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史景遷、《書目書評》、《圖書館期刊》重點推薦 史上最大規模跨國企業竊取商業機密，世界地圖因茶葉而重繪！ 從山上茶園到英國家庭，茶葉重新安排了供應鏈上的權力軸線。茶如此單純的飲品，改變英國的資本與銀行體系，推動遠東貿易網絡的快速成長，進而改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在福鈞竊取了中國商業機密後的二十年內，茶葉貿易重鎮就從中國轉移到英國屬地。當某種植物移植到故鄉之外，世界就會是另一種樣貌！ 英國東印度公司曾壟斷與中國的茶葉貿易，賺進令人咋舌的龐大利潤。然而到了一八四八年，兩百年來的壟斷局面即將打破。為了因應這項危機，公司決定在印度喜馬拉雅山脈的地盤上自行種茶，甚至派出植物獵人福鈞深入中國，執行竊取茶樹的危險任務。本書以絕世美景為背景，訴說身為植物學家的福鈞擔任企業間諜的故事，福鈞得面臨海盜、不懷好意的當地人、險惡的環境，及不值得信賴的旅伴等種種挑戰。這一切，只為了那將改變世界的不起眼茶葉。 【各界讚譽】 植物獵人福鈞大膽竊取中國茶苗移植到英屬印度，過程中的冒險犯難，在本書中活靈活現。莎拉．羅斯以動人心弦的細膩描述，說明植物學如何與帝國攜手共創霸業。——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這本書是為好萊塢驚悚片量身打造，若讀者想穿越時空，來一趟懸疑、科學與冒險的歷史之旅，必定深受吸引。——美聯社 本書是精彩的維多利亞時期冒險故事，將植物竊賊福鈞隻手為英國在印度打造茶葉霸業的過程，依時間順序娓娓道來。莎拉．羅斯精準描繪出探險的懸疑過程、武夷山的壯麗景緻及千鈞一髮的遭遇。愛茶者、歷史書迷或任何想讀好書的人，別錯過本書。——馬克．藩德葛拉斯（Mark Pendergrast），《咖啡萬歲：小咖啡如何改變大世界》作者 身為愛茶人與歷史系學生的我非常喜歡本書。莎拉．羅斯構思出另一個時代的精彩故事，說明名聞遐邇的英國茶來歷，而我們也得以天天品嚐福鈞的冒險成果。——麥克．哈尼（Michael Harney），哈尼茶公司鑑茶師 莎拉．羅斯發揮追根究底的精神與精湛的文筆，栩栩如生地訴說十九世紀中國的鄉間生活，及福鈞命中注定的旅程……什麼書最適合搭配一杯好茶？非這本莫屬。——《華盛頓郵報書評》 請暫停腳步，想像一下你享用的這杯茶是非法的，引來的爭議有「遭竊！」、「搶劫！」、「詐騙！」、「國際商業間諜之最！」——《芝加哥週日時報》 莎拉．羅斯訴說茶葉如何移出中國栽植的歷史，讀起來像是冒險奇談……更厲害的是，羅斯在書中採用的手法非常適切，彷彿福鈞親自訴說這段成就。——《夏洛特郵報》 精彩描繪在訊息快速傳播的年代尚未來臨之前，一則商品全球化的故事，也讓一個出身卑微的蘇格蘭植物學家化身為資本主義者，膽大包天地行竊，並意外改變我們吃早餐的方式。這是有趣且令人玩味再三的故事。——《蘇格蘭週日報》 若非在維多利亞時代有個光靠著生鏽手槍、留著假髮辮的奇人，悄悄從中國各地梟雄身邊竊取茶的祕密，我們現在根本喝不到茶。——倫敦《每日郵報》 老茶館除了掛那些令他們自鳴得意的女王和邱吉爾肖像，也該該掛一張茶葉救星的照片吧？——倫敦《週日快報》 這本書最精彩的地方不是福鈞所面臨的危險，而是羅斯以明快的文筆描寫茶的製作。讀者能像福鈞一樣，來一趟探險之旅。——倫敦《週日郵報》 福鈞的故事很值得訴說，即使福鈞留下來的個人文件甚少，但羅斯仍發揮高明的技巧，突破局限。——倫敦《文學評論》 一同進入福鈞這位奇特植物學家與植物獵人的世界。他勤勉、勇敢、有企圖心，是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英雄。莎拉．羅斯描繪出一名勇者改變國家命運的動人故事。——布蘭特福《書籍季刊》 不知為何，這種故事往往隨著記憶消逝。福鈞的冒險跋涉原本已遭隱沒，直到莎拉．羅斯撢去他日誌上的灰塵，讓他恢復生氣。——《薩凡納週報》 莎拉．羅斯將晚清情景、全球經濟、植物學發展、茶產業、維多利亞衛生狀況與其他奇聞異事，融入這本大眾歷史著作。——《亞洲書評》

第一部 第一章 請老天幫忙 第二章 不屬於紳士的戰爭 第三章 第一流的間諜 第四章 組織的女王 第五章 混蛋東西！ 第六章 直到最後一人 第二部 第七章 無止盡的險境 第八章 黑暗的碎碎 第九章 隻身一人 第十章 羅伯來了 第十一章 撒哈拉的巴黎 第十二章 我們的可能 第十三章 破壞絕不可失敗 第十四章 堅毅的女子 第十五章 永無止境的難題 第十六章 交換 第十七章 狗在窗簾打噴嚏 第十八章 遭逮捕 第十九章 行動時刻 第三部 第二十章 吻 第二十一章 愛國的職業 第二十二章 勇敢一點 第二十三章 嘆息 第二十四章 生死一線間 第二十五章 靠著想像度日 尾聲 有用的人生 作者的話 謝詞 附註 參考書目

　　世界地圖曾因植物而重繪。中英兩大帝國掀起戰爭，致使版圖巨變，導火線不過是兩種植物：罌粟與茶。 　　 　　罌粟（Papaver somniferum）為鴉片原料，十八、十九世紀，東方國家常以鴉片作為鎮定劑。鴉片的種植與生產地，是一七五七年納入大英帝國版圖的土邦：印度次大陸。在帝國勢力的撐腰下，東印度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獨霸了印度鴉片的販售。 　　 　　茶樹為（Camellia sinensis）山茶屬。中國曾幾乎壟斷茶葉。茶有「液玉」的美名，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栽茶、採茶，運用炒青等各種工序製茶，並批發出口，那就是中國。 　　 　　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賣到中國，收入用來買茶。中國則將茶賺取的白銀，向印度來的英國商人買鴉片。這貿易關係持續了近兩百年。 　　 　　以鴉片換茶不僅讓英國大賺一筆，更是英國經濟的命脈。英國政府每十英鎊的收入，有近一英鎊是來自茶的進口關稅與販售稅，總金額之龐大，相當於每人每年付出一英鎊。這個新興工業國家，就是靠著茶葉稅來支應各種必須支出，如造橋鋪鐵路，給付公務員薪資。鴉片對於英國經濟來說也同樣重要。印度是維多利亞女王皇冠上的閃亮寶石，而統治印度的經費就是靠販售鴉片。雖然英國冀望印度經濟自給自足，但是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為擴張印度西北邊疆領域，發動了一連串戰事，因此耗費巨資；無論這塊肥沃廣大的次大陸創造多少獲利，皆快速消耗殆盡。 　　 　　這些植物產品的三邊貿易，推動了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結構，而英國也促成這些植物的種植、加工與販售：無論是印度罌粟或中國茶，英國都要拿到好處。 　　 　　十九世紀中期，中英關係降到冰點。北京皇帝早在一七二九年「正式」禁止鴉片販售，然而接下來上百年，鴉片仍可走私進入中國（值得注意的是，維多利亞女王也禁止鴉片在英倫諸島販售，此諭令大致獲得遵守）。鴉片銷售量穩定攀升，光是一八二二年至三七年，銷售量就成長五倍。中國朝廷已有人不滿外邦人行為乖張，不忍國人鴉片癮如瘟疫擴散，因此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前往廣東通商港口，在一八三九年封鎖廣州十三行，要求三百名英人交出價值達六百萬美元的鴉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待鴉片交出，封鎖解除，林則徐令五百名工人在近三百萬磅的鴉片中加鹽與石灰攪拌，傾入珠江。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為保住鴉片換茶的大生意，遂派軍宣戰。 　　 　　這場戰爭中，配備現代化汽船的英軍，重創僅以木製帆船應戰的中國。中國慘敗後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新增五個通商口岸。英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透過低姿態的外交，卻無法獲得任何成果，更凸顯和約的退讓程度超乎任何人料想。 　　 　　自馬可波羅（Marco Polo，約1254-1324，威尼斯商人）之後，鮮少有西方人深入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兩百年，英船僅能停在中國南方珠江口的通商口岸廣州，英人不得離開倉庫，許多人甚至未曾見過近在一百八十公尺外，六公尺厚七．五公尺高的廣東城牆。英國贏得鴉片戰，等於打開中國內陸的通商之門，雖然只是一道門縫。 　　 　　在增設五口通商後，英國商人夢想將中國內陸的華美絲綢、精緻瓷器與芬芳茶葉，賣到世界更多角落。商人們開始構思是否能直接與中國生產者交易，不再透過難以相處的仲介，亦即掌控廣東倉庫的行商。銀行家想像中國有眾多富人、豐富礦藏、作物、植物與花朵，彷彿到處是待價而估的商品。 　　 　　然而第一次鴉片戰爭建立的秩序並不穩固。曾經驕傲自大的中國不敵英國的船堅炮利，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遭到徹底羞辱，理當嚥不下這口氣。英國政商界擔心，中國皇帝失了面子，恐將准許國內合法生產鴉片，破壞和約締造出的脆弱平衡，更打破印度（與英國）壟斷罌粟的局面。 　　 　　倫敦市遂出現新的聲音：英國有能力確保茶源，也必須這麼做。鴉片戰爭時，拿破崙戰爭早已結束，然而曾參與過特拉法加（Trafalgar）與滑鐵盧（Waterloo）戰爭的勇者，對外交政策仍大有影響，意見舉足輕重。亨利．哈定（Henry Hardinge, 1785-1856）是曾隨納爾遜勛爵（Lord Nelson, 1758-1805）與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打敗拿破崙的大將，在擔任印度總督期間，曾警告英國須防中國挑釁： 　　 　　中國土壤實與印度同樣適合種鴉片。我認為不出幾年，北京政府的確可能允許鴉片種植合法化，威脅我國政府目前一大收入來源。因此我國應竭力促成印度種植茶葉，長期之後，此舉將與壟斷鴉片一樣能創造收入，且更安全。 　　 　　若中國將鴉片合法化，會使原本的經濟三角關係出現嚴重缺口：英國不再有錢買茶、金援印度戰事，或支持國內公共建設。中英兩國互依的經濟關係並不光彩，彷彿只靠交換兩種花朵便結下的不幸婚姻。若中國若自行栽種鴉片，將終結這段關係，但英國承擔不起分道揚鑣的後果。 　　 　　印度喜馬拉雅山區與中國頂級茶區不無相似。喜馬拉雅山海拔高，土壤肥沃，終年雲霧繚繞，茶樹不僅可獲水氣滋潤，也能避免驕陽炙曬。常結霜的氣候能使茶湯清甜芬芳，增添更多層次，甘美飽滿。 　　 　　英國與東方國家的貿易，是仰賴植物產品挹注大筆收益，因此植物研究者的地位跟著水漲船高。原本只被視為園丁者，終於名正言順恢復「植物學家」的身分。十九世紀中期，植物學家不再是頭戴帽子、腳蹬釘鞋，只管照料球莖、花朵與灌木叢的鄉巴佬，反而躍身為改變世界的勇者。他們採集的外國植物，可能在英國本土及整個大英帝國發揮科學、經濟與農業價值。隨著活體植物的移植技術日臻成熟，職業植物獵人可採集與運送的異國植物標本也日益增多。 　　 　　現在，英人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中國最南岸，而是能深入產茶與製茶區。若想在印度製茶，英國必須取得頂級茶樹的健康標本、數以千計的種子，及中國知名茶廠流傳數千年的知識。這項任務得交給植物獵人、園藝家、竊賊、間諜。 　　 　　英國需要的人，名為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 　　 　　第一章　一八四五年，中國閩江 　　 　　一八四五年的某個秋日午後，福鈞尚未成為舉世聞名的植物獵人，且差點客死異鄉，魂斷中國。兩週以來，他受困於福州閩江口一艘凌亂的中國帆船上，身體不見平日硬朗，反而奄奄一息，發著高燒，躺在要出海的貨船舖位。船底污水與魚類的腐臭，薰得他頭暈目眩。甲板上堆滿從鄉間砍伐的木材與福鈞的貨物，包括如巨大行李箱般的玻璃箱，裡頭裝滿花朵、灌木、草、蔬果等五花八門的異國植物。這些玻璃箱稱為「華德箱」（Wardian或Ward Case），將隨福鈞一同返回倫敦，只是他能否撐回祖國仍是未定之數。年僅三十三歲的福鈞，修長的腿垂到為矮小中國人設計的舖位下，心想穿髒睡衣的自己即將死於船艙，隨後會被拖出來，草草扔下船，葬身茫茫大海。 　　 　　他在中國待了三年，眼看就要完成任務。福鈞當初奉倫敦皇家園藝學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之命，到中國尋找東方的珍奇植物，收集樣本。他的使命包括採集「御花園重達兩磅的北京桃」，及其他傳說中的美味農作。他除了將帶回活體植物之外，還有壓製好的植物標本，及中國一流畫師所繪製的精密園藝圖。福鈞攜回的每一種種子、植物、嫁接株與插枝，皆能促進西方世界對東方及植物學的知識。 　　 　　他所記錄的每一種新植物不光是新奇，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大英帝國來說可能帶來什麼新用途。十九世紀世界出現的重大變革，是靠機械將自然產物變成精緻商品：以自動紡織機將棉花變成布匹、鐵礦化身為火車鐵軌與汽船船體、黏土成為精美瓷器。中國這遙遠的國度似乎充滿農業與工業的發展機會。 　　 　　然而病得氣若游絲的福鈞，不認為自己或植物能安然返回英國庭園。儘管他已在中國度過三年外邦人的生活，面臨過重重危機，但此時他毫無把握能度過一生最大的難關。 　　 　　他日後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面對死亡是那麼痛苦……沒有朋友或同胞為我闔上眼，或伴我到長眠之地；家鄉、親友、國家，此刻令我倍感思念！」 　　 　　福鈞的生命恰好訴說在大英帝國擴張時，許多英國人帶著雄心壯志出走，想抓住機會，渴望飛黃騰達。福鈞出身卑微，擔任農工的父親教他認識鄉間植物，開啟他對植物的認識。他在蘇格蘭邊境區的小鎮艾德羅姆（Edrom）上過教會學校，之後未再接受更高等的正式教育。他的自然史知識並非從牛津或愛丁堡大學取得，而是看人如何運用植物，及從擔任學徒的經歷中學習。他固然持有一級園藝證書的專業認證，但有別於多數有志於園藝的人，他並未取得醫學學位，因此無法如願與那些人平起平坐。不過福鈞有企圖心，他和十九世紀許多英國人一樣，在社會階級嚴明的維多利亞時代，若有點才華卻缺乏家世背景的支援，唯一往上爬的機會就是出國闖蕩。善用帝國尚未開發的資源，或許有朝一日能過好日子。 　　 　　福鈞這人機伶，先在愛丁堡植物園謀得一職，日後又前往奇西克（Chiswick）的皇家園藝學會發展，在園藝界很快嶄露頭角。他善於栽培蘭花與溫室植物（即珍稀的東方觀賞植物），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學會準備派人遠征中國時，福鈞成了第一人選。學會是在一八○四年，由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舅舅約翰．維至伍（John Wedgwood）創辦，主導全英國的植物與栽種。隨著帝國版圖在全球擴張，學會開會時，植物學家與動物學家總能提出許多報告，熱烈討論該領域的最新發展，新的發現也快速倍增。學會出版的學報鉅細靡遺刊載在帝國最遠的疆界，又發現哪些新植物，及該如何分類。植物學家埋首於為每一個新的物種命名與描述，而他們遵循的體系正是歐洲最新採用的林奈氏分類法（Linnaeus），發明人是大名鼎鼎的卡爾．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瑞典科學家）。 　　 　　在維多利亞時期，英人熱愛異國的自然珍寶，傳教士、官員、商人從海外收集來的昆蟲、化石與植物皆炙手可熱。起因在於，工業化大勢已定，農地紛紛落入仕紳階級手中，農民於是離鄉背井，遷居大都市，這時英人對各種自然事物興起孺慕之情，販售植物給英國家庭的新市場甚至應運而生。各種蕨類盆景在全國掀起風潮，快速席捲每個角落，無論是瓷器擺設、壁紙、織品、豪宅的植物溫室、窮人家的窗台，皆有蕨類現蹤。蕨類容易種植繁衍，生命強韌，方便移植，桀傲不遜的模樣最能代表全國的田園熱潮。 　　 　　一八五六年，第六任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 1790-1858）砸下一百基尼（guinea，英國在1663-1813年使用的金質貨幣；一百基尼相當於今日一萬兩千美元），進口第一株菲律賓的南洋白蝴蝶蘭（Phalaenopsis amabilis），只為了再得到一項異國風情戰利品。公爵熱愛植物，傾家蕩產在所不惜。這蝴蝶蘭有雪白的橢圓花瓣，唇瓣呈豔黃，雅緻的模樣令人難忘，遂贏得學會成員的鍾愛，發現者也因此大賺一筆。 　　 　　中國自稱「龍之國度」，鎖國了數個世紀，在植物獵人的地圖上仍為大片空白。中國自認為是位於世界中央的「中土之國」，文明綿延逾五千年，但實際上與世事脫節。西方國家不甚了解中國，只把中國想像成是宛如天堂充滿危險的異國。英人會把中國視為園藝上的世外桃源，其實反映的是英人對庭園的種種渴望。 　　 　　若歐洲人有機會更仔細審視中國，則會發現這個國家其實面臨內憂外患。兩百年前滿清入關，定都北京，統治漢族，要求人民歸順與納稅。不過，南方有許多祕密結社，誓言推翻外來的大清王朝。鄉間到處竊賊與盜匪，海上海盜猖獗，農民受盡飢荒之苦，又遭受過儒家教育的貪官污吏欺壓；來到城市，卻又是一片污穢不堪的景象。 　　 　　英國透過曾在廣東從事貿易近兩百年的東印度公司，稍微了解中國的狀況，只是對內陸一無所知。然而，英國人倒是確知兩件事：中國有大量的珍奇植物，而英國未來的經濟可能從中受惠。 　　 　　中國皇帝費盡心思，防止外來者闖入領土探索，竊取資源牟利。若非鴉片戰爭後訂下《南京條約》，讓英人有權在福州與其他四處口岸通商，否則外國人根本進不了岸邊城市的城牆內。但中國仍憂心英人圖謀不軌，遂明文禁止白人在通商口岸新劃定的租界外行動。話說回來，即使律法未將外國人關在城牆內，中國的現實生活同樣能使外國人卻步。這裡氣候潮濕、蟲虫叢出、疾病橫行，最開化的海岸城市衛生條件仍差，令英人難以適應。沒有哪個神智清楚的人會想死在中國，甚至連在此生活也避之唯恐不及。 　　 　　一八四二年秋天，兩國和談的消息傳遍皇家園藝學會，這是派遣探險人員深入中國的破天荒良機。發現植物原料並加以運用，已公認是英國的第一要務。福鈞在中英兩國結束交惡之際，成為外交部第一個許可前往中國的人。 　　 　　皇家學會多半將重要任務交給有身分地位的人，中國探險任務卻委任福鈞。學會給予他的年薪僅一百英鎊（約今日五千英鎊或一萬美元），令他只能以如此微薄的數目養家，且三年任職期間將不調升。他鼓起勇氣，爭取更好的薪資，卻換來學會嚴峻拒絕，還提醒「這項任務的金錢報酬，理當為次要考量。」這句話之前則是：「你無法以其他方式，獲得如此殊榮與地位。」 　　 　　福鈞缺乏家世背景，因此學會不認為他有資格獲得補貼，也不會給予來福槍、手槍與彈藥等裝備。學會聲稱，福鈞的任務是研究與徵用東方珍奇植物，用不著武器。福鈞辯駁，植物固然不用武器，但他得保護自身安全。雖然同業同情他，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有身分地位的植物獵人若需要槍枝，會自行設法購買。 　　 　　學會成員倒是一致承認，若福鈞在完成任務之前死亡，那麼中國探險就算不是付諸流水，至少成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學會雖拒絕提高薪資，仍勉強提供一些武器。 　　 　　學會選派福鈞前往中國，顯然是明智之舉。他將發現的植物詳實呈報給學會，也盡力把新發現的活體植物運回英國。他不僅善用扦插與接枝，仔細記錄觀察到的現象，還為全球植物學家寫下鉅細靡遺的信件。大英帝國在全球疆土交換植物，這過程中，許多人皆受惠於福鈞的發現。福鈞在第一趟中國行結束之際，成為科學探索界的成功典範，他運回英國的第一批貨物已落地生根，也為他贏得適當的肯定。 　　 　　他具有優秀的採集眼光，能找到珍奇美麗，且具市場潛力的植物。他探索中國自然奇景時，瞄準看似無重大科學意義，卻可能高價賣出的花朵。在三年期間，福鈞發現迎春花、荷包牡丹（這種植物的外觀，正好供維多利亞時期的浪漫派用來代表心碎）、蒲葵（曾在維多利亞女王三十二歲生日時，當作獻給她的殖民地奇物）；白花紫藤、重瓣梔子花、芫花，並在某仕宦人家的庭園找到傳說中的黃花曼陀羅，這花甚至在牆面上攀爬足足四公尺高。有一項發現最為特殊——金橘，這種外皮可食的小型柑橘類水果，英文稱為fortunella，足以令他名留青史。雖然福鈞對於他發現的植物沒有所有權，然而返國時一同帶回的許多珍奇玩意、稀有寶石、陶器與玉，都可以賣錢。 　　 　　福鈞除了一絲不苟地記錄田野觀察之外，也以日記寫下他的經歷，及在中國遇見的奇人異事。他寫過僕人與口譯，也寫過官吏、商人、中藥師、畫家、漁夫、園丁、和尚、妓女、街頭小販、婦孺。和其他維多利亞時期的旅人一樣，福鈞在一八四七年返國時，曾將他的紀錄以遊記體裁出版。《中國北方三年行》（Three years’ Wo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固然和植物學文獻一樣，蘊含豐富的地理與園藝資訊，同時福鈞也以活潑不拘的筆調，回憶在商埠遇見英僑、到寺廟遇見法師，及遇劫的點點滴滴。 　　 　　福鈞的旅程起點為英國最新殖民地——香港。那時正值一八四三年的颱風季，他說這個地方「滿目瘡痍」，空氣不佳、四處瘴癘，致使歐僑衰弱臥床。「我認為，要香港成為貿易重地，恐怕毫無指望。」他沒寫下其他預言。他繼續往最北的通商口岸上海航行，期間遭遇颱風，險些發生船難。「我說件事，讓讀者對颱風有點概念。有條至少三十磅重（十三公斤）的大魚，從海面被拋進船尾天窗，將窗框砸得粉碎，破窗而入，掉到船艙桌上。」在中國內陸的山間蒐羅植物時，他曾遭竊、追趕，甚至被暴徒以磚塊砸頭。「我一時間無法動彈，只能倚牆喘氣，設法恢復神智……然而這幫土匪趁機包圍我，搶走幾項日用品。」他寫道。 　　 　　福鈞也造訪過鴉片館，滔滔不絕訴說鴉片癮的危害。「我常看見人吸鴉片，多數人固然不會毫無節制，耽溺其中，但我同時也明白，他們就像在我國飲用烈酒一樣，最終常難免走上濫用一途，導致悲慘下場。」 　　 　　他特別渴望到仕宦人家的園林，因為這裡常可取得上好的植物標本。為了進入蘇州園林，他甚至喬裝打扮，闖入禁地。「我當然穿著中國服裝旅行，並剃了頭，找了很好的假髮辮，這些行頭原屬於相當有錢的中國人。我想，我應該看起來是很體面的中國人。」這身裝扮騙過城門守衛，福鈞觀察道：「若有人密報守衛，有英國人混入人群，想必他們會大驚失色。」 　　 　　《中國北方三年行》也說明福鈞的改變，漸漸接納這個他視為謎一般的社會。最初，他以殖民者的高傲姿態看待中國，將這個國家鄙夷為滿是「破爛的中國小屋、棉田與墳墓。」他和許多西方人一樣，自詡為西方生活型態的傳教士，嘲笑中國人的優越感。他相信，歐僑應以自身為例，讓中國人瞧瞧：「『開化』的中華民族，若窺見我們舒適與精緻的生活，肯定對『蠻夷之邦』稍微另眼相看。」然而三年之後，他的看法溫和多了。畢竟要能成功完成任務，非得與中國平民密切接觸不可，這麼一來，他自然會看出中國人人性的一面。

作者：莎拉．羅斯(Sarah Rose) 譯者：呂亦欣 出版社：麥田 書系：Renew 出版日期：2020-05-26 ISBN：9789863447795 城邦書號：RH2035X 規格：膠裝 / 單色 / 272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