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一直在從事歷史普及讀物的寫作。用史學研究的材料解讀方式去寫大眾感興趣的人與事，打破人們在觀察歷史時程序化、臉譜化的思維桎梏，是我從事這項工作的最直接願望。事實上，歷史文化讀物的社會關注度日益提高，在今天的中國無疑是一種必然形成的現象。第一，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領階層規模不斷擴大，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自我認知、自我反省的意識越來越強。讀歷史就是讀當下，讀古人就是讀自己，這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第二，世紀之交以來，「國學熱」不斷發散，從民間到官方，從影視劇到綜藝節目，形式已經非常立體多元，受到影響的群體也已經非常龐大。基於我們無與倫比的人口基數，哪怕只有很小比例的好學讀者在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有了基本感性認識後，產生系統學習相關知識的興趣，對於出版業而言，其絕對數量也已經非常可觀，市場由此得以形成。第三，專業的乃至一流的歷史學者應該發揮中國傳統史學的經世精神，更多地參與到知識普惠當中，而非自以為是地保持清高（鄧小南，二○一一），或是受困於既有的學術範式，將歷史寫作技術化、工具化，甚至將大眾史觀啟蒙的陣地拱手讓位於一些不宜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這樣的觀點已經為很多學院派的專家所接納。一些著名學者，包括我在北大歷史學系讀書時的師長們，都開始主動寫作兼顧專業性與可讀性的歷史作品，並透過豐富的在線、線下活動進行推廣，得到讀者的接納與信賴。一流學者的參與提高了歷史普及讀物的公信力和整體格調，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不過，即便有看起來比較適宜的出版環境，讓我拿準主意，敲定本書的選題，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康雍之際皇位爭奪故事」這一擁有近百年學術研究史，兼具大眾化、開放性的話題進行再創作，就作者而言，很可能是個費力不討好的選擇。首先，缺乏設身處地的感知力，對史料的評估與解讀可能出現偏差。宮廷政治是個離我們很遙遠的事情，人情冷暖、利害得失，固然有跨越時代和階級的相通之處，但也必定會出現「皇帝用金鋤頭耕地」一類的笑話而不自知。其次，已有研究太多，寫出新意極難。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導師郭潤濤教授就對我反覆告誡：從來沒人研究的題目不能選，那很可能是個「偽問題」；研究成果已經蔚為大觀的題目也要慎選，因為所需的閱讀量太大，而自我發揮的空間太小。再者，對於一個已經大大跨出學界範疇，形成高熱度的社會性話題，如何在專業視角與公眾認知之間形成有效溝通，對作者的敘事能力和技巧也構成極大挑戰。有鑑於此，雖然我對這一話題一直抱有興趣，自謂有所心得，又蒙我的博士指導老師之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張帆教授加意推薦，漢唐陽光尚紅科總經理多年督催，卻一直沒有下定決心，正式落筆。直到我的兩位摯友——對滿文檔案和愛新覺羅家族史、清代宮廷史頗有研究的橘玄雅，以及特別擅長梳理人物關係、在康雍史事方面對我頗有啟發的夏天——加盟贊襄，我才感到稍有底氣，同意一試。 　　 　　橘玄雅憑藉出色的滿文功底和檢索「想像力」，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找了多件尚未被學界利用的極重要檔案。在大體蒐集好材料、理清了思路之後，本書的寫作時間被我安排在二○二○年夏秋之際。二○二○年的詭譎毋庸置疑，全世界被疫情攪得兵荒馬亂，無數人既定的生活軌跡被打破，命運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游離而去。作為一個對任何事都容易「多想」的讀書人，我也難免受到焦慮情緒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強制自己完成寫作任務，是比較有效的排遣方式，寫到得意處，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成本很低的娛樂活動。 　　 　　言歸正傳。本書在開篇部分先簡要概括康熙後期激烈儲位鬥爭的成因，繼而從參與奪嫡的「九王」其人入手，由人論事，以免重複。再用一些篇幅探討康熙皇帝臨終前後諸事，特別是雍正帝為自己辯冤時的敘事邏輯。最後介紹奪嫡諸王的命運遭際與「後奪嫡時代」的政治遺產。因為全書涉及人物眾多、頭緒複雜，所以特別附上人際關係圖和奪嫡大事記，作為更直觀的說明。 　　 　　本書正文及附錄，均由本人執筆；橘玄雅在蒐集文獻，特別是蒐集、翻譯滿文檔案方面做出極重要貢獻；學術史的梳理、網路上「九王」粉絲動向的觀察，以及全書人物關係圖的製作則由夏天負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成於眾人之手」的原創作品抱有天然的牴觸，但本書的寫作、出版之順利，讓我體會到誠懇而高效的合作確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感謝兩位合作者毫無保留的信任，特別是橘玄雅，那些還沒有受到學界關注的核心檔案，本可以由他自行留用、撰寫文章，現在竟允許我透過自己的意旨加以解讀，這樣的情誼，比新書出版本身，更令人溫暖愉悅。 　　 鄭小悠 二○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於中國國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