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投下的神聖一票，是現實理念的決策 還是被政客呼喊出的情緒意志？ ──不理性、喪失批判思考力──   假新聞充斥、政治極端化的後真相時代， 如何看穿政客話術，理性評論政治大小事? 用批判性的思考看透「完美故事」背後的「人造真相」， 本書教你擺脫意識形態，逐一擊破政治謊言， 讓「理性參與」成為可能！   後真相 並非代表事件沒有真相，而是人們不再重視事件的真實性。當「立場」先於「事實」，乃至以偏概全、刻意扭曲以迎合立場，當我們的思考被情緒和不理性帶著走，後果是什麼？ 問題1.後真相世界中，事實證明，挖掘人類情感遠比理性辯論更為有效，不但政治人物不重視政策，選民一樣不在乎。 問題2.簡化所有議題，讓事情只剩二分法，人們總是帶著意識形態看待所有事情，忘了如何思考、發現事物本質。 問題3. 說故事力量大，政治人物學會拋出包裹著糖衣的政治話術，一再誤導大眾做出情緒化的決策。 問題4.激情混亂後，人民對政治失望，從而拒絕擁抱社會秩序，最後不再願意公民參與。  好故事 引起共鳴，讓理念得以分享傳送。當今媒體、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正是利用這種敘事能力，讓「說故事」成爲最有說服力的政治操作工具。那麼，了解說故事的技巧，是否有助於解釋當今政治運動成功之道？政治人物又是如何玩弄這些敘事手法？  【緬懷時光的故事結構】 故事特性：喚起人嚮往懷舊、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帶領人民找回那時代的榮景，暗示人民還有選擇機會回到那個失落的天堂。 事件案例：英國脫歐公投 敘事手法：脫歐派將脫歐這複雜議題，僅以「Take back control（拿回控制權）短短三個英文字就表達出來。脫歐派競選總監在演講中表示：「已經失去的某些東西，但我們可以重新拿回來」 這種類似「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中，不僅暗示可以挽回的損失，也喚起了一種安全感──過去是比未來更安全、更不可怕的地方。  【灰姑娘的故事結構】 故事特性：讓選民相信，心地善良的姑娘就算處於劣勢，仍不放棄希望、任勞任怨，最後「過著幸福快樂（喚起美國夢）」的結尾。 事件背景：在二○○八年的總統初選 敘事手法：歐巴馬在演講中向美國人宣傳自己是弱勢者的敘事結構，憑著信念、堅持不懈和努力工作，身於美國的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在演講尾聲，提及自己「這個名字古怪的瘦小子，堅信美國這塊土地必有容身之處」。在整個演講中，「希望」被當成箴言，凝聚了機會和理想抱負，此刻站在台上發言的歐巴馬便是「人民」的最佳化身。   ∥本書教你∥ 1. 學會政治的批判性思考：共謀理論的蓬勃發展下，學會多元地思考事件背後的真正含義，而不是單向、二分化的僵硬思維。 2. 理解政治的故事敘事：一步步拆解政客操縱情感的說故事模型，從編織扣人心弦的故事架構、使用模擬兩可的修辭，到分享與傳播媒介等等。 3.列舉時事案例說明：分析歷史上的各樣故事模型，套用到美國歷代總統大選、非典政客川普、中國政權到英國脫歐，驗證好故事的影響力。 4.  喚起理性公民意識：了解了故事的敘事手法，擺脫情緒化決策，參與公民政治，而不是淪為政客故事中的「配角」參與者。   ∥專業推薦∥ Zen大（王乾任）∣Zen大的時事點評 朱宥勳∣作家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 陳嘉行（焦糖哥哥）∣知性藝人 難攻大士∣「中華科幻學會」會長兼常務監事  ∥名人讚譽∥ 「菲利普·塞吉安特這部題材新穎又有趣的作品，為當前的『後真相』困境提供獨特的觀點。當你發現說服人們的不是論證，而是受故事影響時，該怎麼辦？如果其中一些故事並不真實，該怎麼辦？本書精確地闡釋『敘事』在政治論述中的重要性。讀後感嘆世事、領悟真意，了解政客如何贏得選舉！」──李·麥金泰爾（Lee McIntyre），《後真相》（Post-Truth）作者、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科學史中心研究員  「本書深具啟發和娛樂，揭示我們何以成為政客故事中的參與者，又該如何取回自身命運的控制權。」──彼得·波莫朗塞夫（Peter Pomerantsev），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員  「在當前的新舊政權交替期間，本書重要且切合時機，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政治領導人長期以來如何操弄故事敍事，導致我們經歷、擁抱和拒絕的社會秩序。本書提供了寶貴的途徑，讓我們講述相反的故事內容。」──克里斯汀·秦（Christian W. Chun），美國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應用語言學副教授  「在這部及時又有說服力的作品中，菲利普·塞吉安特分析政治人物如何建構自己的敘事，以及選民為什麼更愛聽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可驗證的事實。隨著陰謀論的蓬勃發展，真相一詞的真正含義受到質疑。本書是當今時代的重要著作。」──史蒂夫·巴克萊迪（Steve Buckledee），義大利卡利亞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gliari）英語和語言學講師  「本書適時、精彩論述了『說故事』在政治各領域的關鍵作用，提出豐富的實例，幫助讀者了解故事的建構手法、及其如何形塑我們的世界。強烈推薦給任何想了解當前政治情勢的人。」──皮婭·瓦里斯（Piia Varis），荷蘭帝爾堡大學（Tilburg University）副教授  「塞吉安特認為，如果不思考政治人物的溝通行動、及其與流行文化和好萊塢電影中的故事敍述有何相似之處，就無法真正理解英國脫歐運動和美國總統川普、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和匈牙利總理奧班等政客近期成功崛起的因素。這是一本令人害怕的書，但任何對當今如何進行政治溝通感興趣的人，都應該拜讀。」──大衛·布洛克（David Block），加泰隆尼亞高等研究院（ICREA）社會語言學教授、西班牙龐佩法布拉大學（Pompeu Fabra University）

各界讚譽   推薦序  政客說他的故事，你寫自己的結局／難攻博士 推薦序  懂說好故事者，得天下／Zen大（王乾任） 推薦序  別懷疑，政治就是要故事力／陳方隅   第一部 世界末日政治 第一章：情境設定 英雄當道時代 渡過世界末日 局勢徹底失控的一年 第二章 以事實為出發點 「事實」查核員是大壞蛋 「另類事實」的語言 字典線上回擊 相互矛盾的事實 任由激情擺佈 第三章 通俗小說 民粹主義崛起 民粹要素①「我們」庶民啊 民粹要素②菁英知識階層 民粹要素③替弱勢族群發聲 第二部 塑造故事 第四章 解釋性新聞報導 政治娛樂化 策略敘事 預測未來的小說 好萊塢式外交 第五章 精彩故事的特質 豐富的故事 電影《最後一擊》 陷入困境的人 暴民政治 寓言與政治寓意 單一故事主義 第六章 戲劇結構 英雄之旅──唯一的英雄神話 經典的三幕結構 戲劇就是證據 「川普」這部電影 最終結局如何？ 第三部 語言與修辭 第七章 希望與恐懼 新希望 美國總統大選順口溜 玫瑰的別名 第八章 後真相詞彙庫 僵化制式的語言 反烏托邦小說 政治的瞬息萬變 廉價的熱度 第九章 網路假訊息 雙面民主 竊取注意力 真相與謊言 改寫字典 第四部 虛構故事與現實世界 第十章 現實的結構 栽贓行動 危機演員 國中之國 煤氣燈效應 第十一章 政治陰謀論 癲癇樹 凡事都有一個解答 普羅米修斯的神秘主義故事 第十二章 道出真相的謊言 真相的定論 真誠的誇張 策略性的誤用語言 合適的結局，或是反政治的悖論 致謝

　　摘錄一 　　 　　民粹主義崛起——「我們」庶民啊 　　 　　民粹主義的政治本質，比起以上簡短的概述更複雜得多。很多因素促成當今備受重視的地位，比起二○一六年發生的事件要更早幾年，甚至幾十年，因此絕對不是新趨勢。同樣的，民粹主義的高調姿態不見得反映了社會的影響力，儘管某些地區的人日益感覺，社會的主要政治戰線正從傳統的左右對立轉移，很快將被體制派與反體制派的對立所取代。然而，本書重點不是探討整體現象，而是民粹主義的政治風格，關注民粹主義政客用來說服選民的特定論述。在這方面，公式非常簡單，民粹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簡明扼要的敘述，由三個非常簡單的基本要素構成，每個要素都有一個關鍵字代表。 　　 　　第一個關鍵字是「人民」本身，他們是故事中的主角，但實際上通常以民粹主義領袖做為人民的代表。如前所述，民粹主義的基本結構包括對權勢集團的強烈質疑，以及強烈尊重庶民。然而，庶民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對於阿根廷政治理論家厄尼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而言，事實上正是因為這個名詞難以界定，過於廣泛又不具體，使民粹主義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概念。因為這詞彙具有靈活性，使政治人物得以將自己的政治意圖投射在其中。同時，詞彙也具有道德分量，幾乎可以支援有關民主發展的所有爭論，像是「人民已發出怒吼」。 　　 　　民粹主義運動對「人民」的定義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是確定一種共同的文化和一套價值觀，把一群不同的人聯合起來，再將其轉化成一個有凝聚力的整體。第二則是與菁英階層形成鮮明對比。第一種方式的最佳案例，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亦即川普和大多數英國脫歐支持者所奉行的民粹主義品牌，宣揚國家公民所珍視的一系列象徵符號和價值觀，並將此視爲群體身分認同的重要元素。政治學家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一個著名的描述：民族主義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形成的結果。一個國家由數百萬人組成，其中大多數人永遠不會相見。就實際意義而言，這些人並不是一個社群，當然更不是具有凝聚力的。然而，儘管大家彼此可能不會有互動，但全部都認同一個共同理念，也就是由政治家和媒體共同傳播的一套公共神話、符號和價值觀。因此，國家的團體意識是集體想像力的產物。雖然只是「虛構的想像」，卻具有強大的力量，畢竟，還是有人願意為祖國而戰，甚至為國犧牲，完全基於對這種共同文化的承諾。 　　 　　英國脫歐公投進行關鍵投票的前一天，《太陽報》（Sun）刊登的封面頭條就是一個明顯例子，新聞標題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毫無疑問，宣稱：「在今天國會議員對脫歐議題進行投票之際，我們要對他們說：你可以選擇……大不列顛或是大叛國（Great Britain orGreat Betrayal）」，反映出典型的民粹主義公式：「我們」代表人民的聲音，在此例中為報社，相對於「他們」所代表的政府機關。頭版的其餘版面拼貼著許多圖像，代表了大不列顛文化田園詩般的畫面。看起來像是波普藝術家彼得．布雷克（Peter Blake）拙劣的粉絲創作，有羊群在綠色田野間放牧、尼斯湖水怪伸長脖子望向地平線、國會大廈和溫莎城堡、迷你（Mini）汽車漫遊在鄉間小路、炸魚薯條商店、倫敦碎片塔高高聳立在雲端，這些全部拼湊在一起，代表所謂的英國特色。當中每一個都象徵著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創造出的故事說明，如果「我們」不從布魯塞爾的技術官僚手中奪回自己的主權，前途將岌岌可危。 　　 　　當然，整件事有如精心策畫的小說。正如評論家們在社群媒體上指出的，這些英國身分的象徵，大部分都是移民或海外人士的產物或財產。迷你汽車是由希臘人亞歷克．伊西戈尼斯（Alec Issigonis）設計，於二○○○年被寶馬收購；國會大廈目前正由美國承包商修復當中；碎片塔是由義大利建築師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設計，並由卡達投資商擁有。溫莎城堡是由征服了大半個國家的諾曼公爵所建造的。當然，《太陽報》本身是由澳大利亞裔的美國公民擁有。換句話說，拼貼畫背後的事實細節不如總體故事重要，「我們」想要努力維護的所謂的英國特色，絕大多數都是虛構的，一如所有的民族文化。 　　 　　這就是「人民」一詞的靈活性，通常取決於誰先利用修辭。例如，在英國脫歐運動期間，支持脫歐陣營的敘事充滿了民粹主義的比喻，在整個關於退出協議條款的爭論之中，他們始終堅持這一點。但是隨著政治鬧劇延續，以及留歐派積極爭取二次公投，他們也選擇了民粹主義詞彙，此時開始訴求「人民投票」。在最初的競選活動中，「留歐派」的論點圍繞在專家所建議的，對國家最有益的觀點進行，而今「人民投票」的想法則將責任交還給全體人民。基本的論調沒有改變，留歐派仍然堅信脫歐整件事會造成經濟和社會上毀滅性的衝擊，但是語言卻有所改變。 　　 　　第二種定義「人民」的方式是「否認」先前的定義。和所有精彩的童話故事一樣，主角都需要一個對手來協助定義身分。雖然「人民」一詞聽起來好像具有包容性，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 。那些不算是「真正人民」的人有兩種類型，一是外來人士，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中通常是指移民，要不就是內部敵人，亦即虛構的「菁英分子」。 　　 　　摘錄二 　　 　　好萊塢式外交 　　 　　在二○一八年秋天，自詡為「女性內衣和成人萬聖節服裝名店」的Yandy公司，以《侍女的故事》設計了一款性感服裝做為假期系列的宣傳時，隨即遭到一連串的負面惡評，在社群媒體上引起公憤，該公司立刻將商品下架並發表聲明，解釋說這套服裝的原意是「賦予婦女權力的一種表現」，但發布後卻發現它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女性受壓迫的象徵」。不管這是錯誤的商業冒險，還是對賦權的天真想法，此事件都說明了《侍女的故事》的意象已經深植於文化中。自二○一七年電視首播以來，血紅色的長斗篷和僵硬白圓帽的形象，已經是當代不朽的政治詞彙之一，也成了政治示威活動中常用的反抗標誌，針對婦女人權問題的迷因主題。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簡單又引人注目的形象，代表了小說敘事所交織出的一整套相關主題。 　　 　　借鑒大家已知的現存故事，是人們相互溝通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有一些故事的典故也成為日常語言詞彙的一部分。例如，當《華盛頓郵報》建立政客的「皮諾丘排名」（Pinocchio Ranking）時，我們清楚知道這是一份什麼樣的名單，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隱喻了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的兒童文學，《木偶奇遇記》中那個老愛撒謊的木偶皮諾丘。這故事已經成為西方現代社會的神話之一，神話的暗喻成了表達複雜概念的語言速記。 　　 　　然而，對於文學和電影作品的典故，不見得這麼老套。我們可以利用家喻戶曉的故事來論證政治觀點。像是在譬喻時，參照文化典故來解釋特定的情況或事件。國際關係領域最近就有一個例子，以《我的失憶女友》（50 First Dates）電影為主題，這是由茱兒．芭莉摩（Drew Barrymore）和亞當．山德勒（Adam Sandler）主演的美國浪漫喜劇。這部電影主題鮮明清晰：山德勒的角色遇上年輕貌美的芭莉摩並墜入愛河，卻發現她有短暫失憶的問題，第二天就會忘記他的一切。因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追求她，因而引發一連串好笑的誤會。這並不是傳統上認定的經典浪漫喜劇，但是伊朗外交部長在接受《紐約客》（New Yorker）採訪時表示，這部電影就像是與川普政府的外交現狀。 　　 　　這樣的文化參照，是表達明確觀點最簡單的方式，儘管參考作品本身沒有太多的政治意義。這個例子只是將電影情節中反覆出現的失憶症，類比川普團隊與人打交道時前後不一致的邏輯。這部電影的淺顯本質正是譬喻的一部分，川普及其團隊不值得更高層次的比喻。 　　 　　亞當．山德勒或茱兒．芭莉摩不可能成為當今政治詞彙的常規特色。然而，現存故事的第二個用途是，小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詞語被反覆用來表達政治論述的特定立場。《侍女的故事》正是如此，這個故事提供一種簡單又引人注目的方式，得以針對婦女權利提出各種觀點。 　　 　　這種現象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在二○一六年末去世的女演員嘉莉．費雪（Carrie Fisher），她飾演《星際大戰》（Star Wars）中莉亞公主（Princess Leia）的角色，成為反抗運動象徵。費雪在川普當選總統幾個月後、就職前幾週去世，就在川普就職後的第二天，全美數十萬民眾參加了各城市的婦女遊行，抗議他所代表的價值觀和政策。費雪的圖像是遊行示威者採用的最鮮明象徵之一。誠如設計師海莉．吉爾摩（Hayley Gilmore）在《連線》的採訪中評論的，「嘉莉．費雪在《星際大戰》中飾演的莉亞公主，引起了許多女性的共鳴，因為她是一位強悍、聰明、迷人、又有影響力的女人……遊行者被莉亞吸引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她去世之後」。 　　 　　吉爾摩本人也以莉亞公主的角色為原型，為此次活動製作了一張海報，被數十名遊行示威者採用。海報中的莉亞手持爆能槍（blaster），下方標語寫著「女性的地位來自反抗」（A Woman’s Place Is In The Resistance），將各種不同的文化元素匯集在一起，以表達政治訴求。首先，重新改編了古諺語「女人的地位在家裡」（a 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me），這種翻版明顯少了父權主義色彩。使用「反抗」一詞也使人回想起，基層群眾與獨裁政權對立的歷史事件中，包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抵抗運動、由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分別領導的獨立和民權運動。但是「反抗軍」也恰好是莉亞公主在《星際大戰》電影第三部曲中領導的反叛組織名稱。因此，現實生活中的政治運動正好可以利用民眾對《星際大戰》虛構世界的熱愛、以及由女强人率領反抗戰士擊敗專制邪惡帝國的故事。 　　 　　在這種情形下，利用虛構作品的典故可以達到許多目的，不僅能使大眾立刻認清並了解問題所在，也迎合了大家對原著故事的愛好。透過與莉亞這樣的角色結盟，示威者等於認同她所代表的道德價值觀、及其故事所代表的英勇樂觀精神。 　　 　　然而，很重要的一點，是各種政治派別都可以利用這些共享的文化詞彙，不是只有那些最符合原著敘述價值觀的人。比方說，如今你可能會看到右派人士援引歐威爾，尤其是抱怨他們認為明顯的政治正確、和管制人民言論的時候。二○一八年八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鮑里斯．強森，將穿著傳統穆斯林長袍的婦女比喻成郵筒，激起了一場精心策畫的憤怒風暴，《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將他受到的批評描述為「令人髮指的歐威爾式」政治迫害。當然，這裡的暗示並不是針對《一九八四》世界本身的複雜性，而是從整部小說價值體系中粗略選取、針對新語概念衍生的空洞版本。儘管如此，這種敘事仍然是一種獨特、也特別有效的政治捷徑。 　　 　　同樣的，正如左派人士可以利用《星際大戰》的概念一樣，右派也可以。一九八三年，時任美國總統的隆納．雷根描繪蘇聯的行為是「邪惡帝國的侵略衝動」，影射蘇聯是《星際大戰》中的銀河帝國。然而數週之後，他提出成立太空導彈防禦系統，媒體立即稱其為「星際大戰計畫」，由於名稱太過響亮，導致雷根不得不澄清該計畫的目的，爭辯說「無關戰爭，而是為了和平……無關恐懼，而是希望，在這場爭鬥中，請容許我借用一句電影台詞，『願原力與我們同在』」。 　　 　　在侮辱時，擁抱負面偶像在政治上也有好處。例如，當被問及他是否反對被比喻成《星際大戰》中的大反派時，時任美國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不，他表示：「畢竟，達斯．維達（Darth Vader）是我最近聽過最好的恭維之一」。他不僅不反對，甚至還大膽鼓吹這個想法：有幾次在政治場合利用達斯．維達的主題曲「帝國進行曲」做為開場音樂，據報導他有一年萬聖節還將自家的黑色拉布拉多犬裝扮成達斯．維達。 　　 　　為什麼有人願意與故事中的反派角色有所牽扯呢？這麼做有何政治利益可圖？有幾種可能的解釋，首先是作品中的反派總是擁有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或許用於惡意和誤導的目的，但無可否認，他們成功以個人意志控制世界，做為一名政治家，與鐵腕統治能力相關，總比無能要好得多。正如史蒂夫．班農所言，「黑暗是美好的……迪克．錢尼、達斯．維達、撒但，那就是力量」。還有一個事實是，在傳統的戲劇結構中，尤其是好萊塢所採用的，反派人物往往和英雄一樣引人注目。套用《星際大戰》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的話，「顯然，每個人都喜歡惡棍，更勝於英雄，這是一種傳統」。正如下一章介紹的，主角和對手有著幾乎完全相同的戲劇性DNA。因此，將某人比喻成好萊塢經典的反派角色，一般人可能不會認為是尖銳批判或侮辱。 　　 　　在政治中利用故事典故的最後一種方式，與其他的略有不同，牽涉到對文學作品的回顧引用，做為證明或解釋事件或行為。一個有趣、或許讓人困惑的例子來自英國《每日郵報》前任編輯保羅．達克（Paul Dacre），他在退休數月之後寫的一篇報導。當時正值英國脫歐過程無休止的爭論高峰期，英國高等法院裁定，政府最終決定的任何協議都應送交議會表決。《每日郵報》做為堅定支持英國脫歐的報社，在編輯立場上對此表達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司法部門正在干預應該僅由政府決定的問題。因此，達克在頭版頭條上報導此事，將有裁定權的三名法官稱為「人民公敵」。 　　 　　「人民公敵」一詞的起源由來已久，從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政治領袖羅伯斯皮耶（Robespierre）、俄羅斯革命的列寧，乃至於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每個人都用過「人民公敵」一詞，這也是民粹主義修辭的經典伎倆。但是根據達克的說法，他文章的標題實際上是影射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同名戲劇。 　　 　　這個指涉很奇怪。這部一八八二年的戲劇講述，一個人揭露令人不安的社會事件，因此受到懲罰的故事，主要論點是，無論真相多不受歡迎，就算揭露後可能被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都必須要說出真相。這部戲劇表達了集體思想的危險，非關民粹主義鬥爭。一九五○年代，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峰時期，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寫出著名的英語改編作品，論及偏執妄想的氛圍如何造成社會巨大的災難。 　　 　　至於對本世代最重大事件擁有投票權的司法裁決，實在很難說跟上述的作品有何相符之處，達克引用文學典故可能是想提高頭條新聞的學術價值。換句話說，這與《我的失憶女友》的例子正好相反。伊朗的外交部長間接將亞當．山德勒不斷應付女友的失憶，比做與川普政府打交道的狀況，而達克則是將人民與體制之間的政治鬥爭，重新塑造成經典戲劇，並特別將自己寫的文章當成文化評論，一如易卜生之類的作家。 　　 　　因此，說故事與政治有多種不同的關係。引用既有的故事為人們提供了共享的詞彙，得以討論、辯論政治思想。在某些情況下，故事可以做為解釋說明的工具，能夠了解目前所處的時代。多年來，政治人物和故事敘事手法之間，一直存在持續的吸引力，許多政治人物明確強調說故事的在政治中的必要性。然而，迄今所討論的內容，都尚未詳細解釋在政治情境下，故事敍事的操作方式。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先研究何謂有效的故事。 　　 　　摘錄三 　　 　　最常見的故事結構——陷入困境的人 　　 　　至今已有許多學者試圖提出一套公式，來解釋所有敘事的基本結構。俄羅斯的民俗學家弗拉基米爾．普羅普（Vladimir Propp）率先開拓這個領域的研究，考察數十個民間故事，以尋找共同的主題和結構，目的是找出所有民間故事是否都有類似的基本要素，以及如何發揮作用。最後，他列出一份「敘事要素」（narratemes），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排料組合在一起，形成故事結構。 　　 　　儘管普羅普的作品僅著眼於俄羅斯民間故事，但幾乎適用於所有故事。他的主要論點是，故事由角色驅動：故事情節的產生，來自於角色做出的決定、和他們所追求的行動。有少數幾個原型人物，而故事隨著這些人物所扮演的角色而展開。例如，每個戲劇故事都有一個讀者認同的核心人物或英雄，接受某種挑戰或旅程。此外，通常會有像「援助者」之類的角色，亦即協助英雄或一起探險的重要盟友。例如，仙女教母給了灰姑娘一雙玻璃鞋，再將南瓜變成了金色馬車。 　　 　　普羅普的方法是識別原型人物、及所處的不同情境，並由此列出一張民間故事的基本構件清單。這概念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暗示所有虛構作品都有共同的基本結構，並可透過情節元素，編織成一個序列來創造敘事。 　　 　　其他試圖找出所有人類故事關鍵結構的方法，則更直接地關注在情節模式上。正如文學理論家帕特里克．科爾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所說，這種方法基於一個觀點，亦即故事的結構源於少數原型。當作者決定某個主題時，便會自動產生一個原型結構，像是愛情故事、英雄冒險之旅等等，然後給出故事的大致雛型、及所涉及的關鍵要素。 　　 　　這種說法最有趣的版本，來自小說家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在他的人類學碩士論文中，他旨在論證所有故事都有一個基本形狀，可以在紙上勾勒出來。這個概念不只出自於一個可愛的認知，「規畫」小說情節和「繪製」圖表數據，用的都是同一個動詞plotting這個字，用意是將科學原則運用於文學研究，希望藉此闡明世界各地共有敘事結構的基本原理。 　　 　　馮內果的故事結構圖包括一個垂直軸（G-I），代表主人翁經歷的相對好運或厄運，而水平軸（B-E）則代表故事從開始到結尾的時間軸。例如，最常被傳誦的故事是馮內果所稱的「陷入困境的人」。圖表開始時，主人翁的運勢略高於平均水平，隨著災難接踵而至，運勢明顯走下坡，但隨著努力擺脫困境，直到故事結束時，主人翁的狀況比起最初要好一些。因此，該故事曲線像是一個巨大、略不平衡的U形，勾勒出運勢下滑、隨後又上揚的趨勢。 　　 　　這個敘事弧線的概念聽起來很簡單，但確實是文化中許多最受歡迎的故事基礎。康乃爾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證實了馮內果分析的「科學」元素。該研究利用數據科學方法分析好萊塢電影受歡迎的趨勢，結果顯示，票房最成功的情感弧線正是上述的「陷入困境的人」，他們指出，「不計類型和製作成本，電影的票房收入都成功」。 　　 　　馮內果總共確定了八種故事原型，除了「陷入困境的人」之外，還包括以下這些： 　　 　　1. 陷入困境的人：模型同上所說，可以說是最廣受歡迎的類型。 　　 　　2. 男孩遇見女孩：主人翁找到自己心之所欲的對象，失去之後，又設法重新找回，而且這次決心好好珍惜。這故事幾乎是所有浪漫喜劇的結構。 　　 　　3. 灰姑娘：一開始情勢不順，但後來漸漸好轉。在圖表上顯示為對角線向上傾斜，但在故事中段隨事件發展一度陷入運勢低潮，最後以明顯的向上傾斜結束，典型的「從此幸福快樂」的結尾。 　　 　　4. 每況愈下：這個模式的一開始，運勢低於標準水平，然後逐漸惡化。馮內果以卡夫卡（FranzKafka）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為例，故事一開始主人翁過著乏味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蟑螂，情況就變得更糟了。 　　 　　5. 尋找出路：這種故事模式中，會有各式各樣的事情發生，但是很難分辨是好是壞。繪製在座標軸上的弧線，基本上是中間橫跨的一條水平直線。根據馮內果的說法，這就是生活本身的經歷，因此大多數現實主義敘事、以及諸如《哈姆雷特》（Hamlet）之類的存在主義戲劇，都是這種模式。 　　 　　6. 創世紀故事：人類從上帝那裡得到了一系列越來越正向的禮物。 　　 　　7. 舊約聖經：與創世紀故事相同，但人類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後，最後突然經歷殘酷的墮落。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的《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這部小說就是一個例子。 　　 　　8. 新約聖經：與舊約故事的弧線完全相同，但結尾時又出現一個情節轉折，墮落之後重獲神恩，得到了永恆的救贖。 　　 　　馮內果相信這種方法不僅僅只是娛樂消遣，他還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新約」與「灰姑娘」的弧線幾乎完全相同。情感弧線始於運勢急劇上升，然後在中間突然陷入險境，隨後逐漸恢復原狀，最終邁向永恆的幸福／與王子結婚。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基督教的創始神話、經典的童話故事、與構成美國夢的理想之間，有著十分有趣的關係。 　　 圖表一寇特．馮內果的八個原型情節 　　 　　還有其他研究嘗試建立分類法，以解釋不同類型的故事結構。十九世紀末期，法國作家喬治．波爾蒂（Georges Polti）盡其所能縮減到三十六種原型。同時，作家兼學者羅納德．托比亞斯（Ronald B. Tobias）分類出二十個主要情節。編劇布萊克．斯奈德（Blake Snyder）也將故事結構簡化為十個基本情節。最近，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的研究人員分析了古騰堡計畫（Project Gutenberg）的一千多本小說，進一步了解故事語言如何反映不同的情感弧線。除了陷入困境的人和灰姑娘之外，他們還發現另外幾種模式，包括所謂的白手起家（財富運勢及積極情緒逐漸上升）；悲劇或家道中落（財富運勢及積極情緒逐漸下降）；伊卡洛斯（先上升後下降）；伊底帕斯（先下降後上升，然後再次下降）。如果將這些轉換成馮內果式的圖形，最終將會得到一系列向下或向上的對角線、U形、倒U形、和截斷正弦波。 　　 　　當然，將故事歸納成基本元素可能過度簡化。然而，正如馮內果觀察「灰姑娘」與「新約聖經」相似之處的說明，他不是指故事弧線很有趣，而是故事弧線可以看出結構相似之處及其關係，進而揭示敘事本質更深層的含義。 　　 　　除此之外，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 Booker）的「七個基本情節」也是近期最具影響力的分類系統之一。在長達七百頁的書中，他分析所有的敘事藝術，包括小說、戲劇、歌劇和電影。當中重現和重新改造的基本模式，確定以下幾種原型：探索旅程，最著名的作品是荷馬（Homer）的《奧德賽》（Odyssey）和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也出現在《魔戒》（Lord of the Rings）和《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等故事中。還有遠行與歸來的故事，如《愛麗絲夢遊仙境》或《綠野仙蹤》（Wizard of Oz）。也有重生的故事，其中很好的例子是史古基在《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中的情感軌跡、或青蛙王子的童話故事；喜劇，以婚姻或類似的幸福情感為結尾；悲劇，以死亡或類似的災難為結尾。 　　 　　然而，就政治敘事而言，最相關的是最後這兩個原型：白手起家和戰勝惡魔。白手起家基本上與馮內果提的「灰姑娘」概念相同，講述小女孩力爭上游的故事，她一開始困於壓迫的環境中，但憑著勇氣和好運，努力求生存，最後終於得到幸福的結局，就此成長為成熟的成年人。 　　 　　第二個則是戰勝惡魔，故事始於一個社區受到某種邪惡勢力或怪獸的威脅，為解決這個問題，故事的主人翁（通常一開始在不情願和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與惡魔對抗，他們投入戰鬥，克服各種相關挑戰，直到最終戰勝惡勢力，從此恢復社區的和平，同時，由於此次經驗，也學習到寶貴的道德和精神教訓。正如文學理論家帕特里克．科爾姆．霍根指出的，這類型的故事往往被視為定義社會身分認同（尤其是國家認同）的手段，因此與政治特別相關。 　　 　　馮內果分類法的關注焦點，和布克的略有不同。馮內果的故事結構幾乎集中在主人翁的情感弧線。圖表上的波浪形曲線旨在，追蹤英雄面對接二連三困境時經歷的情感起伏。正如佛蒙特大學的情感分析，不同模式的回報，是讀者或聽眾隨著主角情感起伏所產生的融入感。 　　 　　反之，布克的分類則更著重於主人翁的行動模式，原型區分了不同情境，無論是旅程、探索還是戰鬥。儘管重點放在故事核心主角所走過的軌跡，但結構也指向產生這種情感旅程的動態：朋友與敵人之間、追求者與被追求者之間、野心與現實之間的相互作用。正如本章內容所見，與政治相關的地方就在於此。 　　 　　當然，情感融入對於布克的故事結構也很重要。正如帕特里克．科爾姆．霍根在敘事研究中證明的，各種故事類型的不同特點，都可以透過「參考特定情感系統的區分特徵」來解釋。例如，浪漫喜劇是關於一對情人的個人幸福，因此存在個人目標，而戰勝惡魔的故事則是關於恢復社區的幸福，因此是比較社會化的目標。 　　 　　為什麼敘事大多基於一小組原型系統，針對這個問題有各式各樣的假設，從進化論到精神分析論都有。例如，布克的方案綜合了心理學家佛洛伊德、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等人的作品，特別是榮格（Carl Jung）的心理學原型理論，呈現全世界人們集體潛意識中所隱含的普遍模式和神話。然而，就目的而言，我們並不想探究為什麼，最重要的是，這些研究調查了成百上千個故事，都歸納出廣泛重複的模式。不管潛在原因是什麼，這些模式似乎根植於人類心理。也因此解釋了為什麼某些故事總比其他故事更能引起聽眾的共鳴，以及被政治利用來說服大眾的原因和手法。 　　 　　以「暴民政治」為例： 　　 　　為了說明這些原型如何轉化為真實的故事，以及如何辨別普遍存在於政治和文化的相似之處，讓我們再看兩個例子。除了以「灰姑娘」故事結構為根基的「美國夢」敘事之外，還有另外兩個決定性神話，對於形塑美國民族心理起著核心作用，也因此成為美國政治論述的重要支柱，一個是對壓迫政權（包括自己政府）的恐懼，另一個則是對暴民政治的恐懼。 　　 　　這些觀念在文化中非常普遍，以至於成為數百部小說和電影中的重要主題。這裡以兩部經典電影為例：《星際大戰》和弗雷德．辛內曼（Fred Zinnemann）一九五二年拍攝的西部片《日正當中》（High Noon）。這裡簡單說明情節摘。《星際大戰》講述一位名叫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年輕農夫的故事，當他的叔叔和嬸嬸被帝國突擊隊屠殺之後，他與一群怪異同夥成行，試圖制止銀河帝國的暴政野心。這個故事的核心內容是打擊獨裁政權，即「邪惡帝國」與一小批反抗分子的英雄主義，他們對正義行動的堅定信念，使其得以克服一連串看似不可能的挑戰，進而恢復宇宙的道德秩序。 　　 　　《日正當中》則是小鎮警長威爾．凱恩（Will Kane）的故事，電影一開始他就要退休了，與年輕的新娘葛麗絲．凱莉（Grace Kelly）開始新的生活。他在警長任期的最後一天，得知一個惡名昭彰的歹徒吆喝一幫同夥回到鎮上，一心只想尋仇。凱恩試圖找鎮上居民協助對抗威脅，但沒人敢援助。隨著對峙的時刻逼近，他的妻子催促他逃跑，但是凱恩拒絕，到了緊張而戲劇性的結尾時，他在塵土飛揚的大街上獨自面對敵人。 　　 　　《日正當中》的主題中心是無法無天造成的恐懼和混亂，以及道德觀念衰落嚴重威脅社區的福祉。在某些方面與《星際大戰》截然不同，尤其是對統治權威的刻畫。在《日正當中》，危險來自那些目無法紀的人，而最終由國家代表恢復秩序。反之，在《星際大戰》中，片中的英雄正是反抗統治勢力的人。當然，在道德層面上，反抗聯盟的成員和蓋瑞．庫珀飾演的警長是站在同一邊的：《星際大戰》的統治權威是非法的，而《日正當中》的警長則是適當體制的權力化身。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這種相似性得到了證實，兩部典影講述著相同的故事，用布克的術語來說，二者都是「戰勝惡魔」情節的實例。我們可以簡單將這兩個角色和事件放入原型結構中，藉此了解原型對應的模式： 　　 　　補充說明，《星際大戰》也有「灰姑娘」故事的元素，因為內容講述一個孤兒的個人努力，最終得以超越平凡的起點，取得卓越成就。 　　 　　因此，諸如「戰勝惡魔」之類的原型情節，就像是故事的線性語法結構，再用不同的角色、事件和行動來填充故事，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敘述。換句話說，原型故事的運作方式是，以特定模式組合了許多固定元素，像是主角、對手等等，為無數的故事提供了藍圖。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我們可以在當代政治看到這兩個完全相同的故事縮影。例如，全美步槍協會影片中，針對政府管制人民槍枝的警告，正是利用《星際大戰》的基本結構，突顯邪惡國家與普通公民之間的衝突，前者濫用權力並踐踏上帝賦予的自由，後者試圖勇敢抵抗這種壓迫。這個基本情節融入美國的神話故事：從腐敗的英國帝國主義桎梏中掙脫出來的新興國家；一直受到東部精英威脅的西部拓荒者；以及各行各業中不斷受到國家集體思維牽制的個人主義英雄。 　　 　　然而，儘管叛亂在這種故事結構中的出現，有的受到頌揚，有的卻令人恐懼。在二○一八年美國中期選舉期間，共和黨人高呼「要工作機會，不要暴民」（Jobs Not Mobs）的口號，以此妖魔化所有人，從反法西斯主義的抗議者、到希望進入美國的中美洲移民。所有這些不同的群體都被貼上無法無天的標籤，對美國傳統價值觀和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因此，在這個版本的故事當中，當權者可以將自己塑造成抵抗侵略的警長，而非威脅邊緣化社區基本自由的獨裁政權。這個基本情節同樣也是美國民間傳說的核心部分。政治評論家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統稱為「門外暴民」（Mob at the Gates）的故事，出現在有關拓荒者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與美洲印第安土著部落戰鬥的民間傳說；在戴維．克羅基特（Davy Crockett）與墨西哥軍隊的衝突故事；以及在一九五○年代的共產主義恐慌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政治團體可以同時援引這兩個神話。在前述的例子中，關於政府濫用權力和「非法移民」造成威脅的恐懼，都是來自美國右派政治勢力的操弄。儘管表面上看，這些故事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是相互衝突的，但正如敘事原型所揭示的，其核心是建立在完全相同的結構上。

作者：菲利普．塞吉安特(Philip Seargeant) 譯者：何玉方 出版社：商業周刊 書系：藍學堂 出版日期：2020-10-05 ISBN：9789865519193 城邦書號：WBBB0125A1 規格：膠裝 / 單色 / 28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