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最美好的香氛是空瓶 王飛仙 /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這是一本害人敗家的歷史著作。 為了親身檢驗《帝國的香水》的核心證據是否為真，我的桌上新添了「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前者可能是二十世紀最知名的香水，也是我少女時代進入香氛世界的啟蒙。極簡的字體No.5與有著冷靜切面的方形玻璃瓶，巴黎、現代、優雅、與可可·香奈兒的美學，聚凝成瓶中淡金色的液體。後者我在閱讀本書前，聽都沒聽過。金黃與正紅搭配的標籤，似藤蔓又如海浪般捲起的花邊、模仿莫斯科紅場建築的瓶蓋，與其說是洋蔥型圓頂，更像是燭火或紅莓。我在芝加哥的大百貨公司，自輕聲細語的專櫃小姐手中，得到了前者；從俄羅斯香水老舖「新黎明」（Novaya Zarya）在亞馬遜的網店上，買到後者。兩者的醇香強度稍有不同，由茉莉與玫瑰帶出花香調，卻宛如親姊妹般相似。 為什麼「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氣味，會如此相像呢？德國歷史學家卡爾·施洛格在這本奇妙小書中，揭露他們不但都是出自混跡晚期帝俄的法籍調香師之手，還共享一個創作的藍本：為慶祝羅曼諾夫王朝三百週年，在一九一三年問世，使用高比例的醛為基底，一款名叫「凱薩琳大帝心愛的花束」的香水。他們確實是並蒂雙生的姊妹，在二十世紀上半因革命與大戰而分裂的兩個世界，開展了全然不同的故事。 施洛格是當代德文世界重要的蘇聯史學者與作家。專長是俄國革命、史達林主義、反抗運動的他，也以其細微生動的東歐城市文化史為人所知。雖然《帝國的香水》如他自言是一個直男「始料未及的研究」，跟動輒六、七百頁的另外著作相比，更是輕薄短小，但其書寫風格與研究意趣卻是相承的：在激變的歷史情境裡生活的人們，如何去感知、體驗與理解周遭環境與事件？如何面對熟悉的日常轉瞬成為歷史與回憶？而支撐或造成如此生活經驗變化的政治經濟結構又是甚麼？我們或許可以把本書視為施洛格獲得二○一八年萊比錫書展大獎、厚達九百頁的《蘇聯世紀：一個逝界的考古學》（Das sowjetische Jahrhundert: Archäologie einer untergegangenen Welt）的番外篇。在《蘇聯世紀》裡，他嘗試透過生活中的日常，如商店外的長列、千篇一律的國宅、軍事勳章、國家廣播電台、與香水「紅色莫斯科」等等，重建與討論「活在蘇聯世界裡是甚麼樣的」。而在《帝國的香水》中，藉由追索「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曲折命運，施洛格向我們展現了巴黎與莫斯科兩個香氣世界的形成、兩個城市之間藕斷絲連的文化與社會網絡，以及氣味如何成為權力與回憶的載體。 感官史提供了我們研究歷史的新取向，但不是為了滿足拜物癖或文藝風情的抒發。誠如美國歷史學家馬克¬·史密斯（Mark M. Smith）在《感官史宣言》（A Sensory History Manifesto, 2021）中倡言，感官史無法也不應成為單獨存在的研究課題，因為不論是重建美國黑奴的樂音、或維京人茅坑的臭味，如脫離其歷史脈絡，都可能誤導當代人以為自己能直觀地去「感時人所感」。施洛格花了相當的篇幅，細膩描摹不同的氣味地景與嗅覺經驗，但其論證分析的基礎，仍然是政治與社會。與《惡臭與芬芳》（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大地的鐘聲》（Les Cloches de la Terre）等阿蘭·科爾本（Alain Corbin）早期的作品相似，《帝國的香水》更關注的是感官經驗或情感的改變，和經濟、社會內部結構與權力運作的關係；與柯爾本討論的橫跨數代的感官典範轉移不同，施洛格在本書中討論的是在霍布斯邦所謂的「極端的年代」裡，一個世代間發生的嗅覺革命。 施洛格在《帝國的香水》第二篇〈氣味地景〉的開頭，大膽地宣示了本書的野心：「一滴香水裡，承載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以系出同源的「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為線索，他向讀者展示了巴黎與莫斯科，這兩個因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與歐洲長期分裂而看似平行發展的香氣世界與文化圈，如何有著迥然不同的命運，卻又彼此關聯且互相對照。「香奈兒五號」得以問世，不可不歸功於因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流離巴黎的俄國貴族與返國的法籍調香師，以及他們所屬的巴黎－莫斯科經濟、文化與社交網絡。當可可·香奈兒將這來自帝俄末日的香氛，放進明快俐落的玻璃瓶中，她所推動與代表的，是在一戰後歐陸對「美好年代」生活品味的告別與切裂；另一方面，在莫斯科，香水工業被收歸國有，帝國（與源自法國）的調香知識傳承下來，但服務的對象已然不同，「紅色莫斯科」在新的計畫經濟中誕生，是無產階級的芬芳。在戰間期的巴黎與莫斯科，我們看到經歷過革命的設計師、調香師與工匠們，摸索並發展出了精神相似但生產邏輯不同，實用、簡單且可以大量生產的「現代」時尚。這是同一場生活與消費革命的兩個前線。 除了「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在兩個世界中的發展，施洛格同樣有興趣的是他們背後的女人。以大家都熟知的香奈兒女士作為對照組，作者為我們介紹了資料稀少且生平相對隱晦的波林娜·熱姆丘任娜。她是史達林左右手莫洛托夫的妻子，也是戰間期蘇聯香水托拉斯的管理者。這兩人的香水事業，與他們所處的政治情境息息相關。在本書不同的章節中，讀者可以看到這兩位出身平凡的女性， 如何抓住新時代的契機，透過不同的社會網絡，向上攀升，在散發著香氣的社交圈與權力場中顯身手。香水的成功增加她們個人的影響力，帶來政治資源進一步發展她們的事業。對照於在二戰期間遊走納粹軍官與維琪政權，雖然通敵卻又能在戰後華麗回歸的香奈兒，因史達林反猶整肅，下放勞改的熱姆丘任娜，在平反後淡出政治，被世人遺忘。正如「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香奈兒與熱姆丘任娜軌跡相似但結局大不同的人生，是二十世紀分裂而急遽變化的歷史的體現與結果。 施洛格也邀請讀者進一步思索二十世紀的氣味地景，可以如何幫助我們認知這段歷史。如果《惡臭與芬芳》是關於十八、十九世紀，關於香氣的追求與臭味的焦慮的嗅覺革命，那麼在《帝國的香水》中，與高比例人工化學的醛、工業化生產的「現代性」的香水氣息相對的，是怎樣的味道呢？他提供了幾個可能的例子：總體戰爭前線的炮火、瓦斯與腐屍，勞改營與集中營裡的擁擠肉體，焚屍爐的濃煙、轟炸後城市的焦味，那是系統性、大規模的暴力與毀滅的「現代」惡臭。 氣味也具備誘發與再現那些因激烈變化而不復存在的過去—不論是美好回憶或苦難經歷—的能力，因為人們的生命歷程也是感官的體驗，氣味地景因此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乘載影音或文字無法捕捉的「歷史」。雖然「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誕生，體現了戰後新生的時代精神，調香師與消費者透過它們想捕捉的，未嘗不是從「凱薩琳大帝心愛的花束」繼承來的帝國殘香，關於遙遠的童年或北境的幻想，與那個被戰亂摧毀、而只能存在於回憶的昨日世界。當「香奈兒五號」被西方時尚界追捧為永恆不退流行的經典時，「紅色莫斯科」在後蘇聯時期，意外成為俄羅斯人寄託與召喚共產主義「美好生活」的香氣，連空瓶也成為收藏的對象。對帝國的鄉愁與對蘇聯的懷舊，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莫斯科，奇妙地交疊在一起，掩蓋了史達林時期極權統治造成的死亡與恐懼的過去。 為了客觀起見，我強迫家裡的直男歷史學家也聞聞「香奈兒五號」和「紅色莫斯科」。這個能勾起我少女時在香港的百貨公司，第一次從櫃姐接過聞香片的美好回憶的氣味，先生的回應卻是:「聞起來很像，但這味道也太老太太了吧？跟明星花露水差不多！」 「明星花露水」的味道，讓你想起了甚麼呢？《帝國的香水》將香水的製造、嗅覺體驗與回憶，作為理解整個時代的切入點。篇幅雖短，卻提供了許多巧妙的取徑與發想，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不妨也想想，同樣生活經歷過戰爭、分裂與後威權社會的我們，所建立與經驗的氣味地景是甚麼樣子的呢？我們的歷史，聞起來是甚麼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