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 　　 　　勤奮而多產，以創造性思維和敏銳的觀察力，始終致力於批判和追擊「現代性惡果」的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在積累了對「現代／後現代」豐富的研究成果之後，晚年的學術旨趣轉向了對「地球上人類生存方式」的再思考。這一思考不僅宣告人類唯一且最終的棲息地已經瀕臨枯竭，而且悲觀地斷言，人類臨終在即的生存境遇已無法再生或復甦。這一終極悲劇，既不是人類生產能力的崩潰或失業問題的不可克服，也不是國家主權的弱化或地球暖化的危機（儘管這些都是地球悲劇的因素之一），而是來自於「垃圾／廢物」問題，來自人類已經無法處理自己生產和消費的「現代化副產品」——廢棄物。這裡所謂的「廢棄物」不只是指生物的、化學的、過時或失效的「廢棄物品」，也包括「人類廢棄物」——被宣佈為廢物的人口。地球生存的最終危機在於：人類大量生產了成為廢棄物的人類自身；於是，人類將被迫以非人道的方式來處理被視為非人類的「廢棄人」（wasted human）。 　　 　　「廢棄人」的悲慘命運 　　 　　「地球超載」是當代生態警語中耳熟能詳的字眼，但包曼並非取其地理上「不勝負荷」的意義，而是取之用來形容地球上「文化淨土」大量減少所導致的結果。但這裡所謂文化淨土既不是指美如世外桃源的景觀聖地，也不是指遠離文明煙硝的原始部落，而是指地球上可以用來堆積、處理的「廢棄物處理場」的大量消失。一方面，科技的力量使地球上原先許多的荒地成為可耕、可居之地，從而證明全球已充分受到現代化的恩澤與關照，一方面，可用來承受科技廢物的區域已不再充裕和夠用。包曼預言，一種新的意義上的地球超載將是「廢棄品堆積點和廢品循環工具的嚴重缺乏」。 　　 　　把垃圾場形容為「文化淨土」，這是一種弔詭式的辯證批判，這是包曼關於文明是建立在廢物和惡臭之上的理論表達。通過一種「廢墟之眼」，世界被現代性虛偽面紗包裹起來的污穢和惡臭被徹底掀開，現代性「助強抑弱」的本質被徹底揭露。依據包曼的論述，在今日現代主義的神話與魅影之下，人們看到的盡是五光十色、繁華似錦的消費世界。但是正如城市之所以看起來光鮮亮麗是因為城市垃圾被有效地清理到郊外一樣，一個生產掛帥、消費萬歲的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有足夠的垃圾場來容納人類文明的廢棄物之上。然而，隨著現代化「全勝時代」的來臨，隨著原先未開發、落後地區捲入現代化的洪流之中，原先作為發達國家傾倒廢物的「後院」已經大量減少。這一方面是因為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徹底破壞了「後院」居民原先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因為人類不僅繼續生產著已經無法消化的廢棄物，而且還開始大量生產「廢棄人」——一些無法在高速社會中競爭生存的人，以及不被承認、不被接納為「地球公民」的多餘人口。廢棄物可以掩埋、可以銷毀，幸運的話還可以回收和再生，但「廢棄人」可以比照處理嗎？ 　　 　　憂鬱的新人類 　　 　　藉諸一項關於一九七○年代以後青年人罹患憂鬱症的比例遠高於他們上一輩的調查，包曼把當今被稱為「X世代」（Generation X）或所謂「新人類」（New Generation）的群體，看成是「廢棄人」的典型代表。「在最近十二年，罹患抑鬱症的年輕人數量增加了一倍，幾十萬的年輕人發現他們被排除於教育和財富的增長之外……」。廣泛而無可救藥的失業問題，以及即使就業也必須面臨長期低薪、超時工作、升遷無望、無償解僱……這一切，確實已足夠讓當前的年輕人抑鬱寡歡了，這是因為「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然而，困擾著當代年輕人的不只是失業問題而已，真正的危機的是「過剩」和「多餘」，也就是被現代社會永遠拋棄的無用人口。對於社會有權（錢）者而言，廢棄人的存在是這些有錢人「安全焦慮」的來源，是他們希望清除的負債。對於「X世代」來說，「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堅決地拋棄」。他們因為趕不上高速行駛的現代化列車而被甩出了社會的軌道，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搭上列車，以至於被拋在遙遠的車尾之後，永遠失去「現代乘客」的身份與地位，並且再也回不到這條社會前進的軌道上。 　　 　　廢棄物，顧名思義，是指被製造和使用它的主人所丟棄的無用之物，而所謂「廢棄人」，則是指被國家和社會判定為「廢物」之後予以剔除公民身份乃至地球球籍的無用之人。包曼說道：「被宣佈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因不合標準或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 　　 　　被視為廢棄物的新世代，其處境確實令人擔憂，但這似乎是現代性自身無可挽救的惡果，因為現代性的目標——秩序建構與經濟進步——既是美麗的承諾，也是殘酷的剝奪；秩序建構本身就是一套「挑選／淘汰」的程式，秩序的建立意味著對「不合格」的剔除、對「不適應」的過濾；同樣地，經濟進步意味著對「退步」的排斥和抵制，對沒有消費能力的寄生者進行劣品抽檢和回收下架。在包曼看來，在原初的設計上，現代化的社會生產就是一條「人類廢品和廢品人口的生產線」，這是一種對弱勢者的生存權利公開合法的「剝奪性生產」。包曼旨在說明，正如沒有對廢品精挑細選的剔除就不會有精品的掛牌和上市一樣，現代性的最高成就，就是在生產大量財富的同時，也生產並丟棄著大量的廢物。 　　 　　世上富人太多！ 　　 　　在作為剝削系統和異化體制的現代社會中，少數的富人是透過多數窮人的存在而獲得自身之定義的。「知識之光呈現的是周圍黑暗的謙恭」。面對「廢棄人」，他們的失敗與落寞，與其歸罪於人性的怠惰，不如應該思考生存機會的不平等分配這一事實，正如思考今日世界性的貧窮，究竟要怪罪窮人的數量太多，還是應該追究富人太過奢侈？一個被廢棄的人，究竟應歸咎於他沒有能夠獲取成功，還是應該檢討「機會」沒有降臨在他身上？ 　　 　　廢品的產生來自使用者對物品之「不再有用」的判決，廢棄人的產生則來自現代社會「有消費才有主權」之法則的實踐。一個消費社會不會允許或長期忍受沒有消費能力的人取得「現代人」的身份，正如一部列車不會長期搭載「沒有買票」的乘客。包曼嚴厲譴責當代政府將弱勢者宣佈為「廢品」而逃避責任，人們今日應該反思，為何追究窮人的懶惰總是多於追究富人的奢華？為何商業記者總是追著富豪團團轉？在今日，全球性廢品的問題來自於富國人口以高掠奪、高耗損的方式濫用著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資源，而不是落後國家或苦難貧民的品質或天性。我們應該責怪的是：為何世上的富人太多？正是他們製造太多的廢棄物和廢棄人，正是他們把我們生產成廢品而成就他們自身的榮華與富貴！ 　　 　　廢棄人——全球恐懼的劍靶 　　 　　除了「X世代」，包曼還把難民、無家可歸者、尋求避難者、移民和非法移民視為全球廢棄物的代表，儘管在數量上他們並非唯一的廢棄物。在所有全球廢棄物中，「移民」（immigrant）和「難民」（refugee）還集中反映了當地政府一種「廢棄政治學」的狡滑策略。廢棄政治學是一種對廢棄物之「政治性歸罪」的再利用，它不是對廢棄物進行再生性、循環性的利用，而是透過重覆強調和指證其「廢棄性」而予以再丟置、再破壞以致徹底廢棄的再利用。換言之，再利用者把廢棄物充當大眾積怨的出氣桶，把廢棄物當成全球恐懼的代罪羔羊，藉以轉移和掩飾再利用者自身的無能與卸責。 　　 　　包曼創設了一個名詞：「全球邊疆地帶」，用以形容對全球廢棄物進行棄置、拘留、限制、看管的空間，以及指證政治倫理的全球性衰退。全球邊疆地帶並不是指地球上的偏遠地帶，也不是指無政府管轄的地區，而是指「全球無法律地區」。所謂「難民」是指逃離災難地區的人民，也就是逃離受到戰爭、族群衝突、疾病或政治迫害而進入另一個安全地區。然而，逃難意味著「喪失國籍」，意味著「被剝奪了得到承認之國家權力的支撐」；成為一個難民意味著失去了「社會存在所依賴的媒介」，意味著「喪失土地、房屋、村莊、父母、財產、工作和其他一切日常性的標誌」，意味著「除了他們『赤裸的生命』之外一無所有」；實際上，難民進入的「安全之地」並不安全，反而是進入「法律之外」（hors du nomos），亦即逃離了一切法律本身的狀態。實際上，至今存在的「難民營」就是典型「全球邊疆地帶」的化身，這並不是說難民營所在之地沒有當地國家或政府，而是對難民而言，這個所在國家根本無法歸屬；也不是說難民營不可居住，而是指營內的居民不再具有任何「公民」的身份要素。包曼認為，難民並非沒有身份的定義，而是被剝奪了身份的自我定義，因為難民的身份就是「廢棄物」，一種被消除了差別、個體性和個人特質的集體堆積物。難民所居處的地方，就是「垃圾傾倒場所」，他們就是廢棄人口，他們就是「存在於全球邊疆領土上的人類廢棄品」。 　　 　　新合法性——廢棄政治學 　　 　　對於在地原住民來說，難民是「身邊的外來者」、「我們中間的陌生人」，他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數、潛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搗蛋鬼和安全的威脅者。他們「帶來遠方戰爭的雜音，以及戰爭中被摧毀的家園和被燒焦的村莊的腐臭」。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很容易成為在地原住民宣洩焦慮的靶子。於是，無力抵擋全球化壓力的當代政府，很容易就把也是全球化副產品的難民當成其政治無能的代罪羔羊。實際上，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跨國犯罪，各國政府無不一籌莫展，但是到「移民社區」或難民營尋找「全民公敵」並藉以轉移政治無能，豈不既便宜又省事？ 　　 　　不要以為「全球廢棄物」真的惡臭不堪、一無是處，其實不然！對於早已放棄承諾、只在全球富豪面前卑恭屈膝的西方國家來說，這些廢棄物好處多多！將其剩餘價值轉化為國家「新合法性」（new legitimacy）的策略——透過把廢棄物視為不定時炸彈的危險物並對其加強安全管控，進而獲得其他「乾淨公民」的支持與信任——是今日全球恐怖時代下國家合法性之「重新取得」的必要路徑。 　　 　　試想，不正是「九一一」事件鞏固了小布希政權嗎？不正是賓拉登在擊毀紐約世貿大樓的同時，也協助了布希建立他的「德州石油／反恐專制」王朝嗎？不正是那些陰魂不散的、被小布希天天講、日日唸的恐怖分子，以及一群CIA官僚不斷宣稱「只要一小瓶就可以毀滅全美國」的種種安全恫嚇，就足以嚇死膽小的美國人，從而認定小布希至少還有「反恐」作用而給予支持嗎？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不就是以主張緊縮移民政策、加強難民控制和打擊非法移民而登上法國總統寶座的嗎？這種「廢棄政治學」，正是透過犧牲和踐踏人類的團結之愛與信任情感，透過把全球廢棄物徹底污名化、棄置化來替一般大眾製造安全焦慮的宣洩出口，透過把廢棄物予以監禁、隔離、驅趕、排除而博取一般大眾減輕現有舒適與安全「恐將受害」的被剝奪感，而挽救了一些欺善怕惡的政府，並藉此建立一種「全球廢棄物／新權力秩序」的等級結構。 　　 　　廢棄物文化——享受「有效期限」吧！ 　　 　　包曼把「廢棄物」概念與他早期提出的「流動的現代性」結合，指出一種「無事永續、無物完美」的廢棄物文化，已形成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與信仰——即時行樂、用完即丟。包曼試圖證明，「廢棄物」絕不只是一個科技能力的增長和更新問題，也不是環保上如何進行垃圾分類和減量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整體文化態度。換言之，「廢棄物文化」就是流動現代性的本體論和世界觀。在討論全球化與現代性時，包曼以時間與空間的關係——速度與效率的綜合支配——來審視「流動性」這一概念，如今包曼再以「在一個有限的流動空間中，以達成快速廢棄為目的之生產」這一事實，說明當今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態度。 　　 　　包曼援引約納斯（Hans Jonas）的觀點，由於體認到個體的必死性，並懷有對永生－永恆性的懸念和追求，這才使得人生充滿了意義。然而，「永恆性」這一概念在今日已經退色和失寵，一種「普遍的短暫性」占據了上風。普遍的短暫性是指一種「今天不可或缺，明日就成廢棄物」的生活形式；這種生活形式認定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缺少的，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取代的，「萬事萬物自它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永恆性」是一個關於時間之永續長存的概念，也是關於存在物之恆在與不滅的描述，而「暫存性」與之相反，它意指時間不多、無物長存。在永恆面前，不存在多餘或廢物，但是在暫存之下，一切都將成為廢物，並且等待報廢和銷毀！ 　　 　　包曼仿照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卷首語，將廢棄物文化視為盤旋在流動性現代社會居民頭上的「剩餘的幽靈」。在全球廢棄物文化的支配下，這個世界將成為一個等待報廢的世界，在「暫存性」取得統治地位的世界中，任何長期規劃的生涯、永續經營的契約、終生如一的承諾，都將變成古板和落伍的標記。作為現代普世價值，廢棄物文化「不再像歷史學家們和人類學家們所記錄的那種學習和積累的文化，它看上去像是一種脫離、中斷、忘卻的文化」。在這一報廢的世界中，審美情感和信任承諾都將一一消失。既然世界從無永恆之美可資追求，即時之樂就成為唯一的美感，既然世上並不存在永久信守的承諾，一切協議與約定在它簽署那一刻起，就開始等待人們的推翻和背叛。於是，世界的存在與個人的價值只發生在「有效期限內」，也就是從出廠到報廢之間的那段消費空檔！ 　　 　　（本文轉載自「唐山出版社《閱讀左派：20世紀左翼思想》」，感謝唐山出版社及宋國誠老師授權使用） 　　 　　  　　 　　第一章　部分試讀 　　 　　抑鬱症是極為令人不快、苦惱，並使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正如無數的報告顯示，對於在這個流動性的現代新社會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鬱並不是困擾他們的唯一病症——儘管抑鬱症似乎並沒有、至少沒有像困擾他們這樣，影響到他們的上一代。「更多的失業體驗」儘管給人創傷、令人痛苦，卻不是帶給年輕一代壓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英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被稱為所謂「X世代」（Generation X）。這一代人接觸到一些前幾代人不會了解的症候，這並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劇烈、更令人痛苦、壓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稱作「特別的流動現代性」的疾病與痛苦。即使心理醫生和指定治療者（自然傾向使然）仍想當然耳地給出他們記憶中最熟知的診斷，使用他們受訓時最廣泛使用的醫療方式，這些症候還是因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舊的原因，有的是在舊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 　　 　　現下最常見的論斷是失業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從學校畢業踏入市場的新人口。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應付這種問題，目前最廣泛採用的解決方法是政府補助，這使得雇傭年輕人成為賺錢的買賣（只要補助存在）。同時，人們常常建議年輕人靈活一點，不要太挑剔；不要對工作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馬上接受而不是問東問西；把工作視為一種機會，趁它還在就要盡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為「人生企劃」的序章，或者當作自尊、自我認定和長期安全保證之類的東西。 　　 　　令人欣慰的是，「失業」這一概念包含了對於此症候的診斷和現存的最佳治療辦法，以及一系列為引導症候走向康復而進行的直接明顯的治療法。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字首「un」意味著非尋常。「失業」一詞是對於一種暫時、非正常狀態的稱謂，因此，這一症候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的以及可治癒的。「失業」這一概念在語義學上承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識，即總的來說，它都將它的成員劃歸生產者，同時，它不僅堅信全民就業是一種值得努力和可成就的社會情境，還把它作為自身的終極目標。因此，社會也會把就業當作同時解決社會可接受的個體身分問題、穩固的社會地位問題、個人和整體的生存問題，社會秩序和系統性再生產問題的唯一關鍵。 　　 　　正如齊格弗萊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類社會中充滿了「應當」（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為現實」的概念，即這些概念「先天 　　 　　就帶有實現自身的衝動」。這樣的概念一旦「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儘管不盡成功，但它們積極地為之奮鬥），就「具備了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現代史與以往人類歷史不同的是，它將它的「應當」明晰地展示出來，並堅定地「向它們的方向發展」。再次引用克拉考爾：現代性具有「雙重存在」，它的方向是「那裡，而在那裡的所有一切只能在這裡找到其含義和歸宿」。 　　 　　在現代史上，從沒有缺乏過這些「應當」。現代史本身就是一個生產「優良社會」範例的工廠。在點綴現代史的大小論戰中，最具意識形態特點的是發生在「應當」前線激烈競爭的「應當」之間的論戰。然而各種各樣的「應當」都同意，檢驗「優良社會」的標準是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場所，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生產性角色。現代史對於現存的一切都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和「應當」差距太遠。現代史也正是在抗擊弊病和罪惡中發展進步，在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針對的是努力消除工作場所的匱乏和生產性角色，以及扮演這種角色的意願之不足。 　　 　　「過剩」這一個在「X世代」有生之年凸顯出重要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的字首「un」過去常常意味著對於常規的背離，如「不健康」（un healthy）和「患病的」（un well）。但「過剩」一詞並沒有這樣的意味。「過剩」不含有對於異常、病態、疾病發作或暫時犯錯的暗示。它告訴我們的是永恆性和這種狀況的平常性。它指明的狀況沒有給出一個立即可用的反義詞。它顯示的是現行常規的新形態，以及那些註定要來臨的事物的形態。 　　 　　「過剩」意味著多餘的、不需要的，或者沒有用的——不管需要和有用指的是什麼，它都設定了有用和不可或缺的標準。其他人不需要你；他們沒有你的時候還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對於你的存在沒有不言自明的理由，對於你有權留在這裡的要求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被宣布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因為你是可以被處理的人，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有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過剩」和「拒斥」、「廢物」、「垃圾」、「廢品」，以及「廢棄品」，擁有共同的語義空間。失業者——即「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廢棄物的目的地是被扔進廢品堆、垃圾場。 　　 　　經常地，其實是常態地，人們把被宣布為「過剩」的人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討論。他們需要被「給予」——給予食物、衣物和住所。他們不能自食其力——他們沒有「生存的手段」（主要指的是生物上的生存，針對因為缺少營養和住所而引發的死亡而言）。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如這個問題的定義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著手：國家提供的、立法核准或者發起的，並且對申請補助者進行經濟情況調查而確定的救濟（這些救濟多種多樣，但總是被委婉地稱作福利、稅收扣除、減免債務、補助、津貼）。那些對這種解決措施不滿的人也總是從經濟角度對此提出質疑（開頭總是問「我們能負擔得起嗎？」）——肇因於這種措施強加在納稅人身上的「經濟負擔」。 　　 　　對於被宣稱為「過剩」的人群的資助，可能是永久性的資助（直白地說，即我們要接受這一事實：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些多餘的人，他們有權擁有一些既不是他們創造、也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財富），這種資助的需要僅僅是這些失業者對其他人和他們自身提出的問題之一。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它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並解——在地球上存在「社會」的地方，並沒有保留這些「人類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廢棄人口」）的空間。即使生物生存的威脅已經有效解決，這一成就並未有效解決社會生存的問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不能使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過剩」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將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中，並不足以使它進入市場成為商品。 　　 　　不管從前歷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多麼悲慘或者令人憎惡，「X世代」所體會到的這種「多餘的」感覺，這種意味著「社會性無歸屬感」的感覺，以及所有伴隨而來的喪失自尊和生存目標的感覺，還有對於這些即使現在還未到來、但隨時會變成他們命運的疑問，都是前代人未曾體驗過的。事實上，「X世代」有充足的抑鬱理由。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即那些具有社會所保薦的或可以容忍的行為的人）堅決地拋棄；他們被作為慈善和憐憫的對象對待（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被認為不值得享有同情），得不到兄弟般的幫助；他們還被指責為懶惰，具有邪惡目的以及犯罪傾向——他們的確沒有理由將「社會」看作一個家，一個需要忠誠和關注的家。如同丹尼爾．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失去工作，失去自我》（Perte d’emploi, perte de soi）的作者之一—所言：「這些男人和女人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方向，以及他們對於把握生活的自信，他們還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工作者的體面和自尊，以及那種自己是有用的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感覺。」既然勞動者的世界被如此公然地忽視，為什麼這些突然之間變得不合格的雇員們還要尊重這場民主政治遊戲？ 　　 　　儘管失業者在生產者（包括那些暫時「離開生產線」的人）的社會裡生活痛苦不堪，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和不可動搖的。在生產之戰的前線，誰會否定留存備用儲備以應不時之需的必要性呢？這些在消費者社會中無法履行消費義務的消費者不是很肯定。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曾幾何時，作為一個可能的生產者，他已經滿足了加入生產者行列的所有條件。但承諾成為一個勤勤懇懇的消費者並要求成為消費者，並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費者的行列。消費者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山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虛幻國》（Erewhon）中認為，只有「任何形式的厄運，或者其他人施加的虐待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侵害，因為它使人們聽來覺得不適」。「因此，失去財產被嚴厲地懲罰，其程度僅次於犯罪」。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宣判為罪犯。 　　 　　「X世代」比上一代人更明顯地呈現出兩極化趨勢，而分界線已經沿著社會等級向上。對他們來說，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者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需要學習和掌握以勉強度日的規則如此晦澀——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他們所有人，在他們每個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他們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而醫治苦痛的治療門檻又太高了，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觸及的範圍。現在只有高學歷提供給人們獲得尊嚴、穩定生活的小小希望（這並不意味著學位能令人一帆風順，之所以顯得如此，是因為高學歷目前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這樣也不太保險。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而大部分的人們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下了這輛加速的列車——而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X世代」的憂慮——這些過剩人口的憂慮——與上幾代人所經歷的和記錄下來的困難不同。他們遭受苦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並非沒有先例。 　　 　　自現代初始以來，每一代人之中都有時代的觸礁者——這是社會進步「附帶的受害者」。當很多人跳進這輛不停加速的列車並享受這趟旅程時，還有很多人（沒那麼狡猾、機靈、聰明、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車輪碾碎，就是落在了後面，或者被攔在過度擁擠的車廂外面。在進步這輛車上，坐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納所有願意上車的旅客，而進入車廂的資格審查總是那麼嚴格；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將參與這趟旅程視為甜美的夢想。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的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曾幾何時需要社會大眾來協商、克服的事務，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決。 　　 　　在這方面，「X世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鬱的一代人。但是使他們的困境顯得獨特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覺自己好像遭受）挫敗或者被時代進步拋在後面。其次是散播於眾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儘管有如許類似，儘管以往歷代人也有他們自身的困難，我們當代人還是本能地感到現在的困境和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覺得過去醫治苦痛的特效藥現在不管用了。不管我們面對危機時處理得多麼老練，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能缺少有效輔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方法的工具。 　　 　　我們的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為人們加入社會並安定下來制定了些許限定條件。這些限定條件詳細分明，毫無疏漏，甚至對人們如何改進以適應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這樣的社會在其對人們開放的入口處背面，即設有各種各樣關於人們職業生涯的軌跡。這些軌跡十分狹窄，沒有多少更改的餘地，更沒有留存多少冒險一搏的希望，這對於生性喜愛冒險的人顯得格外壓抑而不可忍受（佛洛伊德將這種痛苦狀態深化為一種著名的普遍理論，即文明註定導致不滿和精神失常）。但對於那些依舊需要可確保安全航行的可靠船隻的人來說，彼岸既不是謎團也不是痛苦抉擇；同時，航行的任務不會被不可勝數和無法解釋的危險困擾。那些操槳的人只需用力揮槳，「不折不扣地」執行航船的規則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變化：它們更加關乎目標而不會受制於手段。往昔那些被眾人詬病的規則已然瓦解——也將提振安全的信任感帶入墳墓。現今找到達成某些目標的手段，並牢牢將其把握，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已不再是問題。問題在於目標並不明確（甚至帶有欺騙性）—目標既不穩固，也不可靠，或許在未達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們長久地投入和奉獻。將人們納入既定航道並航行其上的規則也不再可靠。即使這些規則沒有一起消失，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被取代。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已經被社會排斥並確定為廢棄品的人，世上沒有一條清晰的引領人們重新成為社會正式成員的路途。同時，政府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經官方認可，並在地圖上繪製的途徑，使人們可以遵循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種替代的名分。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這些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門前，我們卻無法利用自家資源或工具來避免它的危害。這不是一個暫時性滯歇，不是經濟過熱之後另一個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暫時性的困擾，只要我們對稅收、補貼、津貼或者刺激「消費型經濟復甦」的因素稍作調整，它就會過去，並「成為歷史」。看起來，這個問題的根源遠在我們所及之外。問題最集中的群集，即使在精密的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