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導讀】「大」歷史回來了！ 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兼文學院學士班主任 蔣竹山 「大」歷史又回來了！是的，在歷史書寫的諸多領域當中，大又回來了，這其中最長時段的當數「大歷史」（Big History）。 說起大歷史，我們可能要對這波風潮的演變有點基本認識。這或許可以從戰後史學發展來看，如果說過去二十年西方史學的主流是新文化史，強調敘事、微觀、日常生活、再現、表象等小歷史；近來新的趨勢就是全球史、跨國史、國際史等大歷史。 另一條線是從環境史的脈絡來看。自一九七○年代環境史興起以來，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國的環境史論著大量出版。隨著全球環境變化的加速，在上述基礎上，學界漸漸發展出了全球環境史的概念，史家開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 若從研究特色來看，可概分為四種類型。一是世界環境史，例如約翰．麥克尼爾（J. R. McNeill）與唐納德．休斯（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專題為主，如古羅夫（Richard Grove）、約阿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著作。第三種是把環境史與世界史結合的著作，例如世界史著名史家威廉．麥克尼爾（W. H. McNeill）與他兒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Civilizations, 2000）及《世界：一部歷史》（The World: A Brief History, 2007），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的《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 最後一種是強調「大歷史」，把人類史放在大爆炸以來的地球環境演化中來研究，例如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時間地圖：大歷史，一百三十億年前至今》（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of Big History, 2004）、佛瑞德．斯皮爾（Fred Spier）的《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0）。有關大歷史，除了上述二位史家克里斯蒂安及斯皮爾外，一般最常提到的就是馬可孛羅此次出版的《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作者是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目前是美國加州多明尼克大學教授，主持該校的大歷史項目，並擔任國際大歷史學會的委員會成員。這書和克里斯蒂安近來剛翻譯出版的《極簡人類史：從宇宙大爆炸到二十一世紀》（遠足文化，2016）極為類似，都是講述宇宙起源開始的整個歷史，兩本可以參照來看。 論時間長短，全球史已經是長時段歷史研究，其次是台灣讀者較少聽說的橫跨幾萬年的「深歷史」（Deep History），這種史學研究只談有人類的歷史，將「歷史」與「史前」的界線打破，敘事較為集中，所回應的多為當今世界較關心的議題，又稱為「人類世史」。這方面的課題有：早期基督教史、從黑猩猩到博奕論的生存策略、遠古至今的游擊戰。而「大歷史」所研究的時段更長，範疇含括宇宙、考古與氣候，每個時段都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台灣的出版市場，過往十幾年，已經出過各式各樣的全球史名著，像是《槍砲、病菌與鋼鐵》、《哥倫布大交換》、《帖木兒之後》、《文明之網》、《維梅爾的帽子》、《世界帝國二千年》。直到今年，才有大歷史著作的翻譯，這表示全球史的出版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有其特別意義。 《大歷史》的原書出版於二○○七年，這時間點已離克里斯蒂安於一九九一年首次撰文〈為「大歷史」辯護〉，提出「大歷史」這名詞，相隔十幾年。直到二○一○年，這樣的研究與課程被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所注意，捐助了一千萬美金成立「大歷史項目」，架設平台，在中學開設相關課程，以及在網路上推廣公共課程，大歷史才開始受到學界及大眾的重視。 《大歷史》可說是《極簡人類史》的升級版，你如果是克里斯蒂安的粉絲，絕對不可錯過《大歷史》這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末第十三章「現在與未來」的部分。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提到，一般歷史學家並不試圖描繪現在，認為這應該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政治人物的工作。但她和克里斯蒂安這派大歷史學者，並不受限於史家過往的常規。她們認為分析現在以擘劃未來，是人類能力與責任的一部分，刻不容緩。這點與另一本全球史著作《西方憑什麼》有點像。其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提出未來可能性的發展，得到的結論是，我們在看歷史發展這個問題時是有法則的。這跟過去不太一樣，過去的歷史學怕講法則，因為我們不是社會學家或未來學家，也不像自然科學有規則或模式可以看出趨勢，但對他而言，歷史是有法且可以遵循，甚至預測未來的。 讀者若對這兩本各自撰寫的大歷史主題感興趣，還可另外找她們兩位合作的教科書，剛翻譯出版的《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後浪，2016）來看，這是大歷史這項新興跨學科領域的第一本教材。這本書吸收了宇宙學、地球與生命科學、人類史的成果，並將它們組合成關於宇宙及我們人類在其中位置的普遍性歷史敘事。 然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為什麼我們需要大歷史？ 近來有學者就特別強調全球史所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例如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最近在一場新書座談會上，就提到：「全球史的書寫，包括我個人這些年倡導跨國史的書寫，還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歷史學的重要功能就是公民教育。我們民族國家歷史書寫過於強調國家的成就、輝煌與貢獻，國家歷史上的一些比如陰暗面，一些失敗，一些錯誤，往往避而不談，也往往忽視外來因素對國家歷史演進的貢獻。」但全球史卻翻轉了過往民族國家史觀的缺點，特別強調人類相互依賴，人與人的互動合作以及人類的共同命運，這有助於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而培養出一種具有世界歷史觀的公民。 此外，近來一本相當受到歐美學界矚目的新書《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2014）也揭示了全球史書寫與建構當代世界公民的歷史意識的關係。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就如同史家伊格爾斯（Georg Iggers）所言：「該書力圖讓歷史與廣大公眾密切相關，擺脫長久統治專業史學的狹隘專業化取向，轉而以長時段的視角把歷史、當前與未來連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或者如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說：「大歷史和深度史被認為是史學家回應大眾對未來關切的方法與理路……。史家的未來在於史學家是否有能力塑造和引導公眾話語，這無異對同行史學家發出一聲令人振奮的出征號令。」 的確，《歷史學宣言》點出了這個時代「長時段的回歸」為什麼重要？又為什麼能彌補過往文化史階段的微觀與破碎化的問題。作者喬．古爾迪（Jo Guldi）及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認為，有段時間史家整體甚少對未來進行任何思考，與當時正紅的微觀史相較，長時段的歷史幾乎不算是一門學科。更不用說，歷史老師也很少讓學生去研讀，幾乎不屑談論，更無人仿效。雖然有段時間微觀史著作豐富了我們對民眾生活的理解，或是公開地或是私密地了解人們心理的想法，又或認識到人類經驗的建構性特徵。但在書寫微觀史的同時，史家卻拋棄了以往史學的道德批判特性。正是這種關懷，讓全球史較以往的文化史更關注公共領域。 有鑑於此，《歷史學宣言》特別呼籲當下的歷史作品應當特別關注長時段的歷史。這些主題應該帶有道德蘊含，包括應對全球暖化對人類經濟的影響，將民眾的生活經歷納入到政策制訂的範疇之內，並要求史家在選定課題時就考慮到全部的人類經驗，及面向儘可能的廣大受眾，這些包括了環境問題、治理問題、資本主義問題與剝削問題。在這樣的考量下，我們近來看到的全球史著作，基本上較過往著作，更能讓公眾了解到人類的發展與地球之間的長時段關連，尤其有關大氣環境、脆弱的生態系統及逐漸緊缺的自然資源。該書作者還提到，同等重要的是，我們還需要讓公眾了解，圍繞資本主義如何面對正義與不公的問題。 近來德國的歷史教育的例子也能說明如何透過世界歷史觀的培養做為全球化挑戰的一種回應。有學者認為，透過增添不同的視角，在跨國、跨文化與跨洲際規模上對比歷史觀點，能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對差異的認同。在歷史教育的過程中，學生應當認識到歷史是一個過程，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們的觀念和知識不斷累積。不同區域之間的接觸不僅僅以衝突的形式發生，也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 此外，一些史學研究機構也開始關注長時段歷史的重要性。國際歷史教育協會（ISHD）曾在二○一一年於上海召開「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史的呈現：亞洲與德國／歐洲教科書敘事特點的比較」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中國、韓國與德國的歷史教育研究學者，探討全球化的影響下，歷史教學在總體上，尤其是世界史教學上如何面臨新的挑戰。其目標在使本國史與全球性歷史視角達成新的平衡，並促使年輕一代理解本國歷史與民族文化，同時推動他們把自身融入到世界史與人類史的總體之中。 前述《歷史學宣言》「長時段的回歸」的論點，宣示了一個史學新時代的到來，暗示大歷史更符合當前的世界公民的需求。做為一位世界公民，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的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雖然這樣的趨勢在台灣的學院裡尚未形成風潮，但卻已在民間的史學出版上，看到這類歷史書寫的時代特性。其中《大歷史》的出版，就是這股新趨勢的最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