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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OPENBOOK年度好書獎得主
嘻笑嘲諷火力全開新作
「即使第一本書是小說集,我也經常跟人說:其實我是寫散文的。」
沐羽以犀利觀點,嘻笑反擊那些現實生活中所有人都質問過的巨大困惑:為甚麼我們那麼討厭上班?上班是有意義的嗎?值不值得?甚麼是有邊界的香港,有歷史有文化的香港?文學有甚麼用呢?……
本書十篇散文,目光投向諸多宏大主題:工作、香港、城市規劃、米蘭・昆德拉、駱以軍、莎娣・史密斯……沐羽近身肉搏,幽默思索這些艱難的問題,戲謔嘲諷的筆風,使人忍不住發笑。這種胡作非為的精神,身處邊緣,也能夠自顧自的玩得很開心的反抗精神,就讓我們稱之為痞狗吧。
本書特色
封面、內頁插畫特別邀請香港漫畫家、插畫家柳廣成繪製。
專序推薦
唐捐
張惠菁
各界好評推薦
朱宥勳,作家
言叔夏,作家
張潔平,飛地書店創辦人
葉梓誦,編輯
童偉格,作家
謝曉虹,作家
目錄
推薦序,〈無賴,邊界,時代的底部〉,張惠菁
推薦序,唐捐
① 隔間狗屁。
② 搞掂收工。
③ 斷裂常識。
④ 故事貨幣。
⑤ 解剖城市。
⑥ H.K. State of Mind。
⑦ 敘事暴君。
⑧ 喜劇頹傾。
⑨ 故事接龍。
⑩ 作為散文。
⑪ 參考書單。
內文試閱
隔間狗屁
大三那年暑假,二〇一五年,我接了份暑期實習。其實那時沒想過去打工,但學系要求我們實習過才能畢業,那就好吧,我心不甘情不願地比同學們晚了投履歷出去,結果今日你聽過的媒體比如《立場新聞》啦、獨立媒體啦、香港文學館啦、《字花》啦,全都聘到我同學了,我還是兩手空空。最後我亂投履歷去了一家政府轄下的非牟利大廈工作,那是一棟十層樓的青年中心,每天看些未滿十八歲(通常未滿十歲)的小孩亂跑。我負責慢慢走過去,叫他們安靜點,這裡還有人想安安靜靜睡覺和打手遊呢。
如果你想知道甚麼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話,這就是了。這鬼地方離我家兩小時車程,我每天九點準時來到辦公室打卡,打開Email確定一如既往空空如也。其後我開始剪報,主管交給我的任務是每天去搜尋一下有沒有媒體報導過這棟建築,想當然不可能有,於是她就叫我印些有意義的新聞出來湊成一份文件。就我所知直到我離職那天她都沒看過。
早上搞定這事後,十一點我會跟實習同事們巡邏這十層,意思是先到地下抽根煙轉兩場珠,然後散步到中午,吃完午餐後回到位子上打手遊,偶爾看看書。可能會有電郵吧,但急件不會寄給我,我隔天再看。那個暑假,我賺得比所有同學都多,我拿錢去刺了兩個青,左手右手。
畢業後我陸陸續續去過不同辦公室,能接受兩手刺青的工作也不會正經到哪去,於是通常不會像這個青年中心一樣全是隔間,大部分是一張桌子坐四到六個人。而這些工作也沒有餘裕能花錢請你剪報,你得把皮繃緊每天準備解決一大堆麻煩,小至回信說收到,大至幾百萬的補助,全部人都得擰成一團把工作搞得像解謎遊戲。這些公司講求KPI,講求效率,又或如我有位老闆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這有甚麼意義嗎?值不值得?」我也不算很知道,但是以適當的效率去執行老闆的意志(意義)就等於工作的目的。以上大概就是我這十年來學習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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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效率,沒有比在實習時期待過的辦公隔間更有代表性了。那時我擠在一個小空間裡,前後左面都是隔板,右邊剛好是面牆的走道,主管坐在我後面可以隨時站起來看我有沒有在好好工作。但由於我沒有任何工作,每當聽到她站起來時我就假裝檢查Email。廣東話叫這扮工,相信是我所有同齡朋友共有的經驗。社會學者薩瓦爾(Nikil Saval)的著作《隔間》(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研究的,就是這個分隔人類的狗屎是怎樣誕生的。
辦公室的歷史能回溯到近代的記帳房,一直到十九世紀在美國漸漸成型,並在一九五〇年代迎來了爆發期:戰後、嬰兒潮、摩天大廈、八〇年代經濟奇蹟等等,當然最重要的是白領征服了藍領,大家都不想去工廠勞動,同時又想去管勞動的人,白領的黃金年代從此誕生。在美劇《廣告狂人》(Mad Men)裡就能略窺一二。
不過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辦公室文化早已萌芽,包括辦公室政治啦、為了升職弄小動作啦、各自搞小圈子講壞話又一起討厭老闆等等,全都是辦公室的悠久傳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傷患,原來再早一點點,十九世紀各地的記帳房早已催生出坐骨神經痛、近視、精神衰弱等問題,當然還催生出不想再打工了的《白鯨記》和《錄事巴托比》。後來,《隔間》就記載了一個名為普羅帕斯特(Robert Propst)的發明家想要改善辦公室的痛苦狀況,而他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名為「行動式辦公室」(Action Office)。
讓我們來看看對於行動式辦公室的描述:「大部分的辦公室設計考慮的都是如何將員工固定在辦公位,而『行動式辦公室』考慮的卻是如何讓員工『運動』起來。普羅帕斯特多年來思考著人類環境改造學,他認為身體的運動有助於白領工人腦子的運動——那無休止的充滿創造力的腦子的運動,兩種運動旗鼓相當。『行動式辦公室』的廣告中,員工始終處於運動中;廣告裡的人們很少坐著,而即使坐著時,也展現出一種『隨時而起』的動態。」
聽起來是不是很棒?那我們來看看行動式辦公室的廣告(見下頁圖):
如果你是一個採購或財務部的主管,又或是在玩辦公室經營遊戲,你會怎樣處理這個設計?可想而知,首先不會有雜誌架,請努力工作不要偷懶。增加員工心情度的擺設放在辦公室中間輻射快樂度出去就夠了。還有擺放位置,怎麼可能會這樣浪費空間?其後,行動式辦公室的善意很快就被磨滅掉,成了一堆實用取向的直角,擺放方法如左頁圖:
誰敢無緣無故站起來啊?這玩意叫隔間農場(Cubicle Farm),我大概就是坐在左後方那種角落打手遊。在一九九八年時,光是美國就已經有四千萬人在這種「行動式辦公室」裡失去行動能力。普羅帕斯特說:「不是所有組織機構都足夠智慧和進步,許多庸人占著管理者的位置,他們只知道採購一模一樣的辦公設備和家具,然後打造出令人極其難受的環境。他們搞出了一些小得不得了的隔間,然後把人們塞進去。那是些毫無生氣,像老鼠洞一樣的地方啊……」說了這話兩年後他就死了,恭賀新禧。
這些老鼠洞所對應的是效率,如果玩過像《雙點醫院》(Two Point Hospital)等等的經營遊戲大概就能理解了:最便宜的成本、最少的時間、達到最大的效益。而辦公室也是如此,關於管理學最有名的就是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論述了,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去算效率:「為了保證所有工人都能最快最有效地工作,他雇用了專人用秒錶給每個工人的每項操作計時。觀察結束後,泰勒對每項工作進行了分解,然後給分解後的每個模塊設定一個標準速度。」想想看你上班時主管在隔壁拿著秒錶,算你要在三分鐘內回覆一個電郵吧,前提是有這麼多電郵要回的話。
泰勒的做法並不只是為勞動進行細分,畢竟流水線早就發明了,兵馬俑和金字塔也是流水線蓋出來的。泰勒所做的,是讓雇員屈服在一個體系之下,而這個體系的目的是「強制地提高效率」。而這後來就衍生了管理層的出現,畢竟,如果沒人管理的話哪有員工想這麼慘呢。後來,為了妥善提高效率,出現了惡名昭彰的人力資源部(human resources),以及發現只管一味鞭策勞工會產生反效果後衍生出來的「同樂日」、員工旅遊、尾牙等等以為能夠維繫關係的東西。其實所有人只想回家躺平。
很多事情,其實都是管理階層的自說自話,甚至可以說是一廂情願。隔間和效率是一脈相承的,以及所有管理層都想有自己的房間,方便在裡頭發號施令。然而,這就出現了一組矛盾:如果事實的確是這樣,為甚麼有那麼多人可以躲在隔間裡玩手遊上社交媒體發廢文?為甚麼效率至上的思維已經一百多年了,我們的工作還是這麼低效?當然,最主要的是:為甚麼我們那麼討厭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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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是有意義的嗎?值不值得?我老闆問的這兩個問題剛好切中核心,說起來我這幾任老闆全部或多或少都碰過些哲學,總是能問到些上班本體論的問題,往往令員工們大惑不解。當然,上久了班就會慢慢摸索出自己的哲學,但對於職場新鮮人來說,這些問題就指向老闆本身。相信不少朋友都碰過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幹嘛的管理層,就像我實習時的主管,令人不得不問出:到底你在管甚麼?
社會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二〇一三年時發表了一篇名為〈論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的文章,後來反應熱烈,Email都被炸爆了。導致他決定收集這些來信再加以思考,在二〇一八年時擴寫成《論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一書,專門探討這個現象。以書中的定義來說,狗屁工作即為「完全無謂,不必要或有危害,甚至連受雇者都沒辦法講出這份職務憑甚麼存在,但基於雇傭關係的條件卻覺得有必要假裝其實不然,這種有支薪的雇傭類型就叫狗屁工作。」
在這裡,有必要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和「屎缺」(Shit Jobs)做個區分,屎缺是些爛工作,通常工資很低但是有意義的。比方說是出版社編輯,《隔間》一書更把出版業的屎況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圖書出版業比其他大部分辦公室環境來得惡劣,因為這裡培養出一種『虛假的高雅氣質,許多員工在這樣的氛圍中自我欺騙,看不清現實。』哪怕在此行業中『大部分辦公室員工的收入很糟糕,』並且『常常要免費加班』。」
屎缺是大家都認為、而且員工也自認為有意義的工作,而意義可以當飯吃,收入像我一樣通常不會太高。與此相反,狗屁工作卻可能賺得比較多——想想我在青年中心賺的錢比去做記者的同學還高——但完全沒有意義,而且對人身心造成損害。格雷伯為狗屁工作分了五類:幫閒(flunky)、打手(goon)、補漏人(duct taper)、打勾人(box ticker)、任務大師(taskmaster)。
以便理解,我們可以視這五類為:①大老闆直屬的五個祕書的第三或第四個,充場面用;②電話傳銷員或開Line群組的,煩別人用;③IT部那個看起來永遠沒睡飽那個,執屎用;④跑一堆莫名其妙業績的,充門面用;⑤叫你去剪報的,創造垃圾用。
我想最棒的例子莫過於我朋友M了。M有一個主管P,P在一家公司裡管一個空殼部門。這年頭空殼部門多得去了,各有各的意義和計算。正常來說這些部門是用來撈點錢或名利的,又或只是老闆忽發奇想覺得需要一整個部門來處理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P顯然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和思考,只決定要讓M忙得靠北來讓他的薪水值回票價,於是M在公司那一年憑空生出一些文件、造些假帳、幫主管和老闆擦一些沒有意義的屁股,比方說當他們對客戶亂說話後他就要去道歉、替植物澆水、掃地、補飲水機的水,對外還得宣稱這家公司多有意義,儘管M知道這裡根本甚麼事情都沒發生。最後他直接裸辭,我始終難忘他離職後連皮膚病都瞬間康復的樣子。
M顯然是個打手、補漏人與打勾人的垃圾remix,補一大堆漏,以及滿足老闆們莫名其妙的業績要求去打一堆勾。格雷伯說,補漏人很難不察覺自己在做狗屁工作,而且通常很憤怒,這就毋庸贅言了。「清潔是一項不可或缺的職能:東西僅僅放著就會積灰塵,平凡的生活起居也很難留下不需要整理的痕跡。不過,要是有人製造莫名其妙、不必要的髒亂,任誰來打掃都會火大。」補漏人通常都幹不久的,我也建議大家如果還在做白工的話,趕快辭職,世界很大,賺少一點也比花薪水去看心理醫生和物理治療好。
換言之,很多工作都是一場假扮的遊戲,比如說當我實習時,我假扮有在工作,主管假扮把任務分給我了,大家其實假扮的是這份工作是有意義的。比如說,M假扮自己勤於且熱愛工作,P假扮公司運行得很順利,大家假扮的是這個空殼部門是有意義的。管理,問題始終出於這個近兩百年來變得越來越僵化的詞,從行動式辦公室的願景壽終正寢這個案例裡,我們就能看見「在複雜組織裡,將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付諸實行,才產生了狗屁工作,跟資本主義本身無關。管理主義落地生根,隨之而來是一整批職員,他們的工作是維持管理主義的碟子轉個不停——策略、績效目標、稽核、檢討、考核、更新策略……」
這年頭民主政府要怎麼打仗呢?想想看你移動一台坦克時要填多少份文件吧,路線圖、應急路線圖(第一份是有用的,後面三份是業績用的)、士兵表單(最可能坐上去的小隊,第二隊可能的,排夠十隊)、燃油報表(不同公司要比對價格)、零件檢查(外包給狗屁公司做)、出發前打勾、抵達後打勾、打勾完要弄成Excel(不只一份,因應主管不一樣要調整格式與用詞)……想到這點就為那些填表的員工深感同情,他們通常是最希望核子戰爭的人,因為那樣他們就能從人生放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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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研究所畢業後終於再次全職工作,以及跟不同開始投身職場的朋友聊過後,總會碰到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上班族,你是被買下了人、買下了技能、或是被買下了時間?由於來了台灣後身邊的朋友多為研究所同學,大家都老大不小臨近三十才第一次去上班,通常直觀的答案都是「被買下了時間」。但這個回答其實很可疑,因為時間是怎樣才能被買賣的?時間即是金錢?所以如果業績提早達標了,人還是得在辦公時間繼續假裝在工作,就是這個意思嗎?我去問他們,他們思考了一下,向我表示這就是正常而不盡完美的職場生態。
格雷伯描寫了這個怪異的現象:雇員的時間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屬於買下時間的人。只要他沒在工作,他就是在偷某種東西,而雇主為了那樣東西付了一大筆錢。根據這套邏輯,怠惰不是危險,怠惰是偷竊。
實在是罪大惡極了,管理層從這種觀念出發,讓所有人繼續坐在辦公室裡假裝他們有在做事。也許管理層都是傅柯(Michel Foucault)與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逆向信徒,只要讓員工多多做事培養出做事的慣習,他們就會身心靈屈服於管理主義的規訓淫威。只不過,事實是所有人都會偷懶,沒有人在工作時不上社交媒體,並在下班前十分鐘才把工作上繳。《隔間》記載道: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有些科學家想研究燈光與工人效率之間的關係。研究的假設是這樣的:燈越亮,人越快。結果實驗的結果有時是燈光亮,工人效率差;有時是燈光暗,工人效率高。研究員們百思不得其解。
最後的結論是:當研究員看著工人時,工人的效率會變高。除此以外管他去死。
但深層次的問題其實是,工人被買下來的是技能與勞力,他們習慣的是間歇式的工作方式,就如季節,正常的人類工作模式是劇烈噴發能量,然後放鬆,再慢慢加速到下個密集階段。但管理層出現後,上班那十個小時都得按一個標準來做事,這違反人性本能。不過,「在十八世紀走向十九世紀的過程中,從英格蘭開始,舊時間歇的工作風格越來越被時人視為是某種社會問題。中間階級逐漸認為,窮人就是缺乏時間紀律才會是窮人;他們浪擲光陰那副渾不在乎的模樣,就跟他們把錢賭光時如出一轍。」
疫情過後,在家工作大幅激發了這種管理的恐懼,所有員工都在家工作而且順利達標,那主管們還能拿秒錶和燈光去算些甚麼呢?事實上,公司還是可以運行下去,反而是主管的意義沒有了,因為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不需要管的。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工作反而迸發出了生機,因為這些人首先有著「虛假的高雅氣質,許多員工在這樣的氛圍中自我欺騙,看不清現實」、「大部分辦公室員工的收入很糟糕,常常免費加班」,因此他們的人生一分為二成了一組齒輪,讓個人生活與工作成為一組相互推進的機器。在疫情之前這種工作模式已經存在了,大多是記者,但現今由於辦公室的失能與主管階層的廢冗化,職員的動能反而在辦公室的弱化後被解放出來。這可以說是游牧與建制之間的動態關係,也能說是對管理主義比出的一根中指。工作的事情做完了,意義的滿足感得到了,隨後的時間我就躺平做我自己做的事,並在其中榨取一些專屬於我的意義。這些意義又能回歸到上班時需求的創意輸出,周而復始。
在二〇二二年年初,剛剛接手出版社工作的我在勉強追趕業績,那時一個月要同時出兩本書,但我實在是力有未逮,最後公司決定花錢找個實習生來幫我校對,開的是兩個月的全職價碼,我敢說以她大學一年級賺這個錢肯定也是全系第一了。但我實際操作時才發現,除了校對外我實在沒甚麼好交給她,畢竟我手上的工作全部黏成一坨,如果要交接還得花額外時間。價錢開得太高了,我想了想,那應該給她做些甚麼呢?
但這又回到了那三合一的問題了:公司是買下了我們的人、技能還是時間?如果她被買下的是校對技能,那在此以外也實在沒甚麼好做。最後我決定甚麼都不幹,後來才知道,我避免成了「五大狗屁工作」中的任務大師:憑空創造一些狗屁來營造公司有在辛勤工作欣欣向榮的假象。願她記得曾經幸運逃過一劫,差點就成了狗屁工作假大空意識形態下的亡魂——不然我還滿需要有人幫我整理當日新聞和文壇動向。
所謂的工作,就是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當中扮演一個職員。有甚麼意義?值不值得?辦公室一詞的來源,就是拉丁文中的責任(officiis),所以辦公室一詞暗含的就是一系列責任的意思。而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認為Office就是適合你的、與生俱來的義務。由是,當一個掌控著Office命脈的人來問你做的事有甚麼意義時,你就已經失格了,只能回答:生為職員,我很抱歉。
延伸內容
推薦序:〈無賴,邊界,時代的底部〉,張惠菁(作家)
幾年前讀到沐羽的小說的時候,頗有一種「天哪,這人是從哪裡來的」之感。在那些文字的背後,很明顯是個極有閱讀眼界的人,出手就不一般。這有點像是看到精靈芙莉蓮去參加一級魔法使考試,在一群考生當中,她散發的氣場像個「幹練的老魔法使」。讀沐羽的小說有這樣的感覺,而他分明還很年輕。《煙街》出版後連得大獎。後來又常讀到沐羽寫的評論,也是極為不俗。
於是不免就想:啊,不愧是香港。那個見過世面,積累深厚的香港。但當然,不只是香港。或者更進一步說,香港不只是我們刻板印象的香港。沐羽在〈H.K. State of Mind〉這篇當中,探討了「什麼是香港或香港精神」。一般而言我們定義一座城市,會看住在那裡的人(在台灣式的定義裡,或許加上回那裡投票的人)。但是當今香港,因為特殊的緣由,定義這座城市的不只是留下的人,還有離開的人。邊界已被打開,加上了離去的向量,人群流動,「香港」不只是一個城市,也是許多人與他們離開後抵達的他方。在沐羽眼中,被帶著走的香港精神,最重要的根底不是精英文化,而是七、八〇年代經濟生產的裝配流動性,與文化的雜種,到了新的環境,還將持續發明自己。
沐羽的這本散文集,就有這種邊界變動的眼界。雖然他的大量閱讀,已經有可能讓他看起來像個「幹練的老魔法使」,但是這本散文集洩漏的真正絕活,是他那認得邊界變動、空隙浮現的眼界。不只他在〈H.K. State of Mind〉裡描寫香港的邊界變動。這本散文集中有三篇文論,分別分析三位作家(昆德拉、莎娣.史密斯、駱以軍),也有這樣的況味:這三位分別從哪裡起手,在哪裡撞到了變動的邊界,他看得分明仔細。〈隔間狗屁〉、〈搞掂收工〉裡,有資本主義社會和自我的邊界。〈斷裂常識〉(這篇很精彩)裡,有一些人總想把「常識」推過來套到他人身上,沐羽很chill地認出那推動邊界佔地的企圖、很chill地把那些企圖推離,讓「常識」的裂縫顯露。
這些文章中透露出一種不太馴服的看見,足以讓讀者如我警醒,自己日常順服與按下不表的是些什麼。沐羽的語言中所流露的情緒是低限的。他稱自己為無賴,又稱無賴在二十一世紀香港的政治裡成了痞狗(underdog)。〈作為散文〉某種程度回答了「這人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抽菸的,喝啤酒的,在天橋上撒尿的,搭火車跨越西伯利亞的,創作始於詩歌的沐羽。雨傘運動,台灣,二〇一九年的香港。昆德拉《生活在他方》裡的詩人,在革命的季節裡寫抒情詩。沐羽不同。沐羽生在這個時代,看見各種裂解和重組,他不輕易抒情,不寫太多個人生平故事。但作為無賴與痞狗而寫出的這些文章,有一種比較深,比較收的感性,比「抒情」更靠近時代的底部。
對於這樣的感性,我感到敬意。
作者資料
沐羽
沐羽,來自香港,現居台灣。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創意寫作課程首屆畢業生。香港文學館媒體〈虛詞.無形〉編輯。曾獲臺北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興湖文學獎等。 寫作方向主要為文學評論、論說散文及短篇小說三種,作品散見《樣本 Sample》、《字花》、《文訊》、《聯合文學》等媒體,亦收錄於《我香港,我街道》、《困頓之書》等文學結集當中。 個人網站:pagefu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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