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昂（名作家） 　　 　　認識張超英先生多年，他如此精采的家世與生平，讓我都想用筆記錄下他的故事，可惜彼此忙碌，未能如願。 　　 　　現看到陳柔縉女士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完成此書，張超英先生種種有趣、特殊的事蹟躍然紙上，我一面看一面想： 　　 　　真比小說還精采。 　　 　　很少人有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家世，在此先簡單做個陳述。第一代張聰明先生白手起家，靠礦業成為鉅富，時值日本時代早年。第二代張月澄先生，研究台灣近代歷史、文化的人，都會知道這位抗日人士，為追求台灣的自立自治被抓被關。 　　 　　好不容易二戰日本敗戰，張月澄先生像當年企望祖國的台灣菁英分子，等到的是二二八殘酷的鎮壓與屠殺，雖未失去生命，家族花了極大的代價將他救出鬼門關，但從此幻滅，鬱鬱以終。 　　 　　第三代便來到了張超英先生，他就是本書的主人翁。當然是含著金湯匙長大，本書最精采的部分是看著他娓娓道來如何十三歲與台灣當時首富吃飯，富貴如這位台灣商業鉅子，吃的也不過是一碗切仔麵，而且隔天中午即因病驟逝。 　　 　　這給了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張超英先生很大的啟示： 　　 　　「我開始隱約感覺擁有很多錢的虛無，覺得知道怎麼賺錢並不重要，知道怎麼花錢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事。」 　　 　　這幾句話無疑道出了一位「阿舍」的真正心聲。張超英出生時家族已富到第三代，生在日本，在香港求學、住過上海，在東京受完大學教育。小時候便見過最繁華的大都市裡的大排場，以及都市邊緣人飢餓、凍死路邊的慘狀。這些，都像「大觀園」裡的「賈寶玉」，很容易參透人生的無常吧！ 　　 　　童小到青少年的回憶，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本書部分。我們看到一位富過三代的「阿舍」，而且是位十分善良、有點柔弱易感的年輕人，更重要的是，長得文秀而好看。我常和張先生開玩笑，如果他生在今日，不知會引來多少女性的主動追求呢！ 　　 　　這位既是「阿舍」又是「黑狗兄」的世家子弟的生活，兩代獨子當然倍受寵愛，尤其母親早逝，沒被寵壞多半來自他本性純真善良吧！ 　　 　　我們看他坐上卡車踩油門就往前開；有第一部台灣的速克達，在二戰物資匱乏時，從上海帶來值四、五百塊美金呢！當然也讀到他怎樣在上海喝到第一口可樂，感嘆「怎麼有這樣好喝的東西」，而後，一輩子最愛的飲料便是可樂。 　　 　　我認識張超英先生時，看到他年紀不小，但還像孩子一樣地嗜喝可樂，真覺得這位可愛的「黑狗兄」，一輩子真的是個「阿舍」。 　　 　　「阿舍」形容的是張超英先生的氣質，他絕非我們刻板印象一事無成的「了尾仔」。隨著二二八之後家道不如以前，張超英先生靠著自己的能力在新聞局工作，拍紀錄片獲獎，開工作室，而且最重要的，在時代的洪流中，見證到了幾個重大的歷史片刻。比如蔣經國在美國遭刺殺未成那次，他在現場。中國進聯合國後台灣成為外交孤兒；張超英先生藉著家中累積的日本關係、人脈，讓宋楚瑜能在高爾夫球場「偶遇」日本首相，都充分展現他的能力。 　　 　　而且，張超英先生與賢慧能幹、同樣家世良好的太太顏千鶴女士結婚後，生育出色的孩子，有的還在科技界頗有成就，打破「富不過三代」這樣的說法。 　　 　　從祖父靠礦業成鉅富，父親是日本時代聞人張月澄先生一代，在日本讀書時坐自家黑頭車，請有祕書，學生有此排場，到花了大把的錢抗日。到張超英這一代，年輕時代享盡榮華富貴的生活，這本書記載的，當然不只是張家的家族史，毋寧也是台灣的一頁近代史吧！ 　　 　　但我個人最喜歡的，仍然是這個有點害羞、十分可愛的「阿舍．黑狗兄」。畢竟，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家世子弟，隨著過去的台灣，不會再以這樣的方式重現了。 　　 　　那麼，讀者不妨從書中，體會一下那個過去的時代，台灣人的風華吧！ 　　 ◎文／劉黎兒（資深媒體人、作家） 　　 　　我一九八二年到日本，二○○四年離開新聞界，目前依然住在日本。張超英二度派駐日本當東京新聞處處長而大顯神通時，我是見證人；許多的功績和張超英這個人，也是我離開新聞界之後，更能客觀地來下定論，以及確認自己受了張超英先生什麼影響。 　　 　　我到日本不久，接任《工商時報》特派員（後來才出任《中國時報》特派員），張超英便馬上要我加入日本記者俱樂部，他認為不僅是外交官，台灣特派員加入關鍵性的組織，也是增加台灣發言權的做法，但要成為會員需要兩家日本報社推薦，張超英為我安排了他關係深厚的《河北新報》，以及《長崎新聞》（前身為《長崎日日新聞》）當我的推薦人，讓我順利入會，協助台灣的特派員大量加入日本記者俱樂部，也是張超英的功績之一，不過跟其他的功績比較起來，連提都不值一提吧！但最初沒邦交而能打下這塊地盤，也是靠他了解日本人，又擁有日本人較為脆弱的新聞自由、民主自由的理論武裝，才能理直氣壯去爭取到的吧！ 　　 　　當時我對日本圓的扁的都還搞不清楚，不僅跟日本全國性大報關係稀薄，對地方報更是無知，只是對《河北新報》的「河北」覺得有趣。當時還未開放到大陸探親、觀光，地理課本上讀的河北居然在日本邂逅到，奇妙無比，要等日後我在栃木縣的那須有個家，常去附近的白河等小鎮玩，才知道原來河北是指白河以北的日本東北（陸奧）地方；因為當初加入不易，即使離開新聞界，但還為報紙、雜誌撰寫時事評論，至今我都還維持日本記者俱樂部會員身分。 　　 　　張超英第一次到任後，便很積極展開對《產經新聞》以外報社的交流，尤其是推動《朝日》、《讀賣新聞》等的關係，日本新聞界是比肩看，尤其是兩大報報導的話，其他報也都會積極跟進，但如此做法引來有人批判張超英「大小眼」，其實這與日本媒體習性有關，亦即擒賊擒王，「大小眼」是一種權宜措施，而且要「大小眼」很不容易，因為大的地方很難攻破，日本媒體人士都有輪調制度，張超英到任當初，除了《產經》之外，其他媒體的名單都是失效的陳年名單，早已換了不知道多少輪，一切從零開始去衝刺。在美國工作一、二十年的張超英也注意到，歐美媒體派駐東京的單位總控整個亞洲的報導，因此跟派駐東京的歐美特派員打好交道，也等於控有全世界媒體，東京新聞組的作用因此可以發揮到極致。 　　 　　在二十幾年前，我剛到日本時，日本關於台灣的報導只有女人來賣春與走私毒品等，形象很差，認識很有限、荒謬，甚至有日本人還認為台灣人是生活在熱帶雨林裡吃香蕉等；張超英告訴我，他的原則是只要日本記者願意去台灣，他不會以任何條件來束縛的，果然開始在一些雜誌、綜藝節目等也都開始出現台灣的相關鏡頭，從軟性到硬性消息，「台灣」兩個字開始在日本媒體上登場。 　　 　　許多大報記者都跟我說：「因為去過台灣，我們是用我們的肌膚來感受台灣的民主，實感到與中國的不同！我們跟報社內部已經成為化石的老左派不一樣。」因為平時不斷積極與日本媒體建立關係，在關鍵時便見真章，如一九九二年廣島亞運時徐立德代替李登輝出席，按理「徐立德」三個字的日文發音很聱牙，但日本電視主播都不得不學會念這三個字，其後一九九五年辜振甫出席大阪APEC等，台灣出席問題均成為日本報導焦點，每天見諸頭版頭條，因為新聞操作成功，因此代理出席比李登輝本人出席效果要好千萬倍，最後集大成是一九九六年張超英促使二十幾位日本記者跟李登輝訪美，這樣的成果在當時根本是破天荒、難以想像的。 　　 　　單單這三大次新聞操作，換算成廣告價值至少是上兆日圓計算吧！在張超英時代，日本媒體有關台灣的報導與日俱增，新聞局駐日的新聞組也開始能每年彙整出一本厚厚的統計與重要剪報，張超英並沒有強調這點，或許也是無意將功績全部算在自己身上。 　　 　　張超英發現在日本要宣傳台灣，打李登輝牌是比較容易做的，不僅李登輝訪美，還有積極拉線促成的《台灣的主張》日文版賣了二十萬本以上，擴張了李登輝在日本的影響力，也是讓李登輝被北京視為首位罪魁的原因。 　　 　　張超英的手法也讓我學習模仿過一次，亦即二○○一年十一月我得知剛卸下巨人職棒監督職務的長島茂雄有意到台灣觀看世界盃的日本隊的比賽，正好自己跟讀賣集團有關係，便安排當時駐日代表羅福全跟讀賣人士一起去拜會長島茂雄，並邀請他訪台，長島快諾，因為長島到台灣，日本電視（NTV）便轉播了日本隊在台灣的比賽，而且共有百位記者同行，大概是台灣連續出現在日本電視鏡頭上最久的紀錄，我暗自竊喜。 　　 　　不過正如我自己牽線的這次經驗一樣，做的是日文所謂的「裏方」（編按：うらかた，在背後出力的人）的幕後黑子的工作，如果今天沒寫出來，誰也不知道，張超英做過千萬件比我規模、影響力更大的幕後工作，但若非他這次自己用回憶錄形式道出，或許天下人很快就會忘懷，而且加上他曾經不斷幫他覺得有知遇之恩的宋楚瑜，更惹上額外的政治恩怨，讓他更沒機會得到應得的正面評價；也讓我覺得我這樣的文字工作者其實是占盡便宜，寫什麼都讓天下人知道，不像張超英這樣應該在日台交流史扮演重要地位的人，至今華人世界對他並不大清楚。 　　 　　日本外務省主管中國政策的官員曾經對我說：「妳對張超英那麼肯定，可是在我們看來他未免太『強引』了，不像在做外交！」「強引」就是強硬、蠻幹的意思，我內心想：「以當前日台現狀，不稍微強硬些，台灣就什麼國際地位都爭取不到的！日本也不會主動給台灣的！」而且我也知道，張超英是超出外交框架在做事，但絕不是蠻幹，他深知日本人講求人脈關係，他在日本曾經住過文化學院創辦人西村伊作家裡、又跟曾任文部大臣及《朝日新聞》客座主筆的永井道雄是世交等，關係赫然，加上本身涵養、談吐都有魅力，在日本自然很吃得開。我也因為他的關係認識了某些日本媒體人士，如《朝日新聞》著名的「天聲人語」（編按：《朝日》始刊於一九○二年的著名社論專欄）作者的白井健策等，後來也代張超英去出席白井感人的喪禮！ 　　 　　書中提到的《讀賣新聞》記者戶張東夫，當年也曾經對我說過：「日台關係中應該特別列出張超英時代的一個章節，有張超英跟沒有張超英，日台關係其實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當時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使其後有些現實政治干擾，我的看法現在也沒有改變，張超英這樣的人可以在沒有舞台的地方創造出舞台來，這是他偉大的地方。當然有些或許是時代讓他很容易去打拚，例如「為台灣」、「台灣民主化」的價值，在一九八○年起的二十年是比較容易認同的，也會讓在海外的人有衝勁，不顧一切地奮身前衝，但二○○○年之後就是認同等都逐漸比較困難的時代，要有如張超英的神力不可能的同時，要單純地衝刺也不容易。一九八○年代起到亞洲經濟危機為止，經濟看好的台灣在亞洲的發言權也很大，或許也助長了台灣各種國際宣傳工作的聲勢，亦即那時的台灣說話可以比現在大聲多了，或許也有時代幫了張超英一把的小因素存在吧！ 　　 　　不過最主要的是，我到現在才體認到張超英是一位真正自由的人，沒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型態，對現實利害並不計較，才能跳脫官式框架乃至時代、國境的框架，或許也跟他優裕的成長背景有關係；有許多餘裕的大少爺才能不計較的，或許這正是我這種普通人家出身的人所難及的。 　　 　　我生平最不喜看自圓其說的回憶錄，但張超英的敘述精確平實，加上陳柔縉深厚的日治時代史學素養，算是我自己第一本可以接受的回憶錄，讓我很羨慕張超英有一個可以如此敘述的精采人生。真正自由人的他直呼高官權貴的名字，我也想仿效，只稱他為張超英，就算當著面這樣叫他，他也不會生氣吧！ 　　 ◎文／張超英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佔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 　　 　　日本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台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一種紓解。 　　 　　祖父當時是台灣煤礦界的資產家，雖然表面親日，但私底下也不反對父親的決定。為了提供這棟自宅，祖父特地在同址後院加蓋一棟一模一樣的洋樓，我們一家人就從前院搬到後院。 　　 　　家父學生時代（一九二○年代）靠著在台灣的祖父無限制的經濟支援，致力於反日運動，在廣州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出版《台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台灣」。這一群台灣學生夢想著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台灣人民脫離日本統治，現在看來真是「頭殼壞掉了」。更諷刺的是，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家父也與一般台灣知識分子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在死刑前獲救，夢碎也心碎。 　　 　　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蔣介石節節敗退，他手下的情報首腦毛人鳳奉命先來台灣布署，毛人鳳的落腳地也是我家。這次，屋頂上不是飄著國旗，而是架設各式各樣的無線電天線，院子裡更擺著準備隨時給蔣介石使用的三部美國產的豪華大轎車，一字排開，頗為壯觀。 　　 　　我的母親甘寶釵是彰化名紳甘得中的長女，彰化女中第一屆畢業，也是當時女孩子到日本留學的先鋒之一，就讀於至今仍享有盛名的日本女子大學。在一九二○年代，她因深受日本西化的影響，自由、平等、人權的理念深植心中，主張女子剪髮，投入社會服務。剛好父親也在報上呼籲提高婦女人權，兩人有相同的革命理念，相互傾慕，而結成連理。 　　 　　身為他們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於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在我人生歷程中，經過了日治時代、威權時代、李登輝時代以及現在的本土時代。在各階段中，為了反對不自由、不民主、不公義而迸發出不同的火花，也為了執著於這個理念，在我人生各階段，有人說我是「漢奸」，也有人說我是「台奸」，有人把我歸為「宋派」，更有人指我是「只會花大錢的公子哥兒」，對這些指稱，我總是一笑置之，從不放在心上。 　　 　　記得二○○○年那次選舉前，我公開發表「同時支持李登輝與宋楚瑜，對我來說並不矛盾」，引起很大議論。其實，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凡是為自由、民主、公義理念而奮鬥的人，我都會無條件支持。可惜二○○○年以後，兩人都偏離了這個理念，使我無法接受。 　　 　　回顧參與國內國外大大小小事件，不計其數，引以為傲的是我始終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公務員三十一年生涯中，始終以超然的態度，努力做自己認為「對」的事，追求符合自由、民主和公義的事。一九五八年進入新聞局，一九六二年升任國際處第三科科長，到一九九八年退休時任駐日代表處顧問兼新聞組組長，三十年從科長到組長，職階相差無幾。也許我的名字使我太超然，從來不計較地位和金錢。生命中只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爭取台灣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這個職場正提供了我這個舞台，讓我很是感念上天的恩寵。也許在一般人眼中，我太「天真荒唐」，就如我父親早年參加中國革命的「天真荒唐」。 　　 　　如果能藉著我對往事的回憶而激發讀者少一點功利主義，多一點超然客觀，少一點藍綠色彩，多一點回饋社會的熱忱，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這本書得以完成面世，我要感謝柔縉，她不但文筆流暢，記憶力更是驚人。她在考證與整理上，花了好大精力與時間，彌補了我的粗枝大葉，當初能請得到她執筆，實在幸運，在此特別致上萬分的感謝。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內人千鶴，由於她一路參與、犧牲與支持，我們才能共創本書的片片段段。我們既是夫妻，更是同志。這本書也將是我夫婦留給家瑜、得瑜、致瑜三個孩子的禮物，希望他們能體會我們對台灣的愛，了解我們曾經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