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1. 聚焦於多胞胎母親、人工生育婦女身心經驗，將女性價值納入醫學考量 相較於醫學、政策領域探討人工生育議題時，常側重於創新技術、成功案例，或少子化引發的國安危機，本書將關懷對象聚焦於接受療程的婦女，透過實際訪談，寫下她們從生產到養育過程，經歷的種種身心掙扎，讓讀者以更全面同理視角，理解投入助孕醫療人們的選擇、可能面臨的健康風險，並給予她們更多支持。 2.呼應時事，提供台灣《人工生殖法》修法與政策專業建言 近期台灣《人工生殖法》修法議題引發許多議論，政府與民間對「誰」具有資格，接受人工生育療程與補助有諸多見解。本書提供紮實醫療數據，作為討論依據，向政府與醫界提出中肯的法規政策建言，是關注生育議題讀者必參考的重要著作。 3. 榮獲中研院人文及社科專書獎，國際上首部探討人工生育多胞胎議題著作 本書在2024年榮獲中研院人文及社科專書獎，為國際上首部探討人工生育多胞胎議題的著作。透過比較跨國案例與台灣本土經歷，本書凸顯台灣獨特的醫療市場、國家歷史與生育法規，是社會學、生殖醫學與性別研究領域極具開創性的著作。

「引人入勝且富有洞見……作者提出『預想治理』的概念，來探討體外受精（IVF）治理的演變。這種觀點極具參考價值，並啟發我將之應用於自身的研究中。」 —安竺雅．惠特克｜澳洲蒙納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本書從宏觀且跨領域的視角，關注孕產多胞胎所衍伸的議題，包括助產科技的發展、醫學倫理的辯證、健康風險預防以及懷孕女性和母親的感受和預想勞動，以及早產兒家庭的負擔等，吳嘉苓教授以國內外的研究報告、統計數據、個人訪談等資料，讓我們了解『帶個健康寶寶回家』的夢想，背後實牽涉到醫療、法律、社會、文化、性別政治各方的協商與角力。」 —李欣倫｜作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孕育新生命是充滿喜悅和盼望的歷程，而孕育多胞胎不只快樂加倍，辛苦和風險更是倍數增加。在本書中，吳嘉苓老師以『預想治理』和『預想勞動』為核心概念，詳細爬梳臺灣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脈絡，並呈現臺灣的生殖技術政策規範、醫療專業論述、國族政治、以及產婦對於孕產的認知和共作，如何相互碰撞交會，打造出臺灣的『多胞胎共和國』。吳嘉苓老師以歷史為鏡，觀照個人經驗，拆解結構脈絡，對臺灣當代社會和民眾的孕產預想提出洞見，發人深省，值得一讀。」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人工助孕科技儼然成為一項『希望』工程，乘載著國家的光榮，更被視為不孕家庭的救星以及少子女化的解方。然而，這份『希望』卻建立在被誇大的成功率與被忽視的婦女健康之上，反而創造出更多的母嬰風險以及綿延不斷的『選擇』鎖鏈，進一步加重女性在孕產過程中的身心壓力與創傷。作者主張，負責任的預想治理，應包括：反思現況、認真看待女性的預想勞動，加強跨領域之間的交流與公眾溝通，並好好回應各種新出現的社會與科技挑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帶一個健康寶寶回家』的希望。」 —陳玫儀｜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秘書長

導論 雯敏花了九年時間，努力想生小孩。那天醫師恭喜她終於成功懷孕，當下她卻非常失望，因為驗血結果顯示她懷的是單胞胎。在高雄某間咖啡廳，她告訴我：「我辛苦了這麼久⋯⋯我跟醫生說，我應該懷到雙胞胎才對。」 她認為雙胞胎是自己付出諸多努力後的最大回報。為了懷孕，雯敏確實什麼努力都做了：看中醫、吃排卵藥、吃營養品、定期運動。她甚至想過離婚，讓先生能和沒有生育問題的人生小孩。 雯敏還記得自己在一場痛苦的手術中，淚水流下臉頰，當時她對自己發誓：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了。在那之後她總算懷孕了。個性開朗的雯敏在小學擔任教學助理，就在她和我娓娓道來這段生育旅程之際，她年滿七歲的三胞胎在我們身邊玩耍。 沒錯，三胞胎！不是單胞胎，也不是雙胞胎。雖然當初驗血結果顯示雯敏只懷了一個，後續的產前檢查卻檢測到兩個胎兒的心跳。在她懷孕三個月時，超音波檢查居然照到三個動來動去的胎兒。 「我非常非常震驚，根本說不出話來。醫生是有說吃排卵藥可能會增加雙胞胎的機會，但我完全沒想到會是三胞胎。」 雯敏高潮迭起的歷程還沒結束。醫師建議她進行減胎手術（fetal reduction），在懷孕期間減少一個或兩個胎兒。她掙扎很久，努力釐清複雜的資訊和道德的困境，最終決定不做減胎。 懷三胞胎期間她幾乎沒辦法走路，也無法上班，只能請假在家休息。三胞胎的早產機率很高，即使雯敏遵照醫囑，用了各種預防早產的措施，最後三胞胎還是早產。他們在保溫箱分別待了二十天到四十天不等，才得以出院回家。 接受訪談那天，雯敏的三個兒子在咖啡廳裡嬉鬧跑跳，不時還會跑來打斷我們的談話，好奇地問：「什麼是減胎呀？」 我在一場台南舉辦的三胞胎家庭年度聚會上認識雯敏。參加這些聚會的三胞胎孩子都是透過不同方式孕產——有的是自然懷孕，有的透過排卵藥物，也有一些是透過俗稱試管嬰兒的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與多胚胎植入（multiple embryo transfer, MET）來到這個世界。 這些家長在疫情之前，約定每年三月第三個星期天定期聚會，並把這一天稱為「三胞胎日」。我跟研究助理去當了幾次志工，幫忙安排戶外野餐與遊戲活動。能跟這麼多可愛的小小朋友相處實在很開心。 雯敏三個的胖嘟嘟兒子超級可愛，令我看得目不轉睛。三胞胎年度團體大合照中的人們都有滿滿笑意，通常隔天照片就會登上媒體版面。 然而，在這些歡樂喧鬧之間，不難注意到有一兩個孩子坐著輪椅，小小臉蛋上已經掛著眼鏡。實際上，舉辦這場年度聚會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支持這些孩童有健康問題的家庭，尤其是處境極度艱難的家庭。 雯敏說她之前在一場三胞胎活動中，曾幫忙將一位坐輪椅的孩子搬上樓梯。當時因為電梯故障，孩子的母親得抱著重度障礙的孩子上樓，雯敏則負責搬輪椅。「我忍不住哭了出來，那個媽媽實在太辛苦了。她一定累壞了。」 那個需要坐輪椅的孩子患有腦性麻痺，也就是嬰兒疾病中最嚴重的肢體運動功能障礙。 出乎我意料之外，腦性麻痺成為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台灣生殖醫學會年會上的重要主題。在這場台灣最大型的生殖醫學專家集會現場，李國光醫師在主題演講中表示：「我們可能創造了幾百個腦麻家庭。」 我定期參與台灣生殖醫學會年會，與會者時常報告、討論尖端研究和技術革新，但我鮮少聽到有醫生會自我定位為造成意外傷害的原因。聽眾間瀰漫一股不自在的沉默。李國光請學會成員試著想像，一個需要照顧嚴重腦麻子女的家庭，未來四十年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他強調正是因為在台灣，人們普遍會為了提高懷孕成功率，而在試管嬰兒療程中植入多胚胎，才會造成多胞胎懷孕如此盛行。 當孕肚中的胎兒數量變多，母嬰的健康風險也會隨之增加，而早產就是多胞胎懷孕的主要併發症。有些早產兒不幸夭折，有些順利撐過、健康成長。有些雖然活了下來，卻罹患腦性麻痺。單胞胎的腦性麻痺比例大約是0.2％，雙胞胎會上升至1到2％，三胞胎則為4到5％。 李國光根據這些罹病比例，推估台灣施行試管嬰兒療程造成了多少腦麻兒童出生。為此，他向醫界同行發出警訊：「沒有理由為了治療不孕症而增加腦性麻痺風險。」 藉由展示這些令人堪慮的數據，以及描繪腦麻家庭的艱辛生活，他呼籲在座醫事人員應有所改變。 而解方就是單一胚胎植入（single-embryo transfer, SET）。李國光指出，美國、日本等國的專業指引，其實都建議採行單一胚胎植入。他也進一步分享自己的實務經驗和臨床療效，顯示單一胚胎植入真的能維持台灣既有的成功率，同時避免多胞胎懷孕的問題，箇中技巧在於妥善挑選病患與胚胎。 作為台灣生殖醫學會的前任理事長，李國光很清楚要醫師改採單一胚胎植入而非多胚胎植入，一開始可能引發一些不安。為了鼓勵同行，他在演講中自我揭露自己從滿腹懷疑，到例行採行單一胚胎植入的心路歷程，並在演講的最後一張投影片上，放了張運動品牌NIKE的照片，以及人們朗朗上口的口號：「Just Do It」。決定要植入幾個胚胎的議題很嚴肅，但李國光幽默的演講結尾，依然逗得我和全場聽眾哈哈大笑。 「Just Do It」的鼓勵，是否真的奏效？有沒有醫師就此決定跟隨李國光的腳步？如果這種勸說無效，台灣生殖醫學會是否打算對會員發布新的單一胚胎植入指引？ 對雯敏和李國光來說，多胞胎懷孕是場五味雜陳的旅程：既期待新生命降臨，又得面臨致命的威脅。 對於人們來說，懷上雙胞胎或三胞胎可能是最棒的回報，也可能是一場恐怖的惡夢。人工協助生殖科技（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ARTs）雖然為渴望生兒育女的人們帶來一線希望，但正因為要透過醫學介入以極大化成功率，患者罹患嚴重疾病甚至死亡的風險也進一步擴大。 人們該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應該透過哪些機制促成最好的未來？那又是屬於誰的未來？在本書中，我將分析自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全球與台灣透過助孕科技持續增加多胞胎孕產，所引發的爭論、挑戰與治理。 這個困境在過去幾十年間就一直困擾著家長（例如雯敏）、醫師（例如李國光），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倡議者與政策制定者。多胞胎孕產在全球的普遍程度可說是史無前例，而解決這個困擾，迄今依然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