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與最後的陪伴 鴻鴻 《輪到你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書信集。 首先，這是一對父子的對話。 通常，我們讀到的家書，都是父母寫給孩子的，比如《傅雷家書》，比如吳晟《向孩子說》。孩子在這個關係裡，是聆聽者，是被教誨的對象，不會有自己的聲音。 約翰・伯格和伊夫・伯格這對父子，他們之間相差五十年。這本家書寫作時，一個住在巴黎、一個住在法國東南部。父親九十歲，兒子四十歲。父親在他生命的盡頭，而兒子則在他生命的中途。他們的關係完全對等，我們也聽到他們隔著時間與空間，對彼此的訴說。 我和我十歲的孩子，也剛好相差五十年。我們身在同一個時代，也各處在不同的年代。看到伯格父子的通信，我非常羨慕。從教誨的對象到平等的對話，這樣的發展能維繫幾十年，談何容易。我很難想像，兒子到了四十歲時，倘若我還在，能對他說些什麼，而不僅是老生常談。而兒子還願意跟老爸說些什麼，也要有話可說。 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對父子的對話，而是兩位藝術家、兩位成熟的人文主義者的交流。兩人既是同行，也是同行者：他們都是畫家、詩人。約翰・伯格更是對世界影響深遠的藝術評論家，但伊夫在書信中的見解與提問，也不遑多讓。他們談論的話題，是從繪畫出發，內容遍及古今東西。我們不難想像，伊夫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跨文化、跨領域的。 例如兩人比較八大山人和普桑（Poussin）的作品。一位是世界的謄抄者，一位是世界的丈量者。這種比較涉及藝術是紀錄永恆或瞬間的不同認知，以及個人與世界的內外界線。伊夫承認他對普桑這位十七世紀的法國古典畫家向來無感，直到此刻與父親討論時才開始能走近他的作品：「我們為什麼偏偏要等到某個時刻──而不是更早──才能夠欣賞一個人的作品？」約翰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因為已在不言中：這就是時間的贈禮。 但這種贈禮也非單向的。在他們彼此寄送明信片上的圖像與攝影作品時，伊夫提出種種問題，看似向父親尋求解答或認同，卻也在以個人獨特的感知，回應、甚至撬開九旬老人的靈光。 但我隱約感覺，其實伊夫清楚知道，他在陪伴父親最後的時光。他們從不迴避死亡的話題，甚至伊夫還主動提起，馬內在疾病末期所畫的花朵──他形容玻璃瓶中的花束背後「什麼都沒有，甚至不存在黑暗的虛空。」於是，花束彷彿成了這個世界最後──或最初？──之物。「這幾幅畫，也許最為貼切地描繪出了生與死的辯證。」 最後，也就是最初──當一切都像鮮花易逝之時，藝術就是死亡把生命留在最初狀態的憑證。約翰不但欣然同意，還補充說馬內不但著迷鮮花，更著迷在瓶中所見的鮮花。我不禁覺得這簡直像他一生志業的隱喻──藝術家的作品就像鮮花，而評論者將之放進瓶中，賦予解讀的意義。瓶中花不啻喚起了環繞當下的過去或未來。 關於死亡，約翰也提到他最著迷的普桑的《阿卡迪亞的牧人》。畫裡三個牧羊人偶然來到一塊墓碑前，這才發現，即使再無憂而美好的仙境（Arcadia），也同樣存在死亡。既然死亡無所不在，因而也可以完全置之度外。伊夫得到的最寶貴遺產，或許就在於約翰把那些敬佩感激的對象都當作身旁的戰友，與他們對話。「他們的肉身在不在場──多數早已作古──並無差異。他們一直都在，而相較之下，失去的那點東西微不足道。這種存在，不只奠基於他們留下的作品，也奠基於他們追尋事物時那股強烈的衝動。」 他似乎在告訴父親，即使你的肉身不再在場，但你對世界的熱愛、對藝術的衝動，永遠與我同在，我也會繼續這樣與你對話。約翰認為繪畫的重要意涵之一是「追回無形之物」，而伊夫則以和父親對話的行動，留住了兩人間無形的聯繫。他甚至還大膽邀請約翰在百花齊放時，「我們各自走進一座墓園吧：你在巴黎近郊，我在這裡的村莊。我們試著去看、去聽、去感受，園子裡，上演著什麼樣的舞蹈？」 最奇妙的是，全書的最後一個章節，兩人不再開口，而是以一幅一幅自己的畫作互贈，把這場無言的對話延續下去。約翰．伯格的作品常見此舉（包括他最膾炙人口的《觀看的方式》）。此書以這種方式收尾，也是一種無形的禮讚。這些畫作包括伊夫十歲時畫的父親速寫，也有伊夫十五歲迷上「槍與玫瑰」樂團時，約翰畫了樂團的主吉他手送給兒子，還有一幅他畫兒子抱著兔子的素描，在兔子死去時，傳真給兒子作為慰藉。這些充滿私密情懷的圖像，彷彿一一回應了全書對於古今大師作品的各種討論。這些討論往往沒有答案（約翰說，他持續畫畫，就是在持續提問）。但我以為，最後一輯的私密畫作中，已經含藏著最重要的訊息。 讀到最後，我才恍然發現，這本書不但是兒子對父親最後時日的陪伴，也是父親留給孩子的遺言。他把古今藝術大師、作家、思想家都召喚出來，代替他陪在孩子身邊。即使他不在了，孩子也不會感到孤單。 面對十歲小兒每天各種無厘頭的提問，我每每招架不住。不過，放下書本，我忍不住這麼想：不論用何種形式，我都想繼續跟孩子對話下去。約翰・伯格讓我重新思考身為父親、以及身為老師，和年輕人交流的意義──我們一起追尋，而彼此便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