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的巨流河。方勵之，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的先驅、社會主義中國第一位發表天體物理論文的學者，鄧小平一生中最頭痛的人物。親筆寫下既經典又獨特，且富戲劇性的人生經歷。 方勵之一生在封閉的世界中找尋科學的光芒，而這光芒同時照亮了中國的民主。 一九八七年，方勵之在台出版《我們正在寫歷史》，為世人揭示共產中國追尋現代化的矛盾與衝擊。該書出版後，形成一股方勵之旋風，從中國大陸吹向海外。然而，六四天安門悲劇之後，民主的聲浪突息，方勵之夫婦突然成了頭號通緝要犯，經過384天又10.5小時，終於安全走出美國使館官邸，落腳自由之邦美國。 儘管「民主鬥士」光芒掩過他的科學本行，離開中國後的方勵之，全心投入天體物理的科學研究，終身累積三百六十篇學術論文，數目幾可追平他的偶像愛因斯坦。 2012年方勵之猝然離世，這份塵封了二十年的手稿終於問世。此中不僅有他的思想、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他的遺稿《方勵之自傳》匯聚了這個時代的共同記憶，在人類歷史中刻下科學與自由的「普適」精神，滋潤世世代代華人的心。 「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導我（以及我的認同者）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 ──方勵之 【好評推薦】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影響深遠。他的強勁的聲音依然迴蕩在人們的耳鼓裡；深深的腳印仍為千萬個後繼者追尋。」 ──許良英 「譚嗣同就義時中國還是一個專制王朝，但他的犧牲為後人換來一個共和國家。被中共放逐國外終於身歿異鄉的方勵之，是另一種形式的犧牲，相信他換來的早晚將是一個民主中國。」 ──張作錦 「方不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科學家、心地純良的公民和慈愛的家長，也是一個歷史的偉人。」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Perry Link） 「他一生最高的信仰和追求，是科學的真理。……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大膽突破禁區探索宇宙學，成為中國宇宙學界的第一人，當之無愧。」 ──台大物理系暨天文物理所教授陳丕燊

◎出版者的話　　追念一位偉大的知識份子：方勵之　 高希均
◎序　 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　　 許良英
◎寫在出版之前 塵封二十多年的遺稿 李淑嫻

第一卷：自傳（1936～1990）

◎前言：對一張通緝令的注釋

◎第一部 時代巨輪
‧1.我的列祖列宗
‧2.北京的家
‧3.淪陷區的小學
‧4.第一推動年代
‧5.在北大的校園裡

◎第二部 北大出事了
‧6.第一次走向谷底
‧7.田野上的生活
‧8.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9.帝制下的歲月
‧10.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11.來到合肥
‧12.轉向天體物理學
‧13.七十年代末的現代化

◎第三部 走出中國
‧14.走出中國
‧15.改革的潮流中
‧16.治理科技大學
‧17.資產階級自由化
‧18.持不同政見者
‧19.一九八九年春和夏
‧20.十三個月
‧21.我經歷的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中美互動

第二卷: 自傳之後（1991～2012）

◎第四部 科學人生
‧22.第一次全盤西化
‧23.天線的故事
‧24.牛頓的水桶
25.擠開國門的時代──霍金第一次訪華
‧26.天為什麼是藍色的，一百年
‧27.「孔子觀小兒辯鬥」及續篇
‧28.可控核反應爐中的不可控
‧29.全球暖化中的物理和非物理

◎第五部 人在美國
‧ 30.台灣乙未「第一共和」和先外祖逸事考
‧31.民主何時能實現？──紀念「五四」九十年
‧32.聖心寺和「暴民恐懼」
‧33.頤和園治鏡閣消暑的日子
‧34.中國的德先生賽先生──許良英
‧35.關於許良英劉賓雁和我連署的那封信
‧36.懷念嚴濟慈先生／十二年後才打開的祭文
‧37.真實的鄧小平
‧38.從諾貝爾物理學獎看天體物理學
‧39.奧斯陸四日四記 40.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的挑戰
‧41.親歷亞利桑那山谷熱
‧42.亞歷桑那一百年／了卻勵之的一樁心願

後記：
‧一、仙人柱生長的地方 晨劍
‧二、中國宇宙學先驅 陳丕燊

附錄：
‧一、大事記
‧二、「避難時的宣言」手稿
‧三、方勵之申請返回中國的文件

追念一位偉大的知識份子：方勵之

◎文／高希均（「天下文化」創辦人）

　　這篇文章是用來紀念五四運動以後，北大出現了一位國際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及一位民主啟蒙的導師方勵之教授(1936-2012)。科學與民主正是驅動那個時代的力量。

　　 這本書《方勵之自傳》則更有跨世紀的傳承，如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教授所指出：「這是一份遺稿，一篇與中國近代史血脈相連、卻被塵封的文字，由方勵之親筆寫成，忠實地記錄下他和我親歷的一段歷史，大部分寫成於二十多年前，未曾出版。」

　　 「我們的經歷既有典型性，又有其獨一無二的戲劇性，所以，在本書問世前，有關我們，已有種種或真、或訛、或有意歪曲的『傳奇』流傳。要知事實真相，應以本書為本。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

　　 這本自傳對當前提出「中國夢」的北京新領導人，或許也可增加他們思考的新方向。

（一）十六歲進北大

　　 我們三位（王力行與張作錦）於一九八六年創辦《遠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台灣讀者，透過《遠見》的報導、分析，能客觀地瞭解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就在那個改革開放萌芽，中國的科學與民主正需要大量養分的時候，出現了一位星光燦爛的年輕科學家，以及業餘性倡導民主改革的方勵之。

　　 他有天才般的經歷：十六歲進北大物理系，被認為空前的優秀學生。畢業後分派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是日後中國科學院當選時最年輕的院士之一。

　　 從大學畢業到一九八四年底，方勵之一共發表一百三十多篇學術論文。隨著他在天體物理領域的成就，逐漸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又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副校長。自一九八○年代初起，他也開始陸續在浙大、北大、科大等地做些「業餘」演講，提出政治改革、教育改革、馬克斯思想過時等的言論，校園為之轟動，當局為之苦惱。

　　 先從天下文化出版他第一本書談起。

（二）出版方勵之第一本書

　　 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在台北接到一位不相識的外國人的電話。他說：「我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稿，也許你會有興趣出版。」半小時後，一位斯文而又熱心的中年人帶了方勵之的珍貴文稿出現在眼前，幾乎難以置信；就這樣展開了我與方教授二十五年的交往。

　　 在出版前，我與方教授事先約定，都要以自己的親筆字跡有一個簡短書面的「高問」與「方答」：

　　 （1）問：你為什麼想到現在要出版這本書？

　　 答：因為有現實的需要，反映一段有價值的歷史。

　　 （2）問：這本書的一貫思想是什麼？這些思想愈來愈重要嗎？

　　 答：科學與民主是核心，這對一個社會的進步是極重要的。

　　 （3）問：如果美國大學請你去做研究或演講，你會接受嗎？

　　 答：我已經接受過美國同行邀請去研究及演講，並仍將接受他們的邀請，講題大多是本行專業的。

　　 （4）問：你對中國人的前途樂觀嗎？

　　 答：從長遠來看，是樂觀的。

　　 （5）問：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在世界上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答：整個世界中的平等的一員。

　　 （6）問：你對中國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如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情形關心嗎？

　　 答：很關心，但所知情況不多，特別新加坡、台灣所知更少。

　　 （7）問：你認為中國大陸青年大都有理想，還是很現實？

　　 答：整體上來看是有理想的，這兩年的事態證明了這一點。

　　 （8）問：你將來如何安排你的時間？參與更多的民主運動，還是從事學術研究？

　　 答：我首先是物理學家，當然像一切知識分子一樣，我應盡自己可以盡的社會職責。

　　 同年一九八七九月，《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在台北聞世，立刻受到海內外讀者的重視。

（三）在北京見面

　　 次年（一九八八）六月二日終於在北京他的家中相晤。握手的剎那，我們像是認識了多年的朋友。

　　 他犀利嚴謹的文章我熟悉；他鏗鏘有力的聲音透過錄音帶我熟悉；他戴了黑框眼鏡的開朗面貌我熟悉；只是還沒見過面。

　　 他第一句話是：「聽說你來北大演講？」我說：「除了演講，就是要來看你。」

　　 我帶了一本自己寫的《對有權人說實話》送他。其中有一篇寫他的文章—〈美麗的中國心：方勵之〉。他歡喜這個書名。

　　 離開北京前他夫人（李淑嫻）漏夜趕出來的一篇重要文章〈風雨中的勵之和我〉，她說：「勵之始終處在危機之中。」、「勵之胸襟坦蕩、光明磊落，對一切忠實地、認真嚴肅地編輯、出版他的演講及有關文稿的人們，都認為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趁高希均教授來北大、清華演講，順便到我家作客之際，寫下這點真實的過程，避免一些誤傳，以謝所有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這段話使各方朋友更體會到我們出版這本文選的用心。

　　 一年後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方氏夫婦避難於北京美國大使館達十三個月。

（四）在劍橋談辦大學的抱負

　　 第二次見面時，是一九九○年的夏天，竟是在英國的劍橋。沒有鄧小平點頭，方勵之夫婦不可能離開大陸。在鄧小平內心的深處，是否也需要這種尖銳的鞭策，來減少他改革的阻力？鄧小平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扳回一局，他需要借重而不是放逐知識分子。

　　 八月下旬的劍橋，遊客如過江之鯽。我到凱因斯思潮的發源地，卻是探訪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傍晚時刻在他研究室中相聚。次晨他與夫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我的旅舍一起用早餐。面對著垂柳、花叢與原野，旅客怎會知道這對共奮鬥、同患難、聚少離多的夫婦，背負著多少人的期許。他們談中國前途、大使館一年的經歷、台灣的角色，與他們今後的計畫。

　　 突然，話鋒一轉，兩位不約而同地說：「我們的夢想是有一天能辦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這樣的抱負。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教職的我，對他這樣的一個「夢想」，自然是充滿驚喜。如果方勵之能到台灣來辦這麼一所大學，其對大陸的影響是否更超過王永慶的海滄投資案？王永慶可以其經營方式來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方勵之則可以其辦大學的抱負，來證明自由與獨立的優越性。

　　 事實上，方勵之辦大學的經驗更多於討論人權。方勵之說：「在科大，我的辦學宗旨是：科學、民主、獨立、創造。」他曾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九八七年一月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

　　 方氏夫婦很清楚：要辦一所國際性的大學，不僅要有抱負，也要有錢、有人，在大陸的多種限制下，更要被批准。

　　 他要辦一所什麼樣的大學？他一口氣說出了一個輪廓：

　　 ●大學不在乎大，但要注重素質與精緻，要尊重獨立思考，要注重學術研究。

　　 ●這所大學應當是國際性的，也是開放式的。歡迎各國學者、學生來進修，也允許大學中講授各種思想、學說。

　　 ●這所大學也可吸引一些在海外深造的大陸優秀留學生去到台灣，也可以為大陸培養部分人才。假使大陸允許，還可以去那邊設分校。這所大學的宗旨應當是科學、民主、文化。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活潑的民主思想，與深邃的文化素養。

　　 他舉出在劍橋讀過法律的李光耀總理，最懂得為新加坡吸引人才。我舉出在劍橋讀過物理的李國鼎先生，遠在二十多年前，台灣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時，就設法做出各種人才回流的努力。

　　 方勵之激昂地說：「為中國培養人才，就是在為中國增加希望。」方勵之婉拒出任民運領袖的巨大壓力，完全合乎他的思維。用李淑嫻的話：「方勵之是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

（五）「傳記」是李淑嫻最真摯的貢獻

　　 方勵之與李淑嫻二位從北大同班同學相識相愛而結成夫婦已逾五十年。很少有一對夫婦是如此緊密地相互依靠—即使有過長達十八年分在二地工作。他們共有過年輕時熾熱的革命理想、中年後的在學術研究及鼓吹民主的壓力下，渡過不平靜的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及進入美使館更是人生中最大的磨難，這本自傳是方教授避難在美國大使館十三個月中（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所寫成的記錄。

　　 一九九○年六月北京同意方氏夫婦離境，他們先赴英國劍橋大學做短期訪問，最後選擇了在美國任教，展開了人生一個全新的教學生涯。定居於亞利桑納大學後有二十年時間，方教授得以在國際物理學界更上層樓。二○一一年十一月大病初癒後的方勵之感動地告訴他的妻子：「這二十年的生命是值得的。」

　　 李淑嫻教授自身就是一位優秀的北大物理系教授，為了夫婿的事業與安危，及二個男孩的教養，她付出了一生的青春。在危機及轉機中，她清晰的思維與果斷的決定，一再表現出的是，在二十世紀多難的中國，一位「女性勇者的畫像」。

　　 當方氏夫婦於二十二年前的六月走出北京美國大使館，飛向大西洋時，迎接他們的是無窮的蒼穹，却再也沒有能踩到祖國的土地，這應當是方勵之終生之痛。

　　 當有一天我去他安息的East Lawn Palms墓園表達追思時，我會告訴方教授：「你已經承擔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太多的責任，做出了太多的貢獻。你又有一位堅毅而聰慧的妻子終身相隨，人生已接近無憾。」

寫在出版之前　塵封二十多年的遺稿

◎文／李淑嫻

　　這是一份遺稿，一篇與中國近代史血脈相連、卻被塵封的文字，由方勵之親筆寫成，忠實地記錄下他和我親歷的一段歷史，大部分寫成於二十多年前，未曾出版。開始，由於我們並不在意「商機」；後來，我們雖離開專制的直接控制，但它似乎仍然如影隨形，阻礙了這段真實的歷史由他親口述說。方勵之猝然離世，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找到它，決意付梓永為紀念。

　　 我們的經歷既有典型性，又有其獨一無二 的戲劇性，所以，在本書問世前，有關我們，已有種種或真、或訛、或有意歪曲的「傳奇」流傳。要知事實真相，應以此書為本。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讀來如同和他談話，時而尖銳直逼主題，時而開懷大笑似乎聽得見他那特有的、極富感染力的朗朗笑聲。方勵之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他所寫史實可與已解密和將解密的權威史料對比。

　　 我們都有一個艱難但豐富的童年，經抗日戰爭的顛波，曆內戰之中、之後的巨變。物質的匱乏、社會的亂象，過早喚醒孩童的心智；戰亂的動盪，人材的極度流散，卻使我們在極幼小時，就得到優秀老師的啟蒙。

　　 童年的教育是難忘的，它鋪下一個人心的底蘊，種下一個人靈魂的胚芽。從記事起，就知道要追求甚麼，並努力去做，儘管還不會用「理想」這樣的名詞。所以，經常地或每天，要寫下一些文字。小時候，是對自己、對父母或對老師；長大了，是想記下我們走過的人生路，錄下我們自己的心聲……。這些，日記也好、書信也罷，我們彙集過，也珍藏過，但沒有能力妥善保存。因為，我們的經歷與中國近代史糾纏在一起，雖生活在中國的和平年代，跌宕起伏的人生路，一次次遭遇毀家，丟失一切，連同我們珍愛的記錄。這份遺稿，被塵封二十多年，卻保存下來了。

　　 我和方勵之在同一年（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新校址是原燕京大學的舊址，它是明、清的數個園林和王府，其中有稱「勺園」的基礎上由燕京大學的奠基人，按統一規劃，最新設計重建的。大陸易手後，1952年按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打亂了原有的大學結構，但傳統還在。一批滿抱建設祖國熱情的留洋學者回國，成了我們的老師。他們帶來與世界相接的科學知識，也帶來與世界相通的自由空氣。 正處於青春萌發期的青少年栽培在這樣的土壤，可以想見整個大學的氣氛。這是我們科學和人生的啟蒙時期，得遇最好的老師，得到近代中國歷史中最好的受教育機會。我和方勵之相遇、相知、相戀在充滿自由氣氛的校園。他像孩子一樣有一顆真誠、聰慧而透明的心，沐浴著雨露的滋潤，這決定了他對生命的抱負、人生的定向。當年，對知識的渴求，對理想的懵懂期望，使大學時代猶如一曲牧歌，充滿朝氣。清亮、明朗的追求，踏實、奮發的努力，似乎理想就在腳下，美景就在前方。我們在北大定型，理想的定型，靈魂的定型。這樣對人生的理解，在繼之而來的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中，註定要摔下來。摔下來，再思考。每一次摔下來就丟失我們視為珍寶的生命記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我先被定為「右派」。在不得不分手前的三天三夜，我們約定「冷凍我們的愛」並相信可以等得到春暖花開，離別前在各自的日記本上標以序號，等著哪一天也許可以交換，互訴衷腸。

　　 他以工整的字寫下長達二十多頁的、惟恐是永訣的告別。我永不能忘他那激憤而不埋怨、沉痛而不失望地對我的呼喚：

　　 「……我曾勸你向黨交待一切，連同最隱秘的思想，這沒有錯，因為我們入黨不是為別的，是為了奉獻。向自己最信任的組織隱瞞，不是我們的生活態度；我們可以犧牲一切，但不能丟棄我們追求的崇高的共產主義事業……。你的問題的定性，我們無力去改變，但應當允許去轉化……。這些時，絞人心肺的痛苦無情地吞噬著我們的心，但這些流血的傷口，也許會被時間掩蓋，正如鞭打一個痛處，時間長了會變得麻木。一定要防止這種失去知覺的麻木！我們決不能放棄對理想的追求……。每個人的歷史是自己寫的，我們還年輕，我們還可以譜寫未來。踏踏實實、正直地作人，歷史是公正的……」。

　　 本以為分手可以保存他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殊不知他仍被定為「嚴重右傾」，即內定的「漏網右派」。此後，雖未理清其含意，卻蒙朧地看淡了它，既然同為「賤民」，何須自我隔離兩顆痛苦的心，拋棄後顧之憂後恢復了書信來往，每信發出時都編上號，以期來日一起重溫。

　　 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知道「反右」之後的社會情境，一旦被打上「右派」或某種賤民稱號，那是終身的、洗刷不掉的「污穢」印記，它是蓋不住也藏不了的。它時時跟隨你、提醒你；你不能按能力或喜好選擇工作，只能任人擺佈，處處受限；在各種政治運動中，都可以「被揪出來，再踏上一支腳」；任什麼人都可以欺侮你，污蔑你。這就是所謂「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沒有背叛自己的心，沒有背叛真誠的愛，不顧別人的白眼組成小小的家。我們不奢求什麼，真正的理解和愛，得以溫飽，足矣！有了孩子更添喜慶。殊不知「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打碎這個雖說不上是安樂窩，卻真是心靈的庇護所。一九六八年，勵之再一次「被審查」，查抄我們的「反動言論」因而要搜出書信及日記，惡意摘出一句就可定罪。在這情況下，我在他父母家後院的老椿樹下，小心地、無奈地焚燒了所有珍藏的、按年排好的日記本以及編好頁碼的信。如今，樹已被砍，四合院也已消失，樹若有魂，當記得我那一池清淚。

　　 勵之被「隔離審查」離家前，抱了抱剛出生的小兒子、眼盯著我說：「我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孩子、家事，一切由你作主。」再歉疚地轉向他的雙親說：「爸，媽，小勵（他在家的愛稱）走了，家小託付給二老，多關照！」。不久，四口之家分為三處。

　　 這次的生離與一九五七年的分離不同，不再只有青少年時代如詩如畫的戀情，近十年的共同生活，更深地知性知心，也更多地閱歷了社會。生離，使我們懂得什麼是最寶貴的，也使我們更冷靜地思考：最崇高的事業是什麼？應當追求的理想是什麼？

　　 從來不怨天尤人、不歎息命運的勵之此時不禁悲憤地寫道：

　　 「我從不奢求社會與生活給予我很多，我只想更有效地奉獻。但為什麼現實對我如此不公平，甚至如今弄得我妻離子散天各一方！」

　　 此後，我們被迫分離長達十八年。開始，我在江西鄱陽湖圍墾的血吸蟲疫區勞改農場勞動，他被送到淮南煤礦下井，在地層深處挖煤。這期間，從溫馨的家生生地被剝離的我們，有無數的話要傾訴，所以來往書信極密。 在那種情況下，沒有個人隱私可言，我曾想盡辦法，把記事本、來往書信標上號、作好捆，但也難免莫名其妙地丟失，因而保存下來的有限。有一次我的一卷照片托人沖印，結果不僅照片被上繳作「反面教材「，還招來全農場廣播批判，說我的照片是「資產階級情調」。這樣的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直至結束時才算了結。

　　 在分離期間來往的信中，更多的是討論人生的價值，也記錄了不斷深化的認識。他寫道：

　　 最最重要的是永遠保持著一顆甘願奉獻給最美好事業的心。推動歷史的勞動和創造，才是那值得奉獻全部生命力的地方啊！

　　 勞動和創造到底是什麼？人到底是什麼？最神聖的是勞動和創造，抑或是人作為人的存在？一切固定的律令，必須重新加以檢定，許多熟悉的東西，必須重新加以認識。也許，精神世界真是又面臨著「更年期」了。強烈的新陳代謝，弄得自己也認不清自己。

　　 二十年的歷史，使我深深知道你對我的意義。有好幾次了，我總以為我對人生的哲理，想得比你嚴格而深入，富有邏輯而無懈可擊，但往往卻經不住你短短幾句迸發著深情的話的一擊。相形之下，那嚴密的體系顯得幼稚而單薄，還有更高的境界在啊！如今，好像又在這樣的時刻了。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胸中實際是一顆對痛苦已失去了知覺的辛酸的心。只有在你的心上，才照得清我的真實的心啊！......。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們似乎又在向五十年代的清明時期回復，雖然天真已不復存在，而純真的美卻酷似當年,......。

　　 回到學校，回到科研、教學，仍然過著被迫隔離的生活，有更多的感慨。他寫道：

　　 現在不僅懂得了盛開的鮮花，風和日麗下的高山流水和縱情的歡樂，而且懂得了腐爛的屍體、劊子手以及最邪惡的地獄。前者不會使我沉醉、忘情，迷住清明之眼；後者也不會使我恐懼、戰慄，喪失一顆不息的心靈。

　　 什麼是永生？肉體的永生是不存在的，也不必絲毫地奢求；然而，精神之永生是可以趨近或達到的。我們不是精神中的聖者，達不到使思想流傳萬世的地步，而且，那也只是後世的事了。一個人就在現世，也是能夠步入精神的大同世界的。那就是歷盡間關，把一切世俗的歡樂和罪惡都拋在後頭，登向一個又一個精神鑄成的頂峰，儘管這仍然不是世界的盡頭，可是，真理的曙光的的確確在望了。我為之工作，更確切些說，迫使我不停頓地工作的，就是這樣一種單純、非常單純的吸引力。

　　 斯賓諾莎對被逐出教門所抱的態度是「有如以前由於宗教的長劍而理解了宗教一樣，現在，又因政治的絞索而理解了政治」。從生活觀點看，斯賓諾莎的一生是很不幸的。但是，誰個無恥，誰個光明磊落，不是早有歷史的定論了嗎？

　　 科學，自由，民主，世界大同，......這種理想主義的東西，雖然是人類的長期追求，但是，就社會的尺度而言，並沒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實現過（東方如此，西方也同樣，當然二者有很大的差別）。然而，這種理想主義的東西，卻可以在個人的尺度上強烈地體現出來。可以說，令人景仰的人，都在某種意義上是理想主義的化身。從西方的聖人基督，到現代的科學大師愛因斯坦，就其體現的精神而言，都是一種理想主義者。

　　 這些在生生離別、受辱而孤獨的生活中，互訴衷腸的書信，無法全部保存，僅有留存的是其中的一鱗半爪。當他以不屈的精神面對折磨，以堅強的毅力不停頓地工作，傳奇式地在學術上首先被國外科學界注意，在教學上成績突出，作為「人」又站立起來後，不少人建議他寫自傳，都被他一概回絕，稱自己還不夠格。他是一個向前看的人，把主要精力關注於創造、奉獻，以坦然、現實的態度直面人生，以超乎常人的效率處理工作，難怪不止一個與他接觸過的人說：「方勵之可以同時有條不紊地處理三件事而毫無缺失」。他始終保持著年輕學生時代的生活節奏，直到生命的最後。寫自傳，是進入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之後的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天安門屠殺後，在朋友林培瑞幫助下，我們暫住在建國飯店一位外出記者的空置房間。深夜，公使薄瑞光打來電話，叫我們不要睡，有事來面見。稍後，薄瑞光和參贊羅素到來，說：「請你們跟我們走，作為布希總統的客人，在大使館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就這樣，我們 作為「布希總統的客人」進入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已是六月六日的淩晨。

前言——對一張通緝令的注釋

◎文／方勵之

　　一九九一年春天，有一次在美國加洲演講後，幾個操著一口北京話的中國人半認真半玩笑地告訴我：「方先生，我們可是倒了你的霉了。有好一陣子，我們誰也不敢『挺胸抬頭』地走路。」我一時轉不過彎來，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走路的姿勢會同我有關。

　　 也是一九九一年春，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中國人權討論會」，會間休息時，一位在美國工作華僑抓住我同他照相。並且說：「方先生，我可是因為你倒了一次霉，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在廣州機場海關被扣了好幾個小時。」我又是一時弄不清楚這位先生找我照相的目的是什麼。

　　 兩件事情一個原因，都是來自一張通緝令。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當局用數十萬野戰軍鎮壓了北京天安門的和平示威後，我和李淑嫻成了全國第一號和第二號被當局公開通緝的逃犯。六月十二日全國電視新聞播發了通緝我們的命令，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又在頭版刊登了通緝令。全文如下：

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

　　方勵之、李淑嫻，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二條，業經提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逮捕。對李淑嫻的批准逮捕並已經北京市海甸區人大常委會許可。

　　方勵之，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身高一．七二米左右，體態稍胖，留一邊倒長髮，方圓臉，戴近視眼鏡，走路時挺胸抬頭。

　　 李淑嫻，女，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生，安徽省嘉山縣人，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身高米，體態稍瘦，留短燙髮，長圓臉，有明顯雀斑，走路步伐較快。

　　 方、李二犯畏罪潛逃，現予通緝。請各區、縣公安機關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並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協助查緝，發現方、李二犯，立即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那位華僑先生後來告訴我，因為他的體形很接近上面描述的「方勵之」，方圓臉、體態稍胖、一邊倒的長髮……所以，被廣州機場公安人員懷疑而截留，儘管他持有外國護照也不准離境。直到北京方面證實這位先生確實是請來客人而不是「方勵之」，才放行。他抓我照相就是想考察一下真的方勵之，是不是的確有點像他本人。華僑先生的遭遇說明那幾位北京人的玩笑，並不完全是玩笑。因為，通緝令是發到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以及鐵道、交通、民航公安部門。全國各個車船碼頭，機場海關都布下了天羅地網，嚴陣以待。然而，中國人是太多了，形似上面簡單描述的「方勵之」和「李淑嫻」的中國人，可能並不難抓到，所以，可以想像，緝拿「方」「李」等在逃犯所帶來的恐怖。結果，逃犯並沒有抓到，一些形似者反而被公安人員盤查，甚至誤抓。因此，為了免遭這種騷擾，萬全之道之一就是不要像通緝令上所說的那樣「走路時挺胸抬頭」。

　　 其實，如果拿通緝令上所描寫的「方勵之」和「李淑嫻」來盤查我和李淑嫻，我們倒真不一定會被抓住。因為，通緝令上有一系列的錯誤：

　　1. 我的生辰年月是一九三六／二／十二，錯為一九三六／十二／十二；

　　 2. 李淑嫻的生辰年月是一九三五／四／二十，錯為一九三五／一／二十八；

　　 3. 我的身高錯了兩厘米，應是一．七○米，而不是一．七二米；

　　 4. 李淑嫻身高錯了一厘米，應是一．六一米，而不是一．六○米；

　　 5. 我的頭髮從來是兩邊分開的，而且也不算長；

　　 6. 李淑嫻倒經常是留長髮，因為可以減少燙髮；

　　中國當局的通緝令，我和李淑嫻是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聽到的。當時是我們避難的第六天。形勢還很緊張。中美兩國行政當局幾乎每天都要為我們的避難事件周旋。發表通緝令，是中國當局想使事件的嚴重性進一步升級。但是，令我們不解的是，為什麼在不到三百字的通緝令，會有六個以上的錯誤。事實上，上述的數據在我們的檔案中一定都有確切記載。為什麼竟會抄錯了那麼多？不能說不反常。甚至令人懷疑，是不是有哪一位有意地錯抄，製造一點小小的混亂？特別，通緝令上的相片，實在模糊到好像進行過圖像模糊處理。連一些熟朋友一時都認不出來。事後，有的朋友說，當他們看到電視屏幕（螢幕）上的通緝我們的相片後，倒寬了一點心，因為，僅僅根據那兩張相片，是極難辯認出我們的。

　　 所以，似乎有必要提供一些較少模糊化了個人的數據，以更正通緝令上的誤抄。這就是我寫自傳的動機之一。

　　 早在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被鄧小平先生點名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後，就有人鼓動我寫一點自身的經歷。我沒有接受。第一，因為忙，沒有時間；第二，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寫自傳。在中國，立傳和樹碑具有同樣的重大意義。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樹碑或立傳的。一般說，只有兩種人夠格——非常的好人、非常的壞人，即或者應當流芳百世的，或者應當遺臭萬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後的中國，這個規矩也沒有被革掉。四十年來，大體也只有兩類（也可算作一類）人在活著的時候就有資格出版傳記，一類是毛澤東等最最偉大的革命領袖和導師，另一類則包括滿清最後一個皇帝、投降了共產黨的國民黨大特務等等。無論是算兩類還是算一類，顯然都是我不能也不願躋身的地方，所以，自傳是絕不能寫的。

　　 一九八九年初，又有人約我寫自傳。幾位通曉非中國文化的朋友為此還特別來開導我：寫自傳不算一件大事。從非中國的文化看來，自傳的目的無非是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別人。因此，只要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一些經驗告訴別人，就可以寫，並非必須是末代皇帝的經驗、殺人特務的經驗、或是偉大領袖的經驗。我接受了這種觀念，準備寫一點自己的經驗。但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使自傳之事一拖再拖，直拖到通緝令發表之後。

　　一九八九年秋，我們在大使館的生活已經穩定，我開始寫。以下是那時寫的第一段。

　　「今天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開始寫我的一些親身的經歷。

　　 我正在逃亡，我正在危險之中，但我也相當地安全。

　　 我正在被追捕，我正在被指控為首要的罪犯。我和我的妻子李淑嫻正在被中國當局一千零一遍地指控為製造天安門「動亂」和「暴亂」的主要「黑手」。

　　 同時，我們也正不斷收到海內外來信，學生、學者、各種不相識的人都有。最常見的話是：「支持你」「你是不會感到孤立的」

　　 我在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我們正隱藏在一個極祕密的地方。雖然是臨時避難所，倒並不很簡陋。我有一間單獨的書房，很安靜。雖然眼前看不見樹木和天空，也沒有其他的美景，但能偶爾聽到飛鳥的叫聲。寫字的台子，原本不是一張書桌，但它足夠寬大。紙、筆、台燈，打字機、電腦，也都有。寫累了，也有提神的咖啡和茶，含咖啡因的或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紅茶或烏龍茶，可以選擇。

　　 但是，這裡並沒有閒適。我們還遠遠沒有脫離險境。

　　 就在離我現在坐的位置的直線距離不到十公尺的地方，就有追捕我們的人。雖然我並不能直接看到那個人，但我確定地知道每天二十四小時裡總有拿槍的人等在那個不透明的物體的後面；雖然拿槍的人多半並不知道他要追捕的兩個目標就近在咫尺，但他確定地知道他的槍口是專門準備對付我們的。

　　 因此，很難說，也許明天或者後天，甚或幾個小時之後就可能發生什麼突變……

　　 突變到哪裡？

　　 是上，是下？是前，是後？是成功，是失敗？是歡樂，是悲傷？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軌跡似乎正在逼近著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奇點……

　　 因此，無論是為了了解奇點的過去，還是它的將來，似乎都有必要來審視自己的人生軌跡了。

　　避難期間，寫完了自傳的四分之三。其餘的四分之一，是一九九○年秋天在英國劍橋逗留期間完成的。

　　 不能不說，我的經歷中，是有奇點。通緝令就算是一個。被通緝過的人終究是極少數。不過，不能由此推論我的經歷是與眾不同的。事實上，許多同學、同事、朋友都同我有大同小異的經歷。通緝令上開列的「方勵之」的身高、臉形等數據，幾乎是中國人的最可幾值。通緝令上開列的「方勵之」的「罪狀」也是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所共有的，或認同的。

　　 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許良英教授，就有兩次直截了當地認同我的「罪狀」。第一次是一九八六年底，鄧小平點名井除劉賓雁、王若望和我的黨籍，理由是我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許良英教授曾說，為什麼當局忘了開除他，因為，我們的 「自由化」言行，他也同樣都有。第二次是一九九○年，我和李淑嫻離開中國，到達英國後，許良英從北京給我一信，並附了兩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由公安部副部長顧林坊署名的文章，一是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文章。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論證對要求民主自由者的通緝及鎮壓是正確的。有趣的是，許良英要我特別注意：由於文章批判的對象是通緝犯，當然「方勵之」一名被點到的次數最多；但是，文中所嚴厲批判的最「反動」言論之一卻是引自許良英說過的話。可見，夠資格被通緝的人，絕不止通緝令上被列舉的那幾個。

　　 除了許良英教授外，在我的朋友中，不少都表示過類似的態度，即認同我的「反革命罪狀」。只是現在我還不能或不便一一互舉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許多如今仍生活在恐怖之中（基於同樣考慮，在自傳正文中，也有些姓名被隱去）。可見，認同於被通緝者的「罪行」的人數，可能與認同被通緝者的身高臉形的人數，一樣的多。可惜，當局不敢給每一個認同者都發一張通緝令，那就太多了，我的「幸運」是，領到了一張通緝令，這可能是使我的經歷顯得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所以，通緝令中的「方勵之」，與其說是專指我本人，不如說是一個群體的平均值，一個群體的代號。這個群體的主要特徵是：他們都曾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或是忠實的共產黨員，或是無產階級領袖的不加懷疑的信任者。但是，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和嚮往使他們逐一地唾棄了原來的信仰、原來的忠實、原來的信任。

　　 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導我（以及我的認同者）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的。

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

◎文／許良英（中國知名科學史家，大陸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人）

　　 方勵之是中國二十世紀八○年代自由知識份子的先驅。他才華出眾，多才多藝，精力充沛，興趣廣泛，視野寬廣。他在天體物理學領域的成就，長期處於國際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學真理，更是熱切地關心民族和人類的命運。他具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

　　 他深受物理學前輩錢臨照先生賞識，八○年代初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率先實行教學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報》連續五天予以報導。一九八五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總結改革的經驗，這個講話廣為流傳。

　　 他善於從基本問題入手，透徹明晰，他追問「誰養活誰？」，是納稅人養活黨政幹部，還是黨政幹部養活人民？他呼籲民主只能自下而上爭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賜。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與許良英、劉賓雁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一九五七年）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因錢偉長惡意告密而流產，方勵之、劉賓雁和無辜的王若望（當局把我誤為王若望！）受批判並開除黨籍。同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罷黜。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發了學生運動，鄧小平即調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並造謠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是策動運動的幕後「黑手」。「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美方負責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勵之夫婦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官方即下令「通緝」。他倆在美大使館耽了一年多，以後通過外交談判才轉到英國劍橋大學，然後轉到美國，最後落腳於美國西南部圖森（Tucson）的亞利桑那大學。當地無邊的沙漠和無污染的天空，造就了的亞利桑那大學在天體物理方面的國際頂級水準。方勵之的來到正如魚得水。

　　 方勵之離開祖國後，仍關心祖國的命運，關心祖國的民主、人權狀況，曾擔任過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未免力不從心。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影響深遠。他的強勁的聲音依然迴蕩在人們的耳鼓裡；深深的腳印仍為千萬個後繼者追尋。 　　事隔二十多年，此書得以出版。我欣賞這本書的出版社，正如它的名稱一樣有「遠見」。因為，中國作為大國，華人眾多，遍佈世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繞不開這一段，更繞不開華人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方勵之剛剛隱去，身後不僅有他的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他著迷於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選定研究廣袤的宇宙。他熱愛生他、養他、苦難的故土，所以熱衷於教育。他說過：「辦好教育就是為未來鋪路」。 在離國的二十年，勵之除了正常教學、科研，還推動各種國際合作，尤其關心他的學生、他的科大（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英文簡寫為USTC）。他在科大副校長任上被「開除」，不是他的錯，更不是科大人的錯。他魂牽夢縈的仍然是科大。當年，明知他辦學的核心取向「科學、民主、獨立、創造」不為當局所喜，但不妨一試，他希望通過比較或可能為更多方面接受，也許能擠開一條縫，為這片土地留下希望的種子。「被開除」，他毫不在乎「官位」，而是割捨不下那個他曾付出全部青春熱情的學校。「禁止再返校」連私人物件都不許親自去取，也擋不住他對科大的思念。他時時關心著中國相對論天體物理、宇宙學的發展，那是他在中國極為特殊、困難的境遇下與志同道合者開闢的走向世界的通道。現在中國這個領域中有眾多他過去的學生，親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看見他們成材、成功，他滿心歡喜。離國之後，不只一位朋友問他，若讓你自己選擇，最想做什麼，他常回答：「辦一所自由的、獨立的大學」，這也可以解釋他在科大副校長任上的作為。

　　 他做事向來十分投入，是一個始終向前看、不服輸、不向命運低頭的人。在生命的轉捩點，他總是尋找積極的新路，絕不退縮，繼續前行。講課一直是他的強項，到了完全陌生的環境，用非母語講課，要克服語言、表達等障礙，但是他風趣地說：「這是我們第二次生命，別人只活一輩子，我們要活兩輩子，這才剛剛開始呢！」

　　 他一生中，被迫不斷轉換地點、位職，他能很快調適，進入角色，做出成績；然後再被迫離開，瀟灑地離開。他建成的業績，有人繼承就好，且不計前嫌 ，成績留給後人是他的喜樂。人離去，留下的是壘壘的業績和久久的懷念，不變的，是他一棵甘願為理想奉獻的心。

　　 他剛畢業，被分配做與核彈有關的核子物理工作，雖然不是他所愛，且對此素持不同看法，但作為職務仍然盡責。在他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中，對其中歷史細節還保有獨到的見解。

　　 離開核子物理，到科大從創建、教學到任副校長，他做得有聲有色。講課至今被科大人懷念，留下的教科書當局雖不允許再印，學生之間卻代代相傳。宣導、建立的天體物理研究，從小組到研究室再到研究中心；從被打壓到國際知名。他被「開除」了，仍然關心它的研究、成績。直到生命的終點他合作最多的仍然是該組原來的成員，其中不少成為中國在此領域的學術帶頭人。

　　 離國之後，建立起北京－台北－美國的聯合天體物理巡天研究，出了成績，培養了人才。

　　 不久前，與台大新建的宇宙學粒子天文物理中心建立良好關係，正蓄勢待發開展交流合作。

　　 在副校長任上，由於政治干擾未建成的國際交流合作機構「利瑪竇中心」，離國之後經過多方努力，終於以美麗的義大利瀕海小城 Pescara為總部，建成ICRAnet，與世界多國分部連接，包括一年一度與中國的學術交流 。不允許他回中國，但每次在中國的活動都是他不具名地親自操辦。

　　 他被迫離國，時時懷念故土。他不能忘，故鄉的山山水水；更不能忘親人、朋友。我們離國前為他的雙親在祖籍杭州安置好墓地，一九八五年陪同母親安放父親。面對錢塘江口、背靠吳山，他喃喃告慰：「爸，你一輩子服務於鐵道，如今，你每天可以聽火車隆隆，看錢塘潮起潮落，安睡吧！」。離國後，母親去世未能一見。二○一一年是他雙親的百歲，且由他組織的徐光啟－伽利略相對論天體物理國際會議輪到在中國召開。因此，他通過各種管道，欲回去在主持國際會議同時祭奠雙親(請參見附錄三)。不僅此事如泥牛入海，連會議也不允許他去參加。

　　 山谷熱(Valley Fever)是亞歷桑納乾旱沙漠地區的地方病，以圖桑尤重，以前我們聞所未聞。方勵之有一付不算強壯然而很強韌的體格，自豪地寫過「七十年未進過醫院」。面對突發的山谷熱，他第一次感歎：「難道我就垮了嗎？」

　　 他是不向命運低頭的人，生命中不斷思考繼續前行。在病中稍得平服的間隙，他不但仍然做科研、寫文章，還在總結自己。

　　 二○一一年七月在療養院他說：

　　 1.講課是我所長，我也喜歡講課。在美國，我經受住了在異地、非母語講課，我的講課按滿分為五達到四‧五分。下學期的課（廣義相對論）不容易找人代，我有信心趁暑假快快恢復，八月開學我可以上課。

　　 2.綜合評價我的教學、社會服務，按滿分為四我達到三‧五。

　　 3.科研，我一直居先，今年達到一個新的高峰，我的論文數量、品質都沒有因年齡而下降，仍然在上升，我還有潛力。去年，我被選為美國物理學會 Fellow。 以我五十多歲才來到美國，進入新的學術圈，是要時間的。這標誌一種認可，我今後可以做更多，發揮更好。

　　 二○一一年十一月，通過在ICU（中譯為加護病房或瀕危病房）的生死線，他活過來了。在去年的感恩節，病情不斷好轉，我請了在圖桑的親朋好友，一起相聚。當眾人走去，他拉著我的手說：「這輩子，我們這個小家，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你做的決定，執行了結果良好；未執行的，給這個家帶來嚴重後果：

　　 1，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是我力勸你要「無限忠誠」地交待。結果葬送你的才能，失去本可更加有為的機會。

　　 2，你勸我不要當副校長，我沒有執行，結果使這個小家顛沛流離、不得安寧。但是，我一旦承擔了副校長職務，就沒有另一種選擇，只有像我所做的那樣。為科大所做的事我絕不後悔。

　　 3，進入大使館後，你阻止我要出去，最後聽了你的，結果為我爭得這二十年的時間。這二十年我做了那麼多的事：培養多名博士（包括在美國的，也包括在中國國內、我不具名的）；寫了二百多篇學術論文；建立、組織多種國際合作。這二十年生命是值得的。你的決定為我爭得這二十年有意義的生命。

　　 兩個孩子的一切由你操持，從生活到上學，從小學到大學。我沒有盡為父的責任。

　　 病中，聽他的總結，讓我心酸，勸他首先養好病，我們有的是時間。但不得不體會他所說、所想。他在拷問自己的人生，也在拷問自己的追求。 他對真理、對美、對愛的追求是一貫的。二○一一年，病中在療養院，我每天去陪他，領著贏弱的他走路，每天他努力多走一點，因為想著能開學上課。有不少人見了我們，稱讚說：「A beautiful couple ！」。他聽見，回想一次在 ICRA 總部Pescara ，那年夏天，很多他以前的學生和合作者，都從中國來參加他主持的會。他和我並肩在亞得里亞海邊散步，有人感於我們曲折的經歷，背後讚曰：「這是一對絕配！」。回憶和現實使他十分動情地說：

　　 「我們有那麼多共同的經歷、思想、感情，我們共同的生命，是生命的傳奇！我們的愛情是詩、是畫，是愛的傳奇。今年是我們結婚五十年，我不喜歡用貴金屬來形容，愛情是對美的追求。簡樸而情深的婚禮上，一曲＜心兒在歌唱＞表達了我們的愛情觀；我們的蜜月不是在新婚時，是在苦中作樂的黃山遊，是在浪漫的義大利，是在去卡布里的船上，……我們的蜜月是持續終生的。愛情是心靈裡的優美、純淨和專一，是終生地對美的追求。她是真正的美……」

　　 我不忍心他在病中如此動情，輕輕撫摸著他也止住他：「不要想太多，先把病養好，你一定要好！必須要好！一定能好。」我沒有料到我的滿懷希望竟然落空，他在病中寫下的「金婚致友人」竟成了對我的絕筆，也是對愛情的吟唱。

　　 他原已在逐漸恢復的路上，四月六日卻突然離世使我猝不及防。我搜尋著、查找著一切他留下來的絲絲、點點資訊。他走得突然，沒有任何交待。他坐在家裡的電腦前，左手拿著檔，右手把滑鼠放下，SKYPE 仍然開著，眼鏡還戴在眼上，只是後仰，不適當地後仰……。我不能相信，他真的永遠離去了嗎？剛才還和我說，下週一給學生補課……。

　　 他左手的資料夾中，有他的原學生對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還有今年七月在斯德哥爾摩將召開的第十三屆馬塞爾.格羅斯曼會議有關文件，他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還排定他將於7月5日作專題公眾演講……這一切說明，他活著！他關心著他的學生，他正操持著未來！

　　 他走了，走得如此突然、如此乾淨。難道不給我留下什麼話、什麼交待嗎？他是一個透體通明、毫無隱諱的人。他直面人生，不管在順境或逆境，他的智慧始終是對「生」的沉思，尋找最有價值的「生」的意義。對死，他帶著詼諧、勇敢地平靜面對。昨夜，當我力勸他因病請假或找人代課時，他一半安慰我、一半過於自信地笑著說：「不就是死嗎？我們這輩子的經歷多麼豐富，生活多麼精彩，別人兩輩子都得不到，夠本了！」

　　 我知道，他一旦承擔就一定要幹好、幹到底，不願中途退卻。他過高估計自己的抗病能力，想扛住這次疾病的襲擊。更重要的是：庸醫的延誤、最後的誤診和綜合藥物的交叉負作用，過早地、突發地撥斷了他仍然強韌的生命之弦。

　　 我明白，他雖然風趣而幽默地對我說「夠本了！」是安慰、也是自勵，更是自信地向命運抗爭。生命中那麼多溝溝坎坎，都被他踏於足下，經過二十年在異地不懈奮鬥，他得到認可。他的學生、朋友、合作者在共同的科學領域，成就斐然。他正準備重整舊部，補充新血，衝向更高的科學高峰。回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我們的「反黨小集團」的主要活動，是三個青春少年稚嫩的嚮往，企望將來在中國成就可與世界比肩的科學流派，他一定銘記於心。如今，在自由的、通向世界的活動空間，有更大、更成熟的親密友好團隊，這可能性、可求也可望。然而他卻走了！

　　 本書的後半部，選了他離國之後所寫散文的一小部分，作為離國後經歷的補充。他自小興趣廣泛，對事物反應敏銳，他的散文橫跨人文和科學兩界。從天際到人間，從細緻到廣宇，從柔情到論戰。正如他自己在日記中說：「我的‘悲劇’，是科學的嚴謹理智+詩人的熱切感情」。在他的遺物中，有他已寫好準備在二○一二年四月和五月發表的兩篇散文：

　　 1，亞歷桑納一百年。

　　 2，頤和園治鏡閣消署的日子。

　　 由於二○一一年是亞歷桑納加入聯邦整百年，他未能等到，我已代他發出。第二篇濃濃的思鄉情躍然紙上，我奉獻給本書。

　　 勵之！你突然離去，我捧起一棵流血的心，就像把你捧在我的手上，追尋著你留下的點點滴滴。兩天前在你最後離開學校辦公室的桌上，擺著的不僅是整整齊齊這學期上課的講稿、題解答案、學生成績；還有下學期要隨你做研究的三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及合作者的資料；為其中爭取到經費的來往檔；以及你科研中的新想法.......。似乎你剛走出去，不久即將回來。辦公室有一面牆，附貼著墨綠色的壁板，它是用來講課或討論用的，在黑板上，在諸多公式中，寫著「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沒被擦掉。這，是你寫的嗎？至少是你留著的。它的意思是：「薪盡火傳」，「薪火相傳」，「灰燼之下，火仍在燃燒」。這是你一生的寫照，也是你要留給後人的話嗎？

　　 方勵之一生追尋的是「生」的意義、活的價值，做的是儘量更多的奉獻。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奮盡全力扛住的不僅是病痛，而是拼力扛住他視為生命真諦的責任；他企望打開通向光明、開向大同的路徑----科學的、文化的、社會的。正如他寫過：

　　 什麼是永生？肉體的永生是不存在的，也不必絲毫地奢求；然而，精神之永生是可以趨近或達到的。

　　 勵之，在我的心裡，你是遙遠天際的一顆星，透亮的，頑皮的星啊！你飄然地來，帶來歡笑，以歡笑對著苦難；你光芒四射，以光芒照亮黑暗。在中國清明後的第一天，也是這年的耶穌受難日（四月六日）你又飄然而去，繼而，化為灰燼。 這是飛升，飛升到天際，回到你的蒼穹；留下我獨自面對的離別，是生與死的離別。但在灰燼之下，你以生命點起的火仍在燃燒，你的後繼者，你摯愛的親人，以自己的生命延續你的生命，在這生命之火如花的火焰中有你的靈魂、你的心。

　　 我以此書永誌勵之，我以此書奉獻給世人。 　　在大使官邸的後院，有一座橫排平房，是抗震時代那種簡易房，架在地上，房下的地道，還沒有完全填實。新大使李潔明尚未正式接任，大使官邸在裝修。我們在大使官邸的一間房內短暫停留後，就住進這排平房。平房是大使館的醫務所，為我們安全，所有向外的窗，都從內用厚木板釘死，木板外掛著厚窗簾。我們見不到陽光，在燈光下，可以正常地閱讀、寫作。

　　 隨薄瑞光走出旅館房間前，我強調：「我們進入使館，應當向外保密，否則會影響天安門學生的安全。」薄瑞光承諾：「當然，我們不會向外說」。但進入後，CNN向全世界播放的白宮發言人費茨沃特稱：「方勵之全家已進入美國大使館」。這使我們氣憤於他們的失信，勵之認為自己未做任何違法的事，他以薄留下的電話頻頻聯繫試圖回家，無果，…..。經過思考，我不同意勵之過於天真的想法，我勸說：「我們未進來前和進來後已屬不同。如今，政府已經殺人，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平民，我不再承認它的合法性。為什麼要向這樣的政府引頸就戮？」

　　 經過幾天的爭論、調適、等待，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等來的是中國政府對方勵之和我的正式逮捕令。這打消了勵之一再想走出大使館的念頭。他起草了一份「避難時的陳述」(請參見附錄二)，之後，由我訂正並列印（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準備適當時候公佈。這份陳述的內容有：

　　 （一）我們的基本政治觀點。

　　 （二）我們與天安門學生運動。

　　 （三）為什麼避難。

　　 （四）我們相信未來。

　　 在最後部分作了分析：

　　一，這次學生運動總體來說是一次非常純潔的、富有理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它震動了國內各階層的人民，震動了海外所有華人的心，也震動了整個世界，徹底掃除那些認為「中國人不要求民主，中國人不懂民主」的論調。中國人正在萬難之中努力使自己的國家走上發達的、民主的路。這是世界性的潮流。不僅非社會主義國家如此，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如此。中國的個別人可以外在於這個潮流，整個中國也可能在一時間外在於這個潮流，但整個中國不可能長久地外在於這個潮流。

　　 二，如果說我們對這次運動有什麼貢獻，也許就是近年來我們發表的一些言論得到了共鳴和認同。其實這些言論是十分粗淺的，也並不全都十分準確或完全正確。但有意義的是，人們對於大量強行傳播或「灌輸」的理論，並不認同；而卻對這些並無條件系統闡述的粗疏看法有共鳴。這正說明，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精神，已經開始普及。這將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可抗拒的思想力量。人們一旦認清真理，是沒有任何方式使之再回到愚昧去的。

　　三，我們的生活興趣一直是在科學和教育上。方勵之自一九八七年初調到北京天文台的兩年來，每年發表科學論文的數目及論文在國際範圍內被同行所引用的數目，一直是全台第一名。就是從四月中旬（李注：胡耀邦去世）以來，方仍寫了兩篇多論文。我們之所以發表一些政治性言論，就其初衷而言，只是想從自身生活的角度，對社會作出公開的、誠實的反應。可以說是業餘的一種生活。這本應是一個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權利，然而，當今的社會，不容有這種極為普通的權利。只是由於這些不掩飾的言論，使我們一再被迫捲入政治漩渦的中心。當然，我們時常為此而感到不解與困擾，但我們並不完全後悔。因為，科學生活教給我們的就是公開、誠實、坦蕩、不掩飾！

　　 如今，我們不僅處在困境，而且處在危境。我們仍響往著未來能再從事自己喜愛的科學研究和教學活動。我們堅信，無論我們個人的未來如何，社會整體必定是向著我們所期望的未來發展的。

　　 後來，勵之得到一台第一代蘋果電腦，我得到一台四通電腦。這樣，我們開始做一些能做的文字工作。勵之開發這老掉牙電腦的額外功能，做起他熱愛的科研，還發表了好幾篇學術論文。

　　 引幾段勵之那幾天的日記：

　　 自由真是最可貴的。自由人，是最大的滿足！

　　逮捕令，可笑之至！用非暴力方法呼籲民主、人權，何罪之有？

　　準備作布魯諾、伽利略。中國尚沒有自然科學家為民主而犧牲，有則自我們始。

　　應準備：

　　1，為民主而獻身，獻生命。

　　2.長期監禁。

　　3，長期滯留使館。

　　已成中美外交關係中的棘手問題。生活的狀況又突變了，心境不適應，這是時代使然。中國的改革時期又一次結束了，只有等待著下一次的到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都會變化的，濃的變成淡的。

　　 為防萬一，他在日記本的扉頁上貼一張英文字條：

　　 Dear Friends:

　　 Please bring this diary to the U.S. and send it to my son

　　 Ke Fang. His address is Mr. Ke Fang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Detroit, MI 48202

　　 Tel (O)313-577-2745, (H)313-831-6530

　　 逮捕令的後果，是每天從全世界不斷有大量慰問電報、信送到大使館，繼之，是正式的邀請信，提供訪問、職位、甚至永久職位……這些不能一一記下，只列舉如下：

　　 1.美，柏克萊大學

　　 2.美，麥克萊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永久職位

　　 3.台灣明德基金會邀請

　　 4.挪威，奧斯陸大學永久職位

　　 5.義大利，羅馬大學，正教授職位

　　 6.美，普林斯頓大學

　　 7.比利時，自由大學名譽博士

　　 8.美，被選為紐約科學院終生院士

※

　　此時，他開始思考：

　　 創造新生活的時期開始了。

　　 對已走的路如果不是100%的滿意也是相當滿意。在審視近十年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如果不是100%的滿意也是相當滿意。

　　 再開始、再開拓、再創造。

　　 已開拓的、已創造的，全部保留給歷史，保留給別人吧！

　　 「有生於無」是宇宙的信條，也是人生的信條。

　　 他是一個勇於向前、尋找新路的人，但心中也懷著悲愴的感歎：

　　 中國為什麼每代人都要受相似的痛苦？歷史總是在迴圈而沒有發展。我們是否也不自覺地被這種社會利用了？我的「悲劇」==科學的嚴謹理智+詩人的熱切感情==。

　　 他抄下馬丁.路德.金的銘言：

　　 堅持下去吧，要堅決相信，忍受不應得的痛苦是一種贖罪，為整個人類贖罪。

　　 此時，不只一個出版社，邀約請他寫自傳，甚至願意來人訪談捉刀代寫。勵之說：「我的自傳必須我自己寫，若要出英文版，可請人翻譯。」就這樣，勵之授權給在美國的 「DOUBLE DAY」出版他的自傳。一位華裔物理學家朋友主動要求承擔全部翻譯工作。一九八九年十月開始動筆。「DOUBLE DAY」希望愈快愈好，可以在我們的新聞仍處熱點時，書能上市。但大使李潔明認為，現在首要的是我們能早日出去，書一出來，必然刺激中國政府，在我們出去的問題上憑添變數。我們同意李潔明的意見，拒絕了盡快出書的要求。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多，我們從大樓走出，離開客居三百八十四天又十‧五小時的大使官邸。李潔明大使和武官陪我們上了一年多前載我們進來的車，從正門駛出，直達北京南苑軍用機場。我們車前有公安一號車（GA11-0001）開道，後有兩輛中型公安車隨行。沿途戒嚴，每隔一百多米有一警員站立。到達南苑機場後，在中國公安的安排下，和小兒子方哲通了電話（事前我們不知道，他已被劫持在公安的特定旅館「遠方」內）。在登機處，專為我們二人設了海關，發給我們五年有效的中國護照。中午乘美國專機（由二四一二六機組人員服務）飛離北京。此時，「自傳」二十章的大部份寫完。到英國劍橋，很快完成，那位翻譯的朋友也到了劍橋。

　　 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離開劍橋，繞道德國回報友人的支持、邀請並作學術報告。一月初到達 普林斯頓。在普林斯頓的一年裡，勵之分屬大學和高等研究所，除了上課、做研究，我隨他跑遍了幾乎美國各州，為了答謝各地朋友在我們困難時的支持、同時做學術交流。

　　 此時，「DOUBLE DAY」抱怨，翻譯不合要求，我們另外的朋友願承擔改進或重譯，「DOUBLE DAY」堅持他們的人來做，派了翻譯跟到 圖桑(Tucson)，經一番遷延，最終放棄。勵之明白，新聞熱點過去，最佳商機也隨之失去，才是他們放棄的真原因。

　　 一九九二年一月，我們到圖桑，勵之接受亞歷桑納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

　　 不久，勵之告訴我，另一出版社主動向他約稿，但剛上課，在全新的環境、第一次以非母語講課，是要認真對待的，沒時間改寫，就把這份「自傳」原封寄去。 事後，稿件退回。聽說一位有名的華裔物理學家審稿，稱此稿內容會開罪中國，為討好中國當局，判定「此稿不能出」。勵之說：「不出也罷，我有更多的事要做。」就此，將「自傳」擱置。

作者：方勵之(Fang Lizhi) 出版社：天下文化 書系：社會人文 出版日期：2013-04-30 ISBN：9789863201878 城邦書號：A1500374 規格：軟皮精裝 / 單色 / 640頁 / 14.8cm×20.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