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士高（Richard Pascoe）（1976－2003 任職於路透社） 　　林洸耀「為龍把脈」已經有三十年。觀察中國政治的人當然有理由可以期待，中國高層政治在此期間已經變得更加開放，畢竟這個國家施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改革，而其他政府部門也朝更為透明的方向發展。然而，中國在選拔政治菁英上仍是黑箱作業。維持表面上的團結，仍是中國共產黨黨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中國領導階層仍然相信他們有權利決定民眾能或不能知道什麼。這不可避免地讓很多優秀的記者時不時陷入與中共宣傳部門的對立當中。林洸耀身為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儘管面對障礙，他依然維持客觀立場，把最後「診斷」與「開藥方」的權力留給讀者。 　　林洸耀可說是我們這一代的新聞社派駐中國的記者中，最傑出的。他毫無畏懼地報導中共高層的決策內幕，帶給讀者少見的融合內外觀點的新聞報導。憑藉著毅力與無盡的好奇心，以及對中國政治深刻而明晰的觀察，這些年來他在路透社報導的一系列獨家新聞獲獎無數，為路透社提供了許多迅速、準確、不失公正的第一手新聞，成為全球媒體倚賴的消息來源。 　　早在一九九五年，林洸耀就率先報導了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垮台，以及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的消息。 　　一九九七年，林洸耀在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去世前三天，透過路透社向全球發布了他病危的消息。在官方媒體沒有透露任何異樣之時，他的報導就指出鄧小平辦公室已經遭到裁撤。之後在他的北京記者生涯中，他又在新聞公開前，搶先披露北韓的第一次核子試驗。 　　二○○五年，林洸耀第一個報導了趙紫陽的死訊。趙紫陽因為在一九八九年反對血腥鎮壓天安門的抗議民眾而下台，更被中共軟禁了十五年之久。四年之後，林洸耀又率先發布消息，稱趙紫陽的祕密回憶錄將在香港出版。 　　透過路透社，林洸耀還是第一個告訴全世界，習近平將在二○○七年與李克強一起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記者。在中共官方公開發布之前，他就準確報導了當屆政治局常委委員名單，也因此獲得路透社的年度全球獨家新聞獎。 　　二○一一年，林洸耀因為財經報導獲得路透社年度最佳記者獎；他曾獲得亞洲出版協會（SOPA）年度卓越新聞獎三次榮譽獎。二○一四年，他憑藉香港佔中抗議行動的報導，共享路透社年度報導團隊獎。二○一五年，林洸耀更名列奧斯本．艾略特亞洲卓越新聞獎決選名單。 　　林洸耀對兩岸關係深入、獨特的觀察是這本書的主題。他從中華民國在一九八○年代民主和平轉變的新聞報導中，獲得許多與此相關的經驗與磨練。 　　林洸耀一九五九年誕生於菲律賓，父母來自中國福建，年輕時他就讀於在中國革命時期被驅逐出來，遷至馬尼拉的天主教耶穌會學校。之後他在菲律賓和台灣的知名大學就讀工業管理工程系與企管系，但都沒有完成學業，反而去研究當時他所處的台灣正在萌芽的民主政治。 　　林洸耀在一九七九年從打字員和校稿員出發，在台灣的《中國郵報》開始他的記者生涯。這份工作讓他可以從旁觀察，在蔣經國治下從一黨政治體制逐步開放的台灣。 　　蔣介石的國民黨懷抱著「反攻大陸」這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在《戒嚴令》的規範下，從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一直到蔣介石過世的一九七五年，一直統治著台灣。此時的國民黨無法容忍反對黨的存在。 　　當全球主要大國考量到外交關係正常化的代價，紛紛轉與中共建交，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時，蔣經國發現在台灣逐漸陷入政治孤立的情況下，讓台灣政治逐步邁向多元化對其是有利的。一九七九年林洸耀任職於《中國郵報》時，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於同年一月一日正式斷絕與台灣的邦交，同時全面建立與中共的外交關係。 　　當林洸耀在《中國郵報》與「法新社」任職，在記者路上繼續前行時，他目睹了在蔣經國治下逐步自由化的台灣政治，這個風潮導致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的成立，以及一九八七年的解嚴。一九八八年，林洸耀報導了蔣經國的死訊；《中國郵報》與「法新社」都認為他的報導——台灣政治將在蔣經國的繼任人選李登輝的領導下和平過渡——表現傑出。 　　一九九一年，林洸耀接受路透社台北分社社長安德魯．托基亞（Andrew Torchia）的邀請，加入路透社台北分社。當時我擔任台北分社的總經理。 　　當時，中國大陸仍以政治理由為藉口，拒絕給來自台灣、並為外國新聞社工作的記者頒發簽證。路透社為台北分社招募新人時並沒有忘記這一點，林洸耀是通曉多國語言的中國專家，同時他的菲律賓國籍也確保他未來能夠在中國大陸獲得記者證。這是我二十八年的職業生涯中，為路透社所做的最好決定之一。 　　三年後，路透社將林洸耀派駐北京，他很快就了解到自己身為調查記者的使命，著重報導異議份子入獄的消息；一九九八年，他率先報導了中國著名異議份子魏京生遭流放的新聞。 　　二○○○年，林洸耀回到台灣擔任路透社台北分社社長，他專訪了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和行政院長游錫堃等人。二○○二年他回到北京擔任政治與綜合新聞的首席記者。 　　二○○八年他擔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長，在北京奧運會之前，他訪問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 　　林洸耀目前的職務是北亞首席記者。二○一二年，在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毒殺英國公民海伍德後，林洸耀第一個報導了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垮台。他同時也引導新聞風向，報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失勢的消息。 　　好記者很少有給政治體制對症下藥的「藥方」，他們能做的是報導。但他們也知道，這樣做不一定會讓他們成為更好的記者。林洸耀的成功，在於耐心耕耘中國的消息來源與建立互信。這些關係，來自於他尊重各方的觀點。林洸耀並不認為自己能提供讀者關於「兩個中國」難題的解方，但很少有人能像他一般洞悉雙方的不同觀點。 　　或許未來有一天，中共政府及其高層會決定以「開放」與「誠信」的原則對待異見。但基於歷史上中國社會濃厚的不安全感與脆弱性，目前為止仍沒有哪屆中共政府願冒這個風險。就像中國俗諺「騎虎難下」所描述，騎虎人一旦下虎，就會被吃掉。 　　與此同時，全世界都需要像林洸耀這樣從事實中尋找真相，以及願意「為龍把脈」的人，幫助我們了解中國今日的複雜與其特殊的現象。 ◎文／王豐（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有這樣一種說法：每一位資深的駐華外國記者，在其新聞生涯的關鍵節點都要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在多數情況下，這是一本非小說作品，是這位新聞人在華多年的調查報導和深思熟慮之精華總結，不但會成為作者本人職業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還能為同行和世界各地的中國研究者提供重要資訊、經驗和方法論，更是給廣大中國人提供一面換個角度觀察自身的鏡子。 　　可以想見，對曾經在華工作、數以千記的外國媒體人來說，寫出一本能被譽為「關於中國不可或缺的著作」（the essential China book），也成了一項事關職業成就和個人形象的關鍵競爭。很多有野心的外國記者，甚至在來華之初就開始積攢材料，為自己未來那本書做準備。十幾年前，我聽到一位年輕外國記者朋友慨歎說，時任《紐約客》雜誌駐華記者的何偉（Peter Hessler）寫書的成功，讓他有種「既生瑜，何生亮」的尷尬感覺。「他寫得比我早了一步，文筆也更加精彩，簡直是搶先寫出了我想寫的東西，讓我自己如何下筆啊？」這位記者說。 　　這位朋友說的是二○○一年出版，在中國新聞界和文化界膾炙人口的《江城》（River Town）。此書不但讓何偉成為暢銷作家，更激發無數年輕外國記者和作家的想像力：只要他們在中國的經歷夠獨特精彩、對中國話題的思考夠深刻，他們完全可以不必等上十年、八年，就能寫出「關於中國不可或缺的著作」，並一舉成為業界景仰的「中國專家」。 　　何偉的「中國三部曲」固然令我印象深刻，但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幾本相對更加「傳統」的外國記者作品，譬如《紐約時報》資深記者與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與他的華裔太太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驚蟄中國》（China Wakes）；前《華爾街日報》記者麥健陸（James L. McGregor）的《與龍共舞：十億顧客的商機與挑戰》（One Billion Customers）；以及《金融時報》前北京分社社長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祕密》（The Party）。 　　幾個月前，我在北京與林洸耀先生一次小聚時，初次聽說他將在台灣出版《把脈中國》一書，不由得立刻將它與上述幾本我心目中「關於中國不可或缺的著作」進行對比。儘管當時還未看到書稿，但我的第一感想是：「此書必將成為眾多『外國記者寫中國』的書籍中最具影響力之一！」 　　與上文提到的幾位作者一樣，本書作者、路透社北亞首席記者林洸耀是外媒圈公認最權威的中國政治報導記者之一。這本《把脈中國》也同樣是厚積薄發：林洸耀是菲律賓籍華人，大學時代離開菲律賓到台灣讀書，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總共生活與工作了三十多年。自一九九一年加入路透社台北分社以來，他一直負責大中華區的政治報導，在兩岸三地政、學、商界積累了深厚人脈和報導素材，對大中華區的很多關鍵話題都有獨到的見解。作為他的第一本「中國專書」，本書自然特別值得期待。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尤其是在讀到書稿之後，我漸漸感到此書的意義不止於此。其文如其人——無論從作者的身分認同、作者對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瞭解程度，以及作者的宗教觀和處世哲學在書中的體現，這都不僅僅是「又一本外國記者寫的關於中國政治的著作」（another China politics book by a foreign journalist）。 　　二○○三年我在美國留學時，在新聞中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發生了「炸彈劫持事件」。一位來自黑龍江的上訪者自稱身藏炸彈，闖到路透社辦公室要求報導他的「冤情」，為他主持公道。當時擔任路透社中國首席政治記者的林洸耀出面，與此人全程談判，分兩次讓多數辦公室同事安全撤離，最終成功勸說他向辦公室外的公安自首。他的鎮定和勇氣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悲劇。 　　二○○七年我到路透社工作，初次認識林洸耀（我們都稱他老林）。當時他已經是北京分社社長。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年紀不高，同時為人寬厚、熱誠、有擔當，頗有儒將風範。當時的北京分社正處於黃金時期，有上百名編輯記者，本地雇員占了一半之多。老林對眾多年輕同事尤其慷慨提攜，無論是從全球名校招聘的菁英畢業生，還是像我們這樣沒有正式記者名分的本地編輯雇員，乃至於只短暫工作幾週的實習生，他都以誠相待，有求必應。他還在我當時負責的路透中文網多次撰文，為本地雇員的權益顧呼。 　　有此良師益友，是我新聞職業生涯中一大幸事。相熟之後，我曾經問老林：「你在菲律賓、台灣和中國大陸都生活了十幾、二十年，你究竟把自己當做菲律賓人、台灣人還是中國大陸人？」他的回答從來都是：「中國人，或者說『華人』。」 　　以我多年來對他的瞭解，這是一種超越了國籍、地域和意識形態的身分認同，甚至並不完全拘泥於種族血統，而是一種基於共同的歷史、相通的語言和行為方式的文化身分。比如，儒家道德和佛教信仰顯然對他影響異常深刻；在國際政經新聞這個觀點衝突激烈的行業，在路透社這樣多種族、跨文化的工作場所，老林總能援引儒家和佛教的智慧，在艱難複雜的時刻為我們這些後輩指點迷津。 　　我認為，瞭解作者的這種身分認同和處世哲學之後，再來讀《把脈中國》一書，就能更好地理解書中對中國近年來重大政治事件、台海兩岸關係，以及中共民族宗教政策等的闡述和解讀。這也有益於讀者研判，本書與眾多其他外國記者的著作，在立論基礎、價值判斷和政策建議方面存在的種種微妙差異。作為路透社歷史上最資深、最受尊敬的華人記者之一，這也是林洸耀此書能夠為全世界讀者們提供的獨特價值：既保持新聞業者崇尚的獨立、客觀、冷靜，也能夠令人信服地從大中華區重大政治事件的任一個當事方角度考慮問題。 　　老林常常自謙說，自己二十多歲到了台灣之後才開始系統化的學習中文，三十多年下來，中文寫作水準仍有進步空間。他在路透社工作二十四年，也一直用英文寫稿。但此書以中文在台灣首次出版，隨後才會出版英文版，也可見作者的良苦用心：既然是「把脈中國」，「龍的傳人」自然應該在第一時間讀到此書，而不必從外文輾轉回譯。 　　「龍的傳人」一詞，無論在當前大中華區的政治氣氛下被賦予了何種涵義，無論本書在中國大陸是否會成為「禁書」，我都希望有盡可能多的中文讀者有機會閱讀，並因此激發討論與思辨，對大中華地區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做出自己的評判。同時，讀者也能夠與我一樣，透過此書認識林洸耀，分享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