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志清 　　去年十一月，我在耶魯大學宣讀了一篇論文，專講我國近二十年來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口述的論文受時間的限制，我舉要地討論了三位傑出的作家：姜貴，余光中，白先勇。對國人而言，這三位作家當然是大家熟悉的，余光中和白先勇尤其受到年輕讀者的愛戴。但我國批評事業不發達，討論白先勇成就的也不過《台北人》裏附錄的四篇，余光中雖然是文壇的紅人，統論他成就的文章好像還沒有。姜貴祗有《旋風》剛出版時，受人重視，以後的作品，出版後自生自滅，從沒有書評家去理睬它。他今年六十五歲了，算是位老作家。近年來不受重視，可能因為他代表的是個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家的傳統，在風格上，在題材上，都不夠「現代」化。余光中今年四十六歲，初到台北時還是大學生，白先勇初來時祗是中學生，更比余光中年輕上九歲。他們都是倡導現代文學的功臣，雖然有一長段時間，余光中常和一批自命「現代」的詩人筆戰，覺得他們寫的詩文理都不通，遑論詩境？這場筆戰，假如我當時參戰的話，一定會完全站在余光中一邊，因為我覺得專標榜「現代」，並不是一個文壇的好現象。不少作家，自己學問不紮實，覺得非跑到時代尖端，不夠時髦，不夠當「現代人」的資格，這樣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會有「深度」的。當年最紅、最「現代」的詩人艾略脫，英美的年輕詩人已不再模倣。事實上，有些革命派的青年更覺得他是「守舊」、「頑固不靈」的反動人物。當然艾略脫目前市價跌，並不影響他的永久價值。同樣的，有朝一日白先勇的小說，余光中的詩文，都會給人不夠「現代」的感覺，雖然那時他們在文學史上可能已有鞏固的地位。「現代」是個相對的名稱，真正的大作家當然以表現時代為己任，但這並不是說他先學會了當代最流行的技巧，從本國和國外最時髦的作品裏，抓住了「時代意識」後才去創作的。 　　台灣作家，很少看得起五四時代的作品，也很少看過三十年代的作品。那些作品誠然不夠「現代」，但我們不能說它們的藝術水準一定不如當代台灣的作品，也不能說影響那時代作家最深的西洋文學傳統在成就上比不上支配台灣文壇的那個西洋現代傳統光輝。而且文學傳統是一條長流，後浪推前浪，所謂「進步」，往往是個幻覺。當代吾國作家，都很服膺哀思，且不論他們有沒有讀過《尤理西斯》。五四時代的作家莫不服膺易卜生，而事實上年輕的喬哀思最佩服的當代作家也就是易卜生，還貿貿然寫封信寄給他。現在同艾略脫一樣，在英美大學生間，喬哀思已不再是「走紅」人物，這一方面當然他們沒有耐心讀艱難的作品。但以客觀的眼光看，喬哀思最後走了一條死路，他的成就當然遠不如易卜生，這樣的多樣性，這樣針對人生、社會大問題而永遠逗人深思。同樣的，喬哀思的成就當然遠不如狄更斯，喬治·艾略脫，也遠不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退夫斯基。前幾年有些作家（尉天聰等），不滿現代主義籠罩台灣文壇的情形，倡導過人道主義的文學。事實上人道主義的文學即是上列十九世紀諸大家所發揚光大的文學。 　　我不敢說姜貴讀過多少西洋作品，但當年他是愛國青年，也是文藝青年，在一篇自傳裏提到過曾為托爾斯泰《復活》深深感動的情形，至少同類的作品，已有中譯的，讀過不少，而且無形中受其影響。同時，從他自己的小說裏，我們看得出他是熟讀舊小說的人，晚清、民初的小說一定讀得不少。（在他給我的一封信裏，他提到寫「碧海青天夜夜心」時，曾自覺地受徐枕亞——民初紅作家，以「玉梨魂」最著名——的影響。）一般人錯覺（我自己當年也如此），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後，一切文學形式都受西洋影響而擺脫了舊的桎梏。事實上，詩，短篇小說，話劇是新建的形式，而長篇小說，現成有光輝的白話傳統，在形式上，精神上，思想上，無必要完全創新，事實上也並未。像樣的新長篇小說要到一九二八年才問世，表示它的難產，事實上也表示它並沒有同章回小說絕緣。梁啟超早在一九○二年在橫濱出了種《新小說》的雜誌，提倡「政治小說」，造成小說界空前繁榮的現象。我們可以說，跨入二十世紀後的晚清時期才是中國小說史的劃界時代。這以前雖有以編纂小說為業的書商，可說沒有職業小說家。晚清時代才有李伯元、吳趼人這樣以寫稿為生的職業小說家。晚清以前雖也有寫諷刺小說的，沒有人寫過社會大變動，隨時有亡國危險的局面。這種針對社會政治現實，關心國是的精神是晚清小說的特徵，也是五四以後小說的特徵。一般人特別看重晚清時代的諷刺小說，其實言情小說也很多，到民初更盛行。這兩種小說裏，婦女悲慘的命運，往往是家庭黑暗，社會不公平，甚至政治腐敗的象徵。在五四以後的小說裏（不管是新派的巴金，老派的張恨水），這類不幸的婦女出現得更多。 　　假如我的假設可以成立的話，則我們不得不承認，十八世紀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兩部超時代的小說，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影響最大：前者培養小說家對社會、政府自覺性諷刺的態度；後者激發他們的同情心，尤其是寄予不幸婦女的同情心。寫「紅樓夢」時，曹雪芹自有他一番出世的哲理，但世世代代的讀者，讀小說後感受最深者，莫不是書中多少可愛女子生活和下場的悲慘。《紅樓夢》同情女性不是那時代單獨的現象，《儒林外史》裏也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女子。同時代深閨婦女自己寫的彈詞，如《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之類，專供婦女閱讀。這類作品，據我學生陳豐子（日籍，嫁華人）的研究，一方面把婦女的苦難，家庭的醜態，寫得淋漓盡致，一方面把些頭挑女子，寫成人中瑰寶，喬裝男子，中狀元，當宰相，得意一時，充分在一個想像世界裏補償她們女作家自己生活上的缺憾。 　　我《近代中國小說史》的結論，五四到大陸淪陷那一時期較好的小說家，差不多全是著重諷刺和富有同情心或人道主義精神的寫實主義者（Satiric and humanitarian realists）。有些作家以諷刺見勝，有些更富于憐憫之心，但二者實為一個銅幣的兩面，同樣是看到醜惡的現實後，必然的反應。我前面所寫的，僅是說明「諷刺」、「同情」這兩種態度，並非是「新小說」的特徵，在晚清小說裏已很顯著，也可說是《儒林》、《紅樓》兩大小說精神的延續。大體說來，五四以來以諷刺見長的小說家，如魯迅、老舍、張天翼、錢鍾書，比較耐讀。那些專寫人間疾苦，青年男女的作家，他們文筆較壞，沒有含蓄，一方面不免自怨自艾，一方面叫囂「革命」，給人淺薄的印象。但這不是說這些題目不應寫，祗是一般作家，才氣不夠，寫悲慘的題目，難免落人「溫情主義」的圈套。 　　姜貴在大陸時，寫過兩三本小說，當時沒有人留意，在文壇上可說是毫無地位的人。他真正從事寫作，是到台灣來後的事，《旋風》是一九五二年脫稿的。但就年齡而論，他從大半三十年代初露頭角的作家應算平輩。就遭遇而言，也同他們有相像之處：從小就愛國，年紀輕輕就聽到一位長輩鼓吹共產主義的學說，中學時代就從故鄉山東跑到廣州去參加革命，加入北伐的隊伍，一九三七年再度投軍，抗戰八年一直在前線或敵偽區為國家服務。所不同者，三十年代那些作家，雖然愛國心重，但很早就左傾，至少看不起國民黨，而姜貴少年時代即入黨，三十年代沒有真正從事文藝，可能因為他覺得同當時操縱文壇的左派作家合不來，不甘同流合污。但姜貴的小說大半寫的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陸情形。那是當年大陸作家所寫的題材。所不同者，姜貴深感共黨禍國之痛，把當年的情形，比他們看得更清楚，更深入。他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台灣年輕一代的小說家，另受西洋現代文學的影響，氣魄不夠大，同那個傳統血脈相承之緣，已疏。 　　我說姜貴是那個傳統的集大成者，專指他兩本傑作而言：《旋風》和《重陽》（作品出版社，民國五十年初版，共廿四章，五七四頁）而言。他的第三部長篇《碧海青天夜夜心》（民國五十三年），長達八百四十餘頁，作者自己很偏愛，但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可能當時姜貴牽入訟案，蒙不白之冤，心神不安，不能集中精神寫作。之後，姜貴生活更清苦，為了稿費，長短篇寫了不少，我還沒有好好研讀，希望其中有精品。 　　姜貴是晚清民國小說傳統的發揚光大者，主要因為他諷刺手法特別高妙，有勝前人，雖然《旋風》和《重陽》都是富有悲劇性的作品，題材牽涉到中國整個的命運，不能純粹當諷刺小說看待。在〈論姜貴的《旋風》〉（譯文曾載《中國時報》副刊）裏，我曾提到《旋風》和杜思退夫斯基《著魔者》同樣處理一個瘋狂的世界，其諷刺的效果可令人大笑大哭，讀《重陽》後，我更有同樣的感覺。杜氏早年是激進者，對帝俄時代的革命黨，無政府主義的暗殺黨心理摸得最熟，但西伯利亞放逐回來後，他變成了所謂「反動」派，希望帝俄不受西歐思想的侵犯，人民保持他們的單純，相信耶穌救世的愛。因之，他覺得那些革命黨人又可笑，又可怕，他們是魔鬼附身，可以擾亂天下的罪惡元首。五四、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們大半敬重杜氏人道主義這方面的廣泛的同情心，但因為他們嚮往革命，也反對宗教，不可能同意杜氏「反動」的觀點，在寫作上也沒有受到他多少影響。近代中國的讀書人，一般講來，不信什麼宗教，姜貴也不例外，但從他的小說裏，我們也可看出他同杜氏一樣的「守舊」和反動。他守住的是孔孟儒家的正義感，倫常觀念和忠孝精神。他認為共產黨是中國固有文化的死敵，黨內積極份子都是反倫常，非忠孝的禽獸。杜氏信得過沙皇和教會，姜貴信得過國民黨，雖然黨在過去曾吸引了不少投機份子和敗類，其中不乏忠貞男女，發揚真正儒家不屈不撓的精神。《旋風》裏的方八姑，《重陽》裏的朱廣濟、錢本四都是這類人物，雖然他們都被共黨正法或暗殺，他們所代表的精神卻將與中華民族同存。 　　同晚清小說一樣，姜貴個別諷刺對象有封建地主、舊式官僚、頑固份子以及投機取巧、不學無術的新派人物，空頭作家，洋場惡少，但因為他的主題是中國文化的存亡問題，他們的種種行動，不論自甘墮落也好，自命前進也好，顯得更可笑，更可悲。《旋風》的主角方祥千，《重陽》的主角洪桐葉，都是受共產主義理想騙惑的人，一個覺悟太遲，一個覺悟雖早而無力自拔。他們都值得同情的，也可說是悲劇的人物。正因如此，小說裏看來似乎是誇大式的諷刺，襯托出一個惡夢似的現實。洪桐葉和他的妹妹金鈴都是母親辛苦領大的，他們的父親早亡，曾任民初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部次長，可算是「革命先進」。桐葉中學畢業後，他的叔叔雖然是鐵路局長，卻不肯資助他讀大學，介紹他到一家法國洋行去學生意。那洋行主人烈佛溫是位販毒的軍火商，他的太太卻是滿口上帝的基督教徒。桐葉學法文，讀聖經，每週還得替老板娘修腳，而且修出味道來，樂此不疲。姜貴好描寫有性變態的人物，有時性變態心理的發展，來得突然，不能使讀者信服，但桐葉愛同老板娘修腳，一方面當然是性的享受，更重要的，它象徵一種當時中國人自甘奴服洋人的卑賤心理。在當年，貧窮的孩子在洋行裏熬出頭，當買辦，也算一條「光榮」的出路。姜貴寫《重陽》，煞費苦心，每個角色，都或多或少代表那一類人所有的特點。即以烈佛溫夫婦而言，男的販毒，同軍閥勾結，販賣軍火。女的滿口仁愛，要中國人相信西洋人的上帝，這正代表帝國主義侵略的兩方面。 　　桐葉有機緣結識一位名教授，後者覺得革命先進的骨肉學洋行生意太可惜了，介紹他去見錢本三，一位上海國民黨的負責人。此後桐葉要脫離洋行，為黨國服務。但早在此以前，他結識了一位共產黨柳少樵。桐葉母親是女工，患盲腸炎，送醫院沒有錢，柳少樵暗托工廠裏一位心腹彭汶學資助了一百元。桐葉非常感激，自己的叔叔不肯資助，洋行裏支不到多少錢，共產黨卻這樣關心他，使他走上共產黨的路。柳少樵一方面也給他淫書看，腐化他。 　　桐葉初次在柳少樵弄堂房子亭子間見到他，「打量他，年紀大約比自己大幾歲，人瘦瘦的，細高身材，蓬鬆鬆一頭亂髮。滿腮鬍子，少說也彀半個月不曾刮了。」談了半天，桐葉和柳、彭二人一起去喫晚飯。三個人剛要往外走，洪桐葉又一陣聞到剛才在後門外邊的那種怪味，覺得有點要作嘔，很不好受。那味道好像是從前窗隨風吹進來的。便問： 　　「這是一種什麼味道？」 　　「隔壁是一家煉豬油的小工廠，這個是豬油香。」柳少樵說。 　　「你說香，我說是臭，我真受不了！」 　　「久了，習慣了，你就好了。你難道不知道『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那句話？」 　　「但願我能遠著它一點，不要那習慣也罷了！」 　　「實逼處此，祗怕你遠不了它。」 　　在一陣笑聲中，三個人走了出去。 　　這一段引文，很能使我們體會到姜貴的象徵手法。桐葉所聞到令人作嘔的臭，不僅是煉豬油的臭，也是共產黨的臭。柳少樵聞慣了，覺得它香，後來桐葉常去那弄堂，果然「久而不聞其臭」了，到那時他已中了共產思想的毒了。 　　柳少樵算得上是湘西世家，家裏歷代開布廠，他父親的紗布廠，最後不能同日貨競爭倒了，晚年開爿布店自娛。他老人家最疼愛三兒子少樵，自己看中名門閨秀葉品霞，想盡方法花了一萬五千兩銀子，討回家，但求三兒子婚姻美滿。少樵老大不願意。洞房花燭之夜，柳少樵看看新娘子，確實生得彀漂亮，父親沒有騙他。賢慧不賢慧，雖然一時摸不清，但看了那一副馴順溫柔的表情和動作，不至太離譜兒。柳少樵本來一整天累了，但此時忽然興奮，一口氣把燭和燈吹了。 　　「怎麼，」新娘子意外的大喫一驚，在黑暗中說，「今天晚上不興吹燈的。」 　　「管他呢！」柳少樵撲到新娘子身上，「快脫衣服！」 　　「那怎麼可以？總要過三夜，我才好脫衣服。」新娘子慌成一團，對於新郎的魯莽，一時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黑暗中，柳少樵不再答話，祗管去撕她的衣服。新娘子帶著哭聲說： 　　「好人，好人，求求你！」 　　「不要說廢話，你是我花了一萬五千銀子買來的，怎好違拗我！」 　　聽了這話，新娘子的拒抗立刻鬆了下來，她祗有傷心流淚的份兒了。 　　事畢，柳少樵把燈點上，整整衣服，點頭稱讚道： 　　「一萬五千銀子，果然味道不錯！」 　　他拉一條毯子，在床對面一張長靠椅上，蒙頭睡了。 　　柳少樵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在他自己看來，他在響應新文化運動反封建、反舊禮教的呼聲。舊式婚姻是不合理的，他要反抗，他要報復，非得侮辱自己的新娘子不可，非得施強暴不可，這樣她傷心，他父親傷心，他心裏才舒服。他這種不顧情理、毫無人性的行為同時也表示一種意志支配一切的瘋狂。「家庭革命」這個口號不是新文化運動叫開頭的，李伯元的《文明小史》裏就有一兩位青年鬧家庭革命，婚姻自主。但他們的舉止雖很可笑，他們的人性並未喪失。這種青年發現自己的老子替他討了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一定歡天喜地，向老子磕頭都來不及。即使新娘醜，想她也是個禮教社會的犧牲品，可憐蟲，不會去強姦她，凌虐她。少樵不是不歡喜葉品霞，他獸慾大動，把她姦了，這樣更可一逞自己意志的勝利。 　　柳少樵是憑了這種「反抗的精神，打破傳統的勇氣」，極邏輯地加入了共產黨。《旋風》裏的土共倡導人方祥千，代表老一輩的智識份子，認為共產主義是可以實行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最後發現被騙了。柳少樵並沒有什麼理想，即使加入共產黨時，對人類、對國家還有些想望，加入後，受了黨的訓練折磨，就不可能再有了。他是聰明人，知道黨是什麼一個把戲（他自己人性早已喪失，意志受人支配，並不感到多少痛苦），一方面，他可說是個「硬漢」，不管路走錯走對，他認了，「黨」變成了他的終身事業。他聽上司的領導，自己也用同樣方法去領導上鈎的青年。有一次，他「揍」了洪桐葉後，再騙他去嫖法國女人。他說： 　　「小洪，你應當高興才是，因為我的上司也是這樣對付我的。你將來領導別人，這是一件祖傳的法寶，你不要忘了。用暴力，用甜言蜜語，或是用未來的美夢，不拘用什麼都好。可是永遠不要期望任何人可以長期為你作片面的犧牲，而沒有他自己的願望。一面滿足他，不管是屬於他的下意識的或是獸性的。一面鞭策他，他自然會接受你的領導，你就天下歸心了。」 　　「難道就沒有例外？」 　　「當然有的。偶然遇到例外，就剷除他，連根拔掉他！那時候，你需要的是機智、迅速和果斷一點猶豫不得！」 　　書的末了，洪桐葉早已想跳出共黨的火坑了，柳少樵憑著他的「機智、迅速和果斷」，把他結果了。 　　柳少樵和洪桐葉二人各有各的個性、命運，但在小說故事的發展上，在反映當詩的革命現實上，他們二人是分不開的，他構成了一個double character，正像杜氏《白癡》、《著魔者》裏面的男主角一樣。就歷史現實而言，洪桐葉代表了那種思想糊塗，一時是非不明而被共黨脅誘上鈎的愛國青年。他的父親代表了一種光榮傳統，但在帝國主義肆虐，軍閥統治中國的時期，他行動上拿不準方向，而走入歧途了。 　　事實上，早期國民黨容共時期及抗戰初期，這類青年多得很。柳少樵代表那種自動自發的共產黨，走了新文化運動極左派的路線；覺得剷除封建，打倒禮教，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才是新青年應幹的事，自鳴得意，看不到在他破壞性的行動裏所表現的極端自私。加入共產黨，爬得相當高後，柳少樵更名正言順地發揮他破壞、殘害的潛能。同時他在私生活上，可以胡作亂為，也正對他獸性的需要。二、三十年代、這類共黨幹部也多得很。他們即是劉鶚在《老殘遊記》裏所預言的「革命黨」：「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過去，這種痛快，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在《旋風》裏，姜貴已描繪了不少共產黨人的面貌，柳少樵的畫像更顯出他想像力之高超，對當年在大都市活動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瞭解之深。在工人、學生界活動的中級共黨領導人物在二、三十年代左派小說出現得很多。在茅盾、蔣光慈、丁玲的筆下，我們常見到這種拜倫英雄式的典型人物：他行動神祕，辦事果敢，心裏充滿了人類愛或階級愛，但表面上看來冷面無情，甚至大義滅親。他是女同志愛慕的對象，但他對她們不加鼓勵，從不讓男女私情影響到他為黨服務的凜然不可侵犯的精神。同他們比起來，柳少樵好像是個漫畫式的人物，事實上姜貴刻劃的才是這類地下工作人員的真面目，那些左派作家反而把這個典型理想化了，千篇一律，多讀了令人生厭。《重陽》讀來這樣驚心動魄，令人髮指，多半同柳少樵造型的成功有關。 　　洪、柳初識時，人都在上海。後來，北伐開始，二人都被派到吳佩孚統治下的漢口，作地下工作，預先為國軍開路。洪桐葉名義上是國民黨，事實上同柳少樵走一條路線。接著，汪精衛、陳獨秀主持的武漢政府成立，政權落在共黨手內，推動了不少荒謬的新措置，社會秩序大為很亂。姜貴當年人在武漢，親歷這種亂況，二、三十年後，憑他的記憶把那些可怕、可笑的事件一一寫下，給人真切的印象。全書最精彩的幾章都是寫武漢混亂現象的。事實上，當時共黨、汪派推動的是一個「社會大革命」，後來汪精衛怕自己政權不保，同南京政府妥協，才開始分共，社會大革命才告停止。 　　武漢「大革命」時期受損害最嚴重的是女性。假如柳少樵代表一種反倫常的瘋狂，《重陽》裏的女人，除了柳少樵的情婦白茶花和兩三位歷史上的名女人外，大半是善良的，她們的感情是正常的，也就是說，她們還是有良心，還逃不出，也不想逃出倫常道德的支配。可是在共黨策劃的「家庭革命」、「婦女解放」之下，她們非得做違心之事不可，受盡欺侮。姜貴對婦女深度的同情心，發揚了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小說的精神，在《旋風》裏即有深刻的流露。在《重陽》裏，被損害的少女老婦各色各等都有，前文提到了葉品霞（她同她公公全家最後都被柳少樵毒死），這裏只能略述洪金鈴、洪大媽的苦境。同她哥哥一樣，金鈴去武漢，也沒有向媽媽告別，是溜走的。臨走時，「想著米缸是空的，油瓶和鹽罐是空的，媽媽的荷包是空的，她真有點說不出的酸楚，噙住兩泡眼淚，一逕下樓而去。」到漢口後，她更是想念媽媽。她同哥哥會面了： 　　「我老想著我走的時候，」洪金鈴悽然說，「她正身體不大好，家裏喫的用的，什麼也沒有，這些日子不知道她怎麼過？像這樣，我們對她一點責任不負，太對不起她了！」 　　「這是你的舊腦筋。」 　　「新腦筋不要媽媽？」 　　「也不是說不要。不過一個人總得勞動，她可以做臨時工人，自食其力。」 　　「她老了，做不動了。」 　　「那就活該沒有辦法。」洪桐葉搖搖頭，苦笑一下。「將來革命成功了，國家會有養老院。現在是青黃不接的轉變期，自然不免有許多小悲劇。」 　　「你說是小悲劇？」 　　「是的，我們有更多的正在受難的無產者！」 　　「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照顧，我們還有資格設想那許多人的事嗎？」 　　洪金鈴說著，撲簌簌落下淚來。她雙手捧臉，不住地抽噎。 　　洪金鈴這句反問，桐葉是無法回答的，等到他覺悟，知道自己是個「悲劇的丑角」，已是太遲了。洪家三口都是柳少樵侵害的對象，他好女色也好男色，很早就是桐葉的愛人。桐葉固然生得俊俏，但少樵玩弄他，也表示一個人加入共黨後，必定絕對服從上司，喪失自己的人格。少樵也垂涎金鈴的美色，桐葉熱心地為他牽馬，金鈴不從，但最後還是屈服了。少樵對桐葉說得根冠冕堂皇：「我是在向一個處女的貞操觀念挑戰，我要打破那種資產階級獨佔意識的處女貞操觀念。為黨，為無產階級，她應該獻出她的童貞！」少樵姦污金鈴，一大半出於淫心，但後來洪大媽接到漢口後，他也姦污她，可說出於好玩，也表示對她人格的鄙視。被姦之後，「第二天快近中午了，洪大媽還沒有下床。眼睛有一點紅腫，顯然她哭過。她有某一方面的滿足，這一滿足彌補了她長久的孤獨和寂寞，但她自己並不曾顯明地察覺到，它躲在另一更重更大的陰影之後。她現在所有的是深長的冤抑，被侮辱的，被損害的。」 　　《重陽》不僅寫洪、葉兩家的恩怨故事，它是歷史小說，人物很多，不便一一介紹。代表國民黨的有投機政客錢本三，和他的弟弟錢本四，後者腦筋清楚，忠貞愛國，覺得應把共產黨「斬盡殺絕，客氣不得」。還有辛亥人物，隱身教育界的朱廣濟，更是有骨氣讀書人最好的代表。當時軍政要人，不少在書中出現，姜貴把吳佩孚寫得真活，正像在《旋風》裏，寥寥數筆，把韓復樂寫活一樣！還有空頭作家司靈鶯和謝文短（柳少樵也寫新詩），都寫得栩栩如生，一貫晚清小說諷刺無聊文人的作風。洋人也很多，但可能姜貴生平同洋人接觸不多，寫得不夠真，寫洋人魏蒙蒂到東北去的二二、二三兩章，講的是間諜美人故事，離武漢地區太遠了，篇幅佔得太多，使小說結構鬆懈，可算是敗筆。但有些洋人的故事，可能是真事，讀後令人哭笑不得，深感當時中國人的恥辱。第九章裏講到一個上海英國流氓「碼頭鬼子」，僱了個名叫「小魚」的侍役，「和他食同桌，睡同床，要好非常」。後來「小魚」討了破落大戶的閨秀，她從未見過洋人，根怕碼頭鬼子！ 　　她又纏著一雙小腳，碼頭鬼子要給這一雙小腳照像，預備寄同英國去分贈親友，讓他們也見見世面。女人家兩隻小腳，是神祕而又神聖的，可遠觀而不可褻玩，怎肯給外國人照像？無奈碼頭鬼子執定要照，小魚沒有法子，對夫人百般譬解，祗是不從。最後小魚惱了，把夫人打了個半死，才算制服了她。她滿面流淚，委委屈屈的把一雙腳伸到碼頭鬼子的餐台上，讓他前後左右照了好幾張。碼頭鬼子還不盡興。又要她脫下鞋子，褪下裹腳帶來，赤著足再照幾張。女人當然又是不肯，逼得緊了，她就放聲大哭起來。 　　碼頭鬼子口袋裏摸出一張金鎊票來，塞給小魚，說：「教她不要哭，好好再照幾張，我給她這個！」 　　小魚並不把這個金鎊看在眼裏，但從這個金鎊他看出碼頭鬼子的決心，這事要做不到，飯碗會受影響都不一定。他想想，知道好說沒有用，一橫心，就動手把女人又是一陣毒打。這辦法果然有效，女人賭氣，不但不哭了，反而爬上餐台，居中坐了，脫下鞋子和裹腳布，把赤著的一雙小腳伸了出去，自己兩手捂著眼睛。 　　這故事下面幾段，同樣精彩，抄錄太長，祗好讀者借小說來讀。小魚就是洪桐葉的縮影，一受帝國主義、一受共產主義的欺負奴役。桐葉也是同柳少樵「食同桌，睡同床」的，也把自己的親妹媽媽誘逼給少樵去玩弄。《旋風》和《重陽》裏這類交代身世的小故事很多，細細玩摩，都和小說主題切切有關。 　　武漢分共後，朱廣濟有一天過江到武昌訓練共黨幹部的軍政學校去看看他的女兒。朱凌芬本是好學生，被逼攻擊自己父親，備受凌辱後，變成了共黨積極份子。朱老先生到學校，學生、教官一個都不在，都上江西去了。祗見「一個穿軍服的黃瘦孩子，約摸十二三歲，正把些亂草往小灶裏塞著燒，一邊不住地用手去抹臉，好像在哭。」朱廣濟同他交談了一陣，孩子才說： 　　「我原是學校裏的公役兵。他們走的時候，湊巧我腿上生瘡，走不得，所以沒有跟了去。」 　　說著，把褲子擄起來給朱廣濟看，原來一條左腿腫得像個小水桶，好幾處都在潰爛。朱廣濟用手摸摸孩子的額部，人也已經在發燒。就有點替他著急，忙說： 　　「你這個病不能再拖了，要馬上住醫院才行。」 　　孩子搖搖頭，冷冷的說： 　　「醫院是資產階級住的。我是無產階級，住不起醫院。」 　　招得朱廣濟忍不住一笑。 　　「不但你的腿中毒，原來你的思想也中毒了！我告訴你，你不要聽他們亂說。醫院並不專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也一樣。如果你不相信，現在我就可以送你進醫院，不用你花一文錢，把你的病治好。」 　　「你說得這樣好聽，到底有什麼陰謀？」 　　朱廣濟聽了，又是可笑，又是可嘆。 　　「這個問題我不答覆你，我請你自己說，你一個小孩子，腿病到這樣子，我把你送醫院，你說我有什麼陰謀？」 　　孩子似乎還有話說，朱廣濟知道難以弄得清，就緊接著又說： 　　「好了，好了，現在我沒有時間同你談這些。你現在祗說，是不是願意去住院。願意，我就帶你去；不願意，我走了。」 　　孩子想了一下，說： 　　「好，我跟你去。我不怕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卑劣的陰謀！」 　　朱廣濟不理他。想到街上沒有車子，而自己又背不動他，就試著和那幾個揀破爛的人打個商量，給他們一點錢，替換著把那孩子背到過江的輪渡上去。朱廣濟問孩子：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打資』。」 　　「你叫什麼？」朱廣濟聽不明白。 　　「就是打倒資產階級的那個打字和資字。」 　　「怎麼叫這樣一個名字？」 　　「我原叫『達志』，學校裏閻隊長給我改的。閻隊長真革命！」 　　「你姓什麼？」 　　「我從前姓李，閻隊長給我改了姓列。」 　　「改了姓什麼？」 　　「列寧的列字。我現在和列寧同姓，我和列寧是一家人。」 　　孩子這樣回答。他一本正經，確信不疑。 　　朱廣濟深深知道，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改變他的，便不再說什麼。心頭卻似壓上了一大塊石頭，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痛苦。 　　在五百七十多頁的小說裏，「列打資」這個孩子僅佔四頁的篇幅，但我們讀後，他的形象將牢不可忘，因為在他身上集中了共產黨摧殘青年幼苗的一切惡毒。在這樣一個小穿插裏，姜貴寓以最深的涵義，實在可算是寫小說的大手筆。 　　《重陽》出版整十二年了，一直沒有被報章注意過。我這篇文章，不能算是評論，主要說明一下，姜貴延續、發揚了中國近代小說的傳統，介紹一下《重陽》的主題和其主要人物，多抄幾段原文，以引起讀者閱讀該書的興趣。一方面也借機會勉勵姜貴先生寫幾部和《旋風》、《重陽》同等功力，同等份量的大小說，以饗當今和後世的愛國讀者。 　　一九七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