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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改版)
- 作者:卡蘿拉.史坦(Carola Stern)、英格.柏德森(Ingke Brodersen)
- 出版社:商周出版
- 出版日期:2012-10-01
- 定價: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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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截止日:2024年12月2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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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目錄
本書敘述有關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竄起與衰敗、戰爭、對人類的迫害與滅絕,以及「第三帝國」終於被擊敗,人民得到解放的那一年。這段時期是歷史,但同時亦涵蓋了無數個可以讓人從中學習的故事。我們從那些為求獲取利益而參與暴行的人們身上學習,但也從另一些為幫助別人而不惜冒生命危險的人身上學習。這些人往往只是默默無名的英雄,他們的姓名幾乎不為人所知。譬如,席特君‧查森豪斯,當被問及為何做出此舉時,她答道:「這是人性的良知。」
◎第一章:「元首國家」──一個獨裁政權的興起/漢斯‧蒙森
看似十分堅決果斷的納粹「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卻經常猶豫不決,以致於他在1923年11月企圖推翻可恨的威瑪議會共和的行動失敗。為了這次所謂的「希特勒政變」,他被判處四年的監禁,但前後卻僅服刑數月。他利用服刑期間撰寫了一本個人回憶錄《我的奮鬥》。
之後不到十年光景,時機終於成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帝國總理。他受到諸多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因為他們相信,一方面可藉此「控制」希特勒及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份子,另一方面可將其做為利用工具。然而,希特勒及其黨羽──從卸任戰鬥機飛行員赫曼‧戈林、宣傳頭子約瑟夫‧戈培爾,到後來的納粹黨衛軍首領海因希‧希姆萊──卻在短短數月之內,將德國打造成一個獨裁的元首國家。
◎第二章:「與領袖一同前進」──納粹政權如何征服人民的日常生活/希爾可‧羅倫斯
當納粹國家社會主義份子掌權時,卡爾、安娜朵麗和瑪麗安妮都還是懵懂未知的孩子。對於他們而言,1933年也是個新時代的開始。野外行軍、社團晚會、夏令營、冬夏至慶典──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不斷,所有活動均按照他們領袖的旨意,具有「德意志的思想、德意志的行動」,因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他們高唱行軍曲,學習德意志的問候禮,以及如何分辨「統治階級」與「劣等人種」。
偏偏是一個被俘虜的「劣等人」,一個來自俄羅斯的強制勞役工人,讓安娜朵麗的世界觀產生了第一道裂痕。他突破了這個原本信仰堅定的「希特勒少女」身上的冷血盔甲,畢竟,少女原將外勞視為必須擊潰的「敵人」。
◎第三章:天堂與地獄──從德國萊比錫到捷克特瑞辛市/蜜爾雅‧培斯樂
那年她剛滿14歲,正準備移民到巴勒斯坦,她的大姊荷蓮娜已在當地。出身萊比錫的猶太女孩漢娜蘿蕾,此時已改名為漢娜,去不成巴勒斯坦,反而來到哥本哈根,再輾轉去了丹麥的菲英島。雖然漢娜必須從事粗重的工作,面對納粹恐怖統治的威脅,她卻仍感到安全無虞。直到有一天,納粹黨衛軍的槍托在拂曉的門前猛撞,漢娜就這樣被帶到捷克特瑞辛市的集中營去了。
◎第四章:「為何軍人必須殺戮?」──白天爭戰,夜半轟炸/鄔蘇拉‧魏爾夫
這場戰爭並非突如其來,從先前的諸多徵兆便可看出端倪,例如「義務兵役」、「戰鬥」及「防空設施」等名詞,在戰爭之前已廣為流傳。漢納斯‧胡柏擔憂自己妻兒,認為確實有必要建造一個防空地窖。於是整棟房子的住戶上下總動員,完成了一間防空地下室,此時距離戰爭爆發仍有數年。
然而,戰爭終究波及這幢位於德國西部杜伊斯堡和丁斯拉肯兩地間一座小城郊的出租公寓。阿諾是一位忠誠的社會民主黨人艾利希之子,他加入納粹黨衛軍的行列,在戰爭結束時失蹤;小組督察員奧托‧史密特之子羅夫驚駭地目睹了納粹黨衛軍對俄國人民的恐怖暴行;沃夫剛則因為在戰時必須跟隨大學生連隊移師至波蘭而身受重傷,成為這棟公寓裡的第一位戰爭犧牲者。
◎第五章:「別說這是為了祖國」──反抗納粹政權的義士/赫曼‧文克
朋友們事先警告過他,但是政論雜誌《世界舞台》的發行人卡爾‧馮‧歐西茨基仍決定先就寢休息。他在1933年2月28日深夜被捕,被發配至艾斯特維根集中營。其後礙於國際間的抗議,他才在1936年重新被釋放,但此時的他已經病入膏肓。然而在「第三帝國」期間,他並非唯一一個為了個人民主信念勇敢挺身而出的人。有人為反抗納粹政權,即使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譬如葛奧格‧艾爾沙就耗費了30個夜晚的時間,在慕尼黑的市民酒窖內安裝炸彈,不料希特勒卻比預定的時間早一步離開。又如「領袖的私人囚犯」——牧師馬丁‧倪慕樂被監禁於薩克森豪森的集中營裡。還有那三位來自比利時的年輕抗暴鬥士,他們在1943年4月成功阻止一班開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亡列車,231條人命因此獲救。
◎第六章:1945──解放的那一年/哈爾姆特‧馮‧韓逖希
在這場荒謬戰爭的最後數月,當敵軍早已深入國土之際,德國人卻依然頑強抵抗,難道抱著絕對服從、完成使命與堅忍不拔的態度,就可達成希特勒的「最後勝利」嗎?此時人們所能乞求的,不過是別讓自己淪為轟炸的犧牲品,或是被逮著的逃兵罷了。
數以百萬的德國軍人待在超大型的俘虜營內,正是反省思考的良機。在佔領區內,戰勝的同盟國正準備建立新的生活秩序。一級戰犯在紐倫堡的國際法庭內接受審判,許多德國人民至此才頭一次認清他們的醜行,卻仍不願意去面對事實。同盟國不僅藉著慘不忍睹的照片、刑罰與限制職業權對德國人民進行思想再教育;另一方面,人們也開始被迫去面對和因應如今的局面:失去當權者,卻換得自由。整個體制瓦解得徹徹底底,卻因此成為一個轉機。
◎後記:藉由假想敵的塑造使仇恨滋長/卡蘿拉‧史坦
北部伍瑟都島上的每個人都是親「領袖」的。媽媽偏袒希特勒,牧師亦然;學校老師贊同他,甚至連外國人也附和他──威爾斯王子曾造訪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私人山莊;柏林奧運舉行期間,法國隊甚至高舉右手,行希特勒問候禮。早在納粹份子當權之前,所謂的「紅色敵人」、「猶太人」等假想敵早已存在人們心中。將事情一概而論的習性更加速了假想敵概念的蔓延,藉著這些假想敵讓仇恨滋生,而仇恨再挑起暴力。
內文試閱
家中的門鈴總是響個不停,親朋好友們不時來串門子,為的就是共同舉杯慶祝納粹運動的勝利。個個滿懷著歡度佳節的心情,慶幸自己終於壓對了寶,這個國家也終於可以向前邁進。自從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只有當輸家的份,永遠萬劫不復。現在,大家都想聽聽收音機裡究竟給國社黨地方小組組長弗德烈‧瓦特(Friedrich Walter)——卡爾的爸爸——家裡帶來什麼佳音。每個人無不渴望分享柏林街頭因為歡迎新時代來臨而舉辦的火炬遊行。新任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對所有支持他的群眾講話,不多時,那個無比刺耳的嘶吼聲,就固定出現在每個家庭中。
8歲的卡爾也覺得,這個晚上是對他個人的一種證明,因為他老早就和他的死黨們「1、2、1、2」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踢著響亮的行軍正步。他們就像小小軍人一般,把雙手貼在短褲的接縫處,雄糾糾氣昂昂,一步接著一步前進,同時還高聲唱著「德國必須生存/德國必須生存/即使我們因此犧牲,即使我們必須犧牲!德國必須永續生存!」
唱著如此簡捷有力的歌詞,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悄悄對未來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還在和平的年代,他們就讓自己習慣於戰爭時期的思想,並練習在血腥的嚴肅中尋找樂趣,為自己年輕的生命,打開一扇死亡思想的大門。他們也相信,納粹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不斷幫人民洗腦的這些思想,都是出於他們原本的意願:每個單一個體都有義務參與這個人民共同體──任何人皆不准置身事外。他們所練習的一致步伐,將來也應穿越全國每個角落;誰若拒絕參與,就會被排擠在社會之外。
戰爭結束後,瓦特和父親合力開了一家製作畫框的小商店,靠著這份工作,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正如其他的市井小民一樣,他也希望國家的命運能徹底改變,完全抹滅戰敗的不堪記憶,並因此改善個人的生活環境。
他經常向兒子卡爾述說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名法國士兵如何用槍托將他的牙齒打落,只因為這個德國人不願意讓位給他。這個勝利者在戰敗者面前耀武揚威的故事,也使得他半大不小的兒子無法漠然以對,父母親沒完沒了地抱怨,說德國人民如何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讓卡爾成了忠實的聽眾。因此,他也從中學習到,如何判斷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如何分辨好壞;誰和你同一陣線,誰又是你必須小心提防的人;還有,究竟誰該為家中的一貧如洗負責。
因為1929年秋發生的致命的世界經濟危機,也讓這孩子的家庭強烈感受到其後續效應。父親在祖父去世後獨立經營的商店必須被迫關門,誰還有能力在這個時機來裱畫?人們必須為了每日的麵包,為了月底的房租,為了孩子的鞋子而努力奮戰。零用錢對卡爾來說,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1933年的德國有幾近700萬的失業人口,在弗德烈‧瓦特的眼裡,民主制度實在脆弱得不足以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尤有甚者,德國之所以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民主制度本該負起責任。在我們的帝國議會裡,只有高談闊論,卻無具體行動。瓦特將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國社黨的身上,這個充分展現出說服力、有著嚴格秩序與紀律的政黨。
1930年,他開始擔任國社黨地方小組的組長,滿心驕傲的他,經常身穿棕色的制服在城裡漫步。對他來說,一個先前完全失敗的生命,隨著1933年的來臨,所有的夢想都將實現。他在國家義務勞動處的行政部門又有了穩定的收入,全家人也遷至更寬敞美麗的公寓。卡爾十分崇拜爸爸,希望將來也能像他一樣偉大。
也由於這個緣故,卡爾8歲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原本他的年紀還太小,因為在1933年以前,青年團團員的最低年齡為14歲,在納粹掌權後下修為10歲。但該團破例將卡爾視為特別個案,這等於是一項殊榮。雖然納粹政權亟欲掌控所有的青少年,但組織中的特例情況仍應只能做為一種獎賞的形式,不可被視為理所當然。
☆希特勒青年團☆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團宣布改名為國家青年團(Staatsjugend)。年滿10歲者,可以成為「納粹小傢伙」;年滿14歲起,則自動歸屬原來的希特勒青年團。而女孩們在14歲以前可加入少女團(Jungmädeln,縮寫為JM),之後可加入德國女青年聯盟(Bund Deutscher Mädel,縮寫為BDM)。
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團擁有大約10萬名團員。到了1934年底,青年團與女青年團的人數便已暴增到將近360萬,這個數字幾乎囊括了全國所有介於10到18歲的青少年。
任何人只要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就等於置身在另一個世界當中,陌生人的話,會比自己父母的話來得更有力。倘若成年人也和納粹站在同一陣線,就如卡爾的父母親,便不至於太過突兀。但如果父母與納粹保持距離,或甚至持批判態度,親子關係就會變得極其複雜。究竟誰的話比較權威?是青年團的領導,還是父母親?而自己的親生孩子又可能會把什麼居家閒談的內容,報告給青年團呢?
卡爾並沒有這些問題,他的爸爸相當自豪,自己的兒子會被教育成一個規矩的小伙子、一個剛強的男子漢、一個堅毅不拔的戰士。卡爾和朋友們練習著野外偵查遊戲、潛近、掩護藏身、守候打探以及匍伏潛行,同時還高唱一些效忠國家、決心身先士卒和發揚團隊精神的歌曲。
某天,卡爾的遠親來訪,是個嚴峻的希特勒少年,也和卡爾一同參與組織在附近鄉間所安排的課外活動。一項行軍活動即將開始,亦即所謂的小旗行軍,150名興奮的青少年即將動身出發。他們手扛旗幟,全黑的旗幟上印有白色的閃電標誌。一如往常,在行軍的路上他們高聲唱著進行曲,因為進行曲不但能控制步伐,還能控制思想。「向我們的旗幟敬禮,向我們的標誌敬禮,向創造它們的領袖敬禮,向所有為他們犧牲的烈士敬禮,忠誠地追隨他們的呼喚!日以繼夜奮勇抗敵,讓我們成為旗幟的守護者,無論我們勝利還是倒下,我們的旗幟永遠聖潔。」
這群少年期待從身旁經過的人們對旗幟表達敬意,對這個象徵行威嚴之禮,對他們而言,這就是納粹運動的體現──當然還有他們所獲得的新權力。他們已經不再是無知的小孩子──這些納粹小傢伙象徵著未來。路旁有人不願對這方布料行禮,但這方布料對少年們而言,卻擁有幾近崇高的宗教意義。他既不肯伸直手臂,亦不願互撞腳後跟立正。卡爾的親戚立刻毫不猶豫地反應:他重重摑了那人一掌。卡爾就在身旁,冷漠以對。他絕不會給予那些妨礙國家信念的人絲毫同情,因為這些人只會成為絆腳石。
該敬老尊賢嗎?對這些少年們來說,它早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禮教。誰是棕色運動的一員,誰才值得尊敬。隨著一次次的野外露營、一次次的行軍踏青,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隔閡被離間得更深,而新舊價值觀之間的鴻溝,也變得愈發不可跨越。又如,將心比心已不再屬於為人的美德之一,此乃孩子們在社團晚會上被反覆灌輸的新戒律。相反地,他們應該如皮革般強韌,鋼鐵般堅硬,獵狗般迅猛。這是他們口中所謂的「領袖」希特勒,在1934年的紐倫堡黨大會上,在聽眾如雷的掌聲中所要求的。他們,這些希特勒少年,就是新德國的象徵。
心中。將事情一概而論的習性更加速了假想敵概念的蔓延,藉著這些假想敵讓仇恨滋生,而仇恨再挑起暴力。
作者資料
卡蘿拉.史坦(Carola Stern)
1925年出生於伍瑟都島,原名愛莉卡.阿司姆斯(Erika Assmus)。二次世界大戰後,她於東德擔任教師。1950年代逃至西柏林,透過各種文字發表,贏得研究東德專家之美譽。東德國家安全局曾兩度試圖綁架她,因此她以假名「卡蘿拉. 史坦」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許多人僅知其筆名。 1960年代,她負責科隆一家出版社的政治書籍編輯部。1970年開始,擔任西德電台(WDR)的編輯與評論人。退休之後,她在《交織的記憶》(In den Netzen der Erinnerung)及《雙重人生》(Doppelleben)兩本書中描繪自己的生命經歷,並出版一系列的名女人傳記。
英格.柏德森(Ingke Brodersen)
1950年出生,大學時期主修歷史。曾短期擔任教師,之後則長年任職於Rowohlt出版社,編輯並出版政治類書籍,而後升任Rowohlt Berlin出版社負責人。 多年前,她與其他作者共同合作出書,書中多位主角回顧自己在希特勒成為共和國總理那一天當中的經歷。書中有位作者是共產黨員,他在1933年旋即被捕入獄;這人和英格.柏德森有著同鄉之誼。從他口中,英格瞭解了許多關於自己故鄉及鄉親們在納粹主義時代裡發生的故事。 目前擔任作者及撰書專案經理人,並為《卡夫卡》雜誌工作。她與朵莉絲.施洛德—柯普夫(Doris Schroder-Kopf)共同出版《總理住在游泳池》(Der Kanzler wohnt im Swimmingpool. Wie Politik gemacht wird)一書,並和麥布瑞特.伊爾納(Maybrit Illner)共同撰寫《小道消息報導--傳媒及其操盤手》(Ente auf Sendung. Von Medien und ihren Mac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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