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如何改變我們的社會？ 《西方憑什麼》作者對戰爭史博學精深且具挑戰性的探索 《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德．戴蒙：「伊安．摩里士將重大歷史化為有趣易懂的章節，確立了自己的大師地位。」 　　戰爭究竟會帶來什麼？在這本熱情洋溢、妙趣橫生，涵蓋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技術與軍事學說的傑作裡，著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伊安．摩里士回顧人類史上15000年戰爭驚悚、扣人心弦的故事，超越了戰鬥與殘暴，進而揭示戰爭對世界的真正影響。 　　戰爭往往是慘絕人寰、令人深惡痛絕，反戰神曲〈戰爭！〉唱道：「戰爭！……戰爭好在哪？一點都不好。」然而，摩里士在本書中引用了歷代學者與哲學家廣泛而大相逕庭的觀點，並提出了獨特且令人信服的論點，揭示戰爭實際上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從考古學、歷史學和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就某方面而言戰爭其實對人類有所助益。石器時代的人生活在狹小、爭鬥的社會中，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機會死於暴力；相形之下，二十世紀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廣島原爆和大屠殺，卻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死於暴力。摩里士的解釋是：人類僅靠戰爭就創造出更龐大而複雜的社會，這些社會由政府統治，杜絕了內部暴力。聽來荒謬，但戰爭卻讓世界更安全，促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變得更富裕；儘管戰爭所帶來的益處和進步是意外造成的，然而摩里士的舉證啟發人心、扣人心弦，而且大膽無畏。本書的內容啟迪人心，詳盡又包羅萬象，輕鬆又極其嚴肅，對於視戰爭為普世災難的人而言，本書將顛覆他們對歷史進程的思考方式。 　　戰爭一直是歷史上最難以解釋的悖論，透過長達一萬五千年的戰爭史研究，摩里士主張：未來半世紀將會是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如果人類能夠挺過這一關，終結戰爭的古老夢想或許能夠實現。摩里士也提出忠告：唯有先理解戰爭的真正意義，才能釐清戰爭會將人類的未來帶往何處。 王立第二戰研所 宋學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教授 侍建宇｜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 林廷輝｜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吳明杰｜資深軍事專家 黃創夏｜自由媒體工作者、前《新新聞》總編輯 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蔡依橙｜「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按姓氏筆畫排序） 「也許你自認為了解過去一萬五千年來各大洲所有民族的歷史，即便如此，這本發人深省的歷史著作仍能提供令你耳目一新的視角。透過本書與前作《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伊安．摩里士將重大歷史化為有趣易懂的章節，確立了自己的大師地位。」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a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作者 「上流社會鮮少有人敢否認：戰爭就是現代文明所珍視的一切事物的對立面。但本書作者伊安．摩里士可不這麼認為。這部妙趣橫生、博學多聞且發人深省的著作，挑戰了人們的核心思想。摩里士的論據相當有說服力，他認為戰爭是現代文明的主要動力，遠非其對立面，我們也遠遠還未迎來戰爭打造的歷史終章。本書將使你感到驚訝、增廣見聞、深受娛樂，但最重要的是，本書將挑戰你的認知。」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共同作者 「這部博學且令人難以抗拒的戰爭史採取了挑釁性的立場，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爭的價值，儘管它恐怖，卻是讓人類更加安全和富裕。本書涵蓋了廣泛的跨度，從原古時期一直到近代。摩里士證明，戰爭在死亡人數（佔全國人口的百分比）方面的影響已經減弱，而且正如他所說的，其長期影響是『富有成效的』。簡而言之，『戰爭成就了國家，國家成就了和平。』本書融合了學術研究、驚人的洞察力和風趣機智，是少有的傑作，摩里士引用了歷代學者與哲學家廣泛而大相逕庭的觀點，並提出了獨特且令人信服的論點。摩里士的見解頗能令人信服，未來（此處的未來出於我的預測）的學生、讀者和評論家想必會持續討論他在本書提出的迷人論證。奉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為現代經典的眾多讀者群，想必也會受本書吸引，甚至擴大到其他受眾。《戰爭憑什麼》書中大量引用了戴蒙的經典之作，是值得與之並陳在個人書庫和圖書館架的書籍。」 ──馬克．列文（Mark Levine），《書單》（Booklist）星級評論 「伊安．摩里士宣稱戰爭使人類受益（儘管益處只是意外造成），他的證據啟發人心、扣人心弦，而且大膽無畏。本書內容是如此可怕卻啟迪人心，詳盡又包羅萬象，輕鬆又極其嚴肅。對於視戰爭為普世災難的人而言，本書將顛覆他們對歷史進程的思考方式。」 ──理查．藍翰（Richard Wrangham），《雄性暴力：人類社會的亂源》（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生火：烹調造就人類》（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作者 「現代人們生活在比我們祖先更安全、健康且繁榮的世界，伊安．摩里士從古文字學、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和政治學中汲取多項驚人數據，證明一項難以下嚥、不可忽視的事實：人類生存至今，必須歸功於幾世紀以來被視為最大禍害的戰爭本身。這部歷史傑作體現摩里士的敘述才華，必將永久顛覆大眾思考人類衝突的方式，預示我們未來應當嘗試的改變。」 ──安東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兩個世界的戰爭：2500年來東方與西方的競逐》（Worlds at War: The 2,500-Year Struggle Between East and West）作者 「摩里士的行文步調完美，內容令人驚豔，措辭流暢、幽默感十足……是一本絕佳好書。」 ──菲利浦．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本書涵蓋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技術與軍事學說，是一部熱情洋溢、妙趣橫生的傑作。雖看似不可能，但摩里士巧妙結合了中堅知識分子的嚴謹態度，以及典型英國男性的輕快語調。本書在《瘋狂汽車秀》這類娛樂節目受歡迎的程度，肯定不亞於在史丹佛大學。」 ──大衛．克蘭（David Crane），英國《旁觀者》（The Spectator）週刊專欄作家 「摩里士的論點相當出色，論證的跨度相當龐大……這是一本宏偉、啟發人心的優秀讀物，任何參與過戰爭與和平事業，或影響人類命運任何層面的人都該讀這本書。本書也已晉升為年度選書。」 ──羅伯．福克斯（Robert Fox），《標準晚報》（The Evening Standard） 「摩里士在本書的成就非同凡響……與多數作家相比更機智、更懂得自嘲，他對事實真相和軼事具有敏銳洞察力，從不流於自滿的夸夸其談……摩里士展現清晰、敏銳、挑戰直覺的調性，使他的書引人入勝。」 ──多明尼克．桑德布魯克（Dominic Sandbrook），《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戰爭憑什麼》的每一頁都洋溢著宏大思想，這是最不可多得的好書，娛樂性十足且勇於提出挑戰。」 ──艾倫．凱特（Alan Cate），Cleveland.com 「一部令人不安、充滿變革性的文本，將會是必讀之作。」 ──《柯克斯書評》（Kirkus）星級評論 「這是一部充滿野心、綜觀今古的暴力史研究，橫跨不同時間及地理位置……這部引人入勝、啟發人心的著作將吸引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及未來世代的讀者。」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書詳盡且有趣地敘述自有人類以來，競爭就一直伴隨著人們的生活；隨著人類社會的組織化與使用工具的進步，競爭逐漸發展成各種型式的鬥爭，而鬥爭最直接的方式即為戰爭。1760年代工業革命之後，人類逐漸掌握了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見證了人類利用武器來攫取資源的殺戮的行為；未來的戰爭形態將進一步結合科技、價值與制度，而成為綜合性戰爭（comprehensive war）或超限戰（unlimited war）。雖然人類一直嚮往和平，但歷史不斷提醒人們一個極為弔詭的邏輯：『在人類社會中，唯一能阻止戰爭的是有效備戰、嚇阻或戰爭本身。』」 ──宋學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教授

推薦序　一種戰爭史觀下的帝國與國際關係／侍建宇 推薦序　烏克蘭反侵略戰爭憑什麼？／黃創夏 前言　喪葬業者的好夥伴 一、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 二、戰爭創造國家，國家創造和平 三、戰豬 四、進攻計畫 第一章　不毛之地？古羅馬的戰爭與和平 一、世界邊緣的戰爭 二、羅馬和平 三、「坐寇」 四、我們可以和睦共處嗎？ 五、野獸 六、通往羅馬之路 第二章　囚禁野獸：具有建設性的戰爭之道 一、異於西方戰爭方式 二、帝國並立的時代 三、囚籠 四、利維坦遇上紅皇后 五、站穩立場 六、火戰車 七、通往長安（以及波吒釐城）之路 八、寬闊之後，還要更寬闊 第三章　蠻族的反擊：帶來反效果的戰爭之道（1-1415） 一、帝國的局限 二、戰馬 三、帝國的葬身之地 四、軍事事務革命的倒退 五、喪屍帝國 六、無路可出 七、將世界關入囚籠 八、自然實驗 九、幸福的少數 第四章　五百年戰爭（1415-1914）：歐洲（幾乎）征服世界 一、將要當國王的人 二、頂級火力 三、回報 四、「訓練啊，寶貝，訓練吧」 五、席捲世界的戰爭 六、看不見的拳頭 七、戰爭與永久和平 八、日不落國 九、不列顛治世 第五章　鋼鐵風暴：歐陸大戰（1914-1980年代） 一、宇宙走向混沌 二、未知的未知 三、風暴來襲 四、沒有勝利的和平 五、世界警察之死 六、暴風雨 七、學會愛上炸彈 八、彼得羅夫時刻 第六章　大自然中的血戰：貢貝黑猩猩為何要打仗？ 一、殺手猩猩與嬉皮猿 二、血淋淋的廝殺 三、死亡賽局 四、出外靠朋友 五、猩球崛起 六、裸猿 七、二點七磅的魔法 八、和平主義者的兩難 九、度過彼得羅夫難關 第七章　世間僅存的最大希望：美利堅帝國（1989–?） 一、從這裡到不了那裡 二、金星和火星 三、美國版的波耳戰爭 四、無可避免的類比 五、突破島鏈 六、如履薄冰的年代 七、融為一體 八、死亡賽局的終局 九、未來，戰爭憑什麼？ 謝辭 註釋 延伸閱讀

第四章：五百年戰爭（一四一五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幾乎）征服世界 一、將要當國王的人 一八八○年代某個週六夜晚，「那是漆黑的夜晚，是六月你所能感受到最窒息的夜」，據說書人講述，英國人丹尼爾．德拉沃（Daniel Dravot）和皮奇．卡內罕（Peachey Carnehan）大步走進印度北部一間報社。兩人對大家說：「你們對我們的職業知道得越少越好。」他們眼下唯一在乎的事只有如何到達卡菲爾斯坦（Kafiristan）。 德拉沃表示：「據我估計，卡菲爾斯坦位於阿富汗國土右上角，距離白沙瓦（Peshawar）不超過三百英里。那裡有三十二個異教徒偶像，我們也將成為第三十三和三十四個……我們只知道沒人去過那裡，還有當地正在打仗。而只要是在打仗的地方，懂得訓練部下的人就能成王。」 他們偽裝成一位瘋狂的穆斯林神職人員及其隨從，牽來的兩頭駱駝身上還藏著二十把馬提尼—亨利步槍。兩人一路上挺過無數沙塵暴與暴風雪，在滿佈冰霜的平坦谷地裡，他們偵察到兩隊人馬正以弓箭互相廝殺。德拉沃說道：「這是稱王的第一步。」接下來的故事是：「他先後用兩支步槍對二十個人開槍，擊斃一人，那個人的位置與德拉沃所坐的石頭相距兩百碼。其他人開始逃竄，但德拉沃和卡內罕坐在（彈藥）箱子上，將山谷上下逃竄的敵人一一解決掉。」 倖存者躲在他們所能找到的掩蔽物後發抖，但德拉沃「走過去踢他們一腳，將他們拉起來後逐個握手，讓兩方友好相處。他將這群人叫來搬箱子，並向四處揮手，好似自己是國王一般」。 德拉沃開始從流寇轉為坐寇統治者。首先，「他和卡內罕拉著兩個村子的大頭目到山谷中，告訴他們如何用長矛在山谷中劃出一條線，並分別把那條線兩側的地盤分給兩位頭目」，接著他們召集起村民，「德拉沃說道：『你們要挖掘這塊地，並生養眾多』，村民便一一照做。」 接著，「德拉沃領著兩村的祭司到異教徒偶像前，規定祭司坐在這裡審判人民、確保事情不會出差錯，否則就要槍斃他們。」最後，「他和卡內罕選出二十名精銳，教導他們如何操作步槍，並組成四人一列的軍隊陣形，這群人也樂意照辦。」德拉沃和卡內罕每進到一座村子，「這支軍隊就會警告村民，除非有人不想活了，否則收好他們的小火繩槍。」他們很快就平定了卡菲爾斯坦全境，德拉沃也計劃要將這裡獻給維多利亞女王。 英國作家吉卜林在他一八八八年的短篇故事《將要當國王的人》（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中編造了德拉沃、卡內罕、卡菲爾斯坦及當地三十二個異教偶像的故事，藉此滿足讀者渴望以英勇行徑奉獻帝國的熱情。但這篇故事之所以如此受歡迎，而且至今仍值得一讀之處，在於十九世紀的真人實事竟與吉卜林的小說情節同樣光怪陸離。 以詹姆斯．布魯克（James Brooke）為例，這位狂放不羈的年輕人在十六歲時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步兵團，在緬甸作戰時身負重傷，之後他買了一艘船，在上面裝了幾門大炮，在一八三八年航向婆羅洲。日後，他幫助汶萊蘇丹平定了當地暴亂，蘇丹為表達謝意而任命他為砂勞越（Sarawak）總督。到了一八四一年，布魯克已將此地納入他的王國版圖。他所建立的布魯克王朝由他的後人延續了三個世代，最終在一九四六年將砂勞越獻給英國政府來換得巨額補貼。如今，砂勞越當地最著名的酒吧「皇家號」（Royalist）就是以布魯克的船命名的。 吉卜林筆下的德拉沃和卡內罕曾說，他們正是為了效法布魯克，才動身前往卡菲爾斯坦——「最後一個光憑兩名壯漢就能據地稱王的地方。」但他們並非想在中亞稱王的第一人。一八三八年，也就是布魯克抵達汶萊那年，一名美國探險家約賽亞．哈倫（Josiah Harlan）就已早一步完成同樣壯舉。失戀後不久，哈倫獲英國東印度公司聘為外科醫師，並與布魯克在同一場緬甸戰爭服役過。戰後他輾轉來到印度，最終說服拉合爾（Lahore）的統治者讓他掌理兩個省。當時阿富汗古爾省（Ghor）有一位王公是個惡名昭彰的的奴隸販子，結果遭哈倫帶著自己的軍隊將其罷黜。另一位古爾省王公對哈倫紀律嚴整的軍隊深感佩服，因此與他立下約定：「只要哈倫願意訓練軍隊來確保古爾的獨立自主，並且讓該位王公擔任重臣，哈倫將能永遠保有『古爾王公』（Prince of Ghor）之頭銜。」 哈倫眼見機不可失，讓祖國的星條旗在中亞高山上飄揚，但他的任期卻和德拉沃在卡菲爾斯坦建立的王朝同樣短暫。在他成為王公後短短幾週內，英國便佔據阿富汗全境，將他驅逐出境。哈倫回到美國後，幾乎成功說服時任美國戰爭部長的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派他回阿富汗為軍隊購買駱駝。哈倫的如意算盤是，一抵達當地，他就要重新當起古爾王公。願望破滅後，他轉而進口阿富汗葡萄到美國，並為南北戰爭中的美國北軍籌建一支部隊，但他在捲入一場軍事法庭審判後狼狽退伍。哈倫於一八七一年病逝於舊金山。 在十九世紀以前，我們很難想像會有布魯克、哈倫、德拉沃和卡內罕這種人物出現，而他們會崛起都是拜世界局勢全然改觀之賜。在葡萄牙占領非洲休達（Ceuta）的一四一五年後，一直到布魯克、哈倫這群「將要當國王的人」大行其道之間，歐洲對世界其餘各地發動了一場「五百年戰爭」。 五百年戰爭一樣有其醜惡的一面，使戰爭下的人民流淚、土地荒蕪。全球各地都有人像當年卡爾加庫斯痛批羅馬發動的戰爭那樣，強力譴責這場五百年戰爭。但就像西塞羅一樣，也有許多學者不斷點出這場戰事的重要性：「五百年戰爭是歷史上最具建設性的戰爭。歐洲人及殖民開拓者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已經掌控了世界上百分之八十四的陸地及整個海洋。位於北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帝國心臟地帶，暴力致死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低，人民生活水準也有所提升。當然，被殖民勢力擊垮的一方通常生活條件較差，而且許多地方在武力侵略下遭受到毀滅性破壞。但倘若我們跳脫這些細節，將目光拉遠，就能找到一個普遍模式。整體而言，外來征服者的確有效遏止了當地戰事、搶劫、私人動用致命武器的發生，使該地人民生活更安穩富足。具有建設性的戰爭繼續向我們展現有悖常理的魔力，而這次範圍涵蓋了全世界。」 二、頂級火力 讓歐洲人由占領休達進展到據地稱王的關鍵，在於兩項新發明出現後推動了軍事事務革命。然而，這兩項發明皆非源自歐洲。 第一項發明是火器。我在上一章提到，中國煉丹師在九世紀就不斷做實驗，但這時火藥的破壞力較小，只能製造出煙火和燃燒物。到了十二、十三世紀，某位如今名字已經不可考的修補匠想到加入硝石成分，製作出真正的火藥。改良過的火藥並不會持續燃燒，而是在一瞬間爆炸，只要放進足夠堅固的彈膛中，就能快速發射槍管內的彈丸或弓箭，致人於死地。 世上最早的火器紀錄，竟是出現在一座佛教寺院中，這座佛寺不遠處就是重慶——如今中國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約一一五○年當地信徒在這座聖地的石窟牆上鑿出雕像。當時的石匠根據佛教傳統刻出這種石雕像，其中有一排排站在雲層上的惡鬼，手中拿著各式武器，有一個惡鬼握弓，一個持戟，另外四個仗劍。但還有一名惡鬼手中武器看來卻像某種粗糙的管形火器，射出一小顆炮彈的槍口還冒出白煙與火星。 這幅石刻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證明十二世紀的中國軍隊會使用火器，有人同意火器當時已經存在，但由於產量稀少，因此這些石匠並未親眼目睹過——理由在於，如果石像中的惡鬼真的以那種方式發射火器，手掌勢必會遭到燙傷。另外，也有其他學者認為惡鬼手中拿的是一種樂器，而火器當時仍未發明出來。無論事實為何，我們都同意人類在約一世紀後開始使用火器，因為考古學家發現掩埋於滿洲戰場附近的一尺長銅炮管，而且其年代應該不晚於一二八八年。 一二八八年的火器不僅常有突發狀況、裝填速度令人折騰，而且相當不準確，但隨後就有更大更好的火器問世。這些火器流行於華南地區，當地人民到了一三三○年代已經群起反抗元朝的蒙古統治者，整個長江流域陷入兵戎之禍。火器革新在當時極為迅速且普遍，僅在一、二十年之間，起義軍就通曉如何有效運用這種新式武器。他們首先大量生產火器，當時由吳天寶率領反抗的省分在一三五○年以前生產了數百門鑄鐵大炮，其中幾十門仍留存至今。其次，起義軍的制敵方式是冷兵器及火器並用。一三六三年，與蒙古部隊在鄱陽湖決戰前夕，起義軍領袖朱元璋曾對麾下將領傳達明確步驟：「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駑，近其舟則短兵擊之。」部下聽命行事，五年後朱元璋成為明朝開國皇帝。 領教過新式武器威力的國家，通常會開始仿造這些武器，火器也不例外。早在一三五六年以前，高麗王朝就已在各個要塞配置火器。再過一世紀，火器才經喜馬拉雅山傳入印度，但火器在一四五六年圍攻曼達爾加爾（Mandalgarh）的戰事中肯定派上了用場。到了一五○○年，緬甸和暹羅已在鑄造青銅大炮，日本則是遲至一五一二年才取得火藥技術，或許是由於朝鮮政府從中作梗。 但最令人吃驚的是，火器在遙遠的歐洲迅速流傳開來。一三二六年（距中國已知首次製造火炮的案例不到四十年後，高麗王朝開始傳入火炮三十年前），位於中國以西五千英里外的佛羅倫斯，有兩名官員領命前往東方取得火器與彈藥。次年，一名牛津插畫家在手稿中繪製了一幅小型火炮。從未有任何發明傳播得如此迅速。 火器在歐洲迅速盛行與其供應鏈密切相關。十三世紀以殘酷手法東征西討後，蒙古族在廣大的歐亞草原上創造了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商人便藉此機會在歐亞大陸上進行貨物往返，馬可．波羅（Marco Polo）只是這眾多商人中最出名的一位罷了。透過貨物與理念的交流，東西方世界緊密連結在一起，其中絲綢和基督宗教尤其重要。但黑死病這類微生物病菌的傳播，也在東西網絡下造成莫大衝擊。不論蒙古和平為世界帶來多少災難與奇蹟，火器的傳播無疑更加重要。 除了火器的供應鏈外，需求端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歐洲人比其他國家都更熱衷於這項發明，他們迅速將火器投入應用並加以改良。一三三一年，在佛羅倫斯人達取得火藥技術的五年後，其他義大利人就開始利用大炮圍攻城市。一三七二年，法國火器的威力已大到足以轟垮城牆。 驚人的事情正在發生。東亞對火器的革新已在一三五○年後趨緩，但在歐洲卻與日俱進。隨著需求日增，歐洲人發明新的方法開採硝石，一四一○年代前就將硝石的生產成本減半。金屬工因此製造出更大、更便宜的鍛鐵炮，能夠用更多火藥發射更重的炮彈。阿金科特（Agincourt）戰役七年後，英國炮手成功轟垮諾曼第石牆，展現出重型火炮在戰場上的價值。 不過，大型火器的缺點也在這些戰爭中凸顯了出來。大而笨重的射石炮雖然能夠攻城，但因其移動緩慢、裝填耗時的特性，這種大炮在野戰時卻毫無用武之地。即使軍隊能將大炮拖至定點，敵方的騎兵隊會在你下一發準備好前就來到眼前。因此，儘管英王亨利五世在一四一五年藉助幾十門大炮的火力迫使阿夫勒（Harfleur）投降，在阿金科特戰役中卻未將大炮帶上戰場。 僅僅二十年內，炮兵不安分的腦袋就想到了簡單出色的解決方案。捷克宗教改革領袖揚．胡斯（Jan Hus）的追隨者們建造了數十門小型火炮繫在馬車上，他們將馬車帶至戰場並用鎖鏈栓在一起，形成小型移動堡壘（常以荷蘭語 laager稱之，意即「車堡」）。大炮的裝填速度還是一樣慢，但現在馬車後面有長矛手和劍士可以擋住衝鋒的騎兵，直到大炮可供再次射擊。 在一四四四年，車堡戰術幾乎重挫敵軍。鄂圖曼人是中世紀移居到幸運緯度帶的眾多突厥草原戰士分支之一，他們在短短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就將領土擴張至安納托利亞（Anatolia）。在占領了巴爾幹半島大部分地區後，鄂圖曼人的騎射手也馬上威脅到附近的匈牙利。教宗遂宣布發動十字軍東征，一個基督宗教同盟在位於現今保加利亞境內的瓦爾納（Varna）阻擋了這支突厥民族的來路，同盟當中一支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n）分遣隊的元帥，就是「穿刺公」弗拉德三世（Vlad “the Impaler” Dracul）的兄長。 突厥族擁有歐洲最精良的士兵，而且人數比對方多一倍，戰事理應勢如破竹。然而，隨著一波又一波騎兵在試圖衝撞車堡時被射倒，重挫鄂圖曼部隊的士氣。戰局曾在短時間內僵持不下，要不是年輕的匈牙利國王決定衝進鄂圖曼防線中心，害自己及其他五百名騎士喪生，鄂圖曼帝國的侵略也許真能就此止步。 後來，鄂圖曼人不僅侵吞匈牙利全境，也從這次險象環生的經驗中吸取到寶貴教訓。他們開始雇用基督徒炮兵，到了一四四八年，鄂圖曼人已經準備好用車堡來對付匈牙利人了。五年後，鄂圖曼帝國雇用一位匈牙利火器專家部署了幾十門中型大炮，轟垮君士坦丁堡的城牆，拜占庭王朝自此覆滅。 火炮的革新還沒完，歐洲人學會將火藥沾濕，乾掉後呈現顆粒狀（俗稱「玉米粒」），爆炸威力極強。起初大炮普遍無法承受顆粒火藥的爆炸威力，但到了一四七○年，炮筒粗短的大炮在法國與勃艮第之間的軍備競賽下誕生，能夠以顆粒火藥發射鐵製炮彈，而非石製炮彈。匈牙利人則為顆粒火藥找到不同用途：「他們將少量火藥放入手持的火繩槍中，這種槍又稱『鉤槍』，因其槍管上有個用來減少後座力的鉤子。」 新式武器在一四九四年初試啼聲就令人眼界大開。該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執意發動十字軍東征奪回聖地，他認為入侵義大利是合理的第一步。就幾乎各方面而言，查理八世的東征都是一場災難，但若論他所使用的新式火器，卻讓人見識到火器已徹底革新戰爭。憑藉著幾十門新式輕型大炮，法王查理清除了征服路上的一切阻礙。幾個世紀以來，戰場上敗陣的一方總能選擇撤回堡壘，設法等到圍城結束。然而，正如親歷過這場戰爭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所言：「無論牆有多厚，沒有城牆抵擋得了大炮數日的狂轟濫炸。」 火器革新首先造成各地戰事激增，因為任何在野戰戰場上吃了敗仗、退守堡壘的軍隊這時都已必敗無疑。在一四九五至一五二五年之間，西歐人發動十多場重大戰爭，這個頻率在過去前所未見。但在接下來幾十年間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進攻方面的躍進，導致防守方面進一步加強。歐洲人放棄了史前時代就已在約旦河谷古城耶利哥築起，用來阻擋入侵者的高大石牆，轉而建造低矮傾斜的土堤，反而能讓敵人的炮彈打偏，或吸收炮彈的衝擊力。新的城牆對步兵來說更容易翻越，但要解決這個問題輕而易舉。馬基維利在約一五二○年時指出：「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建造出有稜角的城牆，如果敵人試圖接近，就能由側面及正面擊退敵人。」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些建造費用高昂的新城牆遍布歐洲各地。新城牆的外觀有如海星，四周建有突出的半月堡（ravelin）、稜堡（bastion）和角堡（hornwork）。隨著戰敗的軍隊再次能夠撤回堅不可摧的堡壘，戰場對抗頓時失去了吸引力。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之間，西歐人鮮少冒險與敵人正面衝突，即使發生戰事也通常是因為其中一方試圖解除圍城封鎖。一位英格蘭軍人說：「我們打仗更像狐狸，而非獅子。」「你會為了一場戰爭圍城二十次之多。」 這聽起來像第二章提過的紅皇后效應，歐洲人之間的競爭越演越烈，到頭來依舊原地踏步，在越發可怖但最終毫無意義的戰爭中傾盡鮮血與黃金。然而，正如同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防禦工事、金屬武器及盔甲，還有其他古代軍事事務革命一樣，沒有什麼情況比這更真實了。西歐人雖然無法超越彼此，但他們確實領先了全世界。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在抵禦蒙古、突厥及其他民族的入侵。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震驚全歐；一五二九年，一支土耳其軍隊更直抵維也納城門。一個世代過後，歐洲的前景更加黑暗。歐洲駐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談判代表臉色陰沉地自問：「我們能夠懷疑眼前的結果嗎？」比起基督宗教世界「國庫空虛、奢侈成性、資源耗盡及精神頹敗」，土耳其人卻擁有「未受損耗的資源、熟練使用武器的能力、豐富經驗的老兵，和不曾間斷的凱旋勝利。」 令多數人驚訝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過，就在這位大使提出這些疑問的當下，雙方的軍事力量開始失衡，歐洲逐漸獲得優勢。到了一六○○年，土耳其駐匈牙利的指揮官用憂鬱的語氣在報告中寫道：「這些受詛咒的民族（即基督徒）大部分部隊都是步兵與火槍手，而多數伊斯蘭部隊都是騎兵，不僅缺乏步兵，懂得使用火繩槍的專家更是少之又少。這會讓我們在戰鬥和圍城時陷入苦戰。」 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穩定增加軍隊中的火槍手數量。這一趨勢在一五五○年代後加速發展，當時西班牙人引進一種名為滑膛槍的新式手槍，能夠射出兩盎司的鉛彈，威力足以貫穿一百步外的鋼製盔甲。在一五二○年代，使用長矛、劍、戟等利刃武器的步兵數量是火槍手的三倍，但一個世紀過後，兩邊的比例已經反轉了。騎兵在中世紀的統治地位宣告結束，其職責降為偵查、前哨戰和側翼護衛。在十七世紀的軍隊裡，騎兵數量的占比鮮少超過十分之一。 在此我們又觀察到一個非常弔詭的情況。一四一五年左右，蒙古人和明朝還擁有世上最強大的軍隊，亨利五世和歐洲各國國王則遠遠落後。然而，到了一六一五年，或甚至最早能追溯至一五一五年，這樣的國際態勢正在翻轉，歐洲的軍事威力已經強大到世上幾乎沒有軍隊能抵禦。到頭來，歐洲人取得了頂級火力，而發明火器的亞洲人卻沒有。 為什麼中國沒能維持早期在火器上的領先地位，並轉而向世界發動五百年戰爭？這可能是整個軍事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但人們在答案上卻鮮少取得共識。 根據目前最盛行的理論，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也看到過，歐洲人的崛起可能是受益於西方獨特的戰爭之道。他們從希臘繼承了這種戰爭方式，進而促成火藥革命的發生。專治軍事史的史家漢森認為「武器與炸藥的關鍵之處，並不在於幫助歐洲軍隊迅速取得霸權地位，而是比起其他國家，歐洲人更致力於大量生產高品質的武器，這是立基於西方長期以來對理性主義、自由探索以及知識傳播等文化立場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立場能追溯至古典時代。」最後他總結，歐洲的飛躍式發展實屬「合情合理，追本溯源，是因為歐洲文明的濫觴在希臘」。 閱讀本書至此，你一定可以想像我並沒有被說服。我在第二章試圖向各位說明，古代並沒有什麼「西方的戰爭之道」，因為希臘和羅馬人的戰爭方式並非西方特有的。整個歐亞大陸幸運緯度帶上，都維持著一種具有建設性的戰爭方式，希臘羅馬只是其中一個地中海的版本而已。我在第三章繼續論證，西元一千年後，這種具有建設性的古老戰爭方式早已在騎兵的崛起下分崩離析。如果這些說法屬實，那麼漢森透過西方戰爭之道的連續性來解釋歐洲火藥革命的論點，就是謬論。當我們仔細觀察十六世紀歐洲發生的事，有太多情況無法用漢森的理論來解釋。 其他史家已經詳細討論過漢森的理論，所以我在這裡只會聚焦在幾個議題上。根據漢森的敘述，「正是因為西方人渴求步兵壯烈地衝鋒陷陣，在戰場上自由人之間以利刃武器殘酷互殺，過去兩千五百多年以來，才會讓非西方國家倍感頓挫與恐懼。」若真如漢森所言，為什麼歐洲新式戰爭風格都是站在遠處開槍，而非近距離利刃相向？如果西方的戰爭方式一直秉持漢森所謂「在戰場上殲滅敵人部隊」、「給敵人致命一擊的同時，忍受任何反擊而不為所動」的精神，為何歐洲人在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這一百年間少有戰事發生？依照漢森的說法，「過去兩千五百年裡，西方人作戰時具有某種特殊的風格，軍隊持續共享相同理念，這讓歐洲人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令人生畏的士兵」，那麼為何在西元五百年左右至一五○○年的一千年間，歐洲人在抵禦亞洲、北非的掠奪者和入侵者時，卻總以敗北撤退收場？ 一些歷史學家對上述問題的解答相當簡單直白。他們認為，歐洲的火器革新與文化傳統無關，歐洲人擅長火器純粹只是因為經常打仗。該理論認為，歐洲過去多國並立，各國常有戰事發生。相對地，中國在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間大部分時候都是大一統的帝制時代。因此，中國人很少打仗，也沒必要投資在火器改良上。然而，對互相爭鬥的歐洲人而言，投資火器革新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因此，最終讓火器更臻完美的是歐洲人，而非中國人。 但這個說法仍有無法解釋之處。雖然中國大體維持統一，但中國軍隊在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之間打了不少仗，其規模往往使歐洲的小規模戰役相形見絀。中國皇帝分別在一四一一年和一四四九年派出五十萬大軍征討蒙古，十六世紀多數時候則與海盜對抗，一五九○年代與日本的一場可怕戰爭席捲了朝鮮半島，一六○○年則動員了二十五萬部隊入四川平定叛亂。為何這些戰役沒有在中國造成如歐洲般的火器革新呢？ 後來轉行當律師的史學家肯尼斯．卻斯（Kenneth Chase）在其歷史巨作《火器：西元一七○○年前的世界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提出解釋：「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歐洲與亞洲發動多少場戰爭，而是兩方戰爭型態的差異。最初發明的火器使用起來笨拙且緩慢，當時的發射速度還是以每發所需時間估算，與現今大大相反。那時的火器只對同樣笨拙緩慢的目標起作用，城牆就是一例，因此第一次火器革新就是針對攻城炮的改良。」 最初的火器革新熱潮出現在華南地區。十四世紀中葉，中國起義軍與元朝軍隊在長江流域對戰，勝利關鍵取決於攻打敵方堡壘，並擊沉狹窄水道上的大型敵艦。早期的火器能夠完美勝任上述兩項任務，但隨著戰爭於一三六八年結束，主要戰場也轉移到中國北方的大草原上。那裡沒有堡壘需要轟炸，而且發射緩慢的火器對快速移動的騎兵毫無用處。精明的中國將軍知道他們該投注在擴增騎兵、興建長城，而非對火器進行逐步改良上。 至少在火器方面，歐洲與華南（而非華北）有許多共同之處。舉例而言，這兩地皆充斥著軍事堡壘，破碎地形也限制軍隊的行進。另外，兩地皆與草原地形相隔遙遠，因此軍隊多數由行進緩慢的步兵組成，騎兵則成了奢侈品。在這種環境下，一步步改造火器便具有重大意義，這些微小的革新逐漸積累下，也使得歐洲軍隊在一六○○年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最精良的軍隊。 假如當時明朝皇帝能透過水晶球，親眼目睹火器是如何在十七世紀成功擊退遊牧民族騎兵，他們肯定會用更長遠的目光看待火器革新的優勢，進而在往後發明出顆粒火藥、滑膛槍和鍛鐵炮。但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人能預見未來，各種嘗試都是徒勞，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應對迎面而來的挑戰。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歐洲人基於合理的理由投資火器改良，而中國人之所以放棄火器改良，也很合理。由於這樣的時空脈絡，使得歐洲在往後幾乎稱霸了全世界。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 譯者：王立柔、袁曼端、高振嘉 其他：陳榮彬／審訂 出版社：黑體文化 書系：黑盒子 出版日期：2022-11-02 ISBN：9786269647422 城邦書號：A5750012 規格：平裝 / 單色 / 488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