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倖存者將是領路人，引領社會走向對於正義的全新理解 針對女性的暴力是世界上最常見的人權侵犯事件。美國的統計報告指出，大約有20%的女性曾是強暴受害者；12到24歲之間的女孩與年輕女性屬於高風險族群，有色人種、原住民族跟女同志的統計數字甚至更糟。根據一項以美國大學生為對象的保密調查，大約每四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承認曾被強逼發生性關係，而大約5%到10%的年輕男性承認，至少曾有一次對女性「占了性方面的便宜」。 還有其他形式的性剝削。涉及反覆侵犯的性販運跟職場騷擾，受害者與犯行者之間交織著愛、服從、經濟依賴等複雜關係的家暴，或是兒童與青少年的性虐待。童年時期的暴力可能會破壞受害者形成信任、親密與相互關係的能力，也可能傷害了她保護自己的能力，讓她容易反覆受暴；童年受暴倖存者也極度可能變成強暴、性販運或親密伴侶暴力的受害者。 性暴力事件中，只有少數會向執法單位通報，其中予以逮捕、起訴與定罪的案件更少。根據美國針對刑事司法體系的統計數據，所有強暴案中或許只有1%到5%實際上會被起訴，而達成認罪或定罪的比例是0到5%。那些確實向執法單位尋求幫助的受害者，鮮少透過這種方式找到幫助或慰藉。即使是在傳統司法體系能得到最好結果的狀況下，對倖存者而言，整個尋求正義的過程仍是痛苦的，創傷的傷口並不僅限於犯行者的暴力與剝削所導致的那些，旁觀者──所有參與共謀、寧願不知有虐待發生、或者責備受害者的人——他們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的傷口往往更深得多。 如果創傷真的是一種社會問題（它確實是），那麼復原就不可能只是個人私事。 在復原過程中，倖存者免不了要直接面對許多複雜的正義問題：她們敢公開說出她們的故事嗎，要是這麼做了，她們的真相能夠得到社群承認嗎？傷害能被修復嗎，要是可以，修復會需要什麼？倖存者與加害者如何能夠繼續生活在同一個社群中？向加害者問責是什麼意思？和解是某種值得期待的事情嗎，如果是，能夠如何達成？社群要如何提供公共安全並且預防未來的傷害？ 如果創傷源頭在於一種根本的不正義，那麼完整的療癒就必須要求來自更大社群的某些正義措施來加以修復。 《創傷與復原》提出復原過程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恢復安全感、重建信任關係；回顧與哀悼；重新（與自我和社群）連結。《真相與修復》將提出復原的第四、同時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正義。 本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權力」，對照暴政與平等兩種不同權力關係的原型，並探究世界各地的父權體制霸權，鋪陳出全書理論基礎。什麼才是倖存者想要的正義？許多倖存者說她們想要真相與修復，司法體系實際上提供的卻是懲罰與金錢損害賠償，第二部「正義的願景」即是作者詳盡闡述從報導人證詞裡浮現出的正義願景。第三部「療癒」是從如何補償倖存者、避免未來傷害，發展進一步的正義概念：療癒受害者、加害者，以及更大的社會。最終以充滿願景的「倖存者的目標」作結。 赫曼援引哲學、社會科學、歷史、法律與心理學作品，以及律師、法官、倡議者、教育家、心理衛生臨床工作者等直接與倖存者一起工作的專業人士的訪談內容。不過究其核心，這本書是奠基於倖存者自己的證詞，因為她們就是倖存者正義或者療癒正義的專家。赫曼深入傾聽倖存者的聲音，由她們帶領我們走向更上一層樓的正義願景。 「第一步很單純，就是去問倖存者，對她們來說，怎麼做才能夠糾正錯誤——或者說是盡可能地糾正。這做法聽起來很合理，實際上卻鮮少有人這麼做。因此，到頭來，傾聽變成一種激進的行動。 在這本書裡，我設法顯示出對許多倖存者來說，正義意味著什麼——而且透過她們的想法去預想，如果她們的需求與願望真的被納入考慮，我們的司法體系會變得多麼不同。」──本書導言

導言 方法論說明 第一部　權力 第一章　暴政的規則 第二章　平等的規則 第三章　父權體制 第二部　正義的願景 第四章　承認 第五章　道歉 第六章　究責 第三部　療癒 第七章　平復 第八章　復歸 第九章　預防 結論　最長的革命 致謝 註釋 譯名對照

第四章　承認（節錄） 證明清白 倖存者希望她們的社群能夠做出多種補償行動，從危機中的即時幫助與支持（就像里維拉當年要求的），到防止暴力的廣義教育計畫都包括在內。然而在任何形式的行動之前，倖存者希望得到道德上的平反。她們希望旁觀者表達立場，認可有人做出不公之事，而且毫不含糊地譴責罪行。在面對常見的偏見，也就是把發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任何事都歸咎於她本人的時候，她們想要得到社群的保證：她們不該被虐待。她們希望能將那份羞恥的重擔從她們肩頭移到加害者的肩膀上，重擔該屬於他們。這是我的訪談中所出現的共識。我的談話對象都敏銳地覺察到，罪行是刻意要破壞她們的名譽，並且孤立她們；因此，她們尋求恢復自己的名譽，並且重建她們自己跟社群的連結。她們一致把正義定義為承認與證明清白。 然而，我們的正義體系讓承認與證明清白兩者都變得難以企及。律師兼政治科學教授羅斯．柴特（Ross Cheit）也是一位兒童性虐待倖存者，他的故事同時說明了得到承認與證明清白是什麼感覺，還有即使只是為了要得到這些正義的首要條件，也通常需要經歷一場巨大的戰鬥。已經是個成年人的柴特回憶起他在舊金山男童合唱團舉辦的夏令營中被指導員虐待，這個合唱團是個備受尊崇的組織，他在其中長大。他做了調查，然後發現還有不少男孩也在合唱團的夏令營裡遭到虐待。他跟另外兩位倖存者提起刑事告訴，不過到頭來無法起訴，因為追訴時效已過。柴特轉向加害者比爾．法莫與合唱團提出民事損害賠償。 理論上來說，比起刑事控告，民事訴訟提供倖存者一個比較沒那麼險惡的正義之道。民法是關乎兩位公民、或者個人與機構之間的爭端。以法官這個人所代表的國家，是爭端的仲裁者，而不像刑法裡的那樣，代表其中一方。倖存者有提出告訴與否的選擇。如果針對傷害索賠，被告必須有所回應，法庭有義務聽取雙方說法，並且批准解決方案。如果傷害得到證實，補償辦法就是金錢，傷害的嚴重性則可以由犯行者必須支付的補償金額來判斷。 因為在民法中被告的自由並未受到威脅，正義天秤並不會像在刑事審判時那樣偏袒被告。雖然舉證責任仍然在原告方，卻沒有無罪推定原則。因為進入法庭的原告跟被告，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的公民，正義天秤理論上是平衡的。此外，證據標準就只是「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而不是更嚴格的「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些區別讓民法審判成為一種倖存者比較容易得到正義的形式。然而事實是，民法訴訟仍舊是一場磨難。這些訴訟還是在兩造對抗制度裡進行，倖存者可以預期會遭受各種侵犯性的意圖，要挖出他們的不堪之事，包括發傳票取得心理健康紀錄，還有在法庭上受到羞辱人且醜陋的人身攻擊。 法律訴訟也需要法律代表，而這有可能非常昂貴。倖存者常常發現自己處於劣勢。舉個例子，根據律師同時也是女性主義倡議者亞麗珊德拉．布羅德斯基的說法，她才從法學院畢業五年，廣受認可的專業指南就表明，她一小時的收費將接近五百美元。理論上，公民們可能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但在實踐上，當從屬團體的成員要在法庭上尋求正義的時候，原告與被告之間的權力差異之大，實在太明顯了。 羅斯．柴特，身為一位中年已婚異性戀白人男性，承認這一切性別、教育、種族與階級上的優勢給了他地位與可信度。「我第一次跟一位律師談話時，他對我說：『你當然會被採信，因為你是男人！女人進法庭的時候，別人會想著妳撒謊。如果是男人：神啊，你怎麼會對那種事撒謊呢！』」他也理解兩造對抗制度如何運作，而且可以向對造的律師說：「如果你想來硬的，我就來硬的。你知道我會贏的。」他的妻子評論道，她認為民法訴訟是為男人設計的。 因為被告比爾．法莫在該出庭的日子沒出現，案件自動被裁定成對柴特有利。儘管如此，為了讓法官決定損害賠償金額，仍然舉辦了一場單獨的聽證會。對柴特來說，就算擁有法律背景，在法庭做證還是一種非常緊繃又情緒性的經驗，讓他流下眼淚。「我站上證人席，講出發生什麼事，」他描述道，「法官裁定我的索賠有五十萬美元的價值。對於這筆我從沒想過會看到、也永遠不會看到的錢，我記得那種感覺讓人頭暈目眩。法官不只是相信我，還認為這很重要！金錢確實代表某種意義。那天，這個體系承認了我的傷，重視我的價值。他們本來可以說『你為什麼到現在還在講這個』，但他們沒有。」 柴特的父母在他做證時陪伴他到庭，也在他對抗合唱團的法律訴訟中簽署了支持陳述，主張他們信任的機構竟然背叛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兒子。他回想：「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他們會這麼做，會跟我站在一邊，說出這傷害不只是針對一個人，也影響到其他人。」透過發聲支持他的訴求，他的父母還示範了一個道德社群的基本原則：傷害一個人就是傷害所有人。當然，這始於家庭，但可望延伸到家庭範圍之外。 柴特並不滿足於一個承認對他個人造成傷害的判決。在他主動聯絡其他夏令營營友的時候，他發現許多人承認他們曾經受虐，但極少有人願意公開做證。他很感激能找到兩名男性確實挺身而出，在法庭判定提起告訴為時已晚之前，於最初的刑事調查裡擔任補強證人。然而，就民事訴訟而言，司法體系普遍把傷害架構成一種個人問題，而非制度問題，所以並沒有共同的對於制度背叛的救濟方案。是有所謂的集體訴訟存在，我們在隨後各章會聽到其中一些，但對於誰夠資格得到這種救濟，有許多限制。「我知道合唱團蓋掉了這件事，」他說，「而我本來有個很天真的看法，認為一起法律訴訟可以改變這點。我要他們寄信給每個參加過那個營隊的人。這完全是該做的正確之事。」不過合唱團的律師堅決反對這個想法。「你不能逼我們這麼做，」被告辯護律師說，「那不是對你訴求的救濟方式。你想要什麼？」 在他描述為「力戰到底」的累人冗長爭訟之後，合唱團跟柴特最後達成庭外和解。 這是大多數民事案件的解決方式，這是一種心理戰，有時候會一直拖到審判排定要開始的那天早上。在這樣的和解中被告常常不會承認責任，卻會付出一筆錢，通常附帶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s，簡稱NDA）。合唱團幹勁十足的律師很困惑，因為柴特顯然根本不在乎合唱團要給多少錢，就算他知道合唱團跟施虐者不同，他們是真的會付損害賠償金。他反而拒絕簽保密協議，堅持合唱團公開承認窩藏一個性連續犯的責任，這是和解中不能商量的條件。「他們不懂這種心理上的意義，」他解釋，「承認是一種安慰。」 透過在民事法庭追求正義、力戰到底，柴特能夠達到倖存者正義的第一個目標。在加害者缺席審判時，他得到法庭的認可，而他也能夠從事實與共謀體制造成的傷害中，得到不甚情願的公眾承認。他的某些朋友與法律同事很詫異，因為和解條件甚至包含承認該機構的做法是錯的，還有一份形式上的道歉書。「律師不做這種事的。」他們相當驚訝。不過他的故事也顯示出要達成這第一個目標難如登天，甚至有了柴特能動用的所有法律專業、社會支持、經濟來源與決心，都還這麼難。有這麼多同類案例都以保密協議和解了事，顯示出犯行者跟縱容他們的機構，會有多麼盡力花錢買到沉默，還有司法體系接著又是如何放任他們這麼做。 柴特對他所達到的成果感到驕傲，但還是對司法體系不滿意，因為除了承認與證明清白以外，他還是得不到許多倖存者都想要的東西：一個真誠的道歉、要犯錯的一方負起責任、預防未來的傷害，以及誠心努力彌補所有那些被傷害的人。多年之後，柴特透過管道聽說比爾．法莫搬到德州，還在那裡創辦了一個男童教堂合唱團。法律並沒有提供防止這種事的機制，也沒有辦法迫使舊金山男童合唱團主動聯絡多年前在夏令營曾被虐待的所有其他男性。至於形式上的道歉，柴特有話要說：「我們把這稱為道歉書，身為律師，我理解這是什麼。那措辭經過磋商，像是『如果你受到傷害』。你說如果是什麼意思？到頭來，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否認這件事。」 這個案子說明倖存者必須多麼努力奮鬥，才能達到甚至只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公開承認真相。這確實提供了希望，憑著勇氣與堅韌，倖存者有時候可以在既有的司法體系中戰勝，但只有極少數的狀況如此，而且程度還很有限。要實現倖存者的正義願景，承認與證明清白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因為這些願景遠不止承認，還包括道歉、究責與彌補。我們現在要轉向道歉的問題。

作者：茱蒂絲．赫曼 出版社：左岸文化 書系：左岸心靈 出版日期：2025-02-05 ISBN：9786267462423 城邦書號：A0400170 規格：平裝 / 黑白 / 236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