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們熱愛光，就要直面光的背面的黑暗，才能提防黑暗的來襲； 既然我們熱愛自由，爲了捍衛自由，有時候就不得不付出犧牲自己的自由的代價； 既然我們熱愛家園，就得走在背井離鄉的路上，爲著把幸福導入我們的家園。 最壞的時代，最美的故事 一趟體驗台灣人民追求光明的自由尋路 一場認識台灣民主發展歷程的深度導覽 《在那明亮的地方》不僅是余杰為台灣量身打造的第一本著作，也在其產量豐碩的作品中獨樹一格，本書首度嘗試將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道和政治評論共冶一爐的新文體，並以海外流亡知識分子的旁觀者視角，刺激身處「自由寶島」的台灣人，具有嶄新思維與憂患意識──光的喪失與黑暗的重臨，也許在眨眼之間就悄悄發生了。因此作者選擇一些跟台灣民主運動發展歷程有關的地點，以空間爲經，以時間爲緯，編織出一張關於台灣民主自由的歷史地圖。 本書嚴選二十五處推動台灣民主的重要景點，足以窺見二十五則血淚共築的故事。余杰以他犀利的筆、抒情的眼，親身走訪影響台灣民主發展至鉅的景點，體驗呼吸民主自由的空氣，也為想要重新認識台灣這片土地的人們，作一場深度導覽。這不僅是屬於余杰個人的台灣「自由行」地圖，也是值得全體台灣人共同走訪緬懷、憶古思今的台灣民主地圖。 【本書特色】 ◎二十五篇民主景點散文遊記，二十五場貫穿人文、歷史、地理等知識的深度導覽。 ◎公共知識分子余杰以行動重新詮釋「自由行」定義，是其第一本為台灣量身打造的著作。 ◎將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道和政治評論共冶一爐的新文體，以旁觀者視角刺激台灣人思考。 ◎收錄兩百幅攝影師黃謙賢走訪二十五處民主景點的影像紀錄。 【感動推薦】 ◎王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李敏勇（詩人）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終身志工） ◎管仁健（作家） ◎鴻鴻（詩人．導演） ◎羅文嘉（水牛書店社長） 「流亡者余杰，在台灣這個追求小而美的小國，追求好國好民的小國，觀照民主化並描繪地圖，呈顯出明亮地方的光，不只提醒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更珍惜這種光，珍惜這種意義與價值，讓民主化發展更完全，讓自由化更成熟，以使人性更能正常健全發展；這樣的觀照、描繪也會影響中國，影響世界上許多從中國出去的人們對自己相屬國度更為關注。」 ——李敏勇（詩人） 「台灣被世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列在「自由國家」之列，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歷經多少辛酸血淚而得！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流亡作家余杰，透過二十五個「民主自由奮鬥史」的景點，點出了台灣從黑夜到黎明的歷史。台灣人享受光明，當知珍惜，千萬別棄明投暗！」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追求自由民主，吾道不孤。」 ——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余杰以犀利的筆鋒、透徹的文字寫出值得台灣人深思的內涵：『如果人們不知道光進入黑暗的過程，也就不知道躲藏在光背面的黑暗是何其可怕，而每天都沐浴著的光是何其珍貴。那麼，光的喪失與黑暗的重臨，也許在眨眼之間就悄悄發生了。』」 ——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終身志工） 「革命若不是請客吃飯，民主當然也不會從天而降；余杰的書總是能讓我溫故知新。」 ——管仁健（作家） 「經由一位外來者清醒的眼光，台灣民主的珍貴，格外彰顯。感謝余杰，讓我們看見這塊土地真正的價值所在。」 ——鴻鴻（詩人．導演）

【李敏勇序】有光的所在，明亮的地方 【自序】光和光的背面 台北 自由在茲，詩意在茲——紫藤廬 遠路不須愁日暮——胡適紀念館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台大傅園和傅鐘 那個時代不配有的人 ——殷海光故居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黑暗中的舞者——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最偉大的作品，寫於咖啡館——明星咖啡館 公義與慈愛之光從這裡發出——義光教會 你像樹一樣迎風而立——陳文成博士紀念室 那個對著死神微笑的人——鄭南榕紀念館 將地獄般的牢獄變成人權課堂——景美人權園區 民主就是請客吃飯——阿才的店 推倒偶像，百合花開——自由廣場 籠子裡的總統與大道上的公民——凱達格蘭大道 最好的時光，是追尋真理的時光——慕哲咖啡館 宜蘭 慈母血、孤女淚與自由花——台灣民主運動館 花蓮 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山上之城——玉山神學院 台東 鐵罐中的螢火蟲——綠島人權園區 台中 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隱去——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彰化 勇士當爲義鬥爭——賴和紀念館 台南 讓法槌揚起來，讓子彈不要飛——湯德章紀念公園 天真是一種動力——柏楊文物館 永遠壓不扁的玫瑰——楊逵文學紀念館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高雄 這個人，如何飛越監獄島？——柯旗化故居

　　二○一三年春天，在我第三次訪問台灣期間，應邀赴台灣大學作了一次演講。談及兩岸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時，我提到了陳文成和鄭南榕，在我心目中，他們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我問在座的台大同學，你們知道陳文成和鄭南榕的故事嗎？ 　　那一天，來聽我演講的大約有三、四十人，舉手表示知道陳文成和鄭南榕的故事的卻只有三、四個人，大約只占一成左右。 　　我想，有興趣來聽我演講的，多半是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同學。我講的題目很冷門，吸引力當然趕不上隔壁那間教室裡舉辦的關於美容的講座──還有化妝品公司前來贈送禮品。 　　對於在緊張的期末抽空來聽我演講的同學，我要表示感謝；但我還是爲陳文成和鄭南榕如此不為人所知而遺憾：台灣大學當之無愧地是台灣的最高學府，最高學府的學生尚且對剛剛過去二十多年的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如此隔膜和淡忘，遑論一般的年輕人了。 　　那一次，我獲得了一種震撼性的體驗。我意識到，倘若歷史的書寫與教育被權力者所宰制，真相就會被雪藏，英雄就會被忘卻。 　　如果人們不知道光進入黑暗的過程，也就不知道躲藏在光背面的黑暗是何其可怕，而每天都沐浴著的光是何其珍貴。那麽，光的喪失與黑暗的重臨，也許在眨眼之間就悄悄發生了。 　　二○一四年六月底，我有機會與台灣著名人權律師賴中強會面，他剛剛經歷了諾富特酒店的「客房服務」事件——那間位於桃園機場附近的高級酒店，因為接待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而近乎處於戒嚴狀態。早已入住其中的賴中強及其同事，不得不「享受」台灣情治人員的「客房服務」，一度被軟禁在房間之內。 　　此前，誰會相信，在極權中國盛行的、祕密警察抓捕異議人士時叫開門的騙術「抄水錶」和「送快遞」，會像高速擴散的傳染病，一夜之間就君臨民主台灣呢？民主台灣對極權中國的影響，遠遠趕不上極權中國對民主台灣的影響，這是一條優敗劣勝的準則。 　　那天晚上，走出台大校門，我一邊向傅鐘和傅園行注目禮，一邊有了一本新書的腹稿：雖然我不是台灣人，但我要爲台灣讀者寫一本關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書。這不是一本晦澀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讓高中生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的書，一種融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道和政治評論爲一爐的新文體。一個旁觀者的新視角，或許能刺激出台灣朋友新的思考。 　　於是，我開始選擇一些跟台灣民主運動有關的地點，以空間爲經，以時間爲緯，編織一張關於台灣民主自由的歷史地圖。 　　太陽花學運之後的台灣，與太陽花學運之前的台灣，已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台灣。此前的台灣是死水微瀾，此後的台灣是驚濤拍岸；此前的台灣是病入膏肓，此後的台灣是睡獅猛醒。 　　與日漸衰朽的國民黨官僚系統相比，台灣的公民社會新發於硎、朝氣蓬勃，宛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台灣未來的希望，已經從反對黨那裡轉移到年輕世代的手上。 　　二○一四年四月底，我第四次訪問台灣的第一天，先趕去輔仁大學聽「哲學星期五」系列講座輔仁場次的開幕演講──由葉菊蘭女士講「剩下的事還有很多：鄭南榕留給我們的遺產」，而我的演講則是下個月的第二場；然後去義光教會探視正在爲反核四而絕食的林義雄先生，幾年前我與這位「台灣的甘地」有過一次長談的機會，他絕食的消息牽動著我的心。 　　在輔仁大學，那麼多臉上帶著稚氣的學生站起來自我介紹時，表示他們來此聽演講是為了更多地了解鄭南榕，他們大聲重複鄭南榕那句擲地有聲的話，「我支持台灣獨立！」我不禁想起在綠島監獄的高牆上看到的蔣氏政權的一句標語：「台獨就是台毒。」數十年來，有多少人被這句緊箍咒壓得抬不起頭來。如今，年輕世代終於昂首挺胸地說，獨立和自由一樣，是無比美好的偉大價值。 　　在義光教會，我看到有不少年輕人在當志工，幫助維持周邊秩序。儘管周圍充滿悲情的氛圍，但我走過去簽名時，志工仍然面帶微笑、彬彬有禮。這不是優雅的反抗，什麽才是優雅的反抗？一直以來，我最擔心的便是，在漫長的反抗暴政的過程中，反抗者與反抗的對象變得越來越相似。林義雄說過，愛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力量，唯有愛才能確保平安。我想補充一句：愛，更確保了反抗者不至於墮落成壓迫著。那個炎熱的下午，我與好友、人權律師滕彪一起，在義光教會門口，向著林義雄先生絕食的房間鞠躬良久，才戀戀不捨地離開。 　　在我的這本書中，會寫到葉菊蘭擔任「終身志工」的鄭南榕紀念館，也會寫到作為林宅血案發生地的義光教會以及林義雄先生在宜蘭成立的慈林基金會和台灣民主運動館。 　　而這一天的經驗讓我意識到，我要寫的不僅是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而且是鮮活的、正在向當下延伸的歷史。無論是在綠島和景美聽白色恐怖受難者講述獄中生活，還是在紫藤廬聽「廬主」周渝講殷海光和《自由中國》的往事；無論是在阿才的店中與司馬文武淺斟低唱、談黨外運動時代與情治部門玩老鼠戲貓的往事，還是在柏楊文物館偶遇那位當過警總憲兵的館員並聽他袒露自我贖罪的心路歷程……這些「在路上」的故事，讓我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分享者。 　　台灣的轉型正義遠未完成，追索歷史真相是必須邁出的一步。對於經受過中共祕密警察酷刑折磨、差點成爲「中國的陳文成」的我而言，與逝去的陳文成、鄭南榕、賴和、楊逵、胡適、殷海光、柏楊以及還健在的林義雄、郭振純、陳欽生、姚嘉文、黃文雄們的相遇與相知，有一種相濡以沫的溫暖，更有一種薪火相傳的光榮。 　　這是我的第一本爲台灣讀者量身打造的書，當然也希望中國讀者和海外華人能喜歡。 　　近年來，不少陸客到台灣「自由行」──對於自由行，我有不一樣的定義：只是到日月潭和阿里山，算不得自由行；到那些與民主自由有關的地點參觀，才是真正的自由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這本書，或許可以成為一本「自由行」的導覽手冊呢。 　　我對台灣本土文史掌故的了解，當然比不上《你不知道的台灣》的作者管仁健。專制政府要嚴密控制的就是軍隊、學校與媒體，管仁健的洋洋灑灑的三大卷作品也就圍繞這三個領域展開。 　　管仁健揭露國民黨統治黑幕、充滿「古早味」的文章，頗受台灣讀者的追捧，偏偏被一些誤讀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中國人所排斥。不少中國人真的以為，兩蔣時代的台灣是「自由中國」的燈塔，此後台灣的民主是蔣經國在一夜之間大發善心賞賜給台灣人的。他們不知道陳文成案、鄭南榕案和林宅血案，也不知道黨外運動和民主人士前赴後繼的抗爭。他們寄希望於中國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不經民間社會的任何努力，民主就成爲嗟來之食。他們盼星星、盼月亮，從江澤民、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再到習近平、李克強，都是頂禮膜拜的對象，明君賢相夢至今未醒。 　　這種對台灣民主化歷史的誤讀和對中國未來民主化路徑的幻想，其實是一種思維上的惰性，以及責任感喪失的結果。管仁健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他說：「在我的部落格裡，常有一些大陸網友留言，請我不要再談台灣的白色恐怖，他們認為白色恐怖是老蔣當年『不得已而為之』，比起大陸的紅色恐怖，這根本算不上什麼。」對此，管仁健感嘆說：「唉！這其實正是中國難以民主化的主因。民主不可能從天而降，要談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民主發展史，當然要從專制獨裁史開始講起。……許多大陸網友名義上是『反共義士』，手捧『民主大旗』，羨慕台灣的民主，卻不敢碰觸兩蔣專制下的白色恐怖史。他們其實嘴裡反毛，心裡卻還是供奉著毛爺爺的教導，敵人反對的，我就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就反對。所以這些人區分敵我的標準也很簡單，只要中共反對的東東，他們就一概支持。這樣做起來比較容易，因為完全不必用大腦。支持老蔣不必動大腦，動了大腦反而支持不下去，這些『本能』其實也就是中國人在老毛不斷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鬥爭中以經驗換來的。」 　　作為一名信奉獨立和自由價值的知識分子，「次壞」的暴政和「最壞」的暴政，都是批判的對象。不能因為痛恨「最壞」的暴政（共產黨），而擁抱「次壞」的暴政（國民黨）。如今，中國有方興未艾的「民國熱」，有「國（國民黨）粉」，甚至有「蔣（蔣介石、蔣經國）粉」。這樣一種「奴在心者」的精神狀態，絕對不是公民社會的催化劑。 　　但願我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與管仁健的著作一樣，成為這部分誤入歧途者的「解毒劑」。 　　這本書，也是我對台灣的感恩與回饋。在我思想啓蒙的旅程中，台灣曾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滴水之恩，自當湧泉相報。 　　在我的中學時代，柏楊和殷海光的著作宛如在鐵屋子頂上開了兩扇窗戶，讓我看到了滿天繁星。由此，我知道了那個遙遠的小島，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愛，那些恨。 　　到了大學時代，我在北大圖書館的那間名為「港台文獻中心」的小小閱覽室，讀到賴和、楊逵、吳濁流的著作，讀到《自由中國》和《文星》的故事，以及古龍武俠小說中反抗絕望的存在主義精神、聶華苓小說中對女性身分的自覺與反省……這一切，讓我在六四屠殺之後長久的肅殺與沉悶之中，重新找到航標與希望。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台灣前輩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文學啓蒙，我還會在幽暗與曲折的精神隧道中苦苦求索很久很久。 　　所以，我將台灣當作精神的故鄉。我計劃用幾年的時間完成「台灣民主地圖」之三部曲。每卷描寫二十五個地方，一共有七十五個地方，遍及台灣的每一個縣市，這些地點包含廣場、公園、紀念館、由監獄改建的人權園區、名人故居、書店、咖啡館和餐廳等不同類別。我走遍了這些地方，自己也變成了半個「在地人」；而我的讀者若是走遍這七十五個地方，就等於完成了一門關於台灣的民主歷史和人權進程的課程。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個的反抗者。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被遺忘，有的人遭到了扭曲，有的人甚至被政客利用。其實，法國思想家卡繆早就指出，反抗者不是革命者。二○一四年的盛夏，當我在少年時代無數次想像過的綠島揮汗如雨地行走之時，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了政治犯曹開在〈我們的詩歌〉中的詩句：「我們被放逐，錮禁╱又一個惡魔島在我們眼前……」曹開的女兒曹貴理說過：「父親就像一棵苟活於亂世的含羞草，總是很小心地防備著這個世界的是是非非，軟嫩的身軀在閉合開展之間，渡過他的一生。」其實，我也是一株小小的含羞草，不是因著有政治家的抱負和對權力的訴求，而僅僅是因著對暴政、專橫、謊言的天生的敏感與羞怯，而情不自禁地開始了反抗的生涯。 　　我不知道這本書在書店上架時，店員會不會把它放在旅遊書的類別當中。如果說這是一本旅遊書，那麽它或許是一本最沉重的旅遊書。它不是「輕旅行」，而是「重旅行」，它會讓你的背包和心靈都更為沉重。不過，既然我們熱愛光，就要直面光的背面的黑暗，才能提防黑暗的來襲；既然我們熱愛自由，爲了捍衛自由，有時候就不得不付出犧牲自己的自由的代價；既然我們熱愛家園，就得走在背井離鄉的路上，爲著把幸福導入我們的家園。 　　這也是一本勵志的書。我想對那些比我年輕的朋友說，當你認識到這個世界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好的一面的時候，你就成熟了。美國思想家桑塔格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一書中指出：「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如何去拯救地獄中的眾生，或如何緩解地獄中的烈焰。然而，承認並擴大了解我們共有的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仍是件好事。一個動不動就對人的平庸腐敗大驚小怪，面對陰森猙獰的暴行證據就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親愛的讀者朋友，願這本書陪伴你走過一段知識、道德及心智逐漸成熟的旅途。 　　也許，我們會在下一個街道的轉角，或另一片樹影的旁邊，不期而遇。 　　二○一四年七月十日 　　美國維吉尼亞鄉間

　　台大傅園和傅鐘 　　每次到台大，我必定去承載著七十餘年歷史記憶的傅園拜謁。傅園與傅鐘，不僅是台大的地標，更是自由精神的象徵。 　　作為一名北大人，若要讓我選擇一位最敬重的北大校友，我會脫口而出：傅斯年！ 　　 歷史的無情在於，很多人在做學生時，血氣方剛，單純善良，誓言匡扶正義；待到做了長官與名流，則朋比為奸、腦滿腸肥，蛻變成自己年輕時反對的對象。中國的李克強和台灣的江宜樺都是如此。傅斯年則始終如一，從「五四」時代鐵肩擔道義、走上遊行第一線的學生領袖，到學界祭酒、大學校長，從未背叛過青春時代的理想。 　　傅斯年只當過一年的北大校長和不到兩年的台大校長，卻奇蹟般地成為北大與台大之間一道起承轉合的彩虹，將北大的自由主義命脈帶到風雨飄搖中的台大，並使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傅斯年繼承了近代自由主義將大學視為「公共領域中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之理念，以歐洲哲學家斯賓諾沙「貢獻這所大學給宇宙」的精神辦學，在威權的時代，讓台大成為學術獨立、抵抗政治高壓的堡壘。 　　半個多世紀之後，「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在彼岸的北大蕩然無存，卻在此岸的台大枝繁葉茂、碩果累累，第一功臣當推傅斯年。 　　高懸的傅鐘，為誰而鳴？ 　　遠遠地，還沒有到台大校門，就可望見傅鐘。淺灰色基座上，四根紅色鋼管將古銅色的「傅鐘」高高擎起，上面刻有傅斯年確立的台大校訓「敦品、力學、愛國、愛人」。 　　自從一九五一年傅鐘鑄成之後，台大上下課的鐘聲便是二十一響，因為傅斯年認為「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的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台大的校徽亦以傅鐘為主題，以勉勵學子「作息定時，生活有序，俾聞聲惕厲，精進不已」。 　　當年，共產黨的鐵騎席捲中國，傅斯年毅然渡海而去。他的朋友和學生中，有不少選擇留下來的，無一例外，個個都不得好死。而在美麗的台灣島，傅斯年戮力將自由的魂魄陶鑄在高懸的傅鐘裡。 　　台灣初步實現民主化之後，台大的師生們很少在傅鐘下面舉行抗議性活動，傅鐘蘊含的反抗威權主義的象徵意義，逐漸隱遁到歷史記憶之中。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台大二十多名教授和學生又聚集在傅鐘前面，他們發起連署，針對的卻是彼岸的「姊妹學校」北京大學——他們抗議北大因政治原因解雇經濟學院副教授夏業良。 　　北大是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源地，先有蔡元培首倡「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繼有胡適推崇「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再有傅斯年宣揚北大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之後，北大飽受共產極權體制之摧殘，尤其是慘絕人寰的「六四」屠殺，使得北大校園從此魂飛魄散、萬馬齊喑。殘存下來的極少數敢言的教授，錢理群、賀衛方、焦國標、夏業良等人，紛紛遭到不同形式的整肅。 　　正因為台大與北大分享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台大的師生們這一次才為夏業良發聲。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說，大學是追求真理、闡述意見的開放場域，學術自由是大學存在的基礎。以政治力壓制、干預學術自由不但嚴重阻礙真理的發現，也摧毀了大學的基石；沒有了學術自由的大學，就不再是大學。 　　法律系教授陳昭如說，這項聲援活動不只為中國，也是主張台灣的學術自由。今天北大壓抑自己老師的學術自由，明天台大教師要跟中國交流時，心中難道不會產生「自我檢查」的意識嗎？ 　　台大的師生們指責北大的做法是「摧毀大學學術自由的精神」，並要求台大校長楊泮池致電北大校長王恩哥、盡早恢復夏業良的教職。教授們要求台大在與北大交流時應加入「學術與精神自由」保障條款。這來自傅鐘的雄渾厚重的聲音，必將穿破彼岸專制的鐵幕，激盪起驚濤拍岸之波瀾。 　　從「傅大炮」到學運萌芽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傅鐘從未沉默。 　　傅斯年生前被譽為「大砲」，雖然不是陣前殺敵的大砲，卻能將行政院長宋子文轟下台去。有趣的是，鑄造傅鐘贈送台大的，是兵工署；而執掌兵工署多年、後來出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是傅斯年之妹婿與摯友。由兵工署鑄造的傅鐘，是有戰鬥性的，「傅大砲」之魂魄附著於傅鐘之上，鐘聲不只是報時，更是自由的吶喊。 　　由於傅斯年給台大留下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台大的學生運動一直走在台灣諸大學之前列。鄧丕雲在《八十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中指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台大學運與台灣學運幾乎是同義詞」。台大的學生運動，多半以傅鐘為第一舞台。 　　傅鐘和傅園本身具有歷史紀念意義，且又位於台大的中心位置，周圍有椰林大道和行政大樓等日治時代留下的歐式風格的大型建築，在那裡聚集，很容易產生「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效果。 　　如果台大沒有了傅鐘，就如同《西遊記》中沒有了孫悟空，聖經中沒有了大衛王，那該是怎樣的單調與無趣？正如有台大校友所回顧的那樣，從七○年代開始，傅鐘下陸續有懷抱著不同議題，以及不同詮釋角度的人前來靜坐，關心的範圍有校園、有社會，有民族主權、民主自由或人權等等。一代代的學生從傅鐘擷取屬於自己的理想，如同傅斯年生前維護民族氣節與自由學風的雙重特性，傅鐘成了一種讓學生們各取所需的精神載體。 　　二○一三年乍暖還寒的春天，我在台北見到了八○年代台大學運的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吳介民，一位是羅文嘉。吳介民看上去是一位謙和儒雅的學者，筆鋒銳利如刀；羅文嘉從宦海歸來，臉上帶著返璞歸真的微笑。 　　那一年，威權政府已成強弩之末，當時的台大校長孫震仍強勢打壓學生運動。那個時代有一個傳統，每年的五月十一日，是台大學生在傅鐘之下表達自己意願的「學生日」，「這是學生自己創造出來的節日，也是學運把自己的抗爭文化轉換成象徵符號，凝聚集體的歷史記憶」。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彼岸的天安門學運如火如荼，台大則有學生組成「反幽靈劇團」，在傅鐘前以肢體語言與鼓聲等行動劇，傳達學生爭取校園改革的努力。他們遊行到校門口，沿途多位義工發放傳單給圍觀的群眾。 　　當時，台大校方派人觀察，也有警方在旁邊監視，但最終未對學生採取行動。這是台灣的大學生第一次直接挑戰和顛覆「神聖不可侵犯」的兩蔣圖騰。吳介民和羅文嘉都因參與學生運動而受到校方「記過」的懲戒。 　　一九九二年，我入北大時，北大已是一潭死水，連微瀾也沒有。我想如吳、羅兩位那樣，成為校方眼中的「壞學生」，卻求之而不得。 　　從傑弗遜紀念堂到傅園 　　傅鐘與傅園是一體的。傅園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熱帶植物標本園，是日本人企圖以台灣為基地向南洋挺進，積極調查與收集台灣與南洋各地的熱帶植物，所留存下來的園地。 　　一九五○年，傅斯年積勞成疾去世後，各方商議將其骨灰安葬在此，並修建傅園紀念之。這是台灣第一位享受此尊榮的大學校長。 　　傅園的建築形式，擷取帕德森神廟的建築語彙，與周圍的方尖碑、水池，環狀步道的對稱造景融為一體，形成一個莊嚴隆重的紀念場所。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羅家倫前導，台大學生會主席李德進同學手捧骨灰盒，將傅斯年之骨灰安葬在紀念亭內大理石墓中。此地遂被命名為傅園。 　　我移居北美之後，生活在維吉尼亞鄉間，距美國國父之一、第三位總統傑弗遜締造的維吉尼亞大學及蒙蒂塞洛莊園不足兩小時的車程。傑弗遜也是一位偉大的建築師，參與規劃首都華盛頓、維吉尼亞大學，設計維吉尼亞議會大樓等建築。 　　我們一家曾驅車去探訪蒙蒂塞洛莊園、維吉尼亞大學主樓及圖書館等古蹟。這一系列建築均成為美國議會建築、校園建築以及新古典主義建築之典範。 　　而傅園之設計便是仿效傑弗遜紀念堂而來，背後的期待與當年的傑弗遜一樣：回到古希臘充滿光明與威嚴的人文理想之中。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傅斯年的思想不受統治者的歡迎，傅園被校方長期閒置荒廢，以致其光景如杜甫詩歌所形容的那樣──「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曾就讀於台大的作家楊照回憶説：「傅園的深鬱氣氛，和傅斯年的大氣剛烈，形成強烈對比。這裡是整個台大大樹密度最高的地方，不管任何時間都是蔭影滿地。所以另一個功能，這裡最適合孤僻沒什麼人緣，沒課時不知去哪裡好的人，獨處閒坐。」 　　直到二○○四年，傅園才被校方重新修整，恢復了新古典主義建築堂皇明亮、莊嚴高貴之本色，也與傅斯年那雄獅般張揚淩厲、自信堅韌的氣質吻合。 　　我第一次來傅園時，周遭學生們的怒髮與裙裾、閃亮的眸子與銀鈴般的笑聲，讓我回到當年在北大讀書的時光。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不禁想，長眠於此的傅斯年校長，必定會含笑陪伴著一茬又一茬的學子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傅斯年常常為捍衛學術自由而怒髮衝冠，其中最動人的一幕細節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台大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軍隊闖入校園抓捕學生。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式徑行進入校園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發出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彭氏是「二二八」之屠夫，是蔣介石的心腹，人人畏之如虎；傅斯年乃是一介書生，卻聲如洪鐘、先聲奪人，讓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亦退避三舍。 　　傅鐘和傅園，不僅屬於台大，亦屬於台灣，如費城的自由鐘和華盛頓的傑弗遜紀念堂之於美國，傅鐘和傅園必定忠貞地守護這片沃土的自由與獨立。 　　二○一四年春天，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我在臉書上看到學生們在傅園裡留下的鮮花和卡片，有一張卡片上寫著這樣一行字：「校長，希望沒讓您失望，希望我們沒讓台大丟臉，我們知道用血、汗、淚所換來的民主，是何等甘甜可貴。」若傅校長地下有知，讀到這張卡片，一定會移開煙斗、開懷大笑。 　　黑暗中的舞者 　　蔡瑞月舞蹈社 　　有人説，舞蹈是最能凸現人類渴望自由的本性的藝術形式，舞蹈家是上帝遺失在人間的天使。被譽為「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舞蹈家，她一生漫長的舞蹈歲月，經歷二次大戰、二二八事件、並於白色恐怖時期身繫牢獄，在擠壓的空間中，堅持以生命投注舞蹈，以深情凝視土地。 　　台北的中山北路上，銀行和公司大廈林立，車水馬龍，讓人目不暇接。轉入一條小巷，意想不到地出現了一方淨土：掛著「玫瑰古跡」和「跳舞咖啡」的院落和一組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這裡就是蔡瑞月舞蹈社。 　　我穿過一片青青的草地，以及寬闊的木質平台，進入昔日蔡瑞月教孩子們跳舞的大廳，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蔡瑞月的學生和媳婦蕭渥廷女士正在等候我的來訪。 　　在舞蹈中尋覓身體與靈魂的自由 　　蕭渥廷和丈夫、蔡瑞月唯一的兒子雷大鵬都是舞蹈家，這大概是孤獨一生的蔡瑞月最大的安慰吧。蕭渥廷跟我談話的時候，一直稱呼蔡瑞月爲「老師」而非「媽媽」，也許她是要特別強調蔡瑞月舞蹈藝術代代相傳的脈絡。 　　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説過：「舞蹈是生命的詩歌。」那麽，蔡瑞月就是以身體來譜寫生命史。 　　寬敞的舞蹈教室，如今空空蕩蕩，可以想像師生在此揮汗如雨地起舞、切磋、嘗試的場景。蕭女士説，有學生來此上課的時候，雖然蔡老師不在了，但她仍然覺得蔡老師似乎還在現場熱情洋溢地指指點點。 　　蕭女士請助理先爲我放映一部動畫短片，是專門爲來此參觀的孩子們製作的。動畫片的主人公是一個喜歡在屋頂做夢的女孩。 　　一九三三年，日本石井漠舞團來台南演出，五歲的小女孩明白了自己從小喜歡的那件事叫舞蹈。後來，她鼓氣勇氣給石井漠寫信，結果大師回信表示願意收她當學生。 　　十六歲的女孩孤身一人到了東京，成為大師親手調教到弟子。登台到那一天，她全副武裝，扮演太陽之女，「這時我預備自己當作一具弓；屈服彎深我的軀體，將如箭般舞蹈，送向自由的思潮」。 　　「蔡桑，不算美，眼睛小小的，和我一樣。」蔡瑞月的老師石井綠說，「但是每次演出時，總是有人跑來問我，台上的那位美麗的舞者是誰啊？我一看，不正是蔡桑嗎？！她一上台，就立刻光芒萬丈，成為眾人焦點。」 　　戰爭結束後，蔡瑞月回到台灣，開設舞蹈學校，展開台灣舞蹈運動。一九四七年，蔡瑞月與詩人雷石榆結婚，詩歌與舞蹈的結合，浪漫而溫馨。可是，白色恐怖的浪潮很快襲來，在台大任職的雷石榆被祕密拘押半年，然後被趕出台灣——與那些不經審判即被槍殺者相比，已經是莫大的幸運了。 　　受苦的卻是蔡瑞月。她不被允許與丈夫同行，數月後，又因為丈夫寄來的一張明信片，而被無辜入獄三年。 　　一朵玫瑰，在監獄中也照常開放。對蔡瑞月而言，只要跳舞，就能拯救一切，她在獄中創作了《嫦娥奔月》和《母親的呼喚》等作品。那個時候，作為母親的她被迫與年僅一歲的兒子分離，她只能在舞蹈中擁抱虛擬的孩子。 　　出獄後，蔡瑞月長期受到監視，並在國防部的壓力之下爲達官貴人和官兵表演。即便如此，她依然在舞蹈中演繹自己的夢想。進入晚年，她雖然不能親身起舞，堅持用手勢和言語指導學生。八十歲後，即使在台下，蔡瑞月也是風華絕代，有一種震懾四周的氣場。她的美不是肉體的表像之美，而是藝術家經過生命最嚴苛的淬煉，篩濾一切雜蕪虛飾之後，所呈現出的生命的原質之美。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蔡瑞月與雷石榆，是詩人與舞蹈家的組合。結婚後，他們住台灣大學的教師宿舍，蔡瑞月在家裡一邊教學生跳舞，一邊創作。在那短暫只有三年的幸福時光裡，雷石榆常常騎單車載著蔡瑞月去看電影和逛書局。雷石榆爲愛妻寫了一首詩歌〈假如我是一隻海燕〉，蔡瑞月將其改編成舞蹈《海燕》，後來成為一個常演不衰的保留節目。 　　最美好的時光也是過得最快的時光。新婚燕爾，稚子在抱，雷石榆突然被特務帶走，蔡瑞月四處打探，不得要領。數月後，她才得知丈夫即將被趕出台灣，且自己不能同行。兩人在憲兵的監視下匆匆見了一面，兩人緊緊擁抱，惟有淚千行。 　　蕭渥廷帶我到隔壁，參觀公開展出的有關蔡瑞月的一批圖片和物品。她説，雷爸爸離開台灣之後，大陸很快淪陷，兩岸隔絕，再無音訊。 　　很快，蔡瑞月也無辜被捕，先後被關押在內湖監獄和綠島監獄。監獄當局沒有忘記搾取其「剩餘價值」，蔡瑞月時常被帶到外面，在不知道表演的地點和觀眾的情況下參加演出。有幾次，她甚至被安排在演出後給蔣介石夫婦和外賓獻花。 　　到底是誰提議從監獄找一位女囚為獨裁者跳舞，而其丈夫又被驅逐出境？那樣荒謬的場景，讓蔡瑞月創作了第一個表達人權和自由理念的作品《傀儡上陣》，當年演出該作品時使用的那個搖籃，仍然擺放在舞蹈社的門口。 　　當年，蔡瑞月是無罪入獄，並無判決書，也沒有確切的出獄記載。當白色恐怖政治犯開始得到平反補償時，她卻因為提不出相關證明檔，而被拒絕受理。獨裁者的罪孽，在解嚴、民主化之後，依然由無辜的舞蹈家默默承受，真是情何以堪。 　　蔡渥廷介紹説，即便彼岸的雷爸爸音信全無，蔡老師仍然對愛情忠貞不渝，從來沒有考慮過再嫁。 　　一九七三年，逃離中國的音樂家馬思聰訪問台灣，特意安排與蔡瑞月會面，告知在「文革」初期，他曾經與雷石榆一同被囚。雷石榆告訴馬思聰，如果有機會去國外，一定要幫助他探望在台灣的愛妻蔡瑞月。當時，台灣尚處於白色恐怖的氛圍之下，蔡瑞月不敢跟來自中國的馬思聰深談，生怕又被冠以「通匪」的罪名。 　　直到八○年代後期，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蔡瑞月才陸陸續續地從各個管道知道了關於雷石榆的一些消息。雷石榆在中國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她與他再也不可能再續前緣了。 　　一九九○年，蔡瑞月攜帶兒子雷大鵬、兒媳蕭渥廷及兩個孫子，赴中國保定探望雷石榆。蕭渥廷説，當火車緩緩停在破敗的保定車站的時候，分別四十多年的兩位老人，久久凝望，四十年積攢的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浴火重生的舞蹈社和在暗夜中點燈的舞者 　　木地板、扶桿、鏡子、音樂、身體，是舞蹈社缺一不可的五樣東西，其中身體最為重要。學者彭瑞金指出：「如果說蔡瑞月的舞作重建象徵台灣舞蹈浴火重生，它的重要意義並不是讓失去的歷史場景重現，而是早期臺灣舞蹈家受挫的理想的復活、重振。」 　　有人説，這是一所會呼吸、會跳舞的房子。蕭渥廷告訴我說，一九四六年，蔡瑞月舞蹈藝術研究所於台南成立；一九五三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於現址成立，從事舞蹈教學、創作、演出、史料保存。若以建築本身而論，這是一座建於一九二○年的日本文官宿舍，不足百年的歷史，不足以成為古蹟；但是，這是蔡瑞月留下的舞蹈社，是台灣現代舞蹈運動的見證，也是後人可以繼續此寫下個人生命史最深一刻的園地。 　　一九九四年，因台北捷運工程施工之故，舞蹈社面臨拆除的命運。藝術家和文藝界發起了「向蔡瑞月致敬」和「一九九四藝術運動」，搶救文化遺產。這是第一次跨領域的、用藝術表達抗議的運動，有兩百多人參與，其中有蕭渥廷等三位舞者，在高空中飄蕩二十四個小時。 　　持續努力五年之後，一九九九年，舞蹈社終於被指定爲古蹟。但就在公告的第二天，舞蹈社被人縱火，多數服裝、音樂、道具等珍貴史料付之一炬。已經移居澳洲的蔡瑞月，聞此噩耗，匆匆趕回。接受媒體訪問時，老人家哽咽著説：「我感覺好像一個女兒過世了。」她不顧年邁體衰，親自領導艱難的重建工作。 　　晚年的蔡瑞月，仍然創作不輟。二○○四年，她與美國人權舞蹈大師埃立歐．波瑪爾（Eleo Pomare）等聯手以台灣近代史詩為主題創作。她還以黃文雄、鄭自才「四．二四」刺蔣事件為素材，編作《讓我像個人一樣站起來！》。二○○五年，她展開創作「林義雄：靜默的腳印」的研究工作，直至臨終之際，依舊掛念著該舞的編劇。 　　時代的陰差陽錯，政治的詭譎激盪，讓蔡瑞月從一位單純的舞者變成了一名不屈的人權戰士。詩人李敏勇評論説：「蔡瑞月，既是女性，也是台灣；既是文化，也是政治；既是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也是國民黨中國殖民體制的顯像與隱像。如果有一齣像蔡瑞月人生與命運的舞蹈，那無疑是呈現台灣人、藝術家在台灣特殊歷史構造中的命運圖像，交織著線條與色調，而且充滿壓抑和奔放衝突的旋律與節奏。」這一天中午，我在「跳舞咖啡」點了一杯茶，外面雨水淋漓，木板的平台上，仿佛有一群舞者翩翩起舞。

作者：余杰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新人間 出版日期：2014-08-22 ISBN：9789571360522 城邦書號：A2200607 規格：平裝 / 單色 / 272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