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兼教授） 本書的意義 熱愛歷史研究的讀者一定熟悉世界史、全球史、相互連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ies）等晚近日益流行的語彙，也會留意到書市中越來越多的全球史著作，其中涉及經濟史、社會史、性別史、環境史、海洋史、商品全球史（如糖、咖啡、茶葉、胡椒、棉花）等多種主題。在人文社科學界，英語的《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多語的《比較：全球史與比較社會研究期刊》（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等國際期刊也已成為專業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合作及交流的園地。這股「全球轉向」可謂蔚然成風。儘管如此，從全球史視角出發撰寫的「人類通史」或「人類大歷史」的著作仍相對較少。也因此，本書的出版至少有兩層意義。首先，提供一種全球史視角的人類通史，與同類著作互為參照；其次，讀者可從中窺得「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觀點與爭議，並聯繫至更廣泛的學術討論脈絡。 閱讀本書的兩種方式 以下提供兩種閱讀本書的途徑。 首先，由於本書將大量優秀（但不一定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匯集在一起，編織出接近「人類大歷史」的敘事結構，讀者自然可以沿著作者的敘事軸線閱讀。但閱讀的同時，應牢記作者的核心觀點：「歷史是持續地由自覺和集體的人類行動所創造並再創造」。也因此，作者的敘事結構「強調能動性、偶然性和替代性的存在，拒絕相信戰爭與帝國是無可避免，拒絕相信市場沒有替代選項，拒絕相信貪婪、霸凌和暴力放諸四海皆準」。讀者可能會好奇，這種觀點在什麼意義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呢？我們不妨將此書與另一位知名馬克思主義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的《世界人民的歷史：從石器時代到新千年》（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New Millennium, 1999）略做比較。事實上，兩書的結構、甚至使用的二手史料都有重合之處。但關鍵差異為何？在作者看來，哈曼的著作「有著經濟決定論，甚至技術決定論的傾向，而且有著目的論之傾向（目的論是把所有事件導向一項前定的終端），所以這本書讀起來就像人類是穿過一連串不可避免的階段，每一階段都比上一階段高，每一階段都把人類進步更向前推」；相比之下，本書運用的是更為靈活、動態、非線性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史觀。 既然歷史軌跡不是預先給定的，人類就總有機會在當下的處境中找到（多種）改變的契機與「替代選項」。當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可觀的物質成就，卻也使人類陷入生態、政治、經濟等多重危機，值得追求的「替代選項」或許就是一個「奠基於民主、平等、可永續性，以及為需要而生產的新社會」。讀者不妨通讀本書，並試著評估作者的敘事結構是否真的能夠體現這樣的史觀。 既然本書與哈曼著作的差異主要在於理論觀點，我推薦的第二種閱讀方式就是「理論導向」的閱讀。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感興趣的讀者，可在本書中找到許多密度極高的理論討論。茲舉幾例： （1）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論的適用範圍為何？「奴隸制」是不是一種「生產方式」？事實上，與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不同，作者並不傾向將「生產方式」論運用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人類發展長河中絕大多數的時期）。 比如說，他在討論羅馬帝國時，明確拒絕使用「奴隸生產方式」等概念，而是將羅馬帝國視為（古代）「軍事帝國主義」（military imperialism）。與此相關的是「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模型。作者指出：「認為相較於技術、生產和貿易，戰爭和革命只具有次要重要性的看法是錯誤的……。政治『上層建築』並不僅僅是經濟『地基』的反映。」 （2）如何界定資本主義？作者主張「資本主義是一種競爭性資本積累的系統，是三項元素的動態結合：買入一物只是為了出售該物而獲利的商人原則；因工業創新而成為可能的勞動生產力大幅提高；經濟被劃分成為競爭性的資本單位」。請注意，這種界定方式並沒有把「勞動力的商品化」當成資本主義定義的一部分。 （3）「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為何？「資產階級」本身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本書對三波資產階級革命（一五一七—一六六○年及一七七五—一八一五年在荷、英、美、法等地爆發的革命；以及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義、美、日、德、土耳其等地「發自上層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分析相當精采。作者強調的是「大眾活動對於推進革命的效果」，因此極為著重分析資產階級革命派與一般群眾的互動關係。 以下這段文字極具洞見：「資產階級革命是高度矛盾的過程。資產階級是擁有財產的少數，想要能夠用革命行動推翻政府，唯一方法是動員更廣大的社會勢力。但這些勢力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而革命為一賦權過程，以致他們的期望和要求很快就超出資產階級革命領導階層願意予以滿足的程度。」這不僅可能導致革命流產，甚至可能讓最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回過頭來鎮壓群眾運動。 （4）歐洲從封建制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或轉型中，關鍵的因素是什麼？作者明確反對「交換、貿易和商業利潤在經濟轉化的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關鍵是「生產」，而不是交換。因此，「任何對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分析必須聚焦在農場、作坊和架構它們的運作的社會關係」。這是類似「政治馬克思主義」（political Marxism）的立場。 若想深入了解這類理論討論，散布在各章的「題外話」（Excursus）及書末的「書目說明」都是很好的線索。 對本書的評價 要評估一本全球（通）史的得失，當然得看該書使用的方法與資料。方法部分取決於作者的史觀（或許可概括為某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此處不再贅言。在資料上，本書的取材已盡可能涵蓋歐美以外的區域，討論了不少拉丁美洲、亞洲與非洲的歷史發展及其在全球史中的意義。但正如作者所言，他「不能宣稱本書是一部貨真價實的『全球史』」，因為他是「以英國為根據地的考古學家暨歷史學家，專業知識有所偏重」。 借用Stephan Scheuzger的說法，如果說真正的全球史應該是「多中心的歷史」（polycentric history），而不只是「從區域史的觀點出發所書寫的全球史」（見Stephan Scheuzger. 2019. “Global History as Polycentric History,” Comparativ, 29(2): 122-153），那麼本書仍不免有所欠缺。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欣賞本書第九章「第二波資產階級革命」以幾頁的篇幅論述了海地革命，將其與法國革命相互聯繫。相比下，過去不少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皆流露歐洲中心論的偏見，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對海地革命便僅有寥寥數語。 因此，在大西洋革命的問題上，本書確實較具有「全球史」（或至少是「大西洋史」）的視野：推動法國大革命「抵達激進高峰」的，是「有五十萬黑奴在大西洋遠端進行武裝起義」。這場起義不僅「在商業資本主義的全球大廈裡炸出一個洞」，更「將會作為燈塔，為整個美洲的最終解放照亮道路」。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自己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語）。謹以這篇短文，邀請讀者踏入本書編織的歷史世界，探索古往今來的人們如何「創造歷史」。 緒論 歷史充滿爭議。我們怎樣理解過去，影響著我們當前的思考和行動。部分出於此因，歷史成為了敵對詮釋的戰場。一切有關現在的知識—包括其危機、戰爭和革命—必然是歷史性。我們不能不鑑考過往而釐清我們自身的世界，一如我們不能不鑑考數十年來所累積的技術知識來產出一部電腦。 然而懷有財富和權力需要衛守的精英階級，還有那些反映古往今來精英階級世界觀的保守派歷史學家，傾向於提倡一種消毒過的歷史觀。他們強調著連續性和傳統、順從和從眾、民族主義和帝國。他們總是對富人的剝削和暴力輕描淡寫，慣常忽略窮人的生活和他們爭取改變的奮爭。這樣做的時候，因為採取一種偏頗史觀，他們往往昧於歷史的真正動力。 這一類史觀在過去四十多年變得更具主宰性，支持西方在今日世界進行軍事干預的人，把過往帝國（例如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標舉為文明楷模。中世紀歐洲被重新詮釋為受萬貫家財銀行家所青睞之「新古典」經濟的典範。各種重大革命被急於把社會衝突從歷史抹去的「修正主義者」重新詮釋為僅僅是政變或派系鬥爭。企圖解釋過去以求理解現在和改變未來的努力，如今遭各種「後現代理論」訕笑，因為它們主張：歷史沒有結構、沒有模式，也沒有意義。 有時候這些理論會把自己飾作「新研究」（new research），惟歷史學家本就不斷在史料堆裡挖掘新史料；新史料或會改變我們某些既有詮釋，卻極少全面推翻舊例（paradigm）。有時，意圖建立學術事業或推進一種政治理論的學者會流於強調新史料。修正主義歷史學家也許資訊相形豐富，但並未較有見地。 許多套在一個後現代框架中的現代研究，帶給我們的只是不相連貫的破碎資訊。歷史不再有模式或軌跡可言，淪為（借汽車大王福特的話來說）只是「一樁又一樁的麻煩事」（one damn thing after another）。 另一方面，歷史學家的基本工作卻是在特殊中發掘普遍、在細節中發掘模式、在混亂事件中發掘方向，以及在循環中發掘歷史之矢。正如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教過我們的：真理就是整體（the truth is the whole）。 此即本書所追隨的傳統：拒絕接受福特觀點，拒絕承認人類僅是事件浪潮的浮渣。這湊巧也是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的觀點，他認為歷史乃一連串預定「階段」，人類社會注定透過這些「階段」向前邁進（所以歷史被視為是「前進」或「進步」的）。 本研究採取迥然不同的觀點，力主歷史是持續地由自覺和集體的人類行動所創造並再創造。它力主普通人的鬥爭（奴隸、礦工、婦女、黑人和殖民地人民的鬥爭）偶爾會匯聚成群眾革命浪潮，推動歷史進程。 這種歷史方法強調能動性、偶然性和替代性的存在，拒絕相信戰爭與帝國是無可避免，拒絕相信市場沒有替代選項，拒絕相信貪婪、霸凌和暴力放諸四海皆準。革命派思想家暨活動家馬克思於一八五二年在一部政治小冊子中寫道：「人類創造了自己的歷史，然這一切並非隨心所欲而為之的。他們並不是在自我選擇的環境下創造歷史。」 換言之，歷史的道路並非事先規定，其結果不是無可避免，而是可以根據人類之作為走往不同方向。 本書緣起於二○一○年至二○一二年某左翼網站的系列線上文章。六年之後，這些文章經過一番擴充，付梓成本書。我這樣做有三個理由：首先，我意識到原文有些重大闕漏，想要填補空隙；其次是由於接收到諸多建設性批評，欲據以作出恰當的修正；第三則是因為過去六年來全球政治發生了重大改變，看來有必要擴充和更新談論世界危機的最後一章。 《基進的世界史》可用不同方式閱讀。你可以從頭讀到尾，視之為一項單一研究；你也可以視作短篇分析性文章的合集，從中汲取特定事件的資訊和觀念—讓這一點更顯方便的，是它保留了線上版的章節架構。部分出於此一考量，本書內容偶爾會出現重複（每當我認為對讀者有幫助就會這樣做）。我有時也會用現代地名（例如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去指稱早先時期的同一地區，因自覺這樣可以幫助讀者對應現今所在。基於相同理由，書末附的年代表是為了讓讀者加強時序感。我在敘事中間偶爾會插入理論性「題外話」，討論一些跟歷史過程有關的普遍觀念。我對這些「題外話」都有清楚標示。 因為本書密度極高（單冊世界史堪稱終極大敘事），所以我省去了引文出處和注釋之類的傳統學術工具。取而代之的是，我在書末放入一則長篇資料來源討論和一則附注釋的書目，便利讀者查閱我的資料來源，並找到進階閱讀的指引。 對本書線上版的常見批評，是說我忽略了某些地域與時期，而犯了某種「歐洲中心主義」，甚至是「盎格魯中心主義」。這種批評是公允的。我已盡了最大努力加以改正，例如加入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歷史的新段落。但我不能宣稱本書是一部貨真價實的「全球史」，理由簡單明顯：我是一個以英國為根據地的考古學家暨歷史學家，專業知識有所偏重。就像所有普遍主義者（generalists）那樣，我不可能完全擺脫個人訓練、經驗和閱讀的束縛。所以我必須懇請那些既非英國人也非歐洲人的讀者們諒察。 即使是在專長領域，我也懷疑自己犯下一些錯誤和謬解，足以引起各種專家團隊的譴責。但這也是一個普遍主義者不可避免的命運。對此，我只能有一個辯解。對那些錯誤和謬解的改正，會動搖本書的主要論證嗎？如果會，本書就是失敗之作；如果不會，即不管細節對錯，馬克思主義方法都能夠為人類主要事件和發展提供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本書就是成功之作。 不過，我們有理由希望它能夠達成一些別的目的。因為它首先是一本供活動人士讀的書，能夠說服人們相信以下這句話，即已達成目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所以未來是開放的，將取決於我們每個人所行之事。 我不是一個—就像一位評論者認為我應該是的那樣—「超然的歷史學家」。因為我相信馬克思所說的：「迄今所有存在社會的歷史，俱是階級鬥爭史。」也分享他的另一觀點：「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重點在於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