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人作家林禹瑄著有多部詩集，本書集結歷年散文作品，為其首部散文集。 ● 書中收錄多幀作家親自拍攝照片，意象優美。 生命究竟是一趟旅行，或是一場夢境？ 當我們總是在路上，我們是走入另一個世界，還是返回了自己的心？ ——詩人作家林禹瑄首部散文集—— ｜詩人吳俞萱，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李時雍——專文推薦｜ 而公寓外的車輪仍在前進，擦過軌道發出空洞的聲響，要我搖搖晃晃地做夢，有時就回到了萬里之外的床上，想起豐原一類的地方，想起二伯像一團巨大的黑影摔出公寓窄小的門，然後想起他已經在十多年前的某個夜晚一個人死在豐原的鐵軌上，沒有人能知道是不是意外。是那樣通過層層電話和言語傳遞、突如其來又帶著時差的死，因為安靜而顯得殘酷、冷峻，令我在漆黑的房間裡縮起了身體，彷彿是我正躺在冰冷的軌道上，等待列車從遙遠的地方靠近。地面開始震動的時候，有什麼銳利而堅實的東西一把匕首一樣溫柔地抵著我的背脊，像在說該走了，又像要說不要害怕。 是犀牛。——〈夢遊的犀牛〉 　　在〈機場〉裡，她寫：「齊克果說自由像一個深淵」，是故，她的心情成了她筆下「凝視深淵使人暈眩，而暈眩是一場藥癮，拽著我在接下來幾年遊蕩過一個又一個機場……」她又寫道：「第一次聽到巴布狄倫的那首歌正是十八歲在加州的那年暑假，我英語不好，整首歌只聽懂了『像一顆滾動的石頭』。一直到幾年之後才明白過來，在那句之前他唱的是『獨自一人，沒有回家的方向，無人知曉』……那時我可能以為滾動指的是自由。」 　　當我們一直在路上，我們是走入另一個世界，還是終究返回了自己的心？生命若是流動的饗宴，為何，有時像停滯的死水？ 她彷彿在那裡，又不在那裡。在〈廢墟〉，談起對廢墟的迷戀，她形容離開廢墟之後，回到日常生活的自己：「……在乾淨齊整的實驗室裡又成了一個前途光明的人，每天努力打亮一副又一副假牙，經常感覺被柔軟刷毛來回碾壓的是自己。」「我其實只想要那些刮痕和糙面都留在那裡……完美讓我疲憊，圓滿使我不安，我只要所有的疤痕、斷片、傾頹、衰敗、殘缺，都保有原本的形狀放心地哀傷。」 而在所有的不安和哀傷背後，詩人以雪亮的雙眼梭巡世界。〈在遠方〉，她說：「所有人都走遠之後，我所在的地方就成了遠方。」偶爾，亦有對生之熱情燃燒的喟歎。如〈頂樓〉之中，看著法國高空走索人的記錄片，她寫到看見走索人追尋生命熱情時眼裡閃爍的光：「我懂他，我懂……」只是，「欲望慢慢朽慢慢凋零，日子這樣淡薄人這樣老，夢做得太久一覺醒來卻是什麼都不想掙了……於是像分手隔天晨起刷牙時不意瞥見眼角淚痕，極偶爾的時候也才這樣想起來，啊原來自己是燃燒過的人。」 叩問歲月，叩問人生，是這樣帶著哀愁，卻又優美的文字，悄悄擊中了我們的心。 人在異鄉，記憶卻留了在島嶼，作家筆下種種思緒無不纏繞著家鄉的意象。〈夢遊的犀牛〉訴說生活的艱難，憶起的是親人的逝去。在〈不存在的抽屜〉則寫道，異國廢墟裡的書桌抽屜同樣讓她想起青春期的歲月：誰不是隨身帶著一個抽屜？ 除了心理和夢境的不斷跨越，林禹瑄在地理上也不斷跨越邊界，看見許多更遠更寬廣的風景，以文字刻劃出不同的縱深和視野。她以透明幽微的文字，為我們拂去人生一陣又一陣的迷霧。文字清麗，心思細致，如同月光在湖面閃動的粼粼光影。 生活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許我們的人生就是不斷地從山裡來，往山裡去，而最終，就像〈山牢〉裡林禹瑄所寫的：「山沒有回答。我又揹起沉重的牢，下山，去了更遠的地方。」又或者，如〈瑪德蓮〉所說—— 「瑪德蓮來或不來？那是明天的事。」 生在B城那個聲線愁苦的香頌歌手有一首歌正叫做瑪德蓮：「今晚我等瑪德蓮／我帶了紫丁香／我每週都帶紫丁香／瑪德蓮喜歡這樣⋯⋯今晚我等瑪德蓮／但雨水落在紫丁香上／每週雨都這樣下／瑪德蓮沒有來。」瑪德蓮是他的聖誕節，是他的美國夢，即使她太過美好，他配不上……真實生活裡，香頌歌手最後娶的不是瑪德蓮。結婚之後他開始成名，用扭曲而憂傷的臉在舞台上一遍遍地唱到歌詞的末尾：「明天我會等瑪德蓮／我會再帶紫丁香／我整週都會再帶紫丁香／瑪德蓮喜歡這樣。」 沒有人知道瑪德蓮來或不來。那是明天的事。

推薦序｜懸空，必須劇烈——詩人／吳俞萱 推薦序｜穿透的夜——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李時雍 【輯一】半途 機場 廢墟 青年旅舍沒有青年 夜巴 邊境 瑪德蓮 明信片 【輯二】遠方 在遠方 垃圾 施工 長日 秋天 等雪 下里吧人 【輯三】夢遊 夢遊的犀牛 不存在的抽屜 長腳的日子 頂樓 山牢 過境 他城 【輯四】旁觀 旁觀他人之貧窮 馬庫由 法文課上的異邦人 沙發衝浪 法蒂瑪 屠殺紀念日 逃難的人（代跋）

【推薦序】懸空，必須劇烈——詩人／吳俞萱 很快我就發現，不能問她為什麼，而是要問：妳遇到了什麼？ 磁力無形，她是那樣乖順地依循，不明就裡地獻身。獻身於生命的直覺、神祕、遊蕩的偶然與必然。 十年前，我們從大島去到小島，以駐村詩人的身分住在牛角灣相鄰的石頭屋。後來，禹瑄獨自從小島去到另一座更小的島，寫了一首詩―― 在大澳，夏日午夜 整座村莊背對世界 在陰影裡做夢 夢裡所有石階都有柔軟的胛骨 數著日子和浪頭 安靜得像要著火 一座靜謐而孤絕的村莊，背對世界、在陰影裡做夢、安靜得像要著火，這不是在描摹她自己嗎？ 而後，她到臺東池上拍攝我的紀錄片。我安靜地走進無人的田埂散步，入夜安靜地煮一碗麵、看一部黑白電影，而她把片名取為「轟鳴」。片尾字幕浮出時，看見我們名字的相同拼音Yu-Hsuan，想起在初識的小島，我們常在當地人的口音裡，被叫成同一個人。 我一點也不像她，安靜得像要著火。她細細傾聽和挖掘空白中的轟鳴，如此虔敬而執著地以字為家。我不曾看過像她那樣貞定、純情的人。 她太獨特了。一如憂鬱貝蒂，這個世界對她來說，太小了。 小到不得不放火，在《夢遊的犀牛》中冷然而尖銳地照亮人世的暗面：「婚姻與永恆沒有關係，金錢與快樂沒有關係，戀愛與消除孤寂沒有關係」；「想搬家的時候看什麼都反感，像關係走到盡頭的時候看情人的臉」；「美好的留不久，醜惡的丟不開，現實不過如此。不願面對的、恥於開口的，垃圾都幫著說了。也難怪我們要丟」；「想像中的世界盡頭，大多都已經布滿資本的足跡，就算走到了，也不過是將自己的腳印疊加進經驗複製的生產線裡。鏡頭拉遠，才悵然發現祕境放逐流浪種種，都不免淪為一場盲目的自我感動」。 禹瑄最野的火，是拿來自焚的。她深知人的一切所見，只是自我意識穿鑿附會的倒影。她苦澀地自嘲，戮力看透生命的本質：「最艱苦的冒險畢竟不在旅途上，而在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裡」；「獨自生活多年，我越來越常忘記自己是異鄉人。臺南的孤獨。臺北的孤獨。布魯塞爾的孤獨。一個人深夜被噩夢驚醒無人可說時，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我的那麼多關於意義的問題有多麼無意義，存在主義之於存活多麼無所輕重。於是我繼續等。雖然有時我懷疑我等待的那個時刻是一個更大的果陀」。 細數《夢遊的犀牛》，禹瑄寫了十二次「愧疚」和十二次「本質」，彷彿探究本質在這個世界上無法不是一件愧疚的事，或是，即使懷抱那樣深的歉意，仍要繼續犯錯，追進迷霧的心。難以止息的火，是拖住她的一切和她伸長指尖即將觸及的那些物事的相互摩擦。她太多情，無法捨下任何一邊。 也許，一切都在同一邊，都是向她緊緊靠攏的磁力。她必得要把自己變得透明、一無所有，才能空出足夠大的空間來安放那些經過她的一切以及她經過的一切：廢墟的電話號碼、坐在旅舍外邊的賽門、被邊境困住的土耳其男人、獨自喝啤酒的尼俄伯、貧民窟的弗萊西、等待藥師執照的A、被手榴彈碎片打到的哈姆迪亞、死在鐵軌上的二伯…… 禹瑄怎麼會是沒有家的人？她多情且沒有分別心，沿路招魂，光亮的晦暗的甜美的衰敗的完整的殘缺的飽滿的虛無的，她全部揹在身上。 這個世界如此需要她的存在。 她的存在反映了世界含納幸福和苦難的形式。她以為自己在逃，那是因為牽引她前進的磁力過強。必然要離島，必然漂流，她毫無保留的信任讓她接上一條透明的臍帶，連結四散而親密的家族。 必然要如此純真無覺，必然要不問意義不問來日的赤子，才能走了很久而無畏哪裡也抵達不了。世界沒有凝固的本質，她要一直在路上，一直在過渡，令自己處於任何可以持續的流動狀態，才能透過無意圖的在場去撫摸那些無人聞問、無人承受的碎屑和塵埃。 碎屑和塵埃，幾乎是歷史和屠殺那樣大的物事。她將視野所能遭逢的龐然景象放進掌心，仔細來回掂量，然後，把自己的心，安放在它們身上。弔詭的是，必須透過她的永不抵達，才能用她的溫柔存在來丈量世界的廣有多廣而黑有多黑，邊上還有多少人在墜落。 她不是傾出情感，她本身就是情感。 情感的空間還在擴張。像她長年帶在身邊的那張心愛海報：兩個小孩縱身跳躍的瞬間，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一整片虛無就是他們當下的家。我問禹瑄，為什麼愛這一張攝影？她說：「半空中有一種不確定性，他們之間又有一種確定性在連接。」 忘了哪一年開始，最慘的時刻我會點開她的部落格，重讀一遍〈最好的時光〉：「這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有所愛有所被愛、有所夢想、有所質疑、對自己有所承諾、所有焦慮悲傷都是我想要最激烈最剛剛好的那種。」 最好的時光，飛向未知的那兩個小孩，就是她和她的現在。最激烈最剛剛好的那種。 【代跋】逃難的人——林禹瑄 二〇一五年秋天，為了一篇籌劃中的長篇報導，我經常在布魯塞爾北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公園裡遊蕩。公園裡滿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帳篷，間或掛著一些或激昂或憤怒的手寫標語。用粗略易懂的話說，那地方是一個臨時難民營，但那些帳篷一開始會出現在那個公園，完全只是因為受理難民庇護申請的移民局辦公室就在旁邊的大樓裡。 那年逃難的人們趁著海水溫暖，風浪平緩，從春天起冒險上船，上岸，步行，渡河，上巴士，上火車，經歷各自的輾轉波折之後，在冰冷的辦公室玻璃門前排起長隊，又因隊伍太長而紮起營來。五個。十個。一百個。一個人的等待和受困，連著另一個人的等待和受困，那等待和受困便顯得永無止境。後來幾個慈善組織入駐，定時發放吃食，搭建簡陋的語言課堂和祈禱室，困在一處的帳篷長出社區的生氣，放晴的時候倒也精神奕奕，無奈九月之後開始了綿綿雨日，泥濘和落葉在帳篷間漫溢開來，整個公園只能隨著逐日滑落的氣溫和不斷延長的庇護申請處理期限，一點一點地凋敝下去。 我在那片頹喪的氣氛裡嘗試找人搭話，要從朦朧景象裡找出一點可理解的線索，大多時候徒勞無功。一天我站在公園一個角落，看臉色陰翳的人們來來去去，忽然一個中年男人站到我旁邊，啜了一口手裡塑膠杯中的熱茶，用風吹落葉那樣極隨意的語氣開口： 「你也是難民嗎？」 後來有段時間我把這個情節拿來當填補對話空隙的笑話講述，雖然其中除了對我當時初次做報導做得一身狼狽的自嘲部分之外，沒有任何好笑的元素。和那些說著說著就哭了的笑話一樣，我將同樣的故事反覆說了許多次之後，才海邊翻找石頭般地終於發現了那個問句為何頑固附著在我記憶深處的蹊蹺——他不可能知道我和公園裡大多數的人一樣，幾個星期前剛剛用一張單程票券抵達了這座城市，並且此前對其一無所知；不可能知道我在出發前像電影《憂鬱貝蒂》裡貝蒂放火燒房一樣地辭職賣書丟雜物退公會退套房結清銀行帳戶，清清醒醒地將後路斷得乾乾淨淨之後，又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弄丟了所有衣物，不得不徹底成為另一個人；也不可能知道在那之前的十年裡我過著每天都想逃到遠方的生活，執念如此強烈以至於真的到了一個很遠的地方之後，才慢慢覺察到周圍一整個黑洞那麼大的孤寂與荒涼，面對難以為繼的履歷和存款而無法不終日惶惶不安更甚以往。他不可能知道為了理解抵達是開始而不是結束這個簡單的事實，我必須付出一輩子失根的代價。他不可能知道，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他想必在我身上看到了更接近本質的什麼。 那個「什麼」至今仍時不時令我害怕。日日在三種語言間來回切換，忽然無法用任何一種語言指稱一個日常物事的時候。職業生涯轉了許多個彎，到了三十多歲在一個失業的晚上想起高中時曾有老師半祝福半擔憂地對我說「你比其他人早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耗費許多時間要看清世界的惡意，又因為所有觀看變得鉅細靡遺而承受不住憤怒與疲憊不斷疊積的時候。在一個陌生的城市用幾年把美麗的路走成庸常，忘了無論哪個遠方依然有困惑有憂慮有逃脫不了的自己，甚至遠方從來就不能被抵達，忍不住又想放一把火轟轟烈烈地逃到另一個城市去當一個新人的時候。興高采烈循著過期旅遊指南專程到一個冷涼國家的一個冷涼小鎮找一個據說必須按對門鈴信號才會開門的地下酒吧，整個晚上試了幾次無人應門，路人看我像看小偷，最後獨自躺在一個遊客也沒有的旅館床上聽薄薄門外一個當地十八歲女孩歡歡喜喜辦她的成年派對，恍然領悟這也許是自己因為種種一廂情願、不切實際的念頭而必然孤獨終老的預示的時候。 還有寫字的時候。不寫字的時候。寫不出字的時候。寫出的字失去意義的時候。相隔十多年和一萬多公里，發覺自己依然習慣在不見天日的房間裡背對整個世界寫字，因而懷疑這其間走過的路都不過是浩浩湯湯一場華麗夢遊的時候。 二〇一五年開始斷斷續續寫下這些文字，大抵都在記錄、探問，甚至抵抗那個「什麼」。雖然一開始說服自己去遠方是為了寫作，但在艱難地體認到沒有非到不可的他方之後，對文字的態度也不再像年輕時那樣不可退讓。遠方不能抵達，行路依舊漫長，有時候一個字依然還連起下一個字，就只是因為愧疚——對走過的路的愧疚，對時間的愧疚，對不知何來的好運和善意的愧疚，對多年前那個相信美好之絕對、會因為親眼見到一幅畫一道日照一棟心愛電影裡出現過的房子而激動得要流淚的自己的愧疚。是那個自己帶著我逃，在各式各樣的地方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和他們的難，為了躲避自己的難而努力要理解他們的難，最後終於懂了我們其實都同樣在逃一場更大的、更內觀的、步履不能停的難。 於是我寫字。這本集子裡有一部份文字來自發表在《聯合副刊》和《幼獅文藝》的專欄。感謝《聯合報》副刊組主任宇文正、編輯胡靖、《幼獅文藝》前後任主編吳鈞堯、李時雍，以及編輯李文冰的信任與耐心，在我疏懶遲疑的時候，提醒我寫字終究是一門打磨的技藝，而打磨的時候有人以等候陪伴是一種幸運。這些文字得以在這裡積累成集，起源於二〇二三年八月一封陌生的來信，讓我在塞爾維亞暑氣沉悶的山裡一時感覺腳步輕盈，不敢相信在抵達念想許久的地方之後，路還能往沒想過的方向延展下去。路上不免停滯惶惑，幾經延宕，忽忽便走過了一年，謝謝潮浪文化總編輯楊雅惠始終堅定的寬容和體貼。 特別謝謝俞萱和時雍撥空撰寫了序文，如同我們間隔數年在各自旅途上遠遠遞送的訊息，每個字拖帶著長長的拋物線，因為那樣安靜的華美而顯得格外珍貴。謝謝許育華、夏夏、陶曉嫚溫暖的推薦語、所有推薦人的慷慨鼓勵。謝謝容忍我埋頭書寫幾個月間無理焦躁和疏離的友人、用長長睡眠一起安心虛度時光的貓，以及曾經對我揭示過光亮的所有對話、眼神和文字。我生來悲觀，那些纖細而銳利的閃光總能穿透我黑暗的視野，曠野裡一整面星空般地懸罩下來，讓我和我的字顯得渺小。在恐懼與欲望互為形影的生命裡，能這樣放心地感到渺小，我何其有幸。

夢遊的犀牛 又想搬家了。 明明當初也是歡歡喜喜搬進來的。棲居異國的第七年，人際網路終於輾轉觸及到像擁有燈飾一樣燦燦亮亮有著過剩空間的屋主，不管月薪也不看居留證到期日，幾分鐘內帶我看完了公寓後只問：你是他的好朋友？我說是。她就決定租給我了。好像要住的人其實並不是我。 他是她朋友的兒子，頂樓另一間公寓的前房客。我在深冬的雪地裡遇見他，初夏的一個早晨他說這輩子不可能愛人，於是我們分開，又成了朋友，每天傳不著邊際的文字謎語，偶爾見面擁抱。與他相處的時候我總感覺自己在排練一齣永遠不會上演的話劇，而他是寫劇本的人 。作為角色，我只能盡責地用該有的情緒，唸出該講的台詞。他說想念，我才放心地說想念。他久久回覆一個字，我便強壓著怒氣和委屈，極盡溫柔地問出了什麼事。愛人的姿態注定卑微，種種這些在諮商室裡靠著抱枕說都顯得乏味，當然不適宜對第一次見面的房東說。他跟她說我們是好朋友，於是我說我們是好朋友，說完才想起那是舊時法國男子稱呼情人的詞，然後卑微地被那個想法絆住。還好我什麼也沒說。幾個月之後他來新安頓好的公寓找我，臨走時忽然大力拍了一下頭，動作誇張彷彿在演一齣滑稽默劇：噢忘了告訴你我要當爸爸了，那是一個我故意弄出的意外。他語氣堅定，眼神飄忽，笑的時候嘴角每一條肌肉都非常用力。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那不是他故意要的，也不能算是意外。恭喜。我吐出兩個很輕的字，用盡了全力，從此沒再回覆他的任何訊息。 也沒再愛上過任何人。 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我已經可以不帶怨恨地看街上初生的孩子，當然不可能為此想要搬家。人到中年，談失戀和談一見鐘情一樣令人羞恥，更何況是這樣俗濫的失戀和一見鍾情，必須像描述一個孩子如何因為聖誕老人送錯了禮物而沮喪那樣疏離且戲謔地談論，把情感當成廉價塑膠玩具在字詞間踩過來踢過去。不能說「不要相信我的眼光我總是看錯人」。那太自賤，而當代幸福要領是不要把自我價值建立在別人身上，好像他人即地獄只是一句咒語，幸福是一個終會從樹上落下的蘋果不容質疑。不能說「我只是心疼那個小孩」。沒有人會真的關心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勝過自己。也不能說「我得到了此生最好的單身公寓，而他得到了一個破碎的家庭」。那對比恨意太深，深得可以看到見骨的愛。於是我說，我搬進那間公寓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再搬走的。 我喜歡我是那句話裡唯一的主詞，承擔所有責任，義無反顧，像一頭固執的犀牛，體型龐大得可以讓人忘記牠的影子，忘記遷徙真正的意思是：沒有任何空間屬於自己。是我決定要經過，要進出一個居所像進出一個城市。國家。感情。工作。人生。把自己打包成一個行李箱，被掃瞄機吞進去再吐出來，期間發生的所有傷害、浪費、徒勞、缺憾，都因而可以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也不可以是房子的。十多年來搬了十多次家，合約上寫得清清楚楚，怎麼租的就怎麼退還，於是搬出的時候冷凍庫裡經年累積的冰層得鑿開，牆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弄出的擦痕必須刷掉，馬桶夾層的尿垢和浴室排水孔下混著黏稠物質的頭髮只能捏著鼻子去清，燈罩上窗縫裡櫥櫃內外要一點灰塵也不留。把所有生活的痕跡都抹去之後，房子又逆轉時光，回到空空蕩蕩的原貌，清潔而令人生厭，像有人說了殘忍的話讓你痛苦多年，終於鼓起勇氣攤開傷口對質的時候對方卻說忘了，一張空洞的臉輕輕巧巧地就讓你連回憶都失去了資格。如果比故意更惡毒的是不以為意，那麼比獨自一人吞安眠藥片般默默反芻著傷害更低賤的是什麼？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的房子。搬進去以前以為那是鼓脹的希望什麼都有可能，搬走的時候只感覺自己像喉嚨裡一根魚刺必須被用盡全力吐出來，落到街上那麼輕那麼可疑。交回家門的鑰匙之後，家門就成了別人的家，陌生的門。再前一次搬家是搬離兩人公寓，看房子的時候前房客一男一女顯然已經分手，冷著臉各自佔據偌大客廳的一頭，彷彿一個烏雲盤踞的不祥預兆。當時我隱隱感覺不安，但看上公寓的挑高天花板和剛好能容納一桌兩椅的愜意小陽台，最後還是租了。房子裡發生的事情，和房子一點關係也沒有。只是過了兩年果然怎麼來怎麼離開，兩個人交疊在一起的物品又一一拆分開來，臨別時仍然想不明白，整整兩年裡為什麼只在小陽台上一起吃過一次飯。空空的房子在門後面板著臉說：都是你自己的想像。房子裡發生的事情，和房子一點關係也沒有。 確實都是我自己想的。想搬家的時候看什麼都反感，像關係走到盡頭的時候看情人的臉。面牆的大書桌終日不見陽光無論做什麼工作都像在地底挖礦，廚房流理臺太窄擺不下幾乎不曾用過的熱水壺烤麵包機大同電鍋，隔鄰教堂像從中世紀傳來的鐘聲每半小時催趕一次時間趕得人心慌，後院裡花開得太豔但更令人氣惱的是我有離花園最近的窗卻不能擁有花園。還有門前的電車，日夜不間斷轟轟開過的時候整棟公寓便和地面一起無法遏制地顫抖。心情明朗的時候那讓我想起塔可夫斯基電影裡昏黃濾鏡下隨火車經過搖搖晃晃美得讓人心傷的木頭房子；心情低落的時候我感覺身上每塊骨頭都在震動、碰撞，無處可逃地疼痛起來。 都不過是藉口。十八歲時認識的友人從遠方的早晨打電話來，聽我在深夜回家的路上說著這些。隔著時差和衛星訊號，她的語氣顯得遲疑而困惑：但你要搬去哪裡？ 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公寓，我不知道能搬去哪裡。我悶悶地說，我只是不想再被吐出來。 如果真的是為了感情想搬家也就罷了。二十後半到三十前半這樣的遷徙時節，許多人的住址都換得頻繁，或者遇到能一起生活的伴侶，或者花了幾年的時間意識到再也無法和另一個人一起生活，家建了又塌，人像沙塵一樣聚了又散，誰也沒資格問為什麼。友人也要搬家。上通電話裡她宣布交了男友，這通電話裡就要結婚了，必須買房子住在一起。必須兩個字讓她聽起來非常甘心，換成我不解起來：但你不是想搬去新加坡嗎？不可能搬了她說，然後滔滔談起婚紗和婚禮。我忽然失去了話題的線頭，像一個孩子看氣球飄走一樣不知所措。過去十幾年裡我們總是花許多時間談論他方，在相隔遙遠的城市見面——洛杉磯、布拉格、首爾、臺北、胡志明市、柏林、盧布爾雅納。她問我：你怎麼不說話？我問她：我們什麼時候開始不說他方了？ 她將臉靠近手機，像是要更仔細地看我：可是你已經在他方了啊。 我這才明白她前一個問題的意思是，都已經搬到了那麼遠的地方，還要搬去哪裡呢？ 獨自生活多年，我越來越常忘記自己是異鄉人。臺南的孤獨。臺北的孤獨。布魯塞爾的孤獨。一個人深夜被噩夢驚醒無人可說時，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而人在異鄉，注定是要可以被輕易吐出來的。有段時間我經常往返市政廳，跟五官長得和行政公文一樣生硬的公務人員交涉居留證上的日期。那些公務人員總是不停替換，彷彿撲克牌一張一張翻出來，永無止境。我必須向每一張牌卡反覆從頭解釋事情的始末，強調儘管只是一個微小數字的差異，就會影響我在當地居住的資格。這很重要。我用扭曲的口音結結巴巴地說，字與字之間有好大的孔洞。他們皺起眉看我，慢慢啜一口咖啡，轉頭兩手輕盈地敲打鍵盤，似乎完全沒有聽懂。我厭惡自己在市政廳總是那樣緊張，那樣卑微，翻來覆去排練幾句簡單的話，既害怕無法完整表達自己，又擔心話語裡的怒氣太盛，某次某張牌卡慢悠悠說出的話會被理所當然地再重複一次：既然這樣，您怎麼不回您運作良好的國家呢？ 怎麼不回去呢？要是再早幾年，著迷於左派社會學思想的我很大可能會反唇相譏：誰的家族不是一部遷移史？經濟學理論大概會在兩邊掂量之後嘆氣說，都是沉沒成本謬論作祟的緣故，好像我此去經年就只能是一個在水裡不斷下落的瓶子。用心理學解釋則太複雜，人性暗面連結創傷的坑洞，有時要逼自己直視都顯得艱難。然而理由都是說給他人聽的，如果所有人生曲折都能安穩地放進邏輯的套環裡，就不會有整個人隨著心臟揪起來而清醒徹夜、遲遲無法作答的疑問了。於是我再也不嘗試編織回答，只是行進，每次踏出市政廳的時候，感覺皮膚一點一點堅硬起來。 像一頭犀牛。 想搬家的時候總想到犀牛。極可能與人生有記憶以來第一次搬家有關。上小學前，一家人從山裡的透天厝搬到平原小鎮鐵軌邊上的小公寓，原因如今看來理所當然——山裡唯一的小學全校只有不到二十名學生，而父親工作的地方就在公寓路口拐彎處。然而那畢竟不是一個五歲孩子能輕易理解的邏輯，我當時只感覺整個世界像萬花筒轉到一半停滯下來，所有鮮豔的圖樣縮在一起，成了一團失去色彩的暗影。搬到小鎮是好事，母親說，小鎮離動物園更近，可以去看犀牛。山裡沒有犀牛，於是我停止哭鬧，縮進公寓裡住了下來。公寓只是暫時的，母親又說，存夠錢我們就搬到獨棟的房子裡。 或許因為所有對外窗都加裝防盜鐵架和遮雨棚的緣故，又或許因為那個很快就會搬走的承諾，我對那間公寓的視覺記憶始終十分陰暗，彷彿一切都只是某個主體的影子，只有外頭南下北上的火車日夜不息，哐噹哐噹很堅定地要開往某個地方。如此一過十三年，我離家上大學，一家人再也沒有一起搬去什麼地方。青春期的每個晚上我聽著火車經過，感覺自己縮在軌道接縫裡，終有一天伸出手去，就能抵達一個地名很美的地方。像是豐原。像是通霄。峨眉。金山。萬里。 二伯就搬去了豐原。那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據說是因為被當時論及婚嫁的女友騙走了大半家產。小時候我用多年間偷聽來的言語片段拼湊出一個簡單的故事：二伯沒有結婚，獨自離家，到一個水草美好的遠方生活。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家族閒談裡極少提及二伯。沒有人到過豐原，於是「人在豐原」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輪廓，輪廓裡一片空洞。住在鐵道邊公寓的十三年裡，二伯到訪過兩次。一次他帶給我和弟弟一人一只顯然過大的成人手錶，算是人生初見的禮物，然後蹲在中風失語多年、阿茲海默症初初發作的阿嬤面前，像對一個洞穴喊叫那樣重複自己的名字。另一次他來向父親借錢做假牙，臨走時面色陰沈，掏出一張某某仙人跳詐騙犯落網的剪報，低聲問父親是不是二十多年前那個不告而別的女子。他來去匆匆，我始終沒能看清他的長相，唯一記得的是他離開的背影，沉重、孤寂，被公寓吐出去，像長壽電視劇裡每個家庭裡都有的那個不知何時變成了卡夫卡式的怪物，必須貼心地把自己搬走，全身固執地覆滿了心虛和愧疚的兒子。 像一頭犀牛。儘管我從來沒真正看過犀牛。後來一家人只去過一次動物園，模糊的記憶裡看了企鵝，騎了大象，餵了長頸鹿，就是沒看到犀牛。那隻未曾見過的犀牛於是跟著我一路遷徙，慢慢長起和杜勒木板畫裡的犀牛一樣華麗而虛幻的盔甲，有時我拖著牠，有時牠推著我，直到某天獨自在另一個軌道旁的公寓裡醒來，恍然驚覺已經離家太遠，四周一片蒼茫，毫無路向，彷彿一路走來都是夢遊。只是不確定夢遊的究竟是雙腳離地的我，還是那隻踏著沉重步伐的犀牛。 而公寓外的車輪仍在前進，擦過軌道發出空洞的聲響，要我搖搖晃晃地做夢，有時就回到了萬里之外的床上，想起豐原一類的地方，想起二伯像一團巨大的黑影摔出公寓窄小的門，然後想起他已經在十多年前的某個夜晚一個人死在豐原的鐵軌上，沒有人能知道是不是意外。是那樣通過層層電話和言語傳遞、突如其來又帶著時差的死，因為安靜而顯得殘酷、冷峻，令我在漆黑的房間裡縮起了身體，彷彿是我正躺在冰冷的軌道上，等待列車從遙遠的地方靠近。地面開始震動的時候，有什麼銳利而堅實的東西一把匕首一樣溫柔地抵著我的背脊，像在說該走了，又像要說不要害怕。 是犀牛。 機場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厭惡起機場。 對機場最早的記憶倒還像深海裡一塊金子一樣安靜地發光。高中畢業那年暑假母親剛剛被騙走了幾乎所有積蓄，眼淚擦乾後堅持節衣縮食了好幾個月，買下一張薄薄機票送我到太平洋另一端的三舅家小住。在家裡極少說客家話的母親，遇到大事格外硬頸，幾個星期裡一邊聯繫著詐欺官司，一邊明快地安排好了一切——行李箱、護照、簽證、靠走道座位、吉隆坡原位轉機、語言學校、剛好接上開學的返程航班——我在汽車後座半夢半醒睡了一路，看到燈光大亮的航廈浮現在深夜車窗上，恍如一艘漁船在闃黑大海上搖搖晃晃的時候才意識過來，自己是真的要一個人搭飛機出國遠行了。 搭飛機。出國。遠行。三個原本不完全相干的詞語，在島嶼南方小鎮都成了世界邊陲的同義詞，能輕易將十八歲的我對未來的想像充填得樂觀鼓脹。多年之後我從遠方返回山間老家，第一次見到堂哥的小孩，和我離開山裡時一樣歲數，睜著明亮的眼睛門裡門外來回亂跑。已經老去的伯母問完我的去向，轉頭對小姪女說：「姑姑明天要搭飛機哦，去歐洲，很遠很遠的地方。」語氣像是我要去做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偷眼瞥見一旁的母親面色一沉，看起來想反駁什麼，卻終究沒有開口。 我於是沒敢問過母親是否曾經後悔為我安排了那趟遠行，又或者她在往後我離家百里而後萬里的十多年裡如何回憶那晚的機場。在我的記憶裡，整修前的桃園機場送機大廳天花板極低，慘白燈光不帶一點感情，母親把我的機票護照行李又檢查一遍，說了一句「學好英文」便要我趕緊出關。海關的入口窄仄，穿過門後便是一整片落地窗。一架飛機正好起飛，一閃一閃的機燈很快沒入漫無邊際的夜色裡。我第一次真正看見遠方的位置，忽然感覺腳底有些空，回頭望向門的另一端，父親和母親已經不在原地。我也許花了幾秒鐘揣想他們將如何開一夜後座空空蕩蕩的車，迢迢返回我再也沒真正回去住過的家，又也許沒有。一些人匆匆經過我身邊，各自有要去的方向，我便也自然地慌忙跟上。那時還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某個地方。 後來讀到齊克果說自由像一個深淵，才明白過來為什麼那晚機場落地窗裡的夜色那樣黑得令人心動。凝視深淵使人暈眩，而暈眩是一場藥癮，拽著我在接下來幾年遊蕩過一個又一個機場。奈洛比。史高比耶。明尼阿波里斯聖保羅。德勒斯登。卡薩布蘭加。史普利特。葉里溫。馬斯開特。孟買。安塔利亞。盧布爾雅那。那些名字讀起來像一串咒語，在我身上偶爾留下痕跡。有些地方我還能記得幾張見過的臉，排過的幾個長隊，或者睡過的幾張椅子；有些地方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就又回到機場的航班告示板上，成為其中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地名。前中年最令人猝不及防的悵惘，莫過於某天不意翻開許久未讀的書，發現書頁裡夾著當作書籤的機票，才艱難地想起曾有那樣一趟旅行，然後更艱難地想起無論是一起踏上旅程的人，還是抵達過的城市，都已經不是當時的模樣了。 且當時我還是個會將每張機票珍惜地留下，看到相隔數千公里的地名並排出現在航班告示板上，便興奮得莫名所以的稚嫩旅人。我以為機場之自由不在於飛翔，而在於看似無盡的可能性。第二次出國在赤臘角機場轉機，近百個登機口不間斷地吞吐離開與抵達，遠行的人們揣著各自的故事聚了又散，許多我不認識的語言在深不見底的巨大航廈間來回漂浮，直到失去形狀。機場的玻璃窗總是很厚，陽光透進來照亮了所有細塵，卻缺乏溫度。在那個世界那麼遠又那麼近的魔幻時刻，我站在窗前看大大小小的行李被擠壓、堆疊，再一個一個拋擲進機艙深處，感覺自己也正在一條長長的輸送帶上，越走越顯得渺小，小得命運隨便推我一把，就能把我送往另一個方向。我只需負責奔赴，快樂而不知返，像一顆無法停止滾動的石頭。 但無法停止滾動不等同於前進，這也是機場告訴我的。年少時的遠行像漲潮，所有行動只為了填滿，而不為意義。潮水退了之後，存在主義的嶙峋礁石緩緩現形，一張張猙獰的臉時不時拋出凌厲的問題，逼我閃躲或者沉默。不知道是因為人在路上久了，還是全球化資本主義作祟，全世界的大型機場在我眼裡愈來愈相像——寬敞挑高的出境大廳、昂貴而菜色平淡的連鎖咖啡館和餐廳、四季不歇的空調系統、繁瑣磨人的一道又一道閘口、綿延不斷的平面手扶梯、菸酒香水巧克力品牌千篇一律的免稅店——某次搭了一趟十多小時的飛機，踏出空橋的時候感覺像回到原地，恍然彷彿自己三十幾年的人生。 或許我是因此才開始厭惡機場的。儘管這麼說也不盡公平，每個機場進了入境大廳之後仍是各自的國度。一個人旅行的路上，最孤獨的時刻往往就在出機場的瞬間。幾十分鐘前還肩併著肩在高空遠行的同機乘客，領了行李便四散無蹤，此生緣份耗盡得十分乾脆，留我一人帶著長途飛行的疲憊，一邊在陌生面孔和語言間搜尋網路和進市區的交通方式，重新校準自己的方位，一邊暗暗羨慕那些有人舉牌來接的人。在一座陌生城市裡有一張熟悉的臉等著，這情意夠虛有其表，也夠深刻。我也曾在幾個機場終於見到想念許久的人，有時從遠方來的是對方，大多時候是我，關係終結幾年之後許多對話甚至對方的長相都忘了，唯有機場茫茫人海裡相見那一幕，每次出關看到不屬於我的花束紙板擁抱笑容時都能清晰地想起來，自己畢竟曾經遇過一剎那的真心。 又或許我開始迴避的是情緒。機場裡的感情總是飽滿。送人，等人，接人，追人。終於下定決心的告別，心裡直覺的最後一面，藏了許久總算說出口的話，期待多年的相遇，跑到一身狼狽也要挽回的戀人，各式跌宕情節在海關薄薄的門前摔成一堆，難怪機場安全人員的表情總是不分國籍地麻木。年輕時毫無顧忌掉的眼淚，過了三十歲後都成了包袱，在人到機場的時候顯得特別沉重，於是也分不清楚情緒過載的是自己，還是機場。土耳其電影《遠方》裡男人的前妻要和新丈夫移民加拿大，他在最後一刻趕到機場，卻躲在角落不願露面。整場戲沒有一句對白，只有幾個沒對上的眼神來回，以及機場里一貫的行色匆匆。我在電影院裡屏住了呼吸，不時閉上眼睛才勉強看完，像看一部恐怖片。 總之我開始盡可能地拖延到機場的時間。有時在往機場公車站牌旁的咖啡館閒坐看書，有時在酒吧和陌生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到午夜，也有一些時候乾脆徹夜未眠精神亢奮地隨著派對結束跳上計程車。行李能減則減避免托運，機票預先用航空公司的應用程式下載，液態物品和筆電則放在背包最容易取出的位置，一到機場便徑直機械化地通過所有關口，最好在開放登機十分鐘後抵達登機門，一點停留思考的餘裕都不需要有，幾乎像極了剛上路旅行時最嚮往的那種長年奔波各國的商務人士。 當時我沒想到的是，要成為經常穿梭各地機場的人，必得養成和機場一樣的疏離。乾淨，齊整，而不帶感情。在島嶼和他方之間飛了許多年之後，我終於承認機場到底不適合自己。 唯一會在機場逗留的時候是轉機。機票越便宜，轉機的時間越長，兩相權衡往往還是咬牙選擇直面自己的軟肋。一個深夜停在此前從沒想過要去的阿曼，坐在一片死寂的候機室裡考慮該不該潛入祈禱室在地毯上睡一夜。我的臉一定看起來很迷茫，因為對面原本專注在筆電螢幕上的男人忽然問你還好嗎。我們講了英語，又講了法語，他說你的外語真好，我說謝謝我在國外好幾年了應該的。這句回應我已經說過許多次，每次都十分心虛，不知道要怎麼讓應該的三個字聽起來盡量值得。男人說自己在阿曼工作了兩年終於要回在加彭的家，又問我這趟旅行的去處。我說了幾個地名，他的表情困惑起來：「你剛剛離開了家？還是要回家？」 我想起這十多年來如何在不同機場的輸送帶間流轉，感覺自己是一顆滾動的石頭，以為最終會滾向某個確定的地方。第一次聽到巴布狄倫的那首歌正是十八歲在加州的那年暑假，我英語不好，整首歌只聽懂了「像一顆滾動的石頭」。一直到幾年之後才明白過來，在那句之前他唱的是「獨自一人，沒有回家的方向，無人知曉」。 那時我可能以為滾動指的是自由。

作者：林禹瑄 出版社：潮浪文化 書系：文學聚落Village 出版日期：2024-11-27 ISBN：9786269889389 城邦書號：A5530023 規格：平裝 / 單色 / 272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