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收到一封信，來自當時住在馬賽的多明尼克朋友R.P. 佩杭（R.P. Perrin）。這封信我沒留下來，它的內容大致如下：「我在這裡認識了一名年輕猶太女子，她擁有哲學教師資格，是極左派的激進份子。她因為排猶法案而被大學逐出門外，所以希望在鄉下務農一段時間。我認為這類體驗需有人照看，若您願意接納這位年輕女子，那將是我的榮幸。」當下，我的直覺反應是想拒絕。但之後我改變主意，答應了朋友的請求，命運將此人放在我的道路上，我不願驅趕她。當時猶太人已開始遭受迫害，我因此心生同情。此外，也是基於某種好奇。 幾天後，西蒙．韋伊抵達我家。我們的首度會面很友好，但也讓人坐立難安。具體來說，我們幾乎對一切都毫無共識。她講起話來沒完沒了，口吻強硬、聲調呆板，這些毫無結論的對話結束之後，我真的精疲力竭。為了應付她，我拿出無比的耐心，對她彬彬有禮。之後，由於共同生活的緣故，我漸漸發現她性格中讓人無法忍受的這一面，其實只是她的外在層面、社會人格，那和她深刻的內在本質大不相同。人格與表象，在她身上是顛倒的：她和多數人相反，她是在私底下的領域之中，才能深深被理解。公開場合中，她下意識表現出來的態度令人生畏，那是她性格中令人不悅的一面；而她需要很多時間、情感，需要克服很多靦腆，才能表現出她最好的一面。當時她開始全心投入基督教義，她身上散發一股清晰明確的神祕主義傾向。我從未見識一名人類如此通曉宗教之奧義。藉由她，超自然一詞在我眼中前所未有地顯得真實。 她的神祕主義，絲毫不像某些知識份子的宗教思辯，只是為了證明他們對神的信仰，毫無個人的親身參與。「知曉」與「傾盡全力去知曉」之間的鴻溝，她心知肚明，她絕望地活在其中，而她人生唯一的目的，便是消弭這兩者之間的距離。我經常見證她人生的日常片刻，因此我對她的宗教使命之真實性毫不懷疑：她的信仰、她的超然，都顯現在她所有舉止行動裡，雖然偶爾因為缺乏現實感而令人困惑，但總抱持著絕對的寬大慷慨。在我們這個社會，她的苦行主義可能顯得極端，因為在這凡事只做半套的社會裡，正如萊昂．布盧瓦（Léon Bloy）[1]所言，「基督徒殉教的腳步是很有分寸的。」（事實上，中世紀某些聖徒贖罪的怪誕苦行，在今日會顯得多麼驚世駭俗？）她感性而激昂，卻不因此而較不純粹，而她苦修的程度與她的內在生活並無落差。她認為我的住處過於舒適，因此要求住進我岳父岳母在隆河（Rhône）河畔擁有的一座半荒廢的舊農場。每天她都過來工作，願意時會在家中用餐。她體弱多病（她一輩子都有劇烈頭疼，並在幾年前患上嚴重的胸膜炎），卻在田裡以頑強的毅力耕作，經常只吃路上採摘的桑葚。每個月，她都將她的配給糧食捐出一半，寄給監獄裡的政治犯。至於她的精神財產，她更是不吝分享。每天晚上，工作結束之後，她會向我解釋柏拉圖的重要著作（我從來沒有時間好好學習希臘文），她極有教學天賦，講解像創作一樣生動。她並且以同樣的熱忱與愛，教導村子裡課業落後的學童基礎數學。她渴望像播種一樣培育眾人的心靈，甚至因此犯下一些令人發噱的誤會。一種類似平等主義的信念，讓智識極高的她，將自己的所在高度視為普羅大眾的基準點；她認為世上每一個心靈，都有能力領略她的艱深教誨。我還記得一名來自洛林省的年輕女工，西蒙．韋伊認為她擁有智識天賦，便花許多時間向她講述《奧義書》（Upanişad）[2]的精采論點。那個可憐的孩子聽得無聊至極，卻噤口不語，因為她太害羞，而且不敢失禮…… 私底下，西蒙．韋伊很有魅力、機智風趣：她會開玩笑，但絕不低俗；她懂得嘲諷，卻不惡毒。她擁有非凡卓越的淵博學識，那深深與她本人同化，使人難以分辨那究竟是她的學識、抑或她內在生命的展現，她的談話因此帶有一股令人難以忘懷的吸引力。儘管如此，她有一個嚴重的缺點（或是，根據觀點的不同，這也可以算是一種罕見的優點）：她拒絕屈服於生活需求，也不願配合社會生活。無論在哪種情況之下，她都會將她的想法全盤托出、告訴所有人。她的誠摯，是因為她深深敬重所有人，但她因此惹上不少麻煩，其中多數是趣聞，但偶爾也險些釀成悲劇，因為在那個時代，並非所有真相都能平安地公諸於世。 以下，並非為了一一列舉西蒙．韋伊的思想受到哪些影響、其歷史淵源何在。除了她每天用以滋養心靈的福音書之外，她亦崇敬印度教與道教的重要經文，還有荷馬、希臘悲劇、以及她完全從基督教義的觀點來詮釋的柏拉圖。但她痛恨亞里斯多德，將之視為破壞神祕主義偉大傳統的第一個掘墓人。她喜愛的還有聖十字若望（Saint Jean de la Croix）[3]的神學論著；莎士比亞；一些英國神祕主義詩人；拉辛（Racine）[4]的文學作品。近代作者則是保羅．瓦勒里（Paul Valéry）[5]與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西班牙遺囑》（Testament espagnol）[6]，她談論本書時，流露的是純粹的崇敬之情。她對喜好的作者與排斥的作者，態度都極為果斷，無法動搖。她堅信，真正傑出的創作，唯有高度的靈性方能完成，而且，若未曾經歷嚴厲的內在淨化，就不可能讓表現形式臻至完美。她對內在真實性與純粹度的要求極高，因此，所有被她認為追求表現效果的作者，她都嚴厲批評、毫不留情，因為效果是最輕佻的元素，若非浮誇，便是毫不真誠：高乃依（Corneille）[7]、雨果（Hugo）、尼采（Nietzsche）皆然。她唯一看重的風格，是樸實無華、毫無矯飾、能夠赤裸裸展現靈魂的風格。「作者若是力求表現，」她在信中這樣對我說，「其努力不只影響形式，也會影響思想內容以及整體內在。若形式無法褪去一切矯飾，那麼思想亦無法觸及、甚至無法接近真正的偉大……真正的寫作方式只有一種，就是用翻譯的方式寫作。翻譯外語文章的人，不會試圖添加什麼，而是嚴格規定自己什麼都不能加。尚未寫出的文字，應以這樣的方式翻譯出來。」 在我這兒住了幾週之後，她認為我們太照顧她，於是決定去另一間農場工作，在一群陌生人當中體驗真正的農工生活。我請鄰村一座偌大的葡萄園雇用她和其他人一起摘葡萄。她在那裡工作超過一個月，仍舊英勇奮鬥，儘管身體虛弱而且不習慣做粗活，她卻拒絕少做一些工，堅持和她身邊的魁梧農民做一樣長時間的工作。頭疼劇烈到她有時以為自己在夢魘中工作。「有一天，」她對我說，「我心想自己是不是已經死去並落入地獄，只是我沒發現而已。我心想，地獄是否就是永恆不斷地摘葡萄……」 這番經歷結束之後，她回到馬賽，當時她父母因為德軍入侵而離開巴黎、暫居馬賽。我去探望過她幾次，她的小公寓位在加泰隆區（Catalans），可以眺望無邊無盡的璀璨海平面。她的雙親在這段期間籌畫赴美，但她深愛正在蒙受苦難的祖國，她渴望和她被迫害的友人們承擔相同的命運，因此她猶豫許久，不知是否應該跟父母去美國。最後她決定赴美，希望能經由美國找到管道前往俄羅斯或英國。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初。在車站見面時，她將一個塞滿紙張的公事包交給我。她希望我能閱讀裡面的文章，並在她流亡海外的期間保管它。道別時，為了隱藏我的情緒，我開玩笑地說：「再見，看是在這個世界或另一個世界再會！」她突然一臉嚴肅，回答我說：「在另一個世界，我們是不會見到面的。」她的意思是「經驗論的『我』 」是由我們各自的疆界形構出來的，而在永恆生命的單一整體當中，這些疆界會被取消。我看著她在街上走遠，看了好一會兒。我們不會再見了：在時間當中永恆的聯繫是如此殘酷地短暫。 返家之後，我翻閱西蒙．韋伊的手稿：十幾本厚厚的筆記本，紀錄了她每天每日的思緒，其中夾雜各種語言的引文，以及她的私人筆記。在這之前，她的作品我只讀過幾首詩，以及刊登在《南方筆記》（Cahiers du Sud）的荷馬研究，以她本名的字母重組筆名「艾米爾．諾維斯」（Émile Novis）發表。本書所有文章，皆出自這份手稿。我有幸在太遲之前，再寫一封信給西蒙．韋伊，向她表達我閱讀這份手稿時的感動之情。她從阿爾及利亞的[KC9] 瓦赫蘭（Oran）寄了一封信給我，儘管這封信屬於私人性質，但我冒昧在此公開全文，因為這封信說明了出版本書的理由： 「親愛的朋友，如今，道別的時刻似乎已經到來。今後，我將不易隨時得知您的近況。但願命運能夠手下留情，保佑聖馬爾賽村（Saint-Marcel）這間小屋安然無恙，居住其中的三人如此相愛。這是如此珍貴之事。人活在世上是如此脆弱、如此暴露於危險之中，我只能驚懼地去愛。我依舊從未真正聽天由命，只願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類都能逃離種種不幸。這是一種嚴重的怠慢，我怠慢了臣服於神的意志這份義務。 「您說，您在我的筆記中，不僅讀到您已經想過的事，也讀到了您從未想過、但期待已久的事；這些事，如今便已屬於您了，我希望它能在您內心蛻變，願有朝一日，它能出現在您未來的著作之中。因為一縷思緒的未來，若能結合您的命運，必定比我更合宜。我感覺自己的命運於此俗世永遠不會是好的（並非因為我認為它到了別處就會更好，我不相信這一點）。我不是一個適宜讓他人將命運結合在我身上的人。關於這一點，人們對此一向或多或少有感覺；但是，基於某種我不清楚緣由的神秘因素，思緒似乎比人類更缺乏判斷能力。我唯一的期望，是這些來到我這邊的思緒能夠找到好歸宿，若這些思緒棲居在您筆下，轉化為倒映您形象的形式，我將會非常欣喜。我將因此減輕一點責任重擔，這些思緒之於我太過沉重，由於我個人的種種瑕疵，我沒有能力將眼前顯現的事實照原樣呈現出來，而它基於一種難以理解的過度慈悲，垂顧於我，它似乎透過我顯現出來。我想，您將以我曾說過的簡單質樸來對待它。對熱愛真實的人而言，在寫作這項行為中，執筆的手、以及投入書寫的身體和靈魂，其重要性都微不足道。無關緊要。對我而言，關於寫作，其重要性正在於此，不只我本人如此，也包括您，以及所有我認為是作家的寫作行動。在這方面，我或多或少輕蔑的人們當中，我只重視人的本質。 「關於這些筆記，我不知道我是否告訴過您，您可以將您想分享的文中段落讀給任何您想分享的對象聽，但千萬別將它們交到任何人的手中……若我們失聯三年或四年，這些筆記便全歸您所有。 「我向您傾吐這一切，是為了能在出發時擁有更自由的心靈。我唯一的遺憾，是未能將我心中已然存在、但尚未成形的思緒也一併交給您。幸好，我心中存在的事物，若非毫無價值，便是已經棲身在我以外的地方，以完美的形式存在於純粹的場所，安然無虞，而它總能再度降至此處。此後，關於我的一切，都再無任何重要性。 「我願相信，在別離的輕微震撼之後，無論我身上將發生什麼事情，願您永不因此悲傷，若您偶爾想起我，願您能像是回憶一本童年曾經讀過的書。我但願自己在所愛之人心中不佔任何空間，如此我才能確定自己不會引發任何苦痛。 「我不會忘記您的慷慨，您對我說過、向我書寫的這些溫暖字句，儘管因為談的是我，所以令人難以置信，但仍給我許多支持。或許太多了。我不知道我們能再彼此通信多久，但這無關緊要，我們必須這樣想……」 西蒙．韋伊暫留卡薩布蘭加的時候，還曾經寫信給我。抵達紐約後，她寄了最後一封信給我。在這之後，德軍佔領自由區，我們的通信因此中斷。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等著她回法國的時候，一名共同朋友告訴我，她已於一年前在倫敦過世。 西蒙．韋伊於一九〇九年誕生於巴黎，曾師事阿蘭（Alain）[8]，她年紀輕輕便進入高等師範學院，並以優異的成績取得哲學教師資格。之後她在幾間中學任教，很早就投身政治。她無論在職場或社交場合，都毫不避諱談論她的革命理念，因此招致一些行政體系方面的困擾，而她以超然的蔑視來面對。一名督學威脅要懲戒甚至撤銷她的教師資格時，她面帶微笑回答：「督學先生，在我的職涯當中，我一向將撤銷教師資格視為合情合理的桂冠。」她和極左派陣營並肩奮戰，但她從未加入任何政治組織，她挺身捍衛所有弱者與被迫害者，無論黨派或種族。她想切身認識貧困者的生活，於是請了長假，進入雷諾汽車的工廠工作，以銑床工人的身分工作了一年，從未透露她的來歷。她在工人居住的街區租了一個房間，只以工廠微薄薪資換取的糧食過活。這場體驗因她患上胸膜炎而告終。西班牙內戰爆發時，她加入紅軍陣營[9]，但她堅持不使用武器，以管理員而非戰士的身分活動。但她不小心燙傷雙腳，因此被送回法國。她和父母感情很好，而她這些瘋狂的壯烈行為深深折磨他們，在這類戲劇化事件當中，她的雙親一如往常細心照料她。任何不純之物都無法將她的生命留在這俗世，但她父母的照料，肯定已使她的人生較晚面臨終局。「這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自他們人性低劣處汲取的力量」，這力量將他們留在世間，奇異的是，她沒有這股力量…… 談論西蒙．韋伊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法國分裂期間採取的態度之前，我必須指出，若用一時的政治局勢來詮釋她筆下這些亙古永久、超越世代的文字內容，並將她的作品與黨派鬥爭混為一談，那將有辱她的名譽。任何黨派或社會意識形態，都無權用她來圖利自己。她對人民的愛、她對強權的恨，並不足以將她劃入左派；她對進步發展的否定、對傳統的崇敬，也不足以將她劃入右派。儘管她以全副熱情投身政治，但她並未將某個思想、國族或階級作為偶像來崇拜；她知道，社會關係是最能代表相對關係與惡的領域（她寫道：靜觀社會關係，其淨化效果和避世同樣有效，所以我長期近距離接觸政治是對的），如此說來，一個超自然的心靈，其責任並非盲目信奉某個政黨，而是在失敗者與受迫害者的身邊，不斷嘗試重建平衡。正因如此，儘管西蒙．韋伊厭惡共產主義，她仍渴望在德軍屠殺俄軍時前往蘇聯。在她對於社會與政治行動的見解中，這樣的平衡概念極為重要：「若我們知曉社會的傾斜與不平衡源於何處，就必須在天秤較輕的那一邊，盡己所能添加砝碼。即使該砝碼為惡，若是出於上述動機使用它，或許終能不被玷汙。但我們必須對平衡有所設想，並必須像正義女神一樣，隨時準備逃離勝利陣營，站到另一邊去。」 由於這樣的理念，自停戰之日起，她便加入我們如今廣泛稱為抵抗運動的、匯聚許多不同族群與目標的陣營。赴美之前，她與法國國家警察起了糾紛，若當時她留在慘遭蓋世太保劫掠的法國，那她的命運可想而知。一抵達美國，她就申請加入抵抗軍。她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前往倫敦，在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10]的團隊工作了一陣子。由於無法置身於和當時的法國人一樣的險境，她於是決定，至少要和佔領區的法國人一樣忍受糧食不足，她嚴格規定自己只能吃和法國人的配給等量的食物。這樣的飲食方式，很快就損害她已經岌岌可危的健康，她不得不住院。醫院對她的特別照料，使她痛苦萬分。在我家時，我已察覺她性格中的這項特點：她痛恨享有特權。所有試圖協助她過得比一般人更好的關懷，她都會以極端的方式躲避。唯有置身於社會的最底層，和貧苦不幸的百姓共處，她才感到心安。她被送至鄉間，重見大自然使她欣喜，之後她便斷了氣。關於她的臨終細節，我一無所知。「臨終，」她曾這樣說，「是最後的黑夜，連完美之人都需要這樣的時刻，才能達到絕對的純粹。為了達到這一點，臨終時刻應當苦澀。」我斗膽認為，她的一生已足夠艱苦，因此得以享有安詳辭世的恩典。 （節錄自本書序文，為法國哲學家古斯塔夫．蒂邦撰寫） [1] 譯註：萊昂．布盧瓦（Léon Bloy，1846～1917），法國小說家、評論家。 [2] 譯註：《奧義書》（Upanişad），與《吠陀經》及《薄伽梵歌》並列印度三大聖典，探討哲學、冥想以及世界的本質。印度現存的奧義書多達兩百多種，現代研究者通常認為，與吠陀時代末期的思想密切相關的奧義書有十三種。 [3] 譯註：聖十字若望（Saint Jean de la Croix，1542～1591），西班牙神秘學家、加爾默羅會修士和神父，反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 [4] 編註：讓．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1639～1699），法國劇作家。 [5] 譯註：保羅．瓦勒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國作家、詩人、哲學家，法國象徵主義後期代表人物。 [6] 譯註：匈牙利猶太裔英國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將西班牙內戰的親身經歷寫成自傳作品，於一九三七年出版《西班牙遺囑》（Spanish Testament）；本書後半部於一九四二年單獨成書，書名為《與死亡對話》（Dialogue with Death），法文譯本之法文書名仍維持原書名（Un testament espagnol）。 [7] 編註：皮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國劇作家，十七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悲劇的奠基者。 [8] 譯註：阿蘭（Alain，1868～1951），本名埃米爾－奧古斯特．沙爾捷（Émile-Auguste Chartier），法國哲學家，被喻為「現代蘇格拉底」。 [9] 譯註：即西班牙共和軍，又稱「人民軍」。 [10] 譯註：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1911～1998），法國政治家、作家，於二戰抵抗運動期間擔任流亡政府「自由法國」（France Libre）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