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各位手上這本書的英文主標題為「Address Book」，表示這是一本關於 ［「address」的書。看到「address」一詞，率先躍入心頭的中文翻譯當是地址、地址與網址，再來便是該詞的動詞意義，即公開演說與致詞，如說林肯總統著名的蓋茲堡演說，英文便是「Gettysburg Address」。為何「address」一詞具有這樣的雙重含意？這是我看到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時，心頭浮現的疑問。 於是我查了語源學辭典。原來，「address」一詞的起源可追溯到十四世紀法文的adrecier 與拉丁文的 addirectiare 。ad代表to，而directiare 有直接的意思，兩部分加總起來的含義是導向、瞄準與引導。到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address開始出現對著人演說、做出指示之意。至於「住址」這個含義，則要到十八世紀早期才出現，到十九世紀初才逐漸確立為「居住的地方」，即「place of residence」。 語源學辭典無法告訴我們為何address一詞會經歷從動詞到名詞、從導引到居住地的轉變。各位手上這本「address book」則提供了可能的解答。作者麥斯葛出身北卡羅萊納州，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哈佛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編輯，又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攻讀寫作，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任教，同時在《紐約時報》、《衛報》等著名刊物上發表文章。麥斯葛認為，「address」一詞的出現與轉變關於「權力」，包括「命名的權力、塑造歷史的權力，還有決定誰重要、誰不重要，以及為何重要的權力」。她強調，「我們常將街道地址想成單純的實用與行政工具，但其實它們呈現的是一部更加恢宏的故事，敘述著數百年來權力是如何移轉與蔓延」。 麥斯葛是如何得到這個結論的？或者說，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法律出身的麥斯葛，踏上這趟地址的探索之旅？在「導論」中，她說她的動機來自一些日常生活的小體會。比如說，她驚訝地發現，在某些年間，紐約市議員花了大量時間爭論街道名稱——就連仿若四平八穩、以開國元勳傑佛遜為名的街道，都有議員批評，紐約市民為何要接受一位「蓄奴戀童癖」的街道名？在瀏覽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網站時，她又發現，這世界上多數家庭是沒有地址的；事實上，當紐約議會諸公們正爭論合適的街道名時，美國某些鄉村地區連街道名都沒有，更不用說以街道名構成的地址。不僅如此，她也得知，「給地址」（addressing）竟被該聯盟視為「脫離貧窮、獲得信用、取得投票權、接觸全球市場的最便宜方法之一」。這些林林總總的小發現激發了麥斯葛的好奇心。她驅車前往美國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的鄉村地區，想了解這些沒有地址的人們是怎麼過日子。她的發現是，對當地人而言，沒有住址不代表貧窮、落後，每個人仿若無根之萍地漂浮在虛空中，無法著陸。恰好相反，她看到的是緊密的、強韌的在地社群；面對政府（以及接政府標案為當地人編地址的電信業者）的說詞，像是「若你們沒有地址，救護車就找不到你們」，當地人回答，當他們需要緊急就醫時，有朋友可以載他們過去。遠水救不了近火，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需要政府與電信業者編的地址，就可以找到彼此。對當地人而言，有了地址，意味著政府、警察、稅務機關、法院可以找到他們；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日常生活，開始要為帳單、稅單、傳票等事煩憂。 麥斯葛的住址之旅就此展開。她先來到加爾各答與海地，探討當地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如何透過「給住址」來根除貧民窟與推動公共衛生。緊接著，她帶領讀者來到歷史上的羅馬、倫敦與維也納，探討住址的概念與給住址的實作是如何出現。援引社會學者史考特（James Scott）的《如國家般地看著》（Seeing Like a State），她認為該轉變與近代國家的形成（state-making）有著密切關係。史考特為耶魯大學的政治社會學者，著作等身，《如國家般地看著》是當中最有名的一本。依據史考特，十八世紀早期，略具雛形的現代國家，看待自然與社會的方式，起了莫大變化。國家開始汲汲營營地計算國境內的自然資源，彷彿那就是國家的資產，而要管理這些資產，國家得替自然劃界，再把這劃界後的自然，在地圖上一一定位，屬於國家的，一點都不能少，一絲也不能放。對於原本以血緣、地緣，或各種理由組合起來的社會，國家也如法炮製。社會中的個人要有戶籍，而戶籍要跟地籍綁在一起，有了這樣的組合，國家可以清點你有多少財產，看今年可以跟你徵多少稅。於是，國家要address（導引）社會往「文明」的方式發展，關鍵就是給社會裡的根本單位設個address（地址）。那麼，是什麼驅使著國家做此轉變？麥斯葛認為，這是啟蒙精神的延續。當波義耳、康德等自然哲學家倡議人皆有理性、而人之所以為人，便是人會運用這個理性，觀察、分類與描述這個世界，國家也開了眼，社會則從國家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也據此迎向、逃逸、模仿國家那凜冽的目光。值得注意的，麥斯葛不打算拿理論來解釋歷史；在她的敘事中，國家不是如史考特所稱的單數（「a state」）；既然住址是在國家與社會的你來我往中產生，各地的住址系統必然存在著差異。於是，麥斯葛告訴我們，與歐洲各國不同，美國偏好用數字編號的街道；而在日本，街道不過是街區與街區間的空隙，不用說編號了，往往連名稱都沒有。 在後續的章節，麥斯葛的筆觸益發沈重。讀者開始察覺，麥斯葛之所以要訴說這些住址的奇聞軼事，恐怕不只是為了要解決日常生活的好奇，而是要緩解成長過程的切身之痛。麥斯葛為非裔美國人，是奴隸的後代。她的母親曾住在布朗克斯、布魯克林與哈林區，而非裔、女性、居住地點三個因素的加總，讓她幾乎動彈不得。在一九七○年代的紐約，麥斯葛寫道，「海洛因一包只賣兩、三美元，時代廣場上皮條客橫行，地下鐵車輛無一不被塗鴉」；她也說，「我媽從沒學會游泳，因為泳池那裡有一堆戀童癖，她從來沒學會騎單車，因為公園裡都是毒販」。至於麥斯葛自己，她雖未經歷過她母親曾經歷過的；然而，成長於北卡羅萊納州的她，也對該州以南北戰爭中的南方英雄為名的街道與地名，感到不自在；並且，由於學校多為白人學生，她也不敢表達她的不自在。在種族與階級的章節中，麥斯葛告訴讀者許多類似的故事。我們看到，以黑人民權鬥士金恩博士命名的街道，非但沒有達到彰顯種族平等的效果，卻成為污名的象徵；彷彿住在街上的人們就是黑的，而黑就等同於矮人一截。我們也看到，當一心一意想要找工作的遊民因為沒有住址而無法翻身，紐約建商竟可付錢來購買「中央公園西大道」、「時代廣場一號」這樣的「浮華地址」（vanity address）。作為住址的「address」從來不是中性的，它同時也在大聲地說話（address）。某些住址之所以說話比較大聲，就是因為住址本身就牽涉到隔離、排除、噤聲與消音。 在種族與階級的章節後，麥斯葛的這本書也到了尾聲。她希望讀者多想的是，如果說住址的出現係反映啟蒙的精神，為何住址反倒與啟蒙揭櫫的人人生而平等、人性的解放、自由作為人類根本權利等理想背道而馳？麥斯葛也告訴我們，在當代世界中，以住址來啟蒙世界的計畫正在持續。她介紹了由幾個年輕創業家所啟動、辦公室位於西倫敦的三詞地址系統（what3words）。該計畫的巧妙之處在於，將全世界以三乘三公尺的方格區分開來，但每格不用座標，而是用三個詞的組合來表示。該系統用了四萬個詞，共有六十四兆種組合方式。根據該系統，麥斯葛告訴我們，泰姬瑪哈陵（Taj Mahal）的中央位於「懷疑・轟炸・小巷」（doubt.bombard.alley），而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則位在「嚇人・演化・尿布」（daunting.evolves.nappy）上（順道一提，依據該系統，臺灣大學位在「降落・推算・告訴」）。麥斯葛表示，不僅年輕的創業家，如Google與臉書等巨擘都加入這場為全世界設立地址的熱潮。不過，麥斯葛說，在書寫這本書前，對這樣的計畫，她樂觀其成；但她現在不那麼肯定了。她說：「若說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什麼，那就是人們對於路名這件事未必想法一致。數位地址可以繞過關於路名意義的爭論，然而我喜歡這些爭論，爭論會分化社群，但是爭論也是使社群之所以為社群的成分」。很明顯的，按照三詞地址勾勒出的空間系統，就讓地表上每個三乘三公尺的方格，彼此間斷了聯繫。要知道隔壁的住址，我們無法從自己的住址推算出來，也無法以社群共同的空間感來定義，我們得去查閱那間位在西倫敦辦公室發展出來的APP。麥斯葛寫道，至少在十八世紀，人們捍衛這樣的社群感與相應的空間感；因為，他們知道，那些為官員寫在家門前的號碼，意味著「他們會被找到、被徵稅、被巡邏、被統治」；居民也明白，「為這個世界設置地址，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舉動」。麥斯葛以一句問句結束全書：「那我們知道嗎？」 我相信，在閱讀麥斯葛這本《門牌下的真相》時，讀者一定會好奇，臺灣有沒有自己獨特的住址史？雖然，我們現在還欠缺如麥斯葛一書般面向群眾的地址書，但在歷史地理學者的努力下，臺灣地址史的重要篇章都已經到位。例如，在一篇發表在《臺灣史研究》的文章中，施添福教授表示，在長達半世紀（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總督府先經由土地調查（一八九八至一九○五年），「為島上的土地建立了一套大小字（街庄與土名）地理空間單位系統」，再以該系統為基礎，「調整或創設各種管理臺灣土地、人民與社會的制度」。施添福教授認為，日治時期前的臺灣社會是以血緣與原鄉地緣組成的社會；不過，在總督府以「地理空間單位系統」的治理下，構成社會的人們得以「擺脫血緣的羈絆，突破原鄉地緣的束縛」，並「透過長期的守望相助，增進互動、促進了解、彼此認同，而建立一個以空間為基礎來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黃雯娟教授則在一篇發表在《地理學報》的文章中，探討前述空間系統於戰後臺灣的轉型。依據她的分析，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甫自日本手中接過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宣稱「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凡「具有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顯明為日本名稱」的街道名稱，都得在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的兩個月內修改，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的名稱取代之。於是，黃教授告訴我們，原本以街廓式的町名系統（町的空間通常是街廓範圍，也有一部分是以街道為中心），以及相應的明治町、大正町、若松町等名稱，被以道路為軸線而重新編排；往往只是各町之間隙的道路，開始被命名為中正路、中山路、民權路、民族路與信義路等等。當然，隨著政治解嚴、本土意識興起、轉型正義等趨勢，政府與民意代表，就如同紐約市議員一般，爭辯著什麼才是最本土、最能代表臺灣、政治上最為正確的街道名。同樣的，如同麥斯葛筆下的海地、加爾各答與倫敦一樣，臺灣社會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努力，以更精準、更難以辯駁、更無模糊與協商空間的地理系統來促進發展與終結貧窮。當然，我們也可看到，面對這套號稱能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空間體系，不乏社區與部落發動各式抵抗，拒絕己身的歷史與空間觀被收斂為該體系中的點。這個島嶼的統治者，就如史考特筆下的國家一樣，從啟蒙思潮中汲取靈感，試著內化那套國家的視角。不過，或許因為統治臺灣的政權更迭過於頻繁，且臺灣社會的組成分子來源複雜，可以預期，臺灣的地址史不會只有一部，必然還有許多篇章，等著被一一說出。 行文至此，我不禁好奇，最近臺灣出現什麼關於「地址」的新聞。於是，我以地址為關鍵字，搜尋幾個新聞網站。不出所料，多數涉及地址的新聞是與防疫有關。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當下，住址顯然是政府展開防堵、匡列、隔離、評估的基本單位，且政府也透過手機訊號、警察與村里長，來確定可以找到那些該被找到的人。我也注意有則新聞，內容大致是，某位女子至溪邊打水漂而招惹到某黑道大哥的鬼魂，即便求了平安符都無法擺脫糾纏。該女子於是求助三太子，央其出面與鬼魂商量。是晚，女子便夢到有個房間，房內有個鋪著紅桌巾的桌子，桌上有個牛皮紙袋。女子打開紙袋，發現當中有個住址。循著該址，女子找到黑道大哥的家人，辦完法會超渡後，大哥鬼魂就此消失。 如麥斯葛所言，設置住址從來就不是個中性的舉動，而住址也不會是個免疫於價值判斷的點。並且，就算是發明家與大企業，援引各式各樣新型的地理座標系統，讓設置住址更趨中性，而住址也更為客觀或冷酷無情，我們還是可以預期，人們還是會賦予住址各式各樣的意義。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即便在一個啟蒙到起乩、徹底除魅的世界中，地址還是會如兩個圓接觸的切點一般，沒有直徑與圓周，但卻是溝通不同世界與場域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