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開放城市的築與居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康旻杰   書寫城市 一如桑內特一貫的書寫風格，這本可作為都市規劃專業學院必讀的都市文本，其實並不囿限於學術行話，乃至築高閱讀門檻。全書即使建構都市理論的企圖昭然若揭，讀來竟有散文式的節奏和趣味；迂迴但流暢，微觀個人又格局恢宏，面對遽變當下卻始終不忘探測歷史縱深。尤其當桑內特中風後，以身為度，觀察和體驗的城市空間，不只是先前《肉體與石頭》（Flesh and Stone）書中所譬喻或被結構化的身體處境，而是扎扎實實的困難身體感受、和設身處地由他者位置看見的全球城市流變場景。 《棲居》是「創造者」（homo faber） 三部曲的總結大作，但拉長時間軸，更像桑內特寫作生涯的都市里程碑。從《失序之用》（The Uses of Disorder）、《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視覺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乃至《肉體與石頭》，他論述的主旨其實頗為一致，都是關於城市性（urbanism）核心價值的倡議：簡言之，由多元差異的市民集體形塑的公共生活／社會生活。他總是深掘西方文明的檔案，藉以爬梳城市空間與社會，或本書引用之ville與cité相互為用的關係；但此「西方」揭示的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以及相對應的建築風貌及規劃範型，實為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視角所建構的城市想像，而非全球城市的真相。相較於前作，《棲居》總算跨越南北分歧的布朗特界線，正視急劇都市化及超高密度的全球南方城市，和相伴隨的非正式空間過程及階級困境出路。桑內特因此發現諸多西方哲學與都市規劃典範的限制，從而更確認差異融滲、多元包容的城市倫理。其中最批判性的倫理對照，便從書的原名開始。    築與居 《棲居》英文原名Building and Dwelling直譯乃「築與居」，刻意與哲學家海德格深具影響力著作〈築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對話。從物理環境的「築」與生活實踐的「居」，引申出集體「築與居」所具現的ville和cité － 關於城市規劃設計營造與居住生活文化，或所謂城市的實體與靈魂之間的辯證。海德格透過現象學描繪的居所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產生唯心式的內向思考和避世觀點，強化了家園的地域認同，卻逆反城市必然要面對差異的多元共榮本質。 如果對海德格而言，「築」是為了「居」的目的，放大到城市尺度，不同棲居者在都市發展過程集體形塑的生活經驗，又該如何深描？基礎設施與建築街廓作為城市私密及公共生活的容器，與海德格索居山林的環境美學大相逕庭，但桑內特提醒讀者，海德格反猶太（他者）和納粹牽連的過往，與他詩意卻保守的築居哲學不無關聯。城市，反倒冷酷地強迫其中的棲居生活者真實面對我群與他者，進而在集體的住宅（housing）環境發展出鄰里關係。築與居的社區與社會主張，反映在都市住宅文化的演變，也體現於社會主義理想與現代主義建築之間的媾合，其中最關鍵的角色莫過於國際現代建築學會（CIAM）依循柯比意瓦贊計畫（Plan Voisin）的布局、至今仍影響全球南方城市規劃的雅典憲章。   雅典憲章 桑內特對雅典憲章的重視，無非乃察覺這份一九三三年起草的文件，竟預示了未來城市的發展圖像，且隨著全球化及都市化的軌跡，空間形式越趨立體龐碩。柯比意的瓦贊計畫以「築」的總體結構回應、甚至定義了現代性城市「居」的需求及價值觀，一種翻天覆地砍掉重練、與城市歷史文脈決裂的國際通則。但桑內特批判雅典憲章的規劃議程正是它對都市文化最劇烈且不可逆的破壞──雖然就社會主義的居住正義命題和以個人運輸載具主導都市基礎設施系統的技術革命，形隨功能的態勢已幾乎無法避免。所幸當年巴黎瑪黑區沒有被瓦贊掉，但後來中國城市不僅熱烈擁護，甚至舉國家之力擴張規模，成就大片新闢土地上由快速路網編織的獨立高塔街廓。而原本應是立基於社會主義的城市模型，亦即，公有土地上預設高效率大量生產的模距化住宅，以照顧勞力再生產的集體消費需求，最終仍不敵房地產市場經濟的侵蝕，門禁社區圍牆更直接界定了階級藩籬。這如同政府管控的ville強壓市民生活的cité，假理性規劃之手毀棄了人性城市的倫理。許多全球南方城市的經驗，幾乎同時見證了雅典憲章邏輯的荒謬和失控。 桑內特作為聯合國氣候變遷與城市計畫的資深顧問，利用二〇一六年「人居III」（Habitat III）大會，與其他幾名專業者與學者提出「新雅典憲章」（New Charter of Athens），以聯合國「新都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揭櫫的真實議題與挑戰，引領新世紀的城市價值。新雅典憲章的核心論述，開放城市（Open City），正與本書第三章提到的五種開放形式遙相呼應。如桑內特一向關注具滲透性的多孔邊境，不僅指涉建築空間皮層的開放，讓使用者有機會自力參與設計營造及空間詮釋，也暗示其間社會階級跨域流動的可能。尤其在高密度非正式城市的前緣，桑內特透過在邊界奮鬥存活的都市角色，新德里尼赫魯廣場的蘇迪爾先生、麥德林貧民區引路的小孩、或上海的Q女士，象徵性但非刻板地開展出開放城市的多層次敘事，同時巧妙呼應了珍雅各對都市社會生活與街道芭蕾的捍衛主張。桑內特在《棲居》中勾勒的柏林康德大街場景，也彷如雅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的格林威治村。   雅各、孟福與鄂蘭 桑內特與珍‧雅各的私人情誼及都市對話，讓《棲居》更具一種內幕者的權威視角。特別當他對比雅各與同時代其他卓越的、且與他也有私交的都市研究者及政治學家，讀者更能體會桑內特第一手分析後摩西斯年代的紐約、不同思想陣營建立歧義都市論述的獨特況味。其中珍‧雅各、劉易斯‧孟福、漢娜‧鄂蘭各跳脫雅典憲章的現代主義框架，提出不受基礎設施部署與資本開發主導的城市性概念。雅各對於小區鄰里和街道生活的熱愛，強調混合使用的街區模式，並召喚由下而上的自主市民參與，抵抗摩西斯對紐約創造性破壞的行動，儼然成了都市傳奇。但桑內特以孟福受霍華德啓發的「花園城市」範型，比較雅各過於聚焦社區尺度的公共生活，反而彰顯了她忽略都市結構中必要的規劃干預及基礎設施佈局，而產生cité凌駕ville的失衡。孟福的社會主義信條，關心土地產權的制度（如花園城市立基於土地公有信託之上）以及都市居住、工作／產業、基礎設施、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空間調配，但卻常依附左派烏托邦的理想，跳過多元雜沓的街道生活與地方政治，淪為紙上城市的想像。但互有歧見的兩人都堅持原有都市紋理的維繫，而非現代主義式的截然切割；也因兩人對合宜都市尺度的眷戀，難以面對當代大型城市密度及衍生的各種非正式現象，最終反而框限於歐美城市的象限。 反倒未提出整體都市看法的鄂蘭，從自身猶太離散、落腳紐約的經驗，發展為新生（natality）的概念，似更契合桑內特開放城市的主張。鄂蘭認為，無論過往非志願的遷徙，新來乍到者擁有開展全新世界的能力，經由無止盡的交流互動，與他人一起重塑生活，便得獲重生。桑內特的城市倫理從來不是道德規範，他深諳多元社會必然存在的衝突，而包容也非親密的相互擁抱。那種包容陌生人／他者、但保持一定距離而共成鄰里的能力，和從街頭智慧培養機鋒轉適的能動性，正是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城市的關鍵。   新生 「她相信生活將不斷地重新塑造，這與巴謝拉的觀點相呼應。巴謝拉放棄小屋的安全感（小屋的存在就像孩子的搖籃），轉而面對城市的困境。因此，打造一座城市會有破壞與破裂。這是『行動』的領域，改造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