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輪車夫之子、洗衣工之女…… 七篇兼具生命脈動與時代觀察的動人報導， 捕捉古老傳統的印度／經濟高度發展中的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 激烈變動的一刻 索米妮．聖古塔生於印度加爾各達，八歲時全家移民北美。在美國成長、受教育，後進入《紐約時報》，並於二○○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社長。三十年後聖古塔重返印度，卻發現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一個無意實踐承諾的民主」。 一九九○年代初，印度從計畫經濟轉向自由主義資本市場後，國家經濟榮景空前，高樓群聚的大型城市不斷擴張，從中作者深刻感受到一股不耐、渴望的潛在動力。在人口逐漸老化的世界中，印度是青年人的國度，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十五歲以下，是個充滿「人口紅利」的國度，也是即將邁入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度，這是印度青年的「希望」。但在經濟政策轉向二十五年來，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縮減，反而擴大。缺乏教育、工作機會及社會階級流動可能性，反而可能讓印度社會內爆。 同時，印度不僅是充滿機會與希望的國家，也是受性別與種姓結構框架的國家。「業」（Karma）一字源自印度教，意指「前世所造就的善行惡行，將化為今生的善果或惡果」，作者利用印度教傳統語彙，借指現代印度青年正背負古老印度遺留下的「業」；這些「業」包含僵化的種姓制度、性別歧視，如此社會結構阻絕階級上下流動與相互交流的可能，也扼殺女性發展的潛力。印度青年正企求擺脫傳統枷鎖，邁向新局，不願受傳統命定的身分擺布。 不同於坊間多數將印度神聖化，停滯在古老時間的書寫，聖古塔的寫作風格，兼具《紐約時報》當代社會政經脈絡爬梳，及報導文學的私密與個人省查，帶領讀者同時從宏觀與微視的眼光，進入七位印度青年的生命世界，體察作用在他們身上的外在力量。這些力量同時也作用在當代每一位青年世代身上。對作者來說，這些印度青年的故事，不是十八、十九世紀充滿宗教色彩的奇思幻想，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你我面前，在當今世代的生命掙扎。 【各界推薦】 談論印度這個國家的著作不少，但以印度人為背景的專書則不常見。本書敘述印度之子們嘗試翻轉命運桎梏的故事，充滿挑戰、失落、韌性及希望。這是印度的生命之書，也是印度未來之書。 ——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前駐印度外交官方天賜 印度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在二○一六年，調查印度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將其定義為「衝突世代」，他們兼具開放與保守的特質，擁有現代化的外貌與消費行為，卻又存有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就如同印度當代的發展樣貌，衝刺中的漂亮GDP數字，後方卻拖拉著印度社會中的貧窮、落後、貪腐與效率不彰，拉拉扯扯。在《業的盡頭》裡，聖古塔那雙銳利的記者之眼，結合歷史、文化、政治、數據與印度青年的真實人生，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些「衝突世代」的寫實樣貌。 ——華文媒體駐印度記者尤芷薇（筆名印度尤） 銳利觀察……豐厚細節的描繪……讓本書不同於其他外國記者思考的，是聖古塔觀察這個國家的眼光——一位母親的眼光。 ——《經濟學人》 鞭辟入裡、恰中時勢……聖古塔精確平衡強而有力的客觀分析與情感書寫。 ——《華爾街日報》 任何想像今日印度是充滿高科技公司與電話服務中心的人，都該讀這本書。索米妮．聖古塔呈現印度的複雜樣貌：高牆環繞的私人社區與偏遠村落；被綁架販運的女僕與總理；意圖造出印度教國家與只在乎人生能否持續前進的人。印度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家鄉，成為形塑二十一世紀樣貌的關鍵區域之一。《業的盡頭》透過生動故事，描繪印度的青年世代，開展對未來視野的精采論述。 ——《溺水的陌生人》作者拉瑞莎．麥克法古哈 《業的盡頭》精采開啟一扇門，邁入新印度許多青年男女掙扎向上的世界。他們試圖甩脫印度的過往，開創自己的未來。索米妮．聖古塔生動勾勒每位人物，以細膩敏銳筆觸報導他們的故事。 ——世界婦女峰會創辦人暨執行長緹娜．布朗 以流暢口語的書寫風格，索米妮．聖古塔追蹤七條人生軌跡，提出當代印度潛藏的焦灼問題：「夢想不斷延遲之後，我們得到什麼？」，集結成一本強勁動人、回應時代需求的真實著作。 ——《他者的生命》作者尼爾．穆克吉 對任何想了解全球最大民主國家未來的讀者而言，《業的盡頭》是必要入門書。透過精細研究，與今日印度青年扣人心弦的故事，此刻印度沒有任何書，比聖古塔對女兒出生地的探求追尋，更緊抓我的注意力。 ——《極大化城市：孟買的失落與再尋》作者蘇克圖．梅塔

前言　渴望如水 １　Hi-Fi：如何超越命運 ２　大門：隔離他者的生命 ３　游擊隊：打破承諾的代價 ４　強人：從政的渴望 ５　臉書女孩：測試民主的良心 ６　叛教者：勇敢去愛 ７　詛咒：父親的恐懼，女兒的夢想 後記 誌謝 註釋

　　八歲時，享用過公園大道芙路里點心坊的蛋糕後，我的父母典當了一些婚禮金飾，迅速申請護照，買了三張機票逃出加爾各答。 　　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熱氣蒸騰的雨季。雨雲在熱天午後暫收，民主也戛然而止。此時，我們的總理甘地夫人，宣布進入印度民主史上第一次緊急戒嚴狀態。這代表著某些早晨我們會收到頭版呈現一片空白的報紙、異議分子入獄、政府出資的節育計畫強制列管貧民窟男性。結紮的代價，是獲得都市貧民窟裡的一小塊地。結紮成為甘地夫人戒嚴統治下最有力的象徵，也是我們國家最接近極權統治的一刻。 　　戒嚴雖是我家搬遷的背景，但父母的決定是來自物質需求，而非政治。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十，東巴基斯坦戰爭難民湧入加爾各答，在祖母家對面，以錫片及帆布搭起一大片臨時棲所。每天都有新的政客與公務員貪汙醜聞，各種罷工癱瘓整座城市。 　　我的父母並非來自印度貧苦階層，父親是中階公務員，母親是數學老師。他們的收入足以支付一間兩房公寓的租金，卻無法隨心所欲到莫康柏餐廳豪奢一番；足以支付我鋼琴課的學費，卻無法成為加爾各答俱樂部的一員。 　　他們的焦慮，是屬於一九七五年中產階級的挫折。父親厭倦為一桶煮飯用的瓦斯奔波，或在市區四處尋找好立克奶粉，為他骨瘦如柴、病懨懨的女兒增強體力。當物價持續飛漲，進口商大肆囤積時，好立克的蹤影愈加難尋。他甚至買不起一包他最喜愛的羅斯曼牌香菸。一晚，父親穿越德莎普莉亞公園（Deshapriya Park）回家時，踩過橫屍街頭的人力車夫，被當地黑道視為警方線人。加爾各答，一個曾是融合維多利亞與爵士風情的蒸騰都會，正迅速淪為未來首相口中「瀕死的城市」。 　　我想像在我沉睡後，父母可能在黑暗中彼此低喃：這是你稱為家的地方嗎？ 　　我的父母想要更多，他們想要出口。 　　因此，某天深夜，遠超過平常上床的時間，我們一家三口搭上有空調的英國航空班機，在轟隆作響的引擎聲中，向身後親友一再揮手道別。感謝當時的印度金融規範，我父母各獲准攜帶高達八美元的金額。 　　他們不清楚要怎麼前往離家如此遙遠的地方，只知道這並非前往英國的傳統旅程。父親深信印度人在英國以打掃他人廁所為生，就他的說法，這些人實際上是從事骯髒、不體面工作的賤民，所以他堅持，絕不以打掃廁所為生。我們將前往新世界，我不清楚父親為什麼會認為，新世界的印度人不會打掃他人廁所，但他就是如此深信。因此，我們反而選擇了一個足以冷死自己的目的地。 　　我們首先來到加拿大寒冷平坦的中部城市瑟爾克克。我的伯父，也就是我父親的兄長，早我們一步來到此地。我們一家人擠在伯父的公寓裡，對面是一棟精神療養院，只有一片雪地分隔這一側的傲慢，與那一側的瘋狂。 　　每年，我們一家三口都會打包搬家，前往不同的公寓、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城市。直到某天，我們將行李塞滿七六年楓葉金福特汽車，一路南駛穿越北美大陸。沿途上停留過明尼亞那波里斯、鹽湖城、石化森林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住過一間又一間的汽車旅館。我們在追逐什麼？我沒有勇氣開口提問。他們只說，在加州，有棕櫚樹與加爾各答來的朋友。 　　記憶裡，我的父母是輕鬆愉悅的。他們有了新的小寶寶，我的妹妹，新世界的女兒。 　　在東洛杉磯，熙來攘往的國道十號旁，力爭上游的郊區裡，我們買了房子。我家門前一路上，盡是相同的L型房屋，擁有同樣的前伸並排車庫、斜邊屋頂、前庭橡樹。我家在室內鋪了酪梨綠色的地毯，前屋主在門邊種了一盆海芋。附近的鄰居是祕書和老師，大都是白人，還有一些墨西哥裔，跟從來不談二戰期間集中營的少數日裔。我家是方圓幾里內唯一的印度裔，在學校會碰到的問題可想而知。 　　「妳吃猴腦嗎？」 　　「嗨！甘地。」 　　「那個紅點代表什麼？」 　　這類問題並不特別討厭，只是無聊。 　　我告訴自己：舊世界的女兒，專注於眼前的道路，回憶就蓋上厚重的天鵝絨布幕。時時回頭，不專心走路的人，容易踉蹌跌跤。 　　這是個不錯的生存建議，除了每兩年暑假，我會被送回加爾各答與過去重逢。穿著美式衣物在公園大道被光腳的孩子抓著討錢時，我不再清楚該如何回應。當母親跟那些眼神空洞的光腳人力車夫討價還價時，我忍不住瑟縮。電力供應不足導致每天停電，天花板吊扇停止旋轉，空氣中充滿令人窒息的熱度。我已經無法處理那些，如果在當地長大就能應付自如的事。年紀愈大，這種印度社會的奇詭開始結合各種禁制：別自己跑去公園、別穿短褲、生理期別開冰箱、別碰賤民等等，規矩多如牛毛。身為女孩，規矩更多。這些愚蠢的規矩，讓我想逃回家。 　　但回到加州同樣讓人困擾。我要如何向沉浸在奧莉薇雅．紐頓強歌聲中的朋友解釋，一整個暑假耗在苦夜城的生活？ 　　這種前進後退、面對這頭解釋那頭，換個方向再重來的生活，需要高度巧思，偶爾也得撒點小謊。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解除戒嚴，並在隨後的大選中失勢。她的政敵與繼任者莫拉吉．迪賽（Morarji Desai）在新聞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裡，大肆推崇喝自己尿的好處。他在美國電視黃金時段的節目裡說，這是一種古老的吠陀養生法。第二天，我只好假裝肚子痛，不去上學。「印度人都喝自己的尿嗎？」我可不想在下課時間回答這種問題。 　　也許這一刻，父母的問題開始變成我的問題：這是你稱為家的地方嗎？ 　　對父母來說，這個問題並沒有消失。他們只是捲起袖子，重建那個留在加爾各答的家。不像我，他們很清楚家需要哪些事物。我上高中的時候，他們跟加爾各答的朋友已經把家裡最重要的象徵帶來美國：杜爾加女神（Durga）。大母神本尊在加爾各答頗負盛名的紅燈區以熟石膏製成，十臂俱全，安抵洛杉磯國際機場。神像存放在南加州另一社區的朋友車庫裡，只在每年秋季請出，供奉沐浴祈禱。一位父母的朋友生來即為婆羅門（Brahmin），負責主持儀式，父親則負責準備一整桶慢燉辣羊肉做為獻禮。 　　而我崇拜的是其他女神。我花了大把時間在鏡子前，試著吹出法拉．佛西的髮型。我的頭髮太捲，沒辦法吹出法拉頭，因此試著改梳成唐娜．桑默的滑亮長捲髮。但我的頭髮完全不受控制，每天都是一團亂，頭髮是我最討厭自己的部分。 　　母親建議我上點油來造型，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在高中生社交圈裡，油頭跟討論喝尿都不會讓你成為紅人。 　　整個一九八○年代，家鄉的新聞來自三折的單薄藍色航空郵簡。親戚寫著，市場裡買不到煤油，政府禁售可口可樂，誰跟誰的兒子也去了美國。十年間，印度的經濟成長率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龜速前進，被人們稱為印度式成長率（Hindu rate of growth）。偶爾，急促嘈雜的國際電話會在最緊要的時刻響起。我們說話的聲音特別大，彷彿這樣才能讓聲音穿越大洋。「什麼？我們聽不到。你說什麼？」是對話常見的形式，我也是這樣得知祖父的死訊。父親在洗衣間點起儀式之火，這裡是整間屋子唯一沒有鋪設酪梨綠地毯的房間。 　　在我父母的生命中，鄉愁與欲望是兩股對立的潮流。他們緊抓著一九七五年雨中離去的母國，而印度持續洶湧。 　　一九八四年，我就讀高三，王子發行了《紫雨》（Purple Rain）。那年秋天，甘地夫人被她錫克教的侍衛槍擊身亡。事發後，印度各地發生錫克教徒攻擊事件，成為獨立後最嚴重的一起社群暴動事件。 　　大學畢業隔年，柏林圍牆倒塌，尼爾森．曼德拉從監獄中被釋放，他的自由抗爭形塑我觀看世界的角度。鄰居則為波灣戰場上的美國士兵，在樹上結起黃絲帶。國際油價因為戰爭暴漲，把印度逼近外匯危機邊緣。新德里高層打破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開放對私部門的管制。此舉出於需求，在憂懼動亂中，悄然無聲地進行。他們不僅展開當時難以想像的變革，也為成長於次一世代的印度人迎來社會心理轉變。新一代印度人開始相信他們可以書寫自己的命運，不被過去的行為所限制。我逐漸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是業的盡頭。 　　此刻，我也試圖找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曾在藍調酒吧工作、主持電台節目、嘗試社區組織工作，但這些都比不上進入報社編輯室帶給我的滿足，讓我在謀生之餘，還能來回探索一個又一個世界，不須屬於何者。認知失調成為旅行的良伴，我成為一名記者。 　　回家的感覺，讓我像水中的魚。 　　同時，我剪去長髮。 　　二○○五年，離開印度的三十年後，我重返這片土地，建立起新的家園。我是《紐約時報》新德里分社第一位印度裔社長。 　　如果說這是個輕鬆的職位，肯定是說謊。我感受到強大的壓力，也許多數是自我施加。我告訴自己必須比前人更加努力，不能拒絕編輯要求，不能漏線。我一直工作，也一直擔心做得不夠。 　　我抵達新德里時，印度正處於歷史轉捩點，將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家。 　　印度擁有十億人口，幾年後就會超越中國。在一片老化的世界裡，是間嘈雜、擁擠不堪的托兒所，超過半數人口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當年我離開時，他們被視為「受詛咒的大地」，到了二十一世紀前幾年，年輕人口卻成為主要資產。同時，對印度更有利的是，整體人口結構正在轉變。生育率大幅下降，比起一九六○年每位印度婦女平均生養將近六個孩子，二○一○年只有二點六個孩子。未來幾年，印度將擁有許多工作人口，撫養有史以來最少的孩子，產生學者所說的「人口紅利」。 　　與此同時，一九九一年展開的經濟改革，釋出國內創業能量，開放市場迎接來自海外的各種貨物。經濟成長率加速前進，二○○七年最高點曾逼近百分之十。預計二○二○年時，印度經濟成長的速度會超越中國。我注意到一篇二○○九年《興都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的報導，頗能說明這片印度菁英感受到的榮景。這份首都最受歡迎的英文日報，預估當年度印度經濟將成長，插圖刻劃一隻光裸、彎曲的手臂，就像男子健身房標誌常用的形象，標題寫著「更高速、更有力」。 　　人口變化與經濟改革的雙重發展，成為我周圍所有人口中「新印度」的指標。新發展的背後是另一股重要轉折：印度正在調整其國際地位。 　　一九五五年我父親年輕時，曾在加爾各答市中心群眾夾道中，目睹赫魯雪夫與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公開現身。當時是冷戰高峰，蘇聯總理對剛獨立的印度表達支持，同時運用這個舞台譴責西方國家。《紐約時報》社論甚至警訊：「尼赫魯先生允許蘇維埃在印度土地上，發表反西方攻擊言論，向蘇聯政策靠攏，令人對其宣稱的中立畫上問號。」 　　但不論赫魯雪夫或尼赫魯的演說，都無法支持我父親患有氣喘的羸弱身體，他在人群中昏倒，祖父得扛他回家。 　　五十年後的德里，我手持筆記本，在十六世紀由砂岩築成的德里舊堡（Purana Qila），採訪美國布希總統出訪印度的新聞。印度的政商菁英驕傲地聆聽布希承諾美國對此快速成長國家的支持，甚至承認印度是核武強權，與全球強權國家俱樂部的合法成員。 　　他的繼任者歐巴馬於二○一○年訪印，公開支持印度爭取全球強權的桌位，即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席次。「在亞洲與全世界，印度不只是崛起中。」歐巴馬向印度國會致詞時說：「印度已經崛起。」在場國會議員歡聲雷動，每個人看起來都想擁吻歐巴馬。 　　歐巴馬於二○一五年再訪印度，向一群多數為青少年的觀眾發表演說。他說：「像各位一樣的印度年輕人，不但決定國家未來，更將形塑世界。」 自二○○五年抵達印度起，我從印度與美國官員口中，持續聽到這兩個風格迥異的民主國家關係有多重要。一度質疑印度左傾立場的美國，開始視印度為對抗強大中國的策略灘頭堡，希望能在印度崛起過程中扶持一把，而印度也代表美國商品利潤豐厚的廣大市場。整個二十一世紀初年，美國企業湧入印度，帶來從戰鬥機到沃爾瑪超市等各種商品。上百萬印度青年渴求過去難以企及的事物：手機、高層公寓、汽車。全球顧問公司麥肯錫在名為「金鳥」的報告中，預估二○二五年時印度中產階級將成長到五億八千三百萬人，成為全球第五大消費市場。⑨ 　　狂熱一瞬中，甚至有淺薄的預測認為，印度將接近美國化。 　　印度經濟的開放與某些不那麼明確的事物息息相關，這些事物衍生自我父親時代開始的民主經驗。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脫離英國獨立，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動人心弦的小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刻劃的正是這一代的面貌。 　　從那時開始，印度社會的思潮悄悄轉變。一九四七年印度從英國手上贏得獨立時所承諾的自由，靜靜嵌入印度人的想像中。將近七十年後，上下社會階層的一般人民，都相信自己不受過往束縛，可以脫離命定。 　　南丹．尼列卡尼（Nanadan Nilekani）是印度知名的科技富豪，在所著的《想像印度：給新世紀的建議》（Imagining India: Ideas for the New Century）一書中，描述印度改革後帶來的巨大改變，並如此總結：「有史以來頭一次，整個國家感到希望。」 　　他的書於二○○八年出版，同年我女兒出生，這是展望新局的時刻。在一九九一年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這代印度人滿懷希望，同時也感到不耐。他們的需求開始動搖新印度的靈魂，他們要求國家兌現在午夜許下的自由承諾。 　　我稱他們為正午之子。 　　印度青年潮與全球老化現象同時發生。二○○○年時，歐洲出生率已低到讓整個大陸的人口停止更新。美國雖有年輕移民不斷湧入，仍邁向老化的道路。而同樣享受一九八○年代青年潮、推動蓬勃經濟成長的中國，預計很快就必須背負大量老年人口，一胎化政策更造成一個孩子必須承擔父母雙親的老後生活。 　　印度青年潮異常巨大。根據最近期公布的各國年齡中位數比較資料，二○一二年全印度年齡中位數是二十六歲，中國是三十五歲，美國則是三十七歲。 　　印度十五歲以下的人口預計將超過三億，成為人類史上擁有最多兒童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在二○一一至二○三○年間，每月預計會有一百萬個年滿十八歲的印度人，加入全球勞力市場。到二○三○年，印度將來到人口紅利的黃金期，勞動人口超過半數，只須照顧相對較少的兒童與老人。 　　這些人都渴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問題是許多人並沒有獲得適當的工作教育訓練。同時，東亞人口紅利期間大幅增長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持續消失中。眼前將面對愈漸自動化的職場，與人口學者大衛．布魯姆（David Bloom）所說「不留餘地」的全球經濟。 　　印度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每年必須為青年創造至少一千萬個工作機會。 　　在世界各地，每當有大群年輕人邁入成年時，往往緊隨著動亂。美國嬰兒潮世代在種族隔離的南方霸占午餐台，抗議越戰，永久改變美國的樣貌。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與數年後興起的伊斯蘭國，都始於年輕人的不滿。開羅塔利爾廣場（Tahrir Square）爆發抗議潮時，埃及全國年齡中位數是二十四點八歲。 　　印度幅員遼闊、文化多樣，因此嬰兒潮世代難以醞釀一場全面性革命。印度年輕人並非尋求全盤推翻父母年代的社會慣習，也非政治上的自由派。但他們在不同方向，醞釀著大大小小的內爆。你可以感受到，這毫無疑問。 　　印度的人口挑戰還受到一個特殊因素影響：根據二○一一年人口普查，新生兒比例中，每千名男孩，僅對應到九百一十九名女孩。這是印度史上最嚴重的性別分布不均，對於女孩的歧視甚至始於娘胎。而這類歧視也捲起波濤，年輕女孩開始大規模抗議那些不公的規則與對待。她們爭取愈力，反擊愈盛，且通常來自跟她們一樣年輕、熱切的男孩。 　　印度的故事線即將轉向。二○○五年迎接我的歡愉，將讓路給幻滅、憤怒，甚至苦澀，而這也是許多印度朋友警告我要懷疑以對的。 　　到二○一一年，經濟開始放緩，外國投資者開始撤出。食物價格攀升，貪汙醜聞頻傳，由印度國會大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形同癱瘓，整個國家面臨自由化前也未曾見過的嚴重經濟危機。二○一四年國會大選前夕，改革呼聲高起。 　　各種解釋紛紛出籠：全球財政危機、聯合政府失能、政府支出浮濫、經濟改革進展不足。這些理由都有不同程度的真實性，但我認為，印度故事的轉折指向某些更基本的缺口，正是這些年輕人開始揭露的斷層帶。後一九九一世代曾被引導相信他們可以改寫命運，可以掙脫前世的業，但國家卻壓根沒準備好面對這些。 　　經過將近七十年的民主制度與十年的經濟成長，公平競爭的環境仍遙不可及。缺乏運作良好、讓貧童獲得新機會的學校，沒有讓女孩實現潛能的平等，連異議也難容於世。數百萬印度年輕人的生命依舊十分脆弱：五歲以下兒童有百分之三十處於醫學上認定的營養不良，三分之一的兒童未接種疫苗，無法避免感染可預防的兒童疾病。在高飛的經濟成長與一連串政府資助的方案下，仍有將近四分之一印度人活在赤貧中，每天僅過一點二五美元或更少的生活。 　　印度正承受一股來自內部的推力，我認為這群一九九一年改革後成長的世代，具有最為巨大的轉變力量。他們的要求正重塑整個國家，他們的野心暴露出重要斷層線，戳刺著午夜的自由童話。 　　我也身在其中，因為我的女兒生在這個印度。 　　未來數年，印度可能因為年輕人而繁榮或崩潰，或兩者兼具，時間愈來愈少。 　　一九四七年獨立前夕，尼赫魯說：「當世界沉睡時，印度將在生命與自由中甦醒。」 　　那是午夜的印度。 　　如果他身在我女兒的印度，可能會有不同想法。當世界沉睡時，印度人將成年、鼓譟。 　　這是日正當中的印度。

作者：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譯者：林玉菁 出版社：馬可孛羅 書系：EUREKA文庫版 出版日期：2017-08-03 ISBN：9789866319952 城邦書號：ME2085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5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