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重新引回當下，構成歷史的動力；而不是遙遠的、被打造的烏托邦。 2014年3月，對許多臺灣人而言，都是一次「運動」的洗禮。一場因經濟而起的爭議，卻引發了國家與社群的命題；許多人第一次經歷所謂的「街頭」、「抗爭」，第一次認真參與公共事務的辯論，第一次思考個人與國家、歷史的關係……或是，第一次認真思考，我們該如何定義自己，做為一個公民。這一次的洗禮，有人稱為「三一八運動」，有人稱為「太陽花運動」。 2016年3月，兩週年的回顧。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場運動？是臺灣與中國以自由貿易為名，實則政治層面的算計角力？是臺灣公民意識／力量的勃發、社會運動的轉捩點？還是，每一個參與者生命歷程的重要分野？本書所收錄的十一篇文章，企圖從歷史脈絡、運動結構、法律和個人精神層面，來描繪「太陽花運動」所綻放出來的圖像。 吳叡人的〈黑潮論〉以「黑潮」和「帝國碎片」的撞擊為喻，鋪陳出島嶼不同階段的歷史際遇和政治塑型，以及島國內部的分化與融合。蔡宏政的〈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以民族國家與資產階級的互依或逆反做為觀察動線，並佐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來看臺灣今日何以落入依賴中國的路徑。吳鴻昌、林峯燦和湯志傑〈冷戰結構視野下的太陽花〉進一步邁向全球史軸線，從冷戰和後冷戰的脈絡，聚焦臺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組關係如何成為激發太陽花最直接的力道。 歷史脈絡之後是運動剖析，社會科學的理論對在地者有什麼意義？吳介民和廖美在〈占領，打破命定論〉結合理論及數據，披露社會大眾關心的中國因素是什麼？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最近幾年臺灣民意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太陽花運動導致了哪些政治影響？何明修的〈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以蒂利的政體模型，從機會和威脅的角度分析太陽花運動過程的政治脈絡、歷史情境和「人際」互動，並對理論模型加以修正，呈現「人」為何是社會運動的關鍵。陳吉仲〈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透過經濟學方法的抽絲剝繭，分析兩岸服貿的特殊性，以及究竟該如何評估自由貿易利弊，最終的提問是：什麼才是經濟的根基？自由貿易、人民幸福，何者才是目的？ Nakao Eki Pacidal的特別邀稿〈投幣式卡拉OK——部落點唱「湯蘭花」〉從原住民的位置看太陽花，除了內容，文章本身也從「形式」的自我「越線」，體現「動能」的持續，充分反映這是一場反抗和展現生命力的運動。 兩位法律學者分別從法律的不同面向切入。三一八是一個憲政危機的防禦行動嗎？黃丞儀在〈未完成的革命〉中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不僅是法學、也是政治哲學的議題，身處一個具有「例外狀態」和「民主困局」的特殊憲政格局，如何既要反叛、又要依脈絡而行，將考驗我們對「民主」和「共和」承諾的意志。「將政治問題法律化，政治將所獲無幾，而法律全盤皆輸。」林佳和〈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以施密特的名言起頭，「三一八學運，合法或違法？」貫穿提問，這批運動者實則在不同具體關聯上，於前後相異的階段中，面對法律，定義法律，重新找回或創造自己要的法律內涵。 第一次，臺灣有學者以精神分析理論談論一場劃分歷史的社會運動。彭仁郁〈反叛中建構的主體〉從拉岡和克里斯蒂娃提供的視野，讓讀者領略一場由「反叛」所發動的「主體化」過程，不只停留在表層的政治倫理，而是直入微細的「野蠻驅力」、「欲望」和「認同」的深層心理世界和社會集體史的交錯。最末，林秀幸〈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企圖以社會詩意和空間詩學來看太陽花的政治伏流。一個從空間現象學辯證而來的政治解讀，如何讓維護親近性空間成為正當性的美學行動？這樣的動能又能如何推擠出臺灣獨立的政治地景和歷史方向？ 這十一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把研究視野拉回具有創造性的人。不再強調定義分明的概念，把「生命」放回歷史、把「生命」放回研究視野，讓人的生命重新主導政治，讓人回到歷史場景，構成歷史的動力，幫助我們拉開觀看社會運動更豐富的角度。

導讀（林秀幸） 黑潮論（吳叡人） 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台灣價值（蔡宏政） 公民力量改變政經結構的里程碑——歷史長期視野下的太陽花運動（吳鴻昌、林峰燦、湯志傑） 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陳吉仲） 反叛中建構的主體——３１８公民運動中所彰顯的象徵秩序傳承（彭仁郁） 到太陽花之路——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吳介民、廖美） 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林佳和） 一場未完成的革命（黃丞儀） 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何明修） 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林秀幸） 【特別收錄】投幣式卡拉OK——部落點唱「湯蘭花」（Nakao Eki Pacidal）

◎文／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廖美（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四、占領行動的主體與創意 　　前節闡述太陽花運動發生的因素、以及反服貿運動的歷史脈絡。這場占領，不但震撼臺灣政局，創造一種新形態的抗爭政治，也讓臺灣的抗爭聲音傳播到世界，並讓美中兩國都做出回應。這節將說明運動參與的主體、過程及其效應。 　　（一）學運力量、青年世代、公民社運組織的匯聚 　　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很明顯的，學生與青年的角色至關緊要。三月十八日衝進立法院的主力是學生與青年。因此，不少人把這個運動稱為「太陽花學運」。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場運動中，公民組織與社運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把時間的視野拉長，學生、公民社運組織、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先行世代，都是這波運動的參與主體。 　　回答「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這個問題，同時涉及這場集體行動的空間性質。由於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占領者（以學生為多數），被警察包圍；抗爭者要進出議場內外時，必須通過警察的封鎖圈，也必須通過占領者的糾察線。因此，抗爭空間便呈現三層結構：最內圈（第一層）是占領者、中間是警察、外圍是支援的抗爭者。議場內外的抗爭者之間的溝通協調型態，便呈現多元行動中心。當然，議場內外的抗爭者每天進行「聯席會議」，但是許多行動決策並非通過這個聯席會議做出決定。議場內有比較具有向心性的核心「決策小組」（九人小組），但議場二樓仍然存在一群守衛者的「奴工」，有獨特的自我認同。而在立法院四周所形成的對議場占領者的「保護層」（第三層），參與者的成分與背景則高度多元而複雜：有來自各種公民社運團體，其成員不乏各類社運幹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工運組織、媒體改革組織等等，以及教師與積極公民。這些人當中，許多在過去幾十年民主化運動過程都曾是積極分子，例如傳統臺獨運動世代、一九八○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世代」、一九九○年代「社運黃金年代」的幹部、二○○○年代的「反樂生療養院迫遷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世代」；加上許多難以使用「既定語彙」給予稱謂的參與者，比如自發在立法院周邊擔任糾察工作、但在組織上不屬於「糾察隊」的計程車司機與「兄弟們」，以及許許多多「沒有臉孔的人」。 　　這些NGO組織幹部與參與者，在立法院四周舉辦了各式各樣活動，並且展開各種組訓培力，如「非暴力抗爭訓練」、「公民審服貿」（D-Street）與「人民議會」（嘗試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的溝通模式，轉到街頭活動上）、「開放論壇」（讓圍觀者成為發言主角）、「街頭公民教室」等等。此外，還有「賤民解放區」、「大腸花」等與運動主流旨趣不同的論壇。多元而異質的抗爭模式不斷翻出，是太陽花運動可以延續二十四天而不致「冷場」的關鍵因素。從另一個角度，占領行動適時接隼了公民社會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聲音，將之轉化為自發的社會行動。其中，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如臉書扮演多大程度的動員？一項在運動現場針對參與者的大規模訪談，反駁了多數參與者是被「網路動員」說法；相反地，他們傾向自身的參與是「自發性」的行動。 　　（二）自發與創意 　　除了自發參與，這場運動的有序分工，也值得注目。當時，只要到立法院內外走一趟，即可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數以千計的參與者，聚集在臺北市內一個街區，日夜在一起工作、生活、進行抗爭，如何不產生嚴重的公共安全、衛生或其他問題？ 　　學生與公民團體提供了各種後勤援助，使這個「無政府」的有序空間得以成立，包括飲食（飲水、便當、點心、「戰地廚房」）、臨時廁所與淋浴設施、舞台音響設備、帳篷、睡袋、垃圾分類、網路設施、醫療團隊、法律顧問、甚至心理諮商服務。而在運動本體的組織分工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與青年投入這些工作：現場主持與指揮、媒體聯絡、多國語言翻譯、文稿撰寫、糾察與安全、決策團隊、聯席會議等等，組合成一個「臨時擬政府」。此外，社群媒體和虛擬空間也提供抗爭活動的載體，許多網路社群更即時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與訊息。當然，在這樣的抗議運動場合，還有無數充滿創意的海報、塗鴉、與藝術作品。至於無序或有序，只是相對概念。議場內以及議場內外之間的溝通不良、信任等問題確實存在，各種人際與團體間的矛盾也經常可見。其中，原運分子離開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主場」，轉到捷運善導寺站三號出口附近的一個公園另闢戰地聚講（參見本書Nakao Eki Pacidal的文章）。但總體而言，這場運動仍然展現出高度的自治能力。可以這麼說，自發與自治是這場運動最成功的標誌之一。「無政府空間」與「臨時擬政府」並立，構成有趣的對比與張力，值得未來更深入探究。 　　充滿義憤、活力、與創意的青年學生，是運動的主力。青年世代對中國與兩岸關係的一般態度，以及對自由貿易的不滿態度正在醞釀中。二十年來，臺灣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上升、勞動貧窮人口增多等等。青年世代被稱為「崩世代」或「22K世代」（每個月賺取兩萬兩千元臺幣的薪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參與者除了大學生與高中生，還有不少剛進職場的青年，其中女性也占了大半。青年學生強烈感到「被偷走的未來」，或者前途茫茫，終於在這場運動中，找到抒發不滿的門路。在示威中，一條橫幅寫著：「拒絕去中國當台勞，待業青年接力反服貿」。而塗寫在立法院大樓外牆上的「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更直接傳達青年的憤怒。「大腸花論壇」則提供另類的發言空間，參與者透過粗口開罵，顛覆統治秩序（演說者必須以「幹××」做為發語詞），直接對「國民黨」、「馬英九」和「中國」罵幹。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參與大腸花的演說者不乏充滿創意而憤怒的女性聲音。在大腸花論壇裡，百無禁忌的「罵幹論述」（curse discourse），也是一種「論述狂歡」（discursive Mardi Gras）的縮影，它呈現臺灣青年世代的認同變遷，相對前一輩人，年輕人更能自在地表現認同。 　　就本文關心的軸線─臺灣公民社會如何抵抗中國因素─青年世代的「論述狂歡」所揭示的臺灣認同強度是驚人的。他們無畏於說出、也不吝於說出「我支持臺獨」。在這樣的言說互動中，解構「臺獨的污名」，也抵抗中國政府對臺灣獨立支持者的恫嚇。換言之，這場運動是「價值宣誓，宣誓『我們沒有被說服，被中國的大國價值所說服』」。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原先「統戰策略」設想的是，培育一群親北京的財團與政客、收買媒體引導輿論，便可以「解決」臺灣人的認同問題。但是這個「認識框架」已經被太陽花運動無處不在的「論述狂歡」所顛覆。對年輕世代而言，臺灣人認同屬於集體靈魂的尋索過程，是在日常生活的細微互動中點滴累積起來，其紮實、頑抗性遠高於「中國中心主義者」所能想像。 　　換言之，北京「收買臺灣」的策略，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難題。而北京似乎也很快在調適這個新現象，試圖做出回應，聲稱將「聽取臺灣年輕人的意見」。 　　五、誰支持太陽花運動？ 　　前兩節描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的理由、主體、過程及其效應。那麼，在社會層面，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支持或反對的變數是什麼？根據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在二○一五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使用二元邏輯回歸（將贊成太陽花運動歸碼＝1，不贊成＝0），檢證幾組變項後發現，民眾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主要的顯著變數包括：政黨因素、中國因素、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世代／年齡、教育、統獨選擇、以及婚姻狀態。 　　在政黨因素方面，不同的政黨認同讓民眾表現出支持態度的差異：偏綠的政黨認同傾向支持太陽花，而偏藍的政黨認同則傾向不支持。認為國民黨政府太過「傾中」的人，強烈支持太陽花運動，這個變項的影響力是所有變項中最高的；在分析樣本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認為國民黨政府太傾中。此外，比較信任民進黨政府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也明顯支持太陽花運動；在分析樣本中，信任民進黨政府進行談判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而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同一個問題，在二○一三年調查時，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高於民進黨，當時信任國民黨政府代表談判的有百分之四十九，信任民進黨為百分之三十四。很明顯，民眾的態度在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發生了翻轉。 　　中國因素方面，在目前兩岸關係下擔心失業者傾向支持太陽花。關於兩岸交流協商中，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此外，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民主化的人，也傾向支持太陽花。但認為中國將持續快速經濟成長的人傾向反對太陽花。這組結果呈現，民眾對中國因素的考量乃是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評估，並且在總體層面衡量經濟利益與國家主權孰輕孰重。顯示民眾的態度並非情緒性的所謂「逢中必反」，而是理性計算，尤其民眾的考慮中，還包括對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評估。 　　在統獨方面，傾向獨立的民眾，相對於中間態度者，比較支持太陽花運動，而偏向統一的民眾則不支持。但就實質影響力而言，統獨因素的重要性低於政黨因素、中國因素、與世代因素。綜合中國因素與統獨選擇，我們發現臺灣的國家認同議題存在一個浮現中的「生計概念」，與我們之前一篇論文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的分析一致，亦即，當考慮了中國因素，原先統獨選擇對行為或態度的影響降低了，臺灣國家認同的內涵，可能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遷。 　　教育因素的分析顯示，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職與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呈顯反對太陽花；但是大學以上教育者（一樣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背景）則不顯著。婚姻狀態方面，已婚狀態者比較反對太陽花。 　　民主評價與政府評價方面，認為民主制度好於獨裁制度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對政府評價（即評判當政的馬政府）好的人則反對太陽花。 　　世代／年齡方面，年輕人顯著支持太陽花。十八到二十四歲對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支持太陽花的機率是二點七倍；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年齡層，相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年齡層，則是一點六倍；反觀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則傾向反對太陽花運動。這個發現證實了年輕世代對臺灣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正在提高，而且也跟晚近「年輕世代臺獨化」的命題吻合。觀察民眾的統獨選擇：不分年齡，選擇統一有百分之十六，選擇獨立有百分之四十六，中間立場為百分之三十八。分不同年齡層觀察，特別在十八到二十四歲年齡層，只有百分之二選擇統一，他們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九選擇獨立，另有百分之三十九選擇中間立場。要言之，愈年輕，選擇獨立的比例愈高（圖一）。 　　總體而言，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與否，政黨因素的實質作用力最大，中國因素次之，再來依序為世代／年齡、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教育程度、統獨選擇、婚姻狀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歸類為政黨因素的變項，其實也包含一定程度的中國因素成分，例如國民黨政府是否過度傾中、兩岸談判比較信任哪個政黨等題目，就涵蓋了臺灣與中國關係的評估；換言之，這幾個變項測量已「被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 　　最後，我們需要討論那些在直觀上重要、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的變項。首先，階級變項全部不顯著，省籍、所得也都不顯著。至於，本文關切的「人們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呢？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三贊成與中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有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九十贊成與美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只有百分之十。臺灣的一般民意幾乎一面倒支持自由貿易。但是，不論是「跟中國大陸擴大自由貿易」或是「跟美國擴大自由貿易」，贊成或反對的立場，都與支持太陽花與否在統計上沒有顯著關聯。 　　以上發現，指出兩個特點：第一，太陽花支持者與太陽花運動幹部／積極參與者之間，存在著關注議題的差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中，有一部分人反對服務貿易的理由是反對自由貿易，這個現象可以由抗爭現場的海報布條與論述獲得證實，儘管我們無法確定其比例程度。但是，一般民眾支持或反對太陽花與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態度無關。第二，晚近青年政治運動蓬勃發展，被認為是左翼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或者民族主義社會的基礎向左移動。但是，在一般民眾層次，調查資料顯示階級因素並不顯著。 　　六、「被統一」的焦慮與張力 　　太陽花運動的爆發，民眾對此集體行動的支持與否的態度，以及此行動對民意的影響，都與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息息相關。而且，近年來，民意對中國相關因素的態度，顯示出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在升高。在臺灣政治深層，一個主要的伏流是「被統一」，或是臺灣被中國兼併的焦慮。我們先從國族認同的變化趨勢談起。 　　臺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TEDS）長達二十餘年的調查，從一九九四年以來，臺灣人認同一直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圖二）。臺灣人認同在一九九四年占百分之二十，低於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到了二○一五年，臺灣人認同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九，而中國人認同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雙重認同（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在一九九四年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二○一三年則為百分之三十四，呈緩慢降低。從圖中，可觀察到臺灣人認同與其他兩種認同的交叉。第一，在一九九五年，臺灣人認同超過中國人認同，此後持續拉開差距。第二，臺灣人認同在二○○八年超過雙重認同，此後也拉開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一～二○○七年之間，大約是陳水扁執政階段，臺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處於拔河狀態；臺灣人認同在馬英九執政階段大幅度領先。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結論：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其拉近與中國關係的大陸政策，加上中國因素開始在臺灣發生作用，在民意態度上，反而伴隨更為高漲的臺灣人認同。

作者：吳叡人、蔡宏政、吳鴻昌、林峯燦、湯志傑、吳介民、廖美、何明修、陳吉仲、Nakao Eki Pacidal、黃丞儀、林佳和、彭仁郁、林秀幸 出版社：左岸文化 書系：左岸時事 出版日期：2016-03-23 ISBN：9789865727345 城邦書號：A0400064 規格：平裝 / 單色 / 40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