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末代總督日記 以五年紀事悼念香港回歸25週年 「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我認為未來幾年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持續關切香港，為香港發聲，表明我們認同香港市民為自由民主勇敢奮鬥的價值觀。正如同我們從香港發生的事情所得知的那樣，我們不可認為這些價值觀能繼續存在是理所當然的。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 ──彭定康 　　一百多年前，英國以租借方式從清末中國手中獲得香港大部分的土地（即新界）。到了1992年7月，彭定康以末任英國派任總督的身分前往香港履新，準備在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而非依循過去數十年英國處理其他殖民地的慣例讓其獨立。接下來五年內，彭定康在其港督任内撰寫這些日記，詳細描述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運作方式，以及隨著主權移交臨近之日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這本日記對於與北京當局的談判、強化香港（遲來的）的民主制度，以及彭定康如何尋求適度的自治制度讓香港在1997年後能持續運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見。出乎意料的是，不只中國共產黨反對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一些英國商人和政府高官也對彭定康的作為非常不悅。對這些人來說，與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似乎比較重要，香港的政治自由和法治反倒是枝微末節。 　　本書英文版在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之際出版，作者反思過去到現在與北京當局打交道的種種經歷。書末短文〈香港的毀壞〉描述香港自1997年以來的情勢發展，對近年香港所遭受的挫敗做了一番權威性的評估。 得獎與推薦記錄 「彭定康現身說法，以政治圈內人士的身分寫下《香港日記》，内容充斥著每天活像與希臘神話中九頭蛇搏鬥的感受……在2022年閱讀這本日記，有種難以逃避的辛酸：本書捕捉了帝國末日的獨特時刻，也顯現一個非凡的社會在短暫的民主自由中茁壯、現在卻已逐漸褪色的景象。」──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彭定康勛爵在香港大部分的時間都與英國官員和當地權貴周旋。這些人認為，在香港移交前沒必要嘗試為香港向北京當局爭取更多的民主，而在未經中國首肯的情況下單方面擴大民主政制，就更不必說了。本書內容豐富，書中最引人入勝的細節正是與彭定康和北京的緊張關係息息相關。……作者生動的文筆，讓日記中所記載的人、事、物躍然紙上。」──《經濟學人》（Economist） 「彭定康五年的日記，詳述了他每天迎戰北京當局的搏鬥……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除了漢學家之外，所有的歷史學家也必將對彭定康的日記深感興趣。其實這些故事記錄了大英帝國的餘暉……有時日記讀起來像小說……彭定康健談、隨性的文風讀來格外輕鬆。」──英商馬世民（Simon Murray），《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因為香港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這本日記充滿怒氣，也令人著迷，粗魯得毫無保留，但不失當。」──英國媒體人韋安仕（Stephen Vines），《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彭定康在香港五年動盪不安的總督任期內（1992-1997）所撰寫的日記出版了。本書記錄他與共產黨員、商業大亨、英國內閣中對他抱持懷疑態度的官員，以及中國各地方高官的鬥爭。可以想像的是，他的日記有溫文爾雅，也有充滿冷嘲熱諷的一面，但讀起來總是字字珠璣……他的計畫包括增加香港有投票資格的人數，並讓地方政府民主化。結果香港的權貴大感震驚，外交官員不寒而慄，而厭惡民主的中共領導人在北京只進行了一輪會談後，便決定排斥並詆毀彭定康總督……然而，彭定康的嘗試勇敢、正直，而他的努力及作為將永載史冊。」──邁克．謝里丹（Michael Sheridan），《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本書記載彭定康從1992年4月接受任命開始，到五年多後主權移交所發生的事，内容在過去從未發表，不但精彩，可讀性也高……在本書的後記中，彭定康對今天的香港也提出強而有力的看法，是一篇充滿激情的論戰文章，內容道出北京當局對中英兩國當年對於香港前途的承諾進行顛覆、破壞，而且方式越發野蠻、殘酷。彭定康對習近平鎮壓香港的譴責鏗鏘有力。……25年過去了，全球秩序隨著民族主義情緒日益升高，各國將重心轉向國内，日記為歷史見證了一件事情：儘管彭定康的政改成就有限，但他對今日香港的局面相較於希思（Edward Heath）、賀維（Geoffrey Howe）和夏舜霆等英國政治人物，提供了較為準確且無愧於心的預測。」──馬丁．凱托（Martin Kettle），《衛報》（The Guardian） 「在彭定康的日記裡，我們看到諸多名人造訪彭定康在港督府的起居室：從德蕾莎修女到柴契爾夫人……為了避開英國派任總督的傳統羽毛官帽、制服和與治理香港這個大英帝國前哨站所帶來的空洞讚頌，他毫不猶豫進行一系列在社區和人群中漫步、召開答問大會、尋找重新分配財富的方案。對民主派人士的同情，他也毫不掩飾。」──克里斯．茂林（Chris Mullin），《旁觀者》（Spectator） 「本書仔細觀察中國如何違背對香港的承諾──先從隱蔽的伎倆開始，循序漸進，最後演變成公然且突如其來的蠻橫地剝奪港人的自由，並追蹤這些所作所為對港人生活的影響……日記涵蓋1992-1997年主權移交期間彭定康擔任港督時所發生的事情，任内雖令人氣餒，但仍頗有收穫……主權移交之前的幾年裡，彭定康是一位和藹可親且懂得自我調侃的伙伴……閲讀他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若放棄自由的原則，對中共的要求一再妥協，結果是不會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收穫，也毫無商業利益可言。他引用英國統治香港最後幾十年間貿易和投資的數據，確實呈現了對北京政府的卑躬屈膝與商業上的實質回報，兩者之間幾乎毫無關聯。」──維克多．馬利特（Victor Mallet），《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在《香港日記》裡，彭定康詳述他在末任港督任內，為英國統治垂死的歲月注入活力的奮鬥。彭定康堅信，播下民主的種子將使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更具韌性，而歷史學家必將持續對此觀點辯論，本書也將成為他們的研究素材。同時值得我們珍惜的是，本書精彩而激烈的結尾文章道出近年北京對香港的鎮壓，摧毀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誠如彭定康所言：『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彼得．李基茨（Peter Ricketts），英格斯堡思想年度選書（Engelsberg Ideas Books of the Year） 「《香港日記》……詳述了彭定康為確保香港自由的延續而堅持不懈、但仍以失敗告終的努力……儘管彭定康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香港依然成為『煤礦坑裡的金絲雀』，我們也得以看到讓中國共產黨為所欲為的後果。」──高登．科洛維茨（L. Gordon Crovitz），《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今日的香港也不是。從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日記，能看見英國統治香港最後的時光裡，中國政府、英國政府的如何一步步『促成』一國兩制，以及過去香港人民如何看待與面對香港的主權轉移。透過閱讀過去，理解香港的現在，也進而思索未來我們應該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重演歷史悲劇。」 ──林昶佐（立法委員、閃靈主唱） 推薦人 矢板明夫︱產經新聞社台北支局長 汪　浩︱國際政經專家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昶佐︱立法委員、閃靈主唱 陶　傑︱香港著名作家、資深媒體人 曹興誠︱著名企業家、聯華電子創辦人 陳健民︱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張潔平︱飛地書店創辦人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羅永生︱文化研究學者 羅冠聰︱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依姓氏筆畫排列）

地圖 推薦序 二十一世紀讓人難以置信的悲劇／曹興誠 傳播民主天火的普羅米修斯／陶傑 一座城市的消失／羅冠聰 前言 何事、何時、何人、如何 第一章　民主與巨龍：一九九二年四月－一九九三年四月 第二章　繞著桑樹叢兜圈：一九九三年四月－一九九四年四月 第三章　打贏關鍵選戰：一九九四年四月－一九九五年四月 第四章　倒數開始：一九九五年五月－一九九六年五月 第五章　帝國的落日餘暉：一九九六年五月－一九九七年六月 後記 香港的毀壞：九七大限後有哪些遭遇？ 那些人，如今安在？ 謝辭 圖片來源 中英文人名對照

前言 來自英國，如今活躍於英、美兩國的史學大師賽門．夏瑪（Simon Schama）曾說：「歷史充滿爭論。」遺憾的是，這種爭論往往反映出根深柢固的態度，甚至是偏見，而不是以面面俱到的方式來仔細檢視證據和論述。當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對現在具有重要意義時，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代關於帝國的爭論因為充斥著許多先入為主以及過度輕率、籠統的觀點，因此帶來了許多傷害，而香港在這爭論中具有一定重要性——那裡是我以英國末代港督身分度過五年歲月的地方。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曾在香港的告別演說中表示，如今已沒有人會試圖為帝國主義辯護，但就在撰寫此篇前言的這個當下，腦海裡還是浮現了中共為了鎮壓、統治新疆和西藏而編造出來的論述。對於現代而言較有意義的，不是我們能否替殖民統治辯護，不是我們能否用當代價值觀來評斷過去數千年歷史，甚至一一列舉帝國統治遺留下來的優良制度，而是應該去探討帝國如何形成以及成因為何。普遍認為，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隨著我們將香港這個殖民地〔或稱為「屬土」（territory），藉此掩蓋自身的尷尬〕移交給中國，大英帝國正式宣告落幕。然而，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大英帝國？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帝國主義捍衛者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建立的。」帝國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於一連串錯誤、意外、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所造成的結果。這也是珍．莫里斯（Jan Morris）的觀點，她不但出版了一部精湛的帝國史，也撰寫了一部描述香港的最佳著作。縱觀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無疑印證了她所說的帝國歷史是「零零碎碎」的說法。不過，位於北迴歸線以南、靠近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南方海岸「零零碎碎」的島嶼，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成帝國的那些零碎元素不可同日而語。 九龍四山以南的群島，包含九龍半島、各島嶼、岩石、和「香港」等領土，是英國戰勝衰落中的大清帝國後，所贏得的戰利品。這些地方讓各家英國貿易公司（有名的香港各「洋行」的前身）有了一個根據地能在澳門和廣州開展業務，將生產於印度的鴉片恣意運往中國販賣。英屬印度的龐大開支有一部分就由鴉片收入來支應。從此，中國這個偉大的文明大國不再能夠要求中國人所謂的西夷「恪遵禁令」，自然也就無法遏止這種貿易全球化的惡例。一八四○年代初期的砲艦外交，以清廷戰敗告終，並必須根據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領土。不過，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上校（Captain Charles Elliot）雖然以海軍武力強取戰利品，但包括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在內，許多人都覺得只是雞毛蒜皮的收穫：港口、幾個零散島嶼和許多岩礁，故對中國掠奪規模太小的結果而失望。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後來義律才會只被任命為臨時代辦，派駐於新成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而且後來的最高職務也不過就是蕞爾小島聖赫勒拿（Saint Helena）的總督。 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勝利，英國獲得在九龍半島南端更多清廷割讓的土地，與之隔海相望的維多利亞島（香港島），未來將成為這片英國新領土的心臟地區。不過，香港命運中最終的地理範圍，此時仍未底定。世紀末，英國與眾帝國列強，如日本、德國、俄羅斯、葡萄牙、和法國，聯手從日益頹敗的大清手中奪取了中國大片珍貴的土地。英國獲得了維多利亞港和各島嶼以北的腹地，不過不是以割讓方式取得，而是改為長期租借。這片新的土地位在九龍以北所謂的「新界」，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租約於一八九八年簽訂時，誰會想像得到租約到期的那一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曆一張張翻開、一頁頁變黃，香港這個殖民地有限的生命，在逐漸擴大的陰影中度過，永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機會，注定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回歸祖國懷抱。 這祖國的政府不斷瘋狂地扭曲、改變，從清帝統治開始，經歷民主的嘗試、軍閥割據與北伐戰爭、日軍侵略、到國共内戰，最後演變成列寧主義式的中共極權體制。這個冰封的極權國家曾有解凍的機會，不過最終證明只是曇花一現。儘管已從海上的岩礁、孤島和海港蛻變成一個偉大的國際商業中心，這是香港必須面對的無情現實：香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自始至終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員，並嘗試與北京掌權者及全世界和平共存。 隨著時間流逝，有人爭辯說，英國可以合法保留清廷割讓的領土，只須歸還租借的部分便可。實際上，香港的發展軌跡證明了這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原因是這座蓬勃發展的城市，必須仰賴新界的水源、土地、空間和農業才能生存。而日後新界本身又再發展出七個「新市鎮」。此外，如果不歸還香港，英國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是可能面臨來自國際的譴責，世人也會將之視為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重新抬頭。只要中國有意，大可隨意排擠香港，或是輕鬆以武力奪取——因為香港壓根就沒有地堡，但高爾夫球場的沙坑倒是不少。［譯按：作者在這裡用了雙關語 “bunker”，同時有「地堡」與「沙坑」之義。］然而，只要香港繁榮昌盛，只要香港能扮演世界各地通往中國的重要管道，輸入資金、商品和專業知識（或把這些東西輸出到世界上），它就可以繼續存在。不管在韓戰期間，或是毛澤東經濟政策產生悲慘後果的年代，或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領導下中國穩步與世界重新建軌的新時代，情況一直如此。 香港的發展，尤其在二戰之後，見證了受教育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成長、華人企業家往往能成功挑戰那些對華貿易傳統悠久的英國公司、以及不斷增加且對自身公民身分觀念越來越明確的健康公民。如果沒有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這一切都只會指到一個方向。與幾乎所有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隨著帝國慾望和能力的消退，香港理論上將可利用英國政治和憲法實踐所提供的軟硬體工具，為獨立進行準備。這些工具包括法治、獨立的司法機關、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及民選政府。為了獨立與自決作準備，政治人物將由新興國家的公民選舉產生，這個國家已具備自我控制的能力，並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責任，須對人民負責。這個獨立、自決的權利從未成為香港命運的一個選項，而這個事實則賦予了北京共產政權一個強有力的論據：北京的共黨統治者表示，如果開始讓香港擁有其他英國殖民地所享有的民主制度，那香港人就會開始認為他們遲早會像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容許的，而且中共的這一套說辭實際上已被英國認可，甚至那些害怕踏出民主化第一步的香港人也欣然接受了。 正如我所說的，英國政府或在香港的英國商界，也許並不完全反對中國的這種約束。二次大戰後不久，若港督希望給香港帶來某種程度的民主，一定會受到英國政府的奚落。隨著歲月的流逝，形成這種態度的原委漸漸變得薄弱。在一九四○及五○年代，有人擔心國共之間的鬥爭可能會在香港自身的政治舞台上演。再來是對中共在文革期間和後續的政治風暴轉移到對香港的擔憂。當時存在一種高傲鄙視的假設，認為香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只喜歡賺錢。當時的確有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認為民主政治將無可避免造成更多的福利支出、更多政府干預和監管，甚至提高稅收。（儘管香港的稅收已經低到極點，但他們認為加稅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一件事。）如果民選政治人物能干預市場力量的自由流動，那麼，治理這個全世界最自由、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真的有可能嗎？然而，當教育發揮其良性作用；當男性與女性都加入專業人士行列，在大學學習卡爾．波普（Karl Popper）和其他「開放社會」理念倡導者的作品；當社區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南韓和台灣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當香港人受到鼓勵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當上述種種條件都已經成熟時，如果還有人堅稱香港的人民不該享有發言權，不該關心那些深遠影響大眾生活的重大議題，那無論如何都是站不住腳的。接著，人們聽著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一邊經歷了令人不悅和憂心的事件，想了解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眾多的屍體，到底對他們馬上要看到的未來提供了什麽啟示？他們的要求出人意料，但並不過分；舉止驚人，但頗為克制。他們未來將何去何從？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時能夠確保香港人未來幸福的基礎、及可以提供全面保證並讓大眾滿意的配方看來都找到了。當英國開始與北京就香港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前途進行談判時，鄧小平端出了先前已向台灣推銷過的一個鼓勵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提案，口號為「一國兩制」。香港九十九年的租約期滿後，將再次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對其享有主權。然而，中國將允許香港在外交和國防以外的領域都享有高度自治，並允許香港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和社會運作的方法：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法治、隨開放社會而來的各種自由（新聞、集會、宗教、查詢）、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政府對立法機關的問責制。事情果真照著這個方案發生了，一切都在英中之間的國際條約中寫得非常清楚。一九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送交聯合國進行登記，其主要承諾成為香港實質上的憲法：全部條款共一百六十條，外加三個附件，由中國在一些香港公民的參與下起草，稱為《基本法》（Basic Law）。 這個方案的精妙之處，在於兼顧了英中雙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滿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同於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成為獨立國家自此至終都不是選項，英國人正因如此必須面對道德上的難堪。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不得不重溫當年大英帝國獲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和手段——儘管這個城市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都市。對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提醒了世人，中國多年來遭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煎熬（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但也提醒大家一個事實：當年大多數的香港公民，其實都是逃離現代共產主義暴政的難民。（這件事必定讓大家停下來思考一下，但那些最為無知、意識型態守舊的中共黨人除外。） 除了身為英國殖民地所須面對的「九七大限」，香港這個城市第二個重要的決定性特徵，就是它是一個由難民組成的社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赴任時，香港人口為五百八十萬，居民來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亞、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非常具有國際大都會的特色，只要看看香港的多所國際學校就知道了。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極少數原有居民的後裔外，主要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第一、二和第三代難民是國民黨軍隊及官員的家眷，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中國大陸後逃離上海的商界領袖的親屬，而當年也是這些商界領袖將成衣及鐘錶製造等產業帶來了這個英國殖民地。他們的先祖當年以游泳、藏匿船上、和爬越鐵絲網的方式到達此地，逃避中共對地主的迫害、大躍進、大饑荒（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害死千千萬萬人的政治操作，以及現代中國無所不在、對任何異議人士進行鎮壓的恐怖和殘酷。一九七○年代，湧入香港這個大英帝國主義壓迫下最後堡壘的移民人數如此之多，當局因此推出了「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只要有辦法越過邊境到達市區，找到肯收留的親戚，就可能獲得香港政府核發的香港身分證。這些人來到香港以前，一輩子受了「愛國必先忠黨」的觀念洗腦，這就是中國版列寧主義式「黨國同體」的致命教義！ 這座由難民建立的城市，一切確定的事情有終結的一天，雖然人民接受了統治者對其未來所做的承諾，但對此卻不容置喙。這座城市有一個大部分時候都立意良善的政府，但在倫敦的殖民統治者經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他們認為對中英貿易及解決當今迫切問題的全球夥伴關係而言，這個地方只是鞋子裡一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小石頭、一個分散注意力的雜念。不過，這個非凡之地、帝國奇葩，還得面對另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事實上，當年中共迫使如此多的商人階級離開上海，和一波又一波的難民逃到這些中國南方的島嶼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產物。他們擠到貧民窟和臨時安置所，但不久之後，這些地方卻演變成高樓大廈、舢板和龍舟比賽的海港、普通法法院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自由，並擁有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的警察隊伍。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這些人逃離了共產中國，後來卻協助中國勇敢向全世界市場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真正的、迄今仍持續大步向前行的經濟發展。那麼中國給予他們的回報呢？ 由中共執政的中國現正著手逐漸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其自由一項又一項遭到蠶食，許下的諾言一個又一個遭到違背。 諾言遭到違背，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慨和爭論。這促使我出版這本我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擔任港督期間所撰寫的日記，看來我的這段經歷值得在這個時候公諸於世。我在〈前言〉後面補充了簡短的說明，列出了為香港官員日常運作提供基礎支援環境的主要機構和安排。在日記末尾，我加了一份參與香港治理的主要官員名單，以及倫敦和北京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政策。最後一篇短文簡要地介紹香港近兩年發生、最後證明是完全摧毀自由社會的事件。 本書並未使用任何政府檔案中的材料，無論是保存在邱區（Kew）的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或那些與其他殖民地文件一起存放在他處的檔案。我也未使用任何私人信件與通訊的内容。我偶爾會從内人穎彤精心保存的日記中，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日期做交叉比對。我們兩人都打算把原始日記本及其他材料送交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保存，未來將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有興趣研究的學者。我自己的日記材料主要是錄音文字稿和一些大習作簿，每天晚上我都會在上面寫下擔任港督最後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因為要出版成書，我必須適度刪減日記中的千言萬語（最後減少了數十萬字），因此一些地方必須重新編排。日記中有些段落記錄了我在受到挫折的情況下所說、所做的事情，事後回想起來是不太恰當的言行，不過最後還是予以保留，並未刪除；因為這些事情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經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時，不時浮上檯面的緊張局勢，即使可以回到那個時候，我也不會做任何重大的改變。在本書中我唯一自我審查的地方，是在某些地方避免使用真實姓名，尤其針對那些仍然在香港的人，很可能會因為這個殘暴的專制共產政權而受苦，就連我心愛的城市都被戴上了手銬腳鐐。

作者：彭定康(Chris Patten) 譯者：徐嘉煜(Ruben G. Tsui)、袁曼端、黃瑜安、林庭如(Rye Lin)、沈函儀 其他：陳榮彬／審訂 出版社：黑體文化 書系：黑盒子 出版日期：2023-05-04 ISBN：9786267263150 城邦書號：A5750019 規格：平裝 / 部分彩色 / 624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