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臺第一本，揭露「社會企業」的是非虛實！ 是改善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抑或是包裹「良善」外衣的營利企業？ 是想解決問題，還是靠問題營利？ 破解「邊賺錢邊做好事」神話故事！ 從全球實際案例探討，爬梳營利與公益間的衝突， 這些創新的商業模式，真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微型貸款──貸款給原本無法申貸的窮人，再收「點」利息（20%至100%），這究竟是「幫助」還是「掠奪」？ ‧臺灣版《大誌》──批發雜誌給街友，規定他們穿著背心在指定時間與地點銷售。然而街友沒有基本工資、沒有勞健保、罰單自己繳，這就是社會企業嗎？ ‧Soccket──充其量只是個有趣的玩具，根本無法實際解決當地缺電危機的「發電足球」，為何可以獲得柯林頓全球倡議基金會的資金支持，並被大量購買後捐贈到發展中國家？ ‧遊戲幫浦──令人驚艷且被大力推廣的水資源援助計畫，主打小朋友可以邊玩邊取水。然而當地居民用過後竟說：以前的手動壓取幫浦還比較好（也比較省錢）？ ‧貧窮旅遊──當貧窮變成吸引遊客的觀光商品，是否得夠窮夠慘才能留住遊客？ “批評壞人做壞事很簡單，但要批評想做好事的好人很困難。但滿足需求，不等於解決問題。所以，宣稱透過販賣商品或服務，就可以有效解決社會問題，這種社會企業主張就是我極力反對的說法。”──徐沛然 關於本書 社會企業主張「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其「邊賺錢邊做好事」的口號，描繪了一個美好的願景，它告訴我們，光靠善意跟消費，就可以拯救世界。社會企業的概念近年來被引入臺灣，在產官學界的共同推動下，越受矚目。然而在各種振奮人心的成功案例下，卻鮮少人討論，這套神奇的商業模式，有沒有任何潛在的風險或問題？社會企業真的能解決社會問題？ 本書作者徐沛然用批判之筆，深入社會企業的本質進行剖析，並提出質疑：「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甚至可能僅是靠著社會問題來營利。」他在書中就社會企業此一概念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並探討國內外案例。藉此帶領讀者，重新評估社會企業的效應，並思考公益這條路該指向怎樣一個未來。 名人推薦 王增勇　政大社工所教授 余孟勳　台灣公益責信協會　理事長／創辦人 邱毓斌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 陳信行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張鐵志　政治文化評論家 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作家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社企已然成為全民運動：教授帶大學生解決社區問題，想像著大學生的創意可以創業；企業的一日志工讓在辦公室吹冷氣的上班族到偏遠地區體驗底層文化；社福組織推動社企，想像有一天可以賺錢回饋做服務。不是參與者沒反省，而是利之所趨，讓人不願戳破這個美夢，因社企是產官學利益分配的新風潮。沛然帶頭喊出國王沒穿衣服的事實，令人好奇，國王是否會因此面對產業升級的困境、青年就業的瓶頸、社會安全網的破洞與福利保障的缺位？──王增勇 對關心社會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除了讓社會企業的圖像更清晰，更重要的是跳脫常見框架的爭論，得以深潛觀看制度安排的內涵；對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者來說，可以比對自身解決方案的設計，進行更多思辨對話；那怕是本書批判對象的支持者，或可以從對立面的思想有所領會。───余孟勳 這是一本來得及時的書。在「社會企業」成為當紅名詞以及流行解方的當下，作者透過國內外社企實踐經驗來提醒我們：無心碰觸社會實質的矛盾，同時又缺乏民主參與機制的社會企業，其凸顯出的問題，恐怕遠比解決的還要多。想要認識或投身社會公益事業，這是一本既標明了沿途美麗風景、同時也清楚定位路上荊棘的絕佳指南。───邱毓斌 本書所探討的「社會企業」的個案，及其所分析的各種弊病，應該讓我們好好檢視，這會不會是深思辯論大問題找不到出路時，一種偷懶的習慣性思考？這些個案往往花更多時間精力在募資行銷與形象打造，而更少在探究服務對象的需求、讓服務對象能夠發聲參與。如果換到選舉政治的場域，人們或許就容易辨識出某種風格的政黨或候選人是來騙票的，跟以前那些差別不大。但是，把自己擺在企業與市場中，這些風格反倒顯得清新了。──陳信行 「社會企業」這幾個字，就像過往的樂活、有機、國民幸福指數一樣，陷入望文生義但概念模糊不清的窘境，鮮少從本質被思考、被質疑，徐沛然從批判的觀點來分析社會企業，無疑是勇敢的。如果我們能夠因此意識到，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也不等於「解決社會問題」，且我們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真正需要的能力、使用的邏輯以及必須具備的態度，必須重新思考；那麼，或許對於正在找路的夢想家，這本書就能成為一記難能可貴的當頭棒喝。──褚士瑩

前言 第1章社會企業與新自由主義 社企定義分歧：歐陸VS.美國 各國社企法規與發展概況 臺灣社會企業發展概況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社會企業與新自由主義 第2章既賺錢又做好事？營利與公益間的衝突 企業難，社企更難 大企業霸凌小社企？ 古巴的有機農業 是解決問題，還是靠問題營利？ 私有化還是公共化？ 第3章為什麼社會企業不能拯救世界 低利潤有限責任公司（L3C）的夢想與現實 社會企業的「社會」究竟是什麼？ 社會企業的「企業」又是什麼？ 臺灣農夫的勞資爭議 第4章《大誌》：幫助街友的一份雜誌？ 臺灣《大誌》，受年輕世代歡迎的一份雜誌 殺出紅海，臺灣《大誌》的成功策略 英國《大誌》，社會福利才是關鍵 小結 第5章微型貸款：一顆包裹糖衣的毒藥？ 尤努斯的葛拉敏銀行 微型貸款是否有效？ 微型貸款發展簡史 包裹糖衣的毒藥 第6章發展中國家：社會企業實驗場 產出電力的酷炫足球 發展中國家的用水議題 當發展中國家成為實驗場 「社會問題」商品化帶來的問題 小結 第7章貧窮旅遊與體驗型社會企業 貧窮旅遊的爭議 貧窮體驗，幾個案例 體驗型社會企業，以黑暗對話為例 小結 第8章金字塔底層商機 「雅芳小姐」前進非洲 夏克提計畫，搶占新興市場 聯合利華社會企業？ 破解話術：做好事的社會企業 破解話術：做生意不等於做好事 曲解經濟行為，賦予道德詮釋 結語 謝辭 推薦序 推薦語

前言 　　自二○○七年，臺灣的出版社翻譯了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著《窮人的銀行家》一書之後，微型貸款的概念首次正式地被介紹給臺灣社會。尤努斯以其在一九七○年代所創辦「窮人的銀行」獲獎。他看到孟加拉的窮人因缺乏資金改善生活與生產工具，同時深陷傳統高利貸的利息迴圈中無法脫貧。而傳統銀行業者因不信任窮人的還款能力，將窮人拒於門外，不願意貸款給窮人。但尤努斯認為，很多時候只需要一點點的資金，窮人就有可能因此獲得翻轉的機會。微型貸款巧妙地將銀行放款和扶貧工作連接起來，讓人理解到，即便是營利性的金融工具，也能發揮其正面效應。 　　二○一○年，臺灣的大智文創獲得授權，開始在臺灣發行臺灣版的《大誌》（Big Issue）雜誌。《大誌》起源於一九九一年的英國，街友透過販賣這本雜誌賺取收入，進而改善生活。讓購買雜誌的商業行為，也能同時幫助街友。英國《大誌》目前每週發行量已到達近八萬三千份，英國《大誌》在其網站上宣稱，商業手段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這種街頭報紙的扶貧模式，已經散布到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 　　二○○六年，年輕企業家布雷克‧麥考斯基（Blake Mycoskie），因看到阿根廷的小朋友沒有鞋子可穿，於是創辦了TOMS Shoes公司，以「賣一捐一」（One for One）的商業模式，幫助第三世界的小朋友。「TOM」 三個字母取自單字「Tomorrow」，TOMS Shoes意思是明日之鞋（Tomorrow’s Shoes），TOMS Shoes承諾每售出一雙鞋子，就會捐贈一雙鞋給全球需要的小孩。根據其官網資料顯示，至目前為止，TOMS Shoes已經捐出了六千萬雙鞋到超過七十個國家給需要的兒童。這些都是社會企業的經典案例。 　　社會企業這個在全球日漸受到矚目的名詞，在臺灣也越來越受重視。近幾年在產官學界的通力合作下，臺灣的社會企業領域日益蓬勃發展。行政院更於二○一四年公布「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三年內投入新臺幣一億六千多萬元以培育臺灣的社會企業。而在前述方案結束後，行政院又核定了後續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整合更多部會共同推動，預計於二○一八年至二○二二年的五年期間，投入新臺台幣八十八億元以鼓勵和發展社會創新。此外，越來越多的團體或個人，透過提供服務或開發產品，嘗試這類「以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業途徑。也有越來越多的公益創投、社企推廣團隊興起，以「邊賺錢邊做好事」這類願景，鼓勵人們積極開創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推廣者，往往批評傳統慈善團體「依賴補助和捐款」，因此「不夠獨立」，而一般的企業，「缺乏使命感」、「只顧營利」。他們強調社會企業秉持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以及經濟責任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並發揮創造力，開發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營利模式，創造共榮。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社會企業真的如此美好嗎？「營利」和「解決問題」，當真能順利結合？這帖藥方毫無任何副作用？ 　　確實，社會企業不是什麼烏托邦，獲利的壓力仍在，其產品或服務仍然需要在市場上競爭，以求生存。因此，一般企業或民間團體會發生的問題，從苛扣勞工待遇，到製造汙染，甚至惡意詐欺，在社會企業領域中都曾經發生過。也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少數個案，不應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也有人會說，如果社企的產品和服務產生正面效應多過於負面影響，那仍舊值得肯定。這似乎是個務實的說法，然而，誰來評估？怎麼評估？ 　　就像是企業有好有壞，如果僅停留於探討個案，那麼只會得到好企業應該肯定，壞企業應該譴責的泛泛說法。我們除了談個案之外，更應該要對各種問題狀況，提供更高層次的分析。本書的企圖，就是透過各種案例探討社會企業此一概念，並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恰當地評估社會企業的整體效應，以及社會企業此一路徑指向怎樣的一種未來。 　　 　　社會企業的新自由主義起源 　　當前我們所談的社會企業，起源於一九七○年代末期，由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總統雷根所發起的新自由主義，或稱新保守主義的政策變革。在當時，社會福利預算遭到大幅度刪減，慈善團體失去從政府部門而來的補助，因而試圖販賣服務與商品開闢組織財源，以求存續。九十年代初期，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注意到這個現象，高度肯定民間團體的「企業家精神」，並稱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此為當前社會企業詞彙正式出現的濫觴。 　　原本是慈善團體被迫從事的營利行為，在社會企業的詮釋架構中，獲得了全新且正面、積極的意義。上個世紀八○、九○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致力於將公共領域私有化、市場化，那時候他們的說法是：「讓市場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如今社企的推廣者們標榜：「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這兩段陳述有著極其相似的邏輯，這不是巧合，而是新自由主義的延伸及變形。其目的都在於擴大市場的力量，並說服大眾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途徑。這就是社會企業崛起的歷史背景，以及其意識型態基礎。在本書中，我們將從實際案例出發，探討社會企業概念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從傳統慈善到社會企業 　　傳統慈善事業的作法是，透過募捐，政府補助款或是一定比例的營業收入獲得一筆資金，再將這筆資金投入其慈善項目當中。社會企業則試圖顛覆此作法，它們將營利手法與社會目的相結合，因此宣稱，只要購買其服務或產品，透過購買本身，就可以達到其社會目的。例如購買《大誌》，就等於幫助街友，購買TOMS Shoes，需要的兒童就有鞋子穿。看似有道理，但如果依照此一邏輯，我們似乎也能主張，因為運動品牌愛迪達（Adidas）的球衣是在柬埔寨工廠中由女工所製作，所以我們購買愛迪達球衣，就是在幫助柬埔寨貧窮的女工嗎？既然如此，愛迪達能夠算是社會企業嗎？ 　　這樣的說法片面解讀並扭曲了經濟行為的社會面向。我將在本書中拆解這看似弔詭的陳述，並探討社會企業的「社會」是什麼？「企業」又是指什麼？透過分析經濟行為中的社會性，以釐清此一爭議。 　　 　　金字塔底層商機與創造性資本主義 　　社會企業家們不僅僅關注自身社會的問題，他們也經常將目光放在相對貧窮、低度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各種國際援助、慈善事業湧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不僅成效有限，也造成了許多國家依賴援助的負面效應。二○○四年，密西根大學羅斯商學院教授普拉哈（C. K. Prahalad），出版了《金字塔底層大商機》（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一書，迅速造成轟動。他主張，全球數十億的貧窮人口，雖然個別消費力低落，但加總起來的金額依舊龐大。企業應該將金字塔底層的民眾視為消費者，透過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不僅能開發新商機，還可以幫助他們脫離貧窮。普拉哈的想法，讓發展中國家民眾從需要被幫助的窮人，搖身一變成為極具開發潛力的商機與消費者。這樣的概念翻轉，引發眾多的迴響與討論。 　　二○○八年，在瑞士達沃斯（Davos）所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世界鉅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這麼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要設計出一種新制度，提供包括獲利和表揚的市場誘因，以驅動改變。我把這種新制度稱為『創造性資本主義』」。事實上，比爾‧蓋茲所提的「創造性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更早期就有「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pic capitalism）的類似說法。其共通點都在於，承認資本主義產生一些問題，但也看到資本主義創造的巨大進步與財富。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改造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為良善的目的而運作。 　　儘管這兩人著重的重點有差異，但這類的想法，其實就是「商業力量拯救世界」的不同版本。這中間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概念。除此之外我們也會討論一些案例，進一步來檢驗這類說法的可信程度。究竟發展中國家的民眾能否因為「商機開發」而改善生活？ 　　 　　商品化、消費、解決問題？ 　　當社會問題被轉化為可販售的商品或服務時，中間得經過「商品化」的過程。在商品化過程中，「問題的解決」經常被巧妙地替換成「需求的滿足」。事實上，滿足需求本來就是市場的作用。舉例而言，在非洲某些地區因為缺乏乾淨的飲用水，所以有人成立社會企業，在當地販賣環保材質的、便宜的淨水器，讓人們可以將地下水、雨水或是池塘裡的水快速過濾後使用，聽起來不賴。淨水器確實滿足了當地民眾需要乾淨水的「需求」。然而，問題的根本難道不在於當地需要有乾淨的公共用水嗎？ 　　此外，既然社會企業主張購買本身就完成了社會目的，那麼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就是更多的購買，更多的消費嗎？在前述的例子當中，買更多的淨水器，只是滿足更多的「需求」，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當商機建立於社會問題的存在之上，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有時也代表要消滅這個商機。淨水器得以持續銷售的前提在於當地一直缺乏乾淨的公共用水。那麼如果今天社區民眾，或是政府打算要建立公共的給水系統時，這間社會企業會怎麼做？又或者，淨水器滿足了飲水的需求，也許當地社區或政府就不打算設置公共給水系統了，然而這樣真的好嗎？作為一個企業，你希望自己的商機永續，但社會企業的商機永續，是否也代表了問題永續？這是社會企業將社會問題商品化後必然存在的矛盾。 　　 　　社會企業帶來美好未來？ 　　即便我們退幾步，認為營利或商業手法確實是解決社會問題可能採取的手段之一。但不同的工具有其適用的狀況，我們仍然得先認真地分析自己想處理的社會問題成因，再評估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方案以試圖解決或改善問題。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才會開始考量是否採用營利模式。然而，社會企業的推廣者們往往不探討前述這些嚴肅的問題，也不扎實地分析社會問題的成因，而是醉心於宣傳各種創意十足的社企案例，沉迷於展示社會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廣泛應用。彷彿社會企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不論症狀如何，吃下去都可藥到病除。也讓人不禁懷疑，他們在意的究竟是社會問題，還是在意他們口中那套神奇的商業模式？ 　　資深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及發展研究學者麥可‧愛德華（Michael Edwards）在其二○○九年的一篇名為〈在所謂的「社會經濟」中，「社會」在哪裡？〉的文章中，他提到許多人對於這類的社會企業趨勢，或是由全球巨富推動的慈善資本主義感到憂心。他們擔心：社會行動者被社會企業家取代；集體行動被個別消費取代；政治被專家治理取代；集體互助被個人主義取代；合作被「社會資本市場」的競爭取代；多樣化的工作成果被標準化的「社會投資報酬」取代；公民和公民權利被轉化為客戶或消費者；經濟和政治的權利被定義為擁有更多的選擇。 　　在這本書中，我將盡力釐清社會企業各種曖昧模糊的概念，並搭配探討實際案例。當然，這些討論跟分析反應了我的立場，我不認為社會企業是值得推廣或追求的一種「問題解決途徑」。商業模式固然可以是收入來源，也可以是推動倡議的工具之一，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帶來一些正面效應。但推廣社會企業做為問題解決手法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麼做往往並不真的解決什麼問題，反而誘使我們偏離了直面各種複雜社會問題的艱困道路，滑向一個更為輕鬆，不需要掙扎與改變，只需要靠善意與消費就可以拯救世界的虛假捷徑。 　　 　　 　　 　　第五章：微型貸款：一顆包裹糖衣的毒藥？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北非的突尼西亞（Tunisia）首都突尼斯（Tunis）所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中，舉辦了一場主題為「滾開！微型貸款，滾開！」（Go away, microcredit, go away!）的座談會。在會中，解除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的印度研究員蘇荷文‧達哈（Sushovan Dhar）公開表示，微型貸款不僅沒有達到扶貧的效果，甚至還讓許多窮人欠下難以償還的債務。臺上來自摩洛哥（Morocco）、馬利（Mali）等國的婦女團體代表，異口同聲地控訴在地方社區推動微型貸款所造成的惡果。 　　長期以來，微型貸款（microcredit），或者更廣義的微型金融（microfinance），被認為是扶助窮人脫貧的有效工具，因而受到大力推廣。然而，這場座談會的內容，似乎和微型貸款的立意相悖。微型貸款出了什麼問題嗎？為什麼第三世界國家的草根組織會大力反彈？為什麼一個關注第三世界債務問題的國際組織，會反對微型貸款，甚至為此進行反對倡議？ 　　 　　尤努斯的葛拉敏銀行 　　二○○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創辦「窮人的銀行」獲獎。他看到孟加拉的窮人因缺乏資金改善生活與生產工具，同時深陷傳統高利貸的迴圈中無法脫貧。而傳統銀行業者因不信任窮人的還款能力，將窮人拒於門外，不願意貸款給窮人。然而，尤努斯認為，很多時候只需要一點點的資金，窮人就有可能因此獲得翻轉的機會。 　　在尤努斯所著《窮人的銀行家》一書中，他舉了一個案例。一九七四年，尤努斯在鄉村遇到一位貧窮的婦女蘇非亞（Suffa Begum），蘇菲亞每天跟大盤商借五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單位），相當於二十二美分（約臺幣七元），以購買材料編織竹凳。而每個竹凳賣回給大盤商的價格是五‧五塔卡。蘇非亞辛苦一天只能編好一個竹凳，於是她的收入一天僅○‧五塔卡，相當於兩美分。尤努斯指出，蘇非亞因為欠缺二十二美分的資金，所以只能被迫接受大盤商惡劣的剝削。而如果她跟高利貸借錢，日息可能就高達十％以上，並不划算。這時候，如果有銀行能夠以合理的利率借貸給她，或許蘇非亞在市場上賣出產品之後，就能賺取更多收入，進而改善生活。 　　尤努斯認為，蘇非亞的遭遇並非個案，而是窮人普遍的處境。尤努斯強調，窮人擁有智慧和能力，也充滿創業精神，只是缺乏資金和機會。如果提供窮人資金和機會，他們就會展現出驚人的活力與創意，透過自己力量脫離貧窮。因此尤努斯自一九七六年開始著手創辦葛拉敏銀行（Grameen Bank），以窮人，特別是婦女為主要放款對象，無須抵押或擔保即可借款，並透過一系列機制確保他們將錢用於改善生活，並確保如期還款。葛拉敏銀行的高還款率（接近百分之百），扭轉了窮人不會還錢的刻板印象，並成功地將經營規模不斷擴展。微型貸款的作法與理念，逐漸推廣到世界各地，諾貝爾獎委員會宣稱微型貸款是「一個有史以來在消除貧困問題上最有力的武器。」，聯合國亦將二○○五年定為「國際微型貸款年」。 　　 　　全球微型貸款迅速成長 　　根據微型貸款高峰會（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組織所發布的《二○一五年微型貸款運動狀況報告》資料，至二○一三年底為止，全球微型貸款的客戶數多達二‧一一億，其中符合每日低於一‧九○美元的極端貧窮家庭數為一‧一四億。如果以一個家庭平均五人估計，全球共有約十億人受到微型貸款的影響。而在一九九七年時，全球微型貸款的客戶數僅為一千三百萬戶。在十六年裡，微型貸款的使用人數成長為十六倍。 　　不僅客戶數成長，貸款的總額也不斷攀升。英國蘇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發展研究所學者菲利浦‧梅德（Philip Mader）表示，自二○○二至二○○九年間，全球微型貸款每年成長的幅度為十七％至七十八％之間。自二○○九年至今，平均年成長率為十％。而根據微型金融資料庫MIX所蒐集的資料，二○一二年全球一千兩百五十七間微型貸款機構的貸款餘額，一共為一千零七億美元。 　　微型貸款的規模持續擴大，代表著滿足了越多窮人的需求。尤努斯本人深信，透過微型貸款，我們可以打造一個沒有貧窮的世界。然而，微型貸款的真相恐怕沒有這麼美好。 　　 　　印度安德拉邦微型貸款危機 　　二○一○年，印度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爆發平民自殺潮，當地官員宣稱多達七十人（也有一百二十多人的說法）因無力償還微型貸款債務，而陸續走上絕路。同時也有婦女組織行動，抗議微型貸款的利率過高，讓民眾難以負荷。連續自殺事件爆發後，安德拉邦政府宣布將取締浮濫放款的行為，並立法加強管制微型貸款機構。此舉又進一步降低民眾對放款機構的信心，不僅還款違約率增加，投資者意願也大減，數間微型貸款機構關門倒閉，引起了一場印度的微型貸款危機。 　　印度一直是微型貸款成長最為迅速的國家之一。自二○○五年到二○○九年，印度微型貸款總額從二‧五二億美元增加到二十五億美元，短短幾年成長將近十倍。其中，全印度的微型貸款又有三十五％集中於安德拉邦。前述五年間，印度微型放款的投資報酬率由五％大幅上升到二十％，吸引大量國際熱錢和跨國公司投入。國際微型貸款評級機構（ Micro-Credit Ratings International）的印度辦公室負責人桑傑‧辛哈（Sanjay Sinhah）曾於二○○六年表示，印度有近一千間微型貸款機構。根據另一份資料指出，二○一○年八月印度已經有超過三千個微型貸款機構，顯示貸款機構在印度擴張迅速。短期內迅速擴張，帶來的影響包括銷售人員培訓不足，以及不同機構搶奪客戶所帶來的過度放款問題，甚至在同一個村莊內有多達四五間不同的微型貸款機構對民眾重複放款。多個債務複利滾動，長期累積下來，使得借款人無力償還，最終只能違約或是走上絕路。而一個號稱要幫助窮人的機制，反過來逼死窮人，不得不讓人質疑，微型貸款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媲美信用卡的循環利率 　　事實上，微型貸款的推動一直存在各種爭議，其中包括微型貸款的高額利率。以尤努斯創立的葛拉敏銀行為例，他們提供的貸款年利率約為二十％，幾乎相當於我們平常所使用的信用卡利率。而在各國國內成立的微型貸款機構的年利率大多落在二十％至六十％之間，甚至在墨西哥曾出現過年利率超過一○○％的案例。儘管做為一種扶貧工具，微型貸款的利率似乎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要高，但仍舊比傳統以日記息的高利貸來得低，而這也是微型貸款對借貸者最有吸引力之處。 　　儘管也有研究指出，微型貸款機構的經營成本比想像中來得高，所以高利率反應的是高經營成本。但從許多商業銀行或企業紛紛投入微貸業務，以及整體微貸市場擴張的情形來看，微型貸款恐怕是筆利潤豐厚的生意。（如前述資料，二○○九年印度的微貸投資報酬率達到二十％）這樣的高利率，似乎對於一般大眾對「扶貧」的公益想像有不少落差。同時，以營利為導向的銀行，以及商業微型貸款機構，為了業績與營收，往往傾向浮濫放款。 　　 　　窮人的創業精神 　　微型貸款提供資金可以讓窮人改善生活，其中一個說法是因為窮人富有創業精神，然而這個說法值得商榷。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二○○九年一份研究指出，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有三十％至五十％的非農業人口是自營作業者。在某些極端貧窮的國家，這個比率往往更高，例如孟加拉是七十五‧四％、迦納是六十六‧九％。而在已開發國家則正好相反，平均只有十二‧八％的非農自營作業者。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的自營作業者比例明顯高於已開發國家，然而這顯示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更富有創業精神嗎？事實上，反而是因為貧窮國家往往缺乏足夠的工作機會，且單一收入來源通常不足以維生，使得民眾必須透過做小生意、打零工等方式，從多元管道賺錢才能滿足生活所需。 　　密西根大學商學院教授阿諾‧卡納尼（Aneel Karnani）在〈小額貸款搞錯了方向〉（Microfinance Misses Its Mark）一文中指出，「事實上，大多數小額貸款客戶不是主動去選擇當微型企業的企業家。如果可能，他們更願意到工廠工作，領取一份合理的報酬。『窮人企業家』這個稱呼太過浪漫。」他認為，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支付合理的工資，才是消除貧困的最好方式。他引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說法：「沒有什麼比就業更能有效地扶貧」。透過提供資金幫助窮人創業而改善生活的方式，也忽略了創業的風險。沒有什麼生意穩賺不賠，同時窮人往往也是風險承受能力最差的一群人。況且，以微型貸款的高利率來說，窮人貸款創業不能僅僅餬口而已，如果沒有辦法創造二十％至五十％的超高投資報酬率，所有的獲利只會被貸款利息吃掉，甚至因此負債。這樣高的經營門檻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輕易達到。 　　

作者：徐沛然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LEARN 出版日期：2018-11-27 ISBN：9789571375953 城邦書號：A2202516 規格：平裝 / 單色印刷 / 28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