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清皇朝，真的是一個漠視海疆的內亞帝國嗎？ 從測繪海疆、伐木造船與海防方略，到《海錯圖》、追逐魚翅與渡海詩文， 讓我們重探一段被遺忘的盛清海洋大歷史！ 我們已習慣利用以大陸為軸心的史觀，去分析滿清統治中國的歷史：滿洲人馳騁天下，建立一個橫跨中亞的陸上帝國。他們對海洋的認識，對海疆的重視，往往不如前朝鄭和下西洋的積極。若不是19世紀西方列強相繼由海路侵擾中國，清政府也不會意識到鞏固海防，發展海事的重要性。 但史實真是如此嗎？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希望追溯清帝國的海洋關懷，證明清代中國在歐美列強紛起入侵前，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 全書第一部分聚焦於康雍乾三朝在測繪海疆、伐木造艦，以至在渤海一帶發展海洋軍事化等議題，引證清廷的籌海方略與其帝國性的展示，合理地還原十八世紀清政府對海疆的關注及謀劃。 第二部分則自國家層面轉移到以學人、商品為中心的討論，從《海錯圖》的想像與書寫、對魚翅的消費與追逐，以至創作於往返閩臺之間的渡海詩文，探索盛清時代人和海洋的互動與連結。 布琮任試圖透過「去陸地化」的觀點，以淺顯生動的筆觸勾勒清代中國與海洋世界的脈動，從而呈現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海洋意識，試圖為海洋史和盛清史灌注新的思維與色彩。 名家推薦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專文推薦 王一樵（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胡川安（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蔡偉傑（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盧正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共同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布琮任了解：新清史處理的對象主要為十七、八世紀的中國，而非十九世紀；新清史把視角投向北亞和中亞，較少顧及海洋世界。新清史的主張者確實把握到盛清歷史的重點。不過，中國邊界臨海萬里，畢竟無法視而不見。……因此即便是康、雍、乾三帝在位，海洋也沒有脫離大清國家的視野。不拘是盛清還是晚清，鑽研海洋史都是了解清史的必要功課，無由漠視。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近年由於交通、資訊的發達，加上全球化風潮的影響，海洋史相關研究亦蓬勃發展，不僅是歐美，在亞洲各國均有共同的趨向。……相較於他國，臺灣近年在出版業的推動下，亦興起一股海洋史的熱潮，惟相關出版多為歐美日的翻譯成果，或是以臺灣本土歷史為主的研究，間涉及海洋的元素，專著並不多見。布琮任這本小書，可說為中文學界的海洋史研究帶來了一股新風。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對於海洋史、清史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們，一定不要錯過本書。 ——王一樵（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本書所提供的相關背景知識足以讓對海洋史有興趣者受益匪淺，是值得大家仔細研讀的好作品。 ——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相對於新清史之著重十七、八世紀清朝與內亞的關係，此書由海防思想、海船製造、海圖、海鮮、與海有關的詩寫出同時期由海洋出發的新清史。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相信對於清史、早期近代的海洋史與比較帝國史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會是一本絕好的敲門磚。 ——蔡偉傑（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布琮任將以優美文筆和學術素養從空間和主題，引領讀者徜徉大清海洋。 ——盧正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國內專家學者一致推薦 推薦序一　順風相送、海不揚波╱陳國棟 推薦序二　海洋史研究的新風╱劉序楓 自序 前言　海上新清史的探索與可能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測繪海疆——十八世紀清代有關內海與外洋的論述 第二章　伐木造船——康雍年間在臺的戰艦修造與樟木採辦 第三章　建威消萌——清代東北的海洋軍事化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海錯圖》——清代學人對海洋物種的想像與書寫 第五章　清風生兩翅，至味出雙鰭——魚翅的歷史 第六章　泛泛安平渡，端居渺滄海——盛清時代的海洋詩文 後記暨延伸書目

第二章　伐木造船——康雍年間在臺的戰艦修造與樟木採辦 清代的修船則例 相較明代而言，清政府便有其則例，記載亦相對仔細；舉凡船舶用料、尺寸規格、修造費用與水手船工等，皆有詳文監訂，規章指引清晰。與此同時，清廷也了解木材品質對於戰船航速、平衡與耐久度等影響，定例毫不馬虎。以修造一艘軍用趕繒船的工序為例，按《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的記載，所需材料大概由五十八種以至九十種不等，當中包括木材、釘鐵、灰泥和塗料。就一艘長七丈四尺、梁頭闊一丈八尺七寸、計二十一艙的繒船來說，船底的龍骨便需圍大六尺的優質松木，方能船定堅穩；至於梁座、梁頭，以至各大小船艙則需寬二尺、厚四寸的樟木一百八十三丈七尺一寸。其餘物料如釘鐵尚要三千一百斤，灰泥近十六種（諸如滕黃、藍粉、松香），以令船身遇水而不易朽腐。 在修船所耗用的五十八種材料中，用木方面便高達三十四項，其中樟材獨占二十二種。除了上述提及的梁頭、梁座與船艙外，劉良璧（一六八四—一七六四）在《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兵制》便詳細列出樟材用於繒船的各部分，其中包括「桅座、含檀、鹿耳、斗蓋、上金、下金、頭尾禁水、頭尾八字極、杠罩、彎極、直極、繚牛、尾穿梁、大轉水、車耳下株、屈手極、通梁、托浪板、門枋及樟枋」；而船料中的托浪板、桅座、通梁均關係到船舶的整體結構，換言之，要選用適合的樟木製艦，方能修造一等兵船，穩妥地固禦洋面。 由於木植種類關乎兵船的性能和戰鬥力，所以康熙在籌建海軍時已設立軍工料館，專責木材與其他船料的採辦工作。館中負責購置木植的官員為「軍工匠首」，對山林物產有一定的支配權。正如前段所述，由於造船除了依靠樟木外，還需賴以杉木、松木、相思木與檀木等，故軍工匠首便有責任採辦不同木植，以供船匠修造戰艦。據曾任署理蘇州巡撫印務的王璣記述，在康雍時期，「油鐵各項出自江楚；杉、松、樟多取自閩、粵與臺灣」，可見臺灣是提供樟材船料的重要區域。不過，在探討盛清政府在臺島採樟造船的沿革前，我們有必要對臺灣樟樹的品類、分布等背景資料有所了解。 樟樹與臺灣 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Linn.] Sieb.）屬暖林帶樟科喬木，樹身高大且堅實，木料可製船建屋，膏脂能熬煮樟腦，是臺灣的主要樹種。在臺灣可見的樟樹約有十五屬，五十類，主要分布於海拔一千八百公尺以下的下淡水、彰化等地。有關臺灣樟林繁茂的記載，在清代的縣、廳、府志俯拾即是。《諸羅縣志》便有紀錄謂：「樟；大者數抱，四時不凋，枝葉扶疏，垂陰數畝。」《鳳山縣志》亦云：「樟；即豫章也。大者數抱，歲寒不彫，久年即內腐而中虛，不堪成材。」同治朝的《淡水廳志》更對樟樹的種類、用途與地理分布逐一列明：「樟有赤樟、粉樟，內山（以淡水為中心，新竹、苗栗一帶的木林便屬內山）最盛，軍工需採……宜於雕刻，氣甚芬烈，熬其汁為腦，可入藥。」道光時期的《清一統志臺灣府．山川章》也載述：「半線山：在彰化縣東。舊志：在廢半線司東，美田疇，利畜牧，產樟栗可造舟楫。」事實上，乾隆年間重修的《臺灣縣志》，道光朝的《彰化縣志》與《噶瑪蘭廳志》等地方史料也相繼提及樟樹木林，且列舉其種類、屬性與分布概況，然這些資料的記敘相似，在此不再贅說。 至於由洋人書寫的文本方面，同治年間派駐厦門的美國公使李仙得（或譯李讓禮、李喜得；C. W. Le Gendre）亦曾在其〈論樟腦一種〉中記述他對臺灣番物的所見所聞，當中也不乏對樟樹的記載，文曰：「樟腦樹生於內地至麥庫里（即今六龜）止，噶瑪蘭（宜蘭）兼有之。居臺灣中段之下甲人，皆以製造樟腦為業。」另一方面，雖然部分官修史籍未有採用「樟樹」、「樟木」等詞，但若仔細考其描述，亦不難發現其意實指樟木。比如黃叔璥在其《臺海使槎錄》中提及諸羅知縣周鍾瑄（一六七一—一七六三）的報告時便表示：「估修船料，悉取材於大武郡社。山去府治四百餘里，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為工須數閱月。」周氏言及的大武郡社乃現在彰化縣社頭鄉一帶，此處有一八卦山，在清初時期樟林密布，古柏森然，相信黃叔璥所指的修船用料，便是八卦山上的樟材。然而，及至十九世紀中葉，由於砍木、熬腦日甚的關係，社頭鄉的木料數量隨年遞減，八卦山雖不致童山濯濯，但已難復昔日光景。 雖然樟木在臺灣中、北路一帶相對茂密，但這並不表示南路沒有樟材的供應。藍鼎元在《東征集》中述說朱一貴（一六九○—一七二二）起事始末時，便表示屏東縣境也有民眾伐砍樟林的例子。在朱一貴事變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一六七三—一七二五）曾上擬在南臺厲行嚴格的封山措施，消除反清亂黨暗匿山林之弊；但藍鼎元對此事極力反對，他認為： 鋸板抽藤，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為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遠禁絕，則流離失業之眾，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不火食之患。 雖然藍氏表陳的意義在於力保臺民在山林的利益，但他言及「採取木料，修理戰船」，便明顯與伐樟造艦有關，於此便能反映臺灣南路亦見樟樹之實況。其後，朱仕玠（一七一二—？）在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也對藍鼎元的觀察作出補充，其《小琉球漫誌》便嘗描述屏東縣南一百四十里的瑯嶠山：「東北聯山，西南濱海。山多巨木，今造海船軍工匠屯駐其地。」朱氏所言及的「巨木」，估計亦是泛指樟木。由此可見，在朱一貴之亂爆發前，臺民已在鳳山、屏東一帶砍取林木，鋸板抽藤；清廷亦開始採辦樟木，造船製艦；而在雍、乾時代，伐林情況仍然存在，足資證明臺灣南路的樟木採伐與民生經濟、修造兵船等事宜一直環扣相連。 在臺伐木修船的沿革 在康熙征臺後，臺灣正式歸入清朝版圖。雖然朝野多有議論表示「臺灣孤懸外海」，無關治國宏旨，但事實上，康熙並沒有全盤放棄臺、澎一帶的海事兵防。即使他曾有「棄臺島而不守」的念頭，他亦未曾摒棄臺灣海峽的海疆守備。究其原因，無非由於閩海一帶的海洋貿易「有益於生民」。康熙認為，海貿蓬勃方能令「東省（沿海）」一帶安定無事；而要令海上商貿往返無阻，便需削平盜寇，嚴巡海疆，促使「海不揚波」，安邦利民。換言之，有論者謂康熙征臺後，對臺灣、臺海不太重視，並僅以一種「被動式」的炮臺防守抵抗倭賊等語，或許未盡中肯；若輒論康熙只籌福建沿海一帶的陸岸防務，重陸輕洋，這亦有所偏頗。 其實，觀閱清代的硃批檔案與皇朝實錄，我們不難發現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已著力投放資源製船造艦，編修水師，定期巡邏東亞海域。而其籌海經略與會哨制度更比明季以來的海防方針更進一步。有別於明成祖（一四○二—一四二四）以後「棄守海島」、依賴「炮臺衛濱」的海洋政策，盛清政府一方面適度地調整內海邊陲的洋面空間，另一方面則致力秉持一種「海陸聯防」的守備模式。所以嚴格而言，十八世紀的清皇朝並沒有恪守一個棄海務而單重西北拓邊的「政治藍圖」；它所追求的，是一個能夠在管治上平衡中亞邊陲與海洋邊疆的大帝國。要證明康熙以至乾隆年間，中央已積極治理內海，監巡洋面的例子有很多，但礙於篇幅所限，本章只會聚焦在臺採木造艦這方面而已。 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已於臺、澎設立水師營，由臺灣、澎湖水師副總兵詹六奇（？—一六九二）統領，負責監控閩海一帶的水寇與臺灣的前明餘黨。但當時在臺澎的標營戰船，多由內地廳員修造，臺灣只是提供樟木、藤、麻（用於索具）的原材料區。直至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為了減輕福建沿海一帶的造船壓力，並且改善戰船經常逾期竣工等問題，康熙遂頒敕上諭云：「（臺、澎戰船）尚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自此，臺灣除了提供樟木等材料外，亦在中、北部設置造船廠（不過，這並非正規的軍工廠），協辦造船，是以「內地各廠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剋期報竣」。在康熙的諭令下達後，臺、閩兩地分力造船的規模的確有增無減，而閩海一帶亦慢慢成為建造、修繕戰艦的水師重地。另一方面，由於修造戰船的工序繁瑣，且耗費不少，所以有關製艦修船的則例也漸趨嚴謹，所涉及的官部衙府亦逐層增加。按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的記述：「至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令其（臺灣）與福州府分修（兵船）。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交監糧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共襄厥事。」從以上引文看來，在閩、臺兩地分修戰船，在康熙眼裡並非無關痛癢的防務小事，反之卻是關乎帝國籌海固邊的軍國要務。 管轄戰船，羅列要工 及至雍正即位後，由於連接蘇、浙、閩、粵與直隸、山東一帶的海運航線與日遞增，海貿發展得以一日千里。然而，隨著海運興起，海盜侵擾港市、掠劫商船的問題愈漸嚴重，當中以福建、廣東一帶的情況尤劇。有鑑於此，直隸巡撫李維鈞，浙江巡撫福敏（一六七三—一七五六），福建總督劉世明，廣東提督董象緯等便先後上表，奏請雍正加強內海洋面上的軍事實力。相較康熙而言，雍正對於海疆的防務與控制更費心力。早在雍正初年，他已在硃批內明示「海洋緊要，實力為之」。而他更屢番下令加強沿海水師「叅遊分地巡防」，且指示提督巡撫「竭誠宣力訓練撫綏，務令武備修整」。 在雍正的籌海方略下，李維鈞等人的奏議很快便獲得批淮。然要增強海軍實力，自然需要廣造戰船，引文中提及要整修武備，大概亦與建造船艦有關。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下旬，兩江總督查弼納（一六八三—一七三一）遂建議在臺灣設立一所正式的軍工廠，修造戰船，用以巡轄洋面，肅清盜匪，並且嚴防日本的潛在威脅。查弼納建議在臺自設總廠造船的原因很簡單，諸如上文所說，臺灣是樟材的重要出產地，而樟木又是造船的重要用料，故在臺設廠，外則能「通達江湖百貨（意指藤、麻、竹材〔用於風帆〕等工料）」，內則可「聚集鳩工辦料」。所以，在臺砍伐樟木，就地修造兵船，「皆屬省便之議」。按照查弼納在奏摺內的說法，只要中央每年派道員「監督領銀修造，再派副將或參將一員公同監視」，便能「務節浮費，均歸實用」。故此，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開始，部分監巡臺、澎、閩海一帶的戰船便併歸臺灣軍工廠修造，並由臺道、臺協互為督核。截至雍正十年（一七三二），由臺灣修造的繒船、走舸便近九十八艘，主要供臺灣及澎湖水師之用。如是者，清廷對臺海洋面的軍事控制便逐漸加強，海盜擾邊的問題亦能略為舒緩。不過，由於修船規模擴展的關係，臺灣一帶的樟林面積不免有所縮減；與此同時，臺島原住民對於官辦伐木的政策亦開始表現不滿，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的官民糾紛與衝突。 巨材所生，崇崗絕箐 臺灣雖屬樟林茂盛之地，但在臺灣伐木修船並非毫無阻礙。先不討論上文提及官方辦木與原住民的摩擦和衝突，僅就採伐樟樹一環，在技術上已有一定難度。由於樟樹體形高大，且多長於內山林區，要遣員砍伐必須攀山越嶺，並不容易，所以趙爾巽（一八四四—一九二七）便有「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的敘說。此外，周鍾瑄亦曾詳述採樟工程「勞民傷財」的原因，他表示： 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為工須數閱月；每屬工人俱領官價纔十餘兩，尚不足支一日之費。凡食用雇夫等項，每匠勻派以補不足；工完方止。此為工匠之苦。工料辦齊，郡縣檄催，每縣約需車四百輛，每輛計銀三兩五錢，照丁派銀，保大丁多者每丁派至三錢，保小丁少者派四丁一輛，是每丁出銀八錢。合計三縣共派四千有零。所領官價，纔每屬三十餘金。此為里民之苦。至重料悉派番運；內中如龍骨一根，須牛五十餘頭方能拖載，而梁頭木舵亦復如之。一經興工，番民男婦，日夜不寧。計自山至府，若遇晴明，半月方至，此為番民之苦。今歲估修不過數隻，害已如此；若明歲大修三十餘隻，臺屬遺黎恐難承受，不去為盜，有相率而死耳！ 根據周氏所言，伐樟造船不僅耗用人力，並且所費不菲；而工匠、里民、原住民亦各有難處，自有苦衷，足見採樟辦木殊不簡單。其實，早在周鍾瑄述說採樟的難度前，《重修臺灣府志》已記載臺灣知府周元文說明臺島辦樟、運載之難。周氏在〈詳情臺屬修理戰船捐俸就省修造以甦民困初詳文稿〉中有云： 臺郡僻在海外，百物不產，一切木料以及釘鐵、油、麻、風帆、棕、絲等項盡須遠辦於福州，紆回重洋，腳價浩繁；又有遭風飄失之虞。即採買之各料概係零星搭運來臺，一物不到，不能興工；及至到齊，不可以日月計算。其在臺採買樟料，則苦於鋸匠稀少，不能卒辦；且入山逼近野番，最慮生釁。而山多鳥道，先需肩運出山，方可車運至廠，亦必經月而後至。今以十五船之樟料，實屬萬難。況扣至興修之期，正值農忙之候；勢必重奪農時，荒工失業，於民又為苦累。卑府既稔知種種艱虞，情愿捐資賠墊，委員前赴福州省城照依原船丈尺從新打造，庶於軍工不致遲誤。惟是打造船隻，例應該營委員協同監造。其堪駕駛之船，仍令一例駕至省城；其不堪駕駛之船，即就近在臺變價。至於造完之後，亦應照依駕赴福廠之例，監造之員出具收管，領駕回營。伏祈憲臺俯賜轉詳，檄行該營委員赴省協同監造；並帶領舵水於竣工之日領駕回營。則頂戴憲恩於無既矣……況出樟處所逼近傀儡生番，最易搆釁。是此樟枋一項，雖非涉海遠購，其挽運之艱難、腳費之浩大，比購之內地更屬萬難。 周元文的建議雖然有其論點，但其中亦不免缺漏。首先，他輒言臺灣「百物不產」，顯然是對臺灣的風土民情觀察不足；其次，周氏亦低估了以陸路運木的風險。即使清政府能在雲南一帶以車輪搬載適合木植，其難度也不一定比在臺灣內山挽運樟木至造船廠，繼而就地造船為低。所以周元文雖然準確指出伐樟之難，但卻未有點明解難之法，他的建議未被康熙全數採納自然不足奇怪。事實上，雖然內地有足夠樟木得以製造戰船，但由於福建船廠（漳州、泉州及福州）每年造船的數量有限，故在臺灣設廠分擔，又或者就近製造是有其必要的。所以在雍正時期，軍工料館便正式設於臺灣南北路，負責木材的處理工作；木料經過剪材後，工匠便會將其運往臺南船廠，用於戰船的製造或繕修。 「番民」的頑抗 在臺伐木造船倍添困難的原因，亦包括臺灣原住民的武力抵抗。自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開始，由於原訂在界內山場的樟林已砍伐殆盡，雍正八年（一七三○）遂議訂移遷「生番界外」（如糞箕湖）一帶採辦木植。然而，官方斧鉞所到之處，原住民屢多負嵎頑抗，力保林被。據巡視臺灣御史覺羅栢修與巡視臺灣給事中高山的記載，在雍正內遷山界後，採木工匠被亂箭傷殺之事時有發生：計有軍工匠首陳勳於雍正十年被殺；次年十一月亦有匠人鄭恭、車夫郭有明進山鋸板時被「生番」放箭射傷。同年十二月初五，在加六堂一帶也據報通事盧賜、曾仲奇團隊在前往軍工簝廠時被「番民」狙擊。僅數日之後，弓役洪德奉命檢查鳳山木廠時，亦突遇「生番」亂箭射倒。類似的例子尚多，恕不贅舉。 但無論如何，因為伐木取材而造成的武裝對抗，無疑加深了軍匠工人入山採樟的壓力。即使中央政府多番增遣兵力，加強巡邏，但鑑於原住民久居山林，熟悉地貌，形蹤多變，營汛衛兵大多難以敉平滋擾，緝凶結案。如是者，覺羅栢修和高山便連署上表，奏請臺海兵船撥歸厦門、福州兩廠按期修造；樟木則從閩省延、建、邵三府的林區種植採伐。根據覺羅栢修的建議，由於福建內陸一帶在近年復殖情況理想，故從內陸林區砍伐木植後，沿溪順流省城，再由官民裝運出海送至造船處，雖有風險，卻可避免「生番」襲擊，「得永寧謐」。其後高山再補充，如果中央已明文頒令不再滋擾「生番」居地，但「生番」等「通事奸民」依舊越界度域，襲擊官民，查拏以後只要嚴加懲處，自然不致國法有誤，民心不穩。

作者：布琮任(Ronald C. Po)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歷史與現場 出版日期：2021-08-10 ISBN：9789571391007 城邦書號：A2203217 規格：平裝 / 單色 / 264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