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一般的命運之人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一個偉人會降生兩次：第一次是作為凡人，第二次是作為天才。」 ──維克多．雨果 　　一八○六年，甫完成《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黑格爾，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了拿破崙，他稱這位在兩年前靠著戰功稱帝的帝王為「世界的精神」。當黑格爾看著這樣一個「個體」，騎在馬上專注於一件事情，在這個世界掀起波瀾，他心中泛起一種奇妙的感受。對黑格爾來說，拿破崙有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他多次提及這種感受，其中包括後來知名的「歷史終結」段落。 　　黑格爾不是彼時唯一一個定睛拿破崙的人，後世為拿破崙所折服者大有人在。拿破崙在他與他身後時代所配享的魅力，與他在世界史中彷彿流星般的存在，形成強烈的對比：二十五歲的拿破崙還只是個基層小軍官，十年後他會登基成為皇帝；在拿破崙稱帝的十年後，波旁王朝即宣布復辟。拿破崙的人生與他所處的時代都彷彿加速般，在短暫的人間時日中成就難以想像的偉業與效應，歐洲列強在他敗走後齊心以神聖同盟，以遏阻他所代表的精神及他的帝國對歐洲的衝擊。 　　黑格爾感受之複雜，來自他眼中的拿破崙是個處於時代交會的人物。這不單單指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續對歐洲世界的衝擊，而且是拿破崙在他那短暫又波瀾壯闊的一生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品格，兼具了古典時代的英雄氣質，而其質地卻是新生資產階級世界的「凡人」底色。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曾經指出，在民主天命取代貴族王權支配世界的新時代裡，人們對於歷史因果的論述也隨之改變，貴族時代的歷史敘事主調是「特定個體的意志與情緒」，而在民主時代，則傾向從「最微不足道的特定事件」中尋找「宏大的普遍因果」。 　　拿破崙時代那交會的精神氣質很難如此截然切割。人們普遍接受，拿破崙的崛起象徵著「現代」的降臨，十九世紀美國最受歡迎、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愛默生，曾經盛讚拿破崙是白手起家的典範。就像後來的資產階級經典形象那般，拿破崙務實、工作勤奮、性格粗鄙且舉止魯莽，而正是這個靈魂中全無高雅、婚姻軼事全無舊時代貴族家庭蹤影的拿破崙，成就了一個凡人仰望的非凡。拿破崙的崛起，意味著從此世界歷史舞台的主角即將易主。 　　令黑格爾動容的也是拿破崙的「凡人」底色，他反覆以「個體」來稱呼拿破崙，意味著其存在同樣也是民主天命下的芸芸眾生，而非舊世界王朝血脈的延續。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凡人，憑藉著驚人的意志，改變了人生與他的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其又如何與群氓時代的精神氣質迥異，以至於尼采堅稱「拿破崙像是通往另一條路的最後一個路標」，拿破崙在尼采眼中是一個不甘於眾生碌碌平等的貴族美德形象，是一個「最孤立而過時」的人。 　　愛默生筆下的拿破崙是資產階級時代的先行者，而在尼采眼中卻是生不逢其時的英雄，兩種形象既互相衝突，又完美地鎔鑄在拿破崙身上。拿破崙的形象也是大革命精神遺產的縮影。大革命原本就是一個既相信「沒有偉人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同時又堅信只有某種「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氣魄，才足以創造革命新世界的唯意志論。正因為拿破崙的精神氣質與形象如此耀眼又難解，因此在史學家列斐伏爾（Georges Lefebvre）經典巨著《拿破崙》（Napoléon, 1935）裡，幾乎不見拿破崙這個「個體」，或許是一種沒有拿破崙的「拿破崙時代」。 　　然而，約翰遜（Paul Johnson）這本短小的《拿破崙》從不吝於評論拿破崙個體，在接受拿破崙象徵時代交會精神氣質的同時，它賦予拿破崙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反英雄」形象。約翰遜一開頭就將拿破崙定調為「機會主義者」，其善用後革命的時代機運為自己謀奪至高的權力。不若黑格爾、愛默生乃至於尼采，拿破崙所揭露的「現代」，事實上是一個更為殘酷與晦暗的未來：領袖崇拜、秘密警察，甚至是極權主義；拿破崙所提示的「現代」，遠遠不是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的勝利或群氓的時代，而是對暴力的迷信。約翰遜引用拉馬丁的說法，拿破崙留下的是一個「對軍事力量的膜拜滲入了國家精神，取代了真正自由的宗教」信仰，拿破崙將信任「託付在刺刀與槍砲上。最後，武力是他唯一懂得的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拿破崙敗北後的命運也是他的暴力迷信所致，「武力最終也對他做了充滿敵意的宣判」。 　　軍事才能是拿破崙日後備受推崇的主因，雖然這點很少在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評價中體現。奠定拿破崙專政地位的義大利戰事，在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看來，無疑違背了「戰略學中的幾何法則」，但卻是觸及了「戰爭靈魂」的出色行動。拿破崙所發動的戰爭，在約翰遜看來是兩次慘烈世界大戰的前奏，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Vom Kriege, 1832）中相當程度上也持此說： 彼時所採取的手段沒有明顯的限制，其限制被淹沒在政府及其臣民的能量與熱情中。由於戰爭手段及其後果的多樣，再加上強大的激情，戰爭中的能量被無限提升。戰爭行動的目的是敵人的垮台，而只要敵人還沒有失勢，戰爭就不會停歇。 　　戰爭性質的改變是現代世界的一大特徵，正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戰爭從一種促成和約與聯盟、有限控制傷害的政治手段，徹底質變為不惜同歸於盡的全面性摧毀。威尼斯共和國在拿破崙手上的覆滅，其意義遠遠不是強權凌弱，而是歐洲舊時代的文明秩序，在軍事力量及強人意志的面前，其實脆弱不堪。而由拿破崙所開創，並在他身後被反覆精進運用的戰術，都在日後的世界製造了更大規模的傷亡，也徹底瓦解了歐洲的戰爭規範。而在托克維爾的政治著作中，拿破崙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幽靈，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在托克維爾看來是扼殺了歐洲地方自治的民主傳統，在後革命時代，軍人執政則是共和體制的隱憂，托克維爾的這段話可說是對拿破崙一生際遇的總結： 隨著革命所激發的熱忱消失……其政府也變得更加軟弱……而此時，軍隊開始了自體組織，開始變得強大，贏得了聲望；偉大的將領也隨之出現。在整個國家喪失目標與熱情時，軍隊則維持了一貫的目標與熱情。公民與士兵……構成了一個兩方拉扯的世界，一端放開繩索，另一端就會收緊。 　　在約翰遜的《拿破崙》中，有一個不太顯眼卻畫龍點睛的人物，即是華盛頓。拿破崙與華盛頓的生涯軌跡有諸多相似，然而其精神氣質卻大相逕庭。對比拿破崙的進取，華盛頓是美國建國元勳中最嚴格自我要求「紳士品格」者，約翰遜對兩人的評價，就像後人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不同評價：美國革命是一場珍視古典政治文明遺產的現代革命，而法國革命是向著敗壞的現代一往無前的野蠻革命。將「軍事的勝利轉化成文明進程」的華盛頓，其所嘗試抗衡的是現代對於暴力的崇拜，而將戰爭技術琢磨到連克勞塞維茲都讚嘆不已的拿破崙，卻帶著時代向更殘酷的未來加速前進，一如其結語： 波拿巴主義的巨大罪惡──戰爭與武力的神祇化、全能與集權的國家、以文化造勢活動來神化獨裁者，指揮整個民族去追求個人與意識形態的權力──在二十世紀終於達到了令人可恨的成熟，這將被歷史記錄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時代。 　　拿破崙及其所謂的暴力信仰，是否需要為二十世紀的血腥殺戮負責？約翰遜給了肯定的答案：即使不是拿破崙本人，至少那些對拿破崙投以英雄崇拜的文人與政治家，也需負起一些責任。這樣的筆法頗超乎想像，即使在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皇皇巨著中，極權主義的因子也追溯不到拿破崙身上，對於拿破崙，約翰遜提出了一個完全有別於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視角，然其說詞之成理，又在於緊扣拿破崙於後世最為人所記的軍事才能上。 萊斯（Simon Leys）在其小說《拿破崙之死》（La Mort de Napoléon, 1986）中，虛構了一個拿破崙安排了替身，然後逃離聖赫勒拿島的故事。潛回法國的拿破崙不僅沒有如他預想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人相信他就是拿破崙本人，而替身的過早離世，讓拿破崙發現他所面對的是他不可能擊敗的對手：人們記憶中的拿破崙。 　　拿破崙是一個凡人，而其短暫的輝煌又讓他注定成為「神話」，他的名字無疑命名了一個時代，也可能提示了歷史的終結、見證了新世界的道德觀、不合時宜的進取德行，抑或是在往後幾個世紀裡延續直到當代，拿破崙對暴力的執迷。 　　對於拿破崙的「現代性」，讀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判斷，這也正是拿破崙的魅力所在：作為一個時代的凡人因而得到青睞，而其非凡的成就，讓他不可能以一個凡人的方式被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