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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社會的轉型關鍵,在於清教徒的觀念秩序
近代中國正因錯失宗教改革,現代化屢遭挫折,最終淪為無神論的共產極權國家!
華語世界第一部綜論清教徒歷史及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宏觀史著
深入分析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何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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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秦漢秩序」會成為中國歷史二千年來的主流觀念秩序?
◎「秦漢秩序」的大一統體制,如何塑造中國社會及政治文化?
◎近代以來,許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如何影響中國文化?
◎近代中國經歷了數次「現代化」的政治及社會轉型,為何總以失敗收場?
◎馬列共產主義與「秦漢秩序」的大一統文化,如何形塑現代共產專制的中國?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何以總是失敗?中國為何一方面嚮往西方的文化及科技,但另一方面又排斥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及道德?最終,中國為何又淪為無神論的共產國家,縱使在近代改革開放後,其文化及社會依然充滿許多問題?
本書主要探究中國發展與西方現代化諸模式之關係,並回溯中國歷史的根源,剖析所謂「中華文化」的內在缺陷。最終明確指出,清教徒的信仰文化與英美政治傳統是西方文明之精髓,應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以及政治上邁向自由民主的最終出路。
█中華文化的缺陷根源,就是秦漢秩序的大一統專制文化!
今天所謂「中華文化」,肇始於二千餘年前的秦漢之際,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建立的皇帝獨裁制度,由漢王朝承接,開啟了天下一統的「秦漢秩序」,成為中國歷史的真正開端。「秦漢秩序」主要由五個要素組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鹽鐵國營的國家經濟,小農為主體的農業文化,與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模式。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社會發展為農業內陸文明,人民普遍缺乏冒險性格與精神自主性。
歐洲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包括利瑪竇、馬禮遜等許多傳教士來到中國,成為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樑,既帶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與理性文化,也試圖理解中國文化的本質。他們雖然成功傳播許多新知如數學、天文學,以及實用的科學技術,也推動廢除纏足與抽鴉片等社會陋習,但受限於文化差異,始終無法真正促使舊中國轉型為真正的現代化社會。
█近代中國改革失敗,最終通往共產專制的奴役之路
十九世紀以降,清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面臨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勢力先進的軍事科技及優勢經濟上的威脅下,中國前後以四波政治、經濟、文化運動,試圖應對現代化之挑戰,分別是:物質層面,追求船堅炮利的「自強運動」;政治層面,追求君主立憲的「維新運動」與自由共和的辛亥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層面,追求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五四」運動,但這些嘗試最後都遭到挫敗。
因此,近代中國在清末民初之際,雖然已經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但社會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轉變。最終,在蘇聯與馬列共產主義的影響下,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軍北伐顛覆正統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華文化最終還是回歸「秦漢秩序」,結合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成為極權主義的專制國家。
本書認為,近代中國改革失敗、墜入極權的歷史,對於歷經長期戒嚴及民主轉型的台灣社會而言,更有其特殊的歷史情感與意義,因此,相信本書能帶給台灣及華語讀者,一個有別於傳統史觀的全新歷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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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書介紹】
《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是華語世界第一部綜論清教徒歷史,及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宏觀史著。系列作品一共三卷,深入探討英美、歐洲與東亞三個地區,從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五百年歷史變化,其實與基督宗教文化及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有著密切聯繫。三卷主題分別如下:
●第一卷:《清教秩序五百年》——
宗教改革孕育的基督新教精神,如何推動荷蘭、日內瓦、英國及美國等清教國家的獨立,並且在這些地方催生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奠定現代文明的基礎?
●第二卷:《歐洲的歧路》——
法國、德國、俄國與義大利等歐陸國家以及東亞的日本,為何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持續引發暴力革命與民族衝突,紛紛陷入極權主義的災難?
●第三卷:《華夏轉型二百年》——
從晚清到民國的近代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多次推動「西化」改革,為何總是以失敗收場,最終淪為無神論的共產專制國家?
「大光」一詞出自聖經,象徵了世人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絕望中祈求希望的時刻。相信本書能帶給臺灣及使用華語的讀者,一個有別於傳統史觀的全新歷史圖像。
目錄
●自序:中土何時出三峽?
●第一章∣秦漢秩序,天下一統
法家:「法術之士」的國家恐怖主義/儒家:華麗黃袍上的虱子/佛道奧援,自願為奴/皇帝:奉天承運,一人獨裁/大一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朝貢體系」與「劣質殖民」
●第二章∣現代化的敗局
「鴉片戰爭」:「亡天下」的開端/洋務運動:師夷長技而不能制夷/維新變法:一鍋咽不下的夾生飯/辛亥革命:一場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革命/「五四」運動:沒有自由和人權,民主和科學是空中樓閣
●第三章∣為何總是選錯老師和教材?
以日為師,事半功倍?/以德為師,後來居上?/以法為師,殺人有理?/以俄為師,認賊作父?/不知上帝,何論英美?
●第四章∣當麥種遇到磐石:基督教與反基督教的角力
新教來華:磐石啊,磐石啊,什麼時候可以裂開呢?/基督教改變中國的努力及其頓挫/近代三次反基督教的高潮/民國毀於孫文、蔣介石和馮玉祥三個假基督徒之手/無法告別的偶像崇拜: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第五章∣現代轉型,道阻且長
現代之惑與文明之困/華語觀念市場上的競爭與整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督信仰的復興/中國建立清教徒觀念秩序之前瞻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清帝國為什麼要打一場幾乎「穩死」的戰爭?〉
一八四〇年,英國對清帝國開戰之後,在長達一年多時間裡,沒有任何一個清帝國的官員敢將英方的外交文書向道光皇帝呈報。道光皇帝始終未能掌握真相、進入狀況,他一直以為是海盜騷擾、不足為慮。這不是因為道光皇帝能力不足、智慧不夠,而是他被各級官員上奏的錯誤資訊誤導,一錯再錯、一敗塗地。
直到英國艦隊從南到北一路攻城略地,道光皇帝才意識到事態嚴重,先後撤換幾批欽差大臣和前線指揮官——從漢族能臣林則徐,到身經百戰的老將楊芳;從深受寵愛的親侄兒奕山,到頗具人望的蒙古貴族裕謙,能用的人都用了,卻統統敗下陣來。大小官員個個謊報軍情、欺上瞞下,明明是「屢戰屢敗」,卻號稱「屢敗屢戰」,以此騙取朝廷的賞賜。
七十歲的老將楊芳,此前平定白蓮教、天理教和張格爾叛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眼前的英國人是「陌生的敵人」。他對付英國人的錦囊妙計是「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載以木筏,出禦敵人」。當這一招不管用之後,楊芳私下裡派廣州知府告訴英國特使義律(Charles Elliot),假如皇上還要作戰,他會先行告知,雙方可以在廣州城外某個安全的地方,友好地安排一場假戲假做的戰役。那時,還未發明攝影機,否則楊芳真有可能拍攝一段雙方假作戰的影片,送到紫禁城裡道光皇帝御前,逗皇上開心。戰場上的勝負不重要,皇上開心才重要。
前線吃緊,道光皇帝派出身為「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的堂侄奕經南下「討逆」。奕經抵達蘇州後,急於享受蘇州這個溫柔鄉的程度遠大於對英軍開戰。他從未認真擬定作戰方案,他是旗人,又是附庸風雅的士大夫,喜好書法、辭章、詩歌和繪畫。其隨營畫家窮數月心血,畫好一幅《如意指揮圖》,主角奕經威風凜凜,將洋人打得落花流水。奕經動員有文才的幕僚,舉辦一場作文比賽,徵求詞藻最華麗、最動人心弦的「勝利宣言」。一位幕僚讀了中頭獎的雄文之後說:「洋洋巨篇,典麗堂皇。」奕經拿出跟楊芳相似的妙計:反攻寧波之前,由軍費中撥錢出來,買了十九隻猴子,想把鞭炮綁在猴子身上,丟到英國軍艦上。但因找不到帶猴子靠近英國軍艦的人,勇敢的猴子們未能出征。等到英軍上岸攻城略地,飼養員馮氏匆匆逃逸,這批「孫悟空」慢慢餓死在其前廳,成為人類異想天開及粗心大意的犧牲品。
歷史學家蔣廷黻指出:「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歷史學者茅海建指出,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解決。不是滿朝文武不努力,而是他們渾然不知近代化為何物。《清史稿》評論說:「奕山、奕經,天潢貴冑,不諳軍旅,先後棄師,如出一轍,事乃益不可為。其人皆庸闇不足責,當時廷臣不能預計,疆吏不能匡救,可謂國無人焉。」奕山、奕經如此,道光帝亦如此。道光帝救不了大清,即便康熙大帝復活亦無能為力,正如美國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所說:
這種情況不免讓人心生懷疑:清代中國是怎樣的政治、社會聚合體,一場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血腥鬥爭,對很多人而言竟變成不容錯過的好機會,可以詐欺政府,驅使無知、沒受過訓練的人民,去打一場幾乎穩死的戰爭。……從十八世紀進入十九世紀,中國被視為流氓國家:一個龐大、軍事化、不相容、有敵意的國度,拒絕按照最近由歐洲發明的國際遊戲規則行事。
戰爭期間,帝國的外強中乾一覽無餘:皇帝瞎指揮、大臣和將官瞞和騙、民眾袖手旁觀,上下級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完全堵塞、斷絕。缺乏現代國家意識,失去凝聚力和核心價值的「命運共同體」,只要遭遇外力輕輕觸碰,就如同蛋殼般破碎了。
戰後,「鴉片戰爭綜合症」成為久治不癒的沉痾,直到今天中國仍深陷於其中而不能自拔。什麼是「鴉片戰爭綜合症」?即秦漢天下秩序蘊含的反現代化本質,在遭遇現代西方的全球貿易衝動和西發利亞的國際體系衝擊時,產生的排他性「過敏」反應。
軍事的失敗不是致命傷,《南京條約》也不是多大的恥辱——其中關於國際貿易的條款,很多是一個半世紀後中國加入世貿時渴求得到的待遇。失敗以後不明了失敗的理由,不願改革,那才是致命傷。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的精神狀態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對清帝國,「鴉片戰爭」只是皮肉之傷,除了東南沿海幾個省分,老大帝國其他區域無動於衷,它所造成的實際傷害遠不及十多年後的太平天國叛亂。一般士大夫只是將之視為「島夷騷動海疆」,魏源事後追記,用的標題居然是《道光洋艘征撫記》,彷彿朝廷打了勝仗。
胡林翼是清帝國「同治中興」的四大名臣之一(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是湘軍中僅次於曾國藩的第二號人物。
《清史稿》中說,胡林翼年僅四十九歲即嘔血而死,是哀悼咸豐帝之死悲傷過度,以此將其塑造成忠臣之典範。其實,胡林翼之死另有原因。曾為曾國藩幕僚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記載,胡林翼臨死前,正是清軍圍攻安慶之時。只要攻克安慶這一「鎖鑰」之地,即可將太平軍勢力分而殲之。在安慶戰役之前,胡林翼前往視察戰場地形,胸有成竹地笑道:「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懼也。」但行之江邊時,他見到兩艘洋船鼓輪西上,速度之快,非尋常風帆所能及,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面對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胡林翼頗有周瑜「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之氣度。太平軍是內憂,是農民起義,是冷兵器的戰爭,歷史上經歷過太多次,用老祖宗傳下來的經驗足以應對。然而,當他看到洋人的蒸汽渡輪開到內河,清廷卻還在用快馬驛站來傳遞消息,洋人之強與中華之弱,天差地別。帝國夜郎自大太久,早已被西方遠遠拋離。與即將鎮壓下去的太平天國叛亂相比,洋人的船堅砲利才是難以招架的外患。此時此刻,胡林翼大概想到「防兵潰散,鳥駭獸散」的失陷的京城,想到死不瞑目的皇上。因思慮過度,病情加重,不數月間,就病歿於軍中。不過,他因此不必像曾國藩,雖力挽狂瀾、位極人臣,偏偏因為處理天津教案向洋人屈服而招致謗滿天下,幾乎晚節不保。
胡林翼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西人的到來,讓菁英階層的儒家知識和歷史經驗變得不夠用。廣東巡撫黃恩彤上奏說:「迨英吉利互市開頭,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幹。其餘各小國亦竊睨其旁,妄生覬覦。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薛福成說:「自古邊塞之防,所備不過一隅,所患不過一國。今則西人於數萬里重洋之外,飆至中華,聯翩而通商者不下數十國,其輪船之捷,火器之精,為亙古所未有,恃其詐力,要挾多端。違一言而瑕釁迭生,牽一發而全神俱動,智勇有時而並困,剛柔有時而兩窮。」李鴻章更是將此「變局」提升到數千年未有的更高層級: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垺,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路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胡林翼之嘔血而亡,李鴻章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意識,是「亡天下」的危機迫在眉睫。「亡天下」比「亡國」更可怕。按照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說法:「易姓改號,謂之亡國。」意即皇朝更替、國號變更是「亡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衛政權,是當政者的事,跟老百姓沒有關係。換言之,「亡國」只是上層權力轉移,不必為之哀哭切齒。
比王朝更重要的是「華夏」,即「文化中國」。《春秋左傳正義》中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族是以文化劃分的。孔子的「華夷之辨」——判斷某人是否屬於華夏民族,不以種族血緣為標準,而以文化禮儀做度量。以此而論,元、清兩代入主中原,於血統而言乃外族入侵,在文化上卻奉中華正溯,依然屬華夏文明史的一部分。
與「亡國」對立的概念澤是「亡天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若文化被連根拔起,倫理被拋棄,則天下秩序就被顛覆了。
簡言之,政權覆滅而文化不亡,是為亡國;政權覆滅且文化斷絕,則是亡天下。士大夫可以接受明清易代,雖是異族入主中原,華夏衣冠不存,但三綱五常仍被統治者當作「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算不得亡天下。但到了清末,西學直接撼動儒家文化根基,亡天下的危機近在眼前。
曾以犬羊論夷夏又以夷夏比中西的中國人,第一次嘗到被別人歧視的滋味。中國曾亡於蒙古人和滿洲人,但蒙古人和滿洲人多多少少接受中國的教化,甚至被中華文化同化,中國人的自尊心得以彌補。這一次,西方人不僅用船堅砲利打敗中國,而且從根子上否定中華文化的優越性。英國外相巴麥尊自始即把中國歸入「半開化」國家,參與起草《天津條約》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日記中稱中國人是「蒙昧的民族」,做了清帝國總稅務司的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把雇主稱作「亞洲的野蠻人」。中國的華夷之辨被這種前所未有的「逆向種族歧視」徹底翻轉。
清帝國的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如何回應「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及「亡天下」的危機呢?
(摘自《華夏轉型兩百年》,〈第二章 現代化的敗局〉)
作者資料
余杰
1973年生於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倡導者於一身,著作六十餘種,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多個領域。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奬」等獎項。 著作包含《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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