯,韓石泉原也有意繼續留存回憶,可惜〈六五續憶〉僅寫了部分。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古早話,說的是一個人能登上「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是生命的奇蹟。而今,拜科技之才、生技之效,「人生七十不稀奇」,已是生命常態。七十年,超過兩萬五千五百五十個日子,這等歲數,經歷、閱歷必然非同小可,如果能將所見、所聞、所想留下文字,應該才算活得夠本,不然,老去的那天到臨,徒做「人生空空」之喚,就無意義了。
七十之年,即使精力充沛,「親像一尾活龍」,但是老化無可避免,身體狀況,今不如昔,乃不爭事實,想留自述,必興力不從心之嘆!二○○八年,陳若曦出版了《七十自述——堅持、無悔》,令我讚佩。
我已屆七十之齡,動念寫回憶錄,自述消失歲月,雖然自知何德何能?但回首筆耕歲月,總有跡痕,予以告白,以盡己責。
無論大、小人物,都經歷社會變遷,也都閱歷政治變革,以我觀點,大人物、小人物都是「歷史見證人」,「一世人」〈一輩子〉見證的人、事、物,必然可觀,那就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我願以歷史見證人留下自述。
六十五歲那年,可以申辦「敬老卡」,但我以自己還能賺錢,敬謝不敏——領受老人福利,等於浪費社會成本,況且我也不要政府「施捨」。不過,當我發現有些所得比我高出很多的人,申報的稅額竟然還不及我奉獻給國家的半數,如此不公,令人不平。考慮之下,心想總要「拿回」一點點孝敬政府的錢才算公道,於是向區公所申請了搭公車免費、乘坐捷運打折的「敬老卡」。像我們這類非薪資所得的人,版稅、稿費、演講費……每一份收入,全無「避稅」的可能,分享一點「老年給付」的權利,應不為過。
「不認輸,不服老」是我進入「老年期」初年的堅持。我帶領古蹟導覽四個多鐘頭,一路走、一路講,從無倦容,有些年輕人趕不上我的腳程,直呼受不了,還怪我「健步如飛」。年終歲末,我依然短袖便服,令人吃驚,問我「怎不多添加一些衣服,不怕冷嗎」?沒錯,我在衣著方面是不知寒暑,「除非換了日曆,我是不換季的。」這句話讓不少知我的人折服。非到了元旦,長袖是不會出現在我身上的,有時,我還會補強一句:「從軍中退伍後,四十幾年來,不穿長袖的衛生衣了。」
然而,近年來因「右眼黃斑部裂孔併視網膜剝離」而住進台大醫院動手術。之後,情況大變,古人「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的病狀,全都在身上顯現,於是乖乖去買長袖衛生衣來保暖,「不驚冷」此後再也不敢說出口了。
不知老之將至,竟成明日黃花之語,令人唏噓。
從前我坐公車、捷運,一向是不找座位坐的,也無人會識破我的年齡而讓座。然而六十七歲那年,有一天我擠上公車,博愛座都被一群剛下課的學生霸占,只得移步往內走,一位長得很秀麗的高中女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阿伯,您請坐。」我愣了一下,說句實話,難以接受她的好意,自覺「承當不起」,畢竟我經常「東奔西跑」,精神狀況不錯。之前,偶爾也有人讓座,都被我一聲「謝謝」回絕了,我不希望有人視我是「站不起的人」。然而,「阿伯」是第一次聽人如此稱呼,顯然她覺得我絕非「叔叔輩」,而是「老伯」了。
我深信這位同學沒有看走眼,她應是位有家教的好女孩,只是她檢視出我的歲數,令我有不安之感,心想此後不能再掩飾自己的歲數了,確實有點悲涼。
「不畏風寒」的本事,已經流失,老已臨身。心想如果我再拖延「自述」,可能會成憾事,不儘早落筆,更待何時?
我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到自己的「人生觀」。法國文學家卡繆說:「人生還有責任。」老祖宗的訓示:「做牛著拖,做人著磨。」正是我的「使命感」,所以提到反省平生心路歷程,「活該如此」四個字即可概括。當初大家對我這種語出驚人的「蓋棺論定」有所存疑,我補充說,這四個字的「活」之下有驚嘆號,然後再說一次:「活!該如此。」
多次以「生活品味高,生活品質低」來形容自己的生活現況,一路走來,自願如是,因已深悟——活,就應該如此度一生,留下的「筆痕」、「書影」,正是「心路」的微小成績。
前人、前輩以見證立言,成書傳世,彰顯時代,意義重大。我雖也可當時代見證人,但絕不敢以「立言」做前提,僅是認知能將所見、所聞、所感的過往,留下些文字,為人提供「談助」題目,不該被評為浪費紙筆吧!
環保推展資源回收,我將「非資源」也做回收,畢竟人生記憶,應視為人文資源再利用啊!
內文試閱
一之四
兒時歲月 所記一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我的童年歲月,一直到初中時,家境連小康都談不上,只能說比「窮困」稍好一些而已——畢竟是「無片瓦之家」,而且三餐少有魚肉。
「小時候」,是一個既疏遠卻又親切的名詞,在人生回憶中,有其重要性,也有其不必談論之處。正如梁啟超在〈我之為童子時〉,一開筆即寫出:
我所愛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為誰,問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聽我為童子時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記,所記一二,請以語汝。
至於我的童年生活,可說很單薄;如說「乏善可陳」,也確是實情——但自己卻又常喜好回味「大時代」下的兒時苦澀歲月。
排行老八,人稱老四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是阿母的第八胎孩兒,但是家人稱呼卻是「老四」——從第八成了第四,是有緣故的。因為長男永發、老三永盛、老六永興夭折,老五永傳過繼給大伯,第六胎是長女秀卿,所以兄弟排次因而重整;老二永德成了老大、老四永昌成了老二、老七永昭居老三、我躍居老四、第五永泰、老么永旭,最後是小妹雲卿。
食指浩繁,一家人靠著經營雜貨維持生計,我的童年,自然堪以貧困形容。
二哥永昌後來不幸於二十九歲車禍身亡,略懂命理的老大永德以姓名學推論說永昌早逝,和永發、永盛、永興三位「無緣兄弟」一樣,是因名字取得太旺,發、盛、興、昌;加予「永」的久長期求,天所不容也。
我出生於已被捲進戰火下的台灣,彼時日軍在華南、南洋的侵略戰爭,敗象已露,我出生的前兩天,台灣總督府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將台灣青年大量投入戰場。四歲那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於是我有三年七個月的「日本時代」,生為日本籍的台灣人--那時的烽火歲月、生活點滴,我都是日後從長輩口中才得知。殖民當局為了支援前線,徵收金屬物質、實施配給制度,每個家庭要維持起碼限度的溫飽都很難。
我一歲時,因戰時衛生條件不良,全島發生「天狗熱」〈登革熱〉,疫情嚴重,還好全家無事。二歲時接受種痘,這是日本政府對我做的唯一「社會福利」,彼時烽火連天,有此醫療照顧,算是難得。天花〈痘瘡〉在日據初期施虐全台,行種牛痘預防天花,是殖民政府推行的衛生政策。我目前收藏有關自己的證物,即是由台北市尹〈市長〉藤村寬太所發的「第一期種痘濟證」——依官方規定,假如警察要查看這份證件,卻拿不出來的話,必須重罰十圓。
有人好奇地問我:「怎麼可能將年紀那麼小時的證明文件保存完好至今? 是否父母幫你存留下來?」 我只得笑著回話:「 我們兄弟姊妹, 就剩下這麼一張。」記得我是在小學時, 從抽屜中發現這張自己成長的紀錄, 而自行將它夾在書中,不然, 可能就被當廢棄物清掉了。
歹育飼,認鄰居做「契父」
不安定的時代,戰火中出生的小孩,營養自然不良,父母為我體弱多病「活不下來」而憂心不已。依台灣傳統習俗,「歹育飼」〈難以養育〉的孩子,需以「契子」身分,才能躲過劫數,有的是求神明「收養」,拜請城隍爺或土地公等神明收做契子,以求保佑;有的則請親戚或鄰居做「契父」,避開邪魔糾纏。身弱多病的我,由阿母央求隔壁鄰居開洗衣店的謝溪田,收為「契子」。
我和田叔、田嬸來往不多,僅只是以「契子」身分,每年過年被謝家邀去做客,而且必給我一個紅包賀歲;我入伍前,每一年必然會出席正月二日謝家晚餐,象徵我是謝家的一份子。後來,我覺得吃那頓晚餐,很不自在,就藉故不去了。
田叔、田嬸過世時,謝家的訃聞,也都將我列為家族一份子,以「義子」名義列名。
田叔被街坊鄰居稱為「洗衫田仔」,這是因他從事的行業而得名。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跟他交談過一句話;田嬸則不僅關心我,也幫我阿母照料不少家務事。阿母多產,生了一堆子女,又需要照顧家裡的生意,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甚至坐月子都得下床洗衣,田嬸和租住樓上的麗英嬸都會分身幫阿母的忙。田嬸記憶力驚人,我們兄弟姊妹的農曆生日,阿母無法記得的,問她就清楚。
「分食」是台灣敦親睦鄰的優良傳統習俗,「好東西與人共享」的觀念,使「食」成為感情交融的媒介。
夏天,阿母煮了一鍋綠豆湯,冰涼後,吃了可以消暑降火,她總不忘要我們端一大碗送給田家分享;每逢祖先「做忌」,不論是「生日忌」或「死亡忌」,阿母必添加幾道「盛饌」祭拜,拜完後,用大碗公盛著滿滿米粉炒,再將白斬雞、雞卷、五花肉等鋪在上頭,送到謝家。田嬸收下後,也會將我家的大碗公改盛滿滿的白米回贈,還不忘囑咐我要跟阿母說聲「多謝」。謝家也不遑多讓,禮數往來是必然的,我家也會收到田嬸親手做的好菜;阿母也不忘歸還容器時,裝滿白米。
「分食」這種習俗,今日蕩然無存。現在的公寓大樓,對門的人都不相往來,更不要說樓頂樓下住何許人了。有句選舉口號「阿母招阿爸,樓頂招樓下」,一起去投給某某候選人,實在有夠諷刺。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有一口之恩,一粒米飯之情,不能以「一斗」回報,總需「意思」回報吧!
童年歲月,時代記憶
童年歲月,經過美機轟炸、光復、二二八等歷史事件,某些時代場景大都是靠父老的言談,始能保留微小印象。等到中央政府遷台時,我已進了國民小學,開始懂事,因此日後讀史,才有「時代見證人」的感覺。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才六歲,不懂世事,但某些場景印象,記憶猶存。大哥永德、二哥永昌因曾在空軍松山機場當臨時雇員,被視為「中國兵」,而險些成了「台灣人」追打的對象。
大哥擁有一把日本軍刀,那是他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日本老師被遣送返日時,贈送給他的紀念品;日據時代,教師都領有佩刀,表示尊嚴與權力。由於清鄉行動展開時,「家藏武器一律視為圖謀不軌」,是犯死罪的,大哥深怕惹事,將佩刀暗藏在面對李春生紀念教堂前庭的大榕樹下,不料鄰近有位小朋友大嘴巴,不斷地嚷叫:「教堂有人埋東西!」迫使大哥不得不連夜挖出,而後丟入淡水河中。
我家樓上的承租戶是一位空軍軍官王恆德,他是外省籍,好一段期間,恐招惹麻煩而足不出戶,他的妻舅帶了兩個友人,躲在我家屋頂上的小平台,自囚了好幾天。沒人想知道避難的原因,大家的心情低迷得很,阿爸一句話也不吭,他知道這是窩藏「人犯」,被當局查獲,是「知匪不報」,大罪難免;但是患難與共,自然予以庇護。
我家住於港町中段,南端也就是街尾的文山茶行,負責人王添燈為二二八事件關鍵人物之一——他當時是省參議員,被推舉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這位諤諤直言的民意代表,最後慘遭不測。王添燈被追拿時,港町進駐了不少阿兵哥,每人都荷槍實彈,穿梭街頭巷尾,我們兄弟被父母警告不得哭鬧,店鋪自然關門閂戶。王添燈被捕後,據說是被憲兵第四團給淋灑汽油,縱火焚身而死。
清鄉行動中,台北大橋處決了不少人,大哥偷偷跑去看。他回來說,淡水河水都染紅了。
小學上學途中,我不是走河堤,就是迪化街和延平北路擇一而行,印象中位於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偶會見到有人指著法主公廟附近說:「就是這裡啦!」話剛說完,見後方有人靠近,馬上鳥獸散——所謂「這裡」,當然說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點,緝查私煙的發生地點。
這些二二八事件「小故事」,在我成長過程中,偶爾會被提及。
七歲那年,阿爸帶我參觀台灣光復三週年的台灣省博覽會,至今記憶仍然鮮活,那次是坐著三輪車進城,去「城內」看熱鬧。我第一次進了「台灣最高的建築物」介壽館,這座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曾被轟炸而毀損部分,經修復後做為蔣介石六十大壽的紀念建築物,乃有「介壽館」之名。當時到底上了第幾層樓,我印象有限,不過對於會場上「森林館」所展示的林業成果,我興趣十足——電動的登山小火車模型,載著成捆如鉛筆粗的樣本木材,在軌道上來往繞著飛奔,小模型有高山、隧道、森林、澗谷,十分壯觀,還會發出「嗚-嗚-」的聲響,這種「電動玩具」,在我幼小心靈,絕對是了不得的科技作品。
八歲,中央政府遷台。前一年我進去參觀的介壽館,變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府,連行政院也擠進了這棟大樓——因為現今位於中山北路和忠孝西路口的行政院大廈,已先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進駐,後改稱台灣省政府,它原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市政府」。
公共衛生品質惡劣的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貧困的時期。我們家一如大多數台灣人的家庭,沒有浴室設備;一桶水擦身,就算洗了一趟澡,一個星期能去一次公共浴池沖熱水澡,是一種難得的享受。貴德街有家「清水池」公共浴池,離我家只要一分鐘就可以走到,但是,花錢洗澡是額外的負擔,去清水池路途顯得遙遠。
國小生活,點滴回憶
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不僅官署嚴重不足,連學校的教室也不夠。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軍民,號稱「百萬」,一個小台灣要容納大中國不甘接受共產黨統治的「愛國志士」,必然是以小容大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要扛起「反攻大陸、解放同胞」的以小搏大的神聖使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理所當然。
國民學校的男生頭生頑癬、女生髮有頭蝨,是那個年代普遍的現象。記得班上超過八成的同學有砂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為了幫助學童雙眼不致嚴重到失明,援助眼藥膏。不過每個班級分配有限,往往一條眼藥膏,排隊一個挨一個,接受老師撥開眼皮、擠出黃澄澄藥膏往眼睛一抹——一條眼藥膏點了全班同學,今日視之,不可思議。
手帕、衛生紙、口罩,是學校晨間檢查必要受檢的三樣東西,比課本、作業來得重要,忘了其中一項,就得挨打手心。
體罰,是家常便飯,輕重而已;集體處罰,絕不希罕,「操場跑十圈」、「百公尺跑道來往青蛙跳」……,一人犯錯,大家受災。班上有好幾個頑劣份子,時常出事,家長到學校來,不是交代老師處罰要「準節」〈有分寸〉,而是要求放手修理、嚴厲體罰,如此,孩子才會怕、才能聽話。
我被老師打手心,不是沒有,但非因頑皮,而是考卷發下來,以打幾下來補足達到滿分;考了九十五分,五個手心處罰是少不得的。「教不嚴,師之惰」,鍾老師如此嚴厲,大概是以我們這幾個「好學生」,做為激勵其他同學的方法--他們考了七、八十分,一個手心也不必被打。
惡補,是必然的。下課回到家已是六點,七點就得趕到「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底〉進行補習,地點是台北仁濟醫院院長張暮年的家,他的么兒張忠雄是我們的同班同學。補習,是課外的進修,自然要繳額外費用,數字多少,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免費的——鍾老師不好意思向我要,我是清寒學生。
太平永樂,對望較勁
課外補習,是競爭激烈的升學主義造就的現象,我們學校如此,其他學校也不遑多讓,各校多在比考上「三中」——建中、成功、附中三所名校的人數多寡,以爭取校譽。
大稻埕的學校不少,延平北路近大橋頭的太平國小和永樂國小,隔著延平北路對望,兩校原為一體。一八九八年,「大稻埕公學校」創立;一九○九年因開闢「太平通」〈今延平北路〉,校地分東、西畔校區;一九二二年,改稱「太平公學校」;西畔校區於一九三○年撥予新成立的「永樂公學校」。永樂國小的學生以迪化街子弟為多;而太平國小接納的學生大多數是延平北路的小孩。
太平、永樂,早年結怨頗深,應是受到野球〈棒球〉比賽和升學競爭的緣故。在一九六八年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和歌山隊受矚目之前,台北市國民學校的小學少棒比賽,已是全民運動,瘋「野球」行之有年。記得小學「永樂野球隊」勇奪冠軍遊街時,商家都會放鞭炮慶祝,我們也會高唱應援歌:「啦啦啦啦,凱旋歸;永樂、永樂,我們永樂……。」
我的母校永樂國小,校徽是一對鳳凰環抱「永」字,所以被稱為「兩隻鳥」,以前味全食品公司的商標模仿永樂校徽,後來日本設計師大智浩才將其改為代表五種味覺的五圓體。太平原是「和尚學校」,全校男生;而前稱大稻埕女子公學校的蓬萊國民學校,則專收女生,是大稻埕所謂「太平公,蓬萊媽」的緣由。我的母校則男女皆收,陰陽調和。
太平、永樂,兩校紛爭校譽,學生互搶風頭,難免成了「世仇」,兩校學生雖然不幹架,但對嗆互諷常有所聞--太平學生對著永樂同學叫著:「太平一枝槍,永樂漏屎症。」永樂學生也忍不住氣,對太平同學叫罵道:「永樂一隻鳥,太平死了了。」我的家庭成員,各有母校為太平、永樂,因認知都是系出同源的「大稻埕公學校」,所以從不爭論太平好或是永樂佳。
阿爸莊錫吉是「大稻埕公學校」的畢業生;大哥永德念的時候已是「太平公學校」;二哥以下,我們分發的都是「永樂國小」。
太平和永樂在升初中的升學競爭中,考進省中的人數各有勝負;我畢業的那一屆,考進省立初中的人數贏了太平,鄉里傳為佳話。
太平國小比中華民國建國歷史還要早上十四年,歷史悠久,傑出校友不少,「台灣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就是讓該校引以為傲的畢業生,其他如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等也是太平的學生;和我相識的作家東方白、謝里法〈也是畫家、美術史研究者〉、林文義都是太平校友。
我是永樂國小畢業的,常以玩笑口吻說,永樂沒有太平那麼多的傑出校友,但有兩位傑出老師,值得一提,一是創作〈造飛機〉兒歌的音樂老師吳開芽;另一位是畫出大嬸婆、阿三哥等漫畫人物的美術老師劉興欽。小學的繪畫課很沒趣,美術老師將蠟果和瓶子放置於一塊花布上,擺在講桌,要我們先勾勒輪廓,再上蠟筆或水彩加色,幾堂課畫完老師打分數後,再調整蠟果、水瓶的位置,換了張紙繼續畫,從不講構圖、光影、色彩……等課題。五、六年級後,繪畫課就被導師「借」走了,改上跟升學有關的「本科」.畢竟聯招是不考副科的,所以我對美術老師一點印象都沒有,倒是低年級的劉興欽老師,經常有同學談論他,彼時在報紙、雜誌都可以看到他發表的漫畫——起初,他不用本名,而是用「象鼻子」做筆名。
六年的永樂國小生活,記憶還是有限,「吾校永樂,立在稻江……」這首校歌,一甲子後,我仍然可以整首唱出,沒有失憶,能如大師梁啟超所言,「所記一二」,頗感欣慰。
美援挹注,苦中作樂
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此等神聖使命,從小就被培養;反共之餘,親美也成了「基本教材」。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讓台灣得以苟安,不懼對岸威者,開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的建設,「中美合作」的產品比比皆是;一個淨重二十二公斤的美援麵粉袋,比一個淨重一百公斤的砂糖麻布袋,來得更為重要,麵粉袋可以廢物利用做內衣、內褲,一條內褲不僅有淨重的標示,有的還有「中美」、「合作」字樣,分留於臀部兩旁,沒有人認為不雅,畢竟多數人皆是如此穿著。
大量美援挹注,童年歲月也感受到一些澤潤。「美國貨」就是一等貨色,即便是二手貨、二流品,只要能享用到,身價就不同了。
吃不好、穿不暖的日子,小時候是不會有感覺的,而今才有那種日子究竟是怎麼熬、如何忍的回想。烙印心中的童年歲月,沒有惆悵於心,畢竟每個記憶是苦中有樂,澀裡有甘。
「生活品味高,生活品質低。」會成為我的口頭禪,是因童年苦澀日子,沒有在記憶的軌跡中放空,「吃苦若吃補」的犧牲享受使我活得自在、過得自如,正因為我走過台灣脫胎換骨的年代,和台灣一起打拚,跟台灣一起成長!
作者資料
莊永明
台北市大稻埕人。1942年出生;1980年,應詹宏志先生之邀,在中國時報開闢一個「台灣第一」的專欄,每週一次、有系統地撰寫出台灣的人文、歷史等文化性的文章,前後長達一整年。在這個專欄中,陸續介紹過「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台灣第一個畫家--黃土水」等。這個專欄推出後,讀者反應非常熱烈。很多人甚至主動提供更多的相關資料。 莊永明首開先例地整理出「台灣第一」的文稿,著名的文學家柏楊就說過:「莊永明是台灣第一個寫出『台灣第一』的人。」著作有《台灣第一》、《台灣記事》上下冊、《台灣諺語淺釋》10冊、《台灣風情》、《台北老街》、《台灣歌謠追想曲》、《台灣名人小札》、《台灣先聖先賢傳──韓石泉》、《傳唱台灣》、《島國顯影》、《呂泉生的音樂世界》、主講《台灣歌謠尋根》CD等。《台北老街》獲中國時報開卷版十大好書;《台灣歌謠追想曲》獲1994年本土十大好書;《台灣歌謠尋根》獲1994年金鼎獎推薦優良唱片。 現任台北市文獻會副主任委員,同時於莊協發商店進行古蹟活化作業,導覽台北老街的歷史街道之旅,個人部落格:莊永明書坊jaungyoungming-club.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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