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詹偉雄 　　 Set for yourself goals, high and noble goals, and perish in pursuit of them! I know of no better life purpose than to perish in pursuing the great and the impossible: animae magnae prodigus. 為自己設定崇高與尊貴的目標，並且殞命在追求的道途上吧。除了為追求偉大與不可能而一生懸命，我不知還有何種更好的人生目標——做個擁有偉大靈魂的浪子吧。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未出版的筆記，一八七三 　　 The higher up I am! 我高，故我在！ ——彼得羅．達爾．普拉（Pietro Dal Prà），訪談文章〈The Mountain from All Perspectives〉，一九九九 　　 The whole sum of life…existing only for their realization. 甚至我們活這條命，只是為了冒這場險。 ——齊美爾（Georg Simmel），〈何謂冒險〉（The Adventure），一九一一 　　 Every move is a creation, Maintaining the delicate balance is a creation, The line is a creation, Survival is a creation, Freedom is a creation. 每個動作是創意，維持精妙的平衡是創意，攀登路線是創意，倖存是創意，自由是創意。 ——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二〇一六年金冰鎬獎終身成就獎得獎感言（2016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Piolet d’Or） 　　 　　這是一本由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西方登山家與思想家探索「登山的意義」所寫文章的結集之書，但在閱讀正文之前，先讓我們來回顧一樁不久之前的山難故事：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落之後，巴基斯坦東北境內，海拔八一二五公尺的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爾巴特（Nanga Parbat）峰頂，四十三歲的波蘭攀登好手托馬斯．麥克維茨（Tomasz Mackiewicz）與三十九歲法國女隊友伊莉莎白．雷沃爾（Élisabeth Revol）相互擁抱，慶祝兩人締造了這座有著「殺人峰」別號大山的第二次冬攀紀錄。 　　 　　但很快的，雷沃爾發現麥克維茨不對勁，他看不見她的頭燈，出現了雪盲，而且嘴邊、眼角泊泊流出鮮血，明顯是高山症發作。她心頭一緊，將他的左手搭上自己的右肩，快步領路下山。子夜時分，筋疲力竭的兩人選擇七二八〇公尺的一處冰隙歇腳露宿，她看看夥伴的狀況，用身上的inReach衛星通訊機發出了求救訊息。隔日一早，雷沃爾擱下大部分裝備，輕裝快速下山，希望即時找到援兵來拯救麥克維茨，不料天氣和行程遠比預料中艱難，她被迫在二十六和二十七日連著兩夜於狂風和急凍中露宿，還產生幻覺，脫掉了左腳的登山靴來交換一杯夢境中的熱茶，直到五小時後才發覺這舉動足以讓她致命。 　　 　　收到求救訊息，遠在法國的留守人立刻啟動了國際救援程序，一隊正在兩百多公里外的K2（世界第二高峰）冬攀遠征隊決定放棄他們的攀登，加入援救行動。巴基斯坦陸軍直升機將四位菁英隊員載運到四八〇〇公尺的第一營，其中的丹尼斯．尤若伯庫（Denis Urubko，哈薩克人，第十五位完登十四座八千高峰的大神級登山家）與亞當．布萊茨基（Adam Bielecki，首度完成冬攀加歇布魯一號峰與布羅德峰的波蘭龐克登山家）即刻出發，他們在九個小時中爬升了一千一百公尺，越過垂直大魔神Kinshofer Wall，最終在二十八日破曉前於六〇〇〇公尺處找到了雷沃爾，她雙手左足都受到嚴重凍傷，兩人趕緊融雪燒水，幫她儘速回神。遺憾的是，因為天氣太惡劣、山勢又極險峻，大氣中呼嘯著時速八十公里的疾風，救難隊無法再往上救下麥克維茨。 　　 　　七個月後，兩位捷克登山家在夏天成功登上南迦帕爾巴特峰，下山途中，他們看見被深雪掩埋的夾克一角，麥克維茨安靜的躺臥在裡面。 　　 　　這故事還有個更引人深思的背景：托馬斯．麥克維茨並不是第一次來冬攀南迦帕爾巴特峰，事實上這已是他的第七次，從二〇一一年開始，他每年冬天都來到這裡，因為各種原因被迫折返撤退，直到二〇一八年才成功，但這次卻再也無法走下山巔。 　　 　　雷沃爾在二〇一四年結識麥克維茨，頓覺相見恨晚，他／她們連袂攀登南迦帕爾巴特總共四次，雖然各有家庭，但兩人在山上卻是靈魂伴侶，雷沃爾曾這麼說：「在這座大山裡，我們是兩個孤獨的人，但我們並不怕它，正好相反，我們愛它，這種無限的自由（this limitless freedom），我們來此就是追索這個。」 　　 　　雖然出身於登山強國波蘭，麥克維茨卻並不是從小就登高望遠的人，他是為了克服青年期所染上的海洛因毒癮，才開始嘗試去爬高山。沒料到高山卻從此就擄獲了他的靈魂，一位原本叛逆於社會、惶惶於生命意義的憤怒者，變成一位溫文儒雅、以山為家的浪子。他每次的山行都是以網路眾籌方式獲得盤纏，因此也經常接受傳媒訪問。有一次，訪問者這麼問他：「關於登山，你能為它犧牲多少？」他當時的回答放在他已經逝去的此下，別具一種實踐性的哲學風味： 　　 　　這個問題，也許可換這樣一個方式來問：關於人生，我們能為它犧牲多少？你當然可以活得小心翼翼，對每一個舉動嚴加看管，將我們的生命盡可能少量的奉獻給人生，但我選擇的版本不一樣，我將我生命的每一分都給人生，每一分我能給的，都給人生（everything what I can give）。 　　 　　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最西端的南迦帕爾巴特峰，是一座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山，它不若聖母峰與K2佩掛著十九世紀的殖民勳章，帝國勢必得對它們發起國族主義似的遠征，被這第九高峰魅惑的都是對山有熱情的登山散客，十九世紀末最早來到山腳下的，是這本文集的作者之一，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的攀登奇才亞伯特．馬默理（Albert F. Mummery），他在歐洲阿爾卑斯山區幾乎戰無不克，但卻在南迦帕爾巴特山腳下雪崩殞命，值年四十。一九五三年，奧地利登山家賀曼．布爾（Hermann Buhl）首度無氧爬上山巔（這本文集也收錄了他自撰的登峰報告），解鎖了西方登山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但在馬默理與布爾之間，接連著有三十一位登山者獻出生命。 　　 　　在梵語中，「Nanga Parbart」意味著「赤裸之山」，它的南邊與北邊都是綠油油的草原與溪谷，放牧與農耕普遍，雖然與人煙如此鄰近，但山體旱地拔蔥直上四千公尺，冰隙、危簷、石壁交錯，裸裎裎而望之龐然，南方的魯泊山壁（Rupal Face）更擁有世界第一的垂直拔高高度（四千六百公尺）。不論從南或北邊攀登，因為基地營都不及四千公尺，登山者要完成登頂任務的爬升量超過聖母峰與K2，體能與耐受力必得非凡，同時，各條路線上雪崩和落石的威脅不斷，技術攀登和深雪涉渡的要求十分嚴厲。然而，對於攀登者來說，從基地營挑戰峰頂一路上的魔幻美景和身體操演，卻是值得用生命去拚搏的報酬。 　　 　　冬攀南迦帕爾巴特更是一樁不可能的任務，一直到二〇一六年，才由義大利登山家西蒙尼．摩洛（Simone Moro）與另外兩名夥伴成功達陣（十四座八千公尺巨峰中的倒數第二，僅次於K2，而K2冬攀亦於二〇二〇～二一年由尼泊爾雪巴團隊完成）。冬天的赤裸之山山上，佈滿著藍冰（堅硬、陡滑，冰爪前端要用力踢入，更耗費體能）、低溫（零下三十五～五十度，輕裝露宿難度大增)、強風（八十～一百公里時速），能攀爬的好天氣窗口更稀有。因此，在冬攀首登紀錄已經被寫下，再無岳界抬舉的光環之後，麥克維茨和雷沃爾仍然執意走上陡峭的山壁，顯然有著更內在的理由。 　　 　　在《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The meaning of life）一書中，英國文化評論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解釋：人們在問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之時，其實問的是人生如何產生一個「重要性」（significance）的問題，亦即怎麼讓生命的敘事軸線擁有「重點、主旨、目的、品質與方向」。當有人說「人生毫無意義」，這並非意指他們不能理解生命，而是「不知為何而活」。 　　 　　在麥克維茨與雷沃爾不斷挑戰冬攀南迦帕爾巴特的故事中，顯然，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很有意義的，他們在山下努力打工賺錢，為的就是接下來的冬天要前往巴基斯坦爬上這座他／她們心目中的聖山；相信麥克維茨心中也清楚，連續每年都來叩關，也許最終總有一次會殉難在山中。在二〇一四～一五冬攀那次的募資平台上，他有一段文案這麼寫：「爬上南迦峰頂，並不是征服或馴化了山，它是關於和一種『完美的美麗』之面對面，以及成為比現在的你強上一千倍的過程。」 　　 　　以死亡為依歸的追求，勾勒了兩個人追求「登山的意義」的朦朧面貌，身為讀者，我們只能從情感的角度去揣摩，而無法在邏輯義理上條理分明的說清楚。事實上，從一八五七年世界第一個登山組織——英國山岳會成立開始，前仆後繼的登山者們除了挑戰著由阿爾卑斯到喜馬拉雅的各個未登峰，也窮盡他們的思想與文采，想要回答出「登山的意義」之於個人的答案。 　　 　　十九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與都市化大盛，鐵路很快就可把登山者載到阿爾卑斯山腳；中葉之後的維多利亞社會，流行著新型態的男子氣概，足球與英式橄欖球、攀岩與登山蔚為新興風潮，但「個人如何成為個人？」也成為一種自我教養的課題——我如何成為一位哲學家康德所言的「啟蒙主體」，能擺脫「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狀態」，不必靠讀書而能自己思想、不必牧師指引而能有良心、不經醫生教導而能合理的飲食？換言之，該透過什麼樣的過程，讓個人相信、肯證自身的決定，真的是自己本真（authentic）的抉擇，而不是被教育過程內化的結果？ 　　 　　研究現代性的美國文化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在描繪「現代人」緣起的五大卷《布爾喬亞經驗》第一本《感官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之中，述說的就是從性與愛開始，現代人如何從身體的經驗中，確證自己的本真存有，繼而服膺康德「勇於求知」（Sapere Aude!/Dare to know!）的箴言，無止境的開發自己，落實「啟蒙主體」的身分。延伸蓋伊的分析，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紳士們追求置身於危險之中的「巔峰經驗」（peak performance），就不止是一種對自我邊界外的探索開發，也是一套必須透過書寫來對自我反覆叩問的感官教育。在這種雙向的需求裡，文青成了登山家，而登山家也成了更強悍的文青。 　　 　　英國山岳會的創會會員，以及隨後的活躍分子，都是當時代的「文藝青年」，他們不僅冒險犯難開發出阿爾卑斯山新路線，也有深沉思想和鋒利筆觸，中壯年後著作等身。根據統計，二十八位山岳會發起會員中，十七位出身於劍橋大學、六位來自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他們出版《山巔、隘口與冰河》（Peak, Pass and Glaciers）雜誌，除了記錄攀登細節，也披露文青登山家的心路歷程，這本刊物在一八六三年由新版《登山手札》（Alpine Journal）所取代，而內容更接近近代西方山岳文學的形貌，每一條新路線與每一座首登峰所要揭櫫的，也就是個別登山者所思考的「登山的意義」。如今回頭看這些早期文本，並不會有失效或過期的問題，反而因其樸素與率真，更直接的反映著登山與現代人之間，某種幽祕的互為結構關係。 　　 　　這本選集選錄了由十九世紀中葉起到二十世紀中的十一位思想者，對於「登山的意義」以為回應的十七篇文章，除了德國感官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外，其餘作者皆是冒險型的登山家，而除了奧地利人赫曼．布爾之外，其餘作者群皆出身英國山岳會，其中萊斯禮．史蒂芬（Leslie Stephen）、馬丁．康威（Martin Conway）與葛福瑞．溫斯洛普．楊（Geoffrey Winthrop Young）都曾擔任過會長，而法蘭西斯．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曾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和聖母峰委員會主席；他們除了在現代登山的發軔時期攀登了許多沒有人登上的高山、去過無人可及的邊疆，也都是鍾情於寫作的詩人和散文作者，在那個一世紀前的時代裡，他們埋首書房，絞盡腦汁要記錄下身體在群山中的發光經驗——如同作者之一的威爾弗瑞德．諾伊斯（Wilfrid Noyce）所言：「對於那些攫奪住我的激情，我必須打磨字句來描寫它」——在一百多年後讀來，仍足以讓人血脈賁張。 　　 　　這群作者之中，萊斯禮．史蒂芬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畢業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是登山黃金年代的先鋒成員，阿爾卑斯山許多首登紀錄是由他寫下，除了當選山岳會第四任會長，出版第一本號稱山岳文學之始的文集《歐洲遊樂場》（The playground of Europe），他還長期主編《英國人物傳記詞典》，涉足思想史的論爭，出版有《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最突出的是他的傳記文學成就，他的英國文學家傳記五大卷（從塞謬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到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被譽為立下寫作標準的經典之作。他另一個著名的身分，是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最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父親，她的意識流小說名作《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其中的主角，寓意的就是晚年已經無法登山、抑鬱寡歡的父親萊斯禮。在這本選輯中，萊斯禮寫作了一篇〈一個登山家的悔恨〉，也有後輩登山家、文采不亞於他的諾伊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詩人、山岳文學作家、一九五三年聖母峰首登隊成員）所寫的萊斯禮傳記文〈文青登山家的養成——萊斯禮．史蒂芬〉。而居間做為萊斯禮與諾伊斯過渡的劍橋大學校友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這本書收錄了他所寫的一篇〈做為藝術家的登山者〉，恰可做為他回答《紐約時報》記者詢問為何要不斷去挑戰聖母峰時所說的那句不耐煩、打發式的回答——「因為，它就在那兒！」的詳盡補充。 　　 　　山，為何能成為登山者生命意義的來源？這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因為這攸關於個別登山者個人的生命境遇，但從晚近社會學的許多研究，以及這本書裡英國山岳會成員當年對自身生命史的考察，可以看出美國社會運動家、長程健行者傑佛瑞．萊斯利（Jeffrey Rasley）所說的「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Chasing angels or flee demons? Go to the mountain），仍是最具解釋力的描述：「天使」是啟蒙年代以降，大自然放大了登山者靈魂的自由感受；「惡魔」則是現代社會中裡的功利、冗煩、單調、人際競爭與壓抑，也就是麥克維茨年輕時藉著毒品要逃離的工業化都市。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五點三十分，法國登山者雷沃爾關掉手上的inReach，看著曙光逐漸破暗為明。她日後回憶：「我看著南迦的背影被陽光投射在鄰近的Ganalo山頂上，地平線塗抹著粉紅色的金粉，在山頭一個一個被照亮的過程中，群星隱遁，這太壯觀了！日出復甦了我凍僵、麻木的身軀，我開始拍打我的大腿，用力的摩搓起我的肌肉來。」 　　 　　「登山的意義」不太能夠透過理性的拷問而來，只能透過生命的共感和同理心而來，上世紀很有個性的爵士樂手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常常被記者問到：「什麼是爵士？」他有次和馬洛里一樣慍怒的說出同樣經典的回答：「如果你一直問，你就永遠不會知道。」（If you have too ask, you’ll never know.） 　　 　　讀這本小書的策略也是一樣的，它不一定能讓你變得更博學、更聰慧、更能掌握山，但它確實試著讓讀者靈魂──變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