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於觀眾和演員之間　　◎文／熊秉元（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復活島（Easter Island）上的石像，舉世聞名。可是，一般人大概不清楚，復活島上共有八百八十七個石像，大小不等。其中，兩百八十座石像昂首而立，遠眺天際；另外一百座左右，散落在道路兩旁，顯然是正在運送途中。其他半數左右的石像，聚集在雷諾瓦瓦谷採石場（Rano Raraku quarry），正在加工。 　　為什麼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答案是：復活島上，經歷了一場緩慢、不可逆轉、結局悲慘的變化。最後，社會解體，文明崩潰，島民滅亡。那些不同狀態的石像，正是復活島社會消失那一刻的寫照。 　　經過長期的研究，科學家已經大致拼湊出，復活島所經歷的浩劫。這個位於太平洋的島嶼，原來綠蔭蔥蔥，為森林所覆蓋。然而，不知道是哪些原因使然，島民們開始雕塑巨型石像；這種作法一旦成為信念，就成為歷代島民念茲在茲、奉行不渝的使命。為了工作的需要，島民開始砍伐森林；森林面積減少，土壤裡的水分流失，地表較肥沃土壤被海風吹走。經過八百年左右的光陰，島上樹木被砍伐殆盡，貧瘠的土壤無法孕育作物；經濟瓦解，文明崩潰，島民滅絕。 　　復活島的故事，生動而令人心驚的出現在戴蒙 （Jared Diamond）《崩潰: 社會興衰錄》（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 這本書裡。可是，在這個慢性死亡的過程裡，難道復活島的島民都毫無警覺、都坐以待斃嗎？當然不是，不過，即使島民有所警覺，也未必能力挽狂瀾。原因很簡單：八百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在每個島民的有生之年，最多只能察覺到，森林面積有「微量」的變化。因此，不容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更不容易掙脫傳統、改弦更張。 　　戴蒙描述復活島的辛酸史，當然是藉古諭今。他認為，廿一世紀的今天，整個地球就像是一個復活島。如果人們濫用資源、蹂躪環境，長此以往，就可能走上復活島同樣的軌跡。復活島的文明已經崩潰，因此人類的文明也可能崩潰。為了避免人類文明的浩劫，他苦口婆心的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復活島的悲歌，令人心驚；戴蒙的呼籲，令人駐足。當然，除了戴蒙之外，還有很多人和他一樣；他們是先知先覺者，發現問題於無形，而且大聲疾呼，希望能敲響警鐘，振聲啟瞶，扭轉乾坤──《M型社會》的作者大前研一，顯然就是其中很特別的一位。 　　《M型社會》的主要觀察，是在世紀交替之際，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兩峰的結構：所得高的一小群人，和所得低的大多數人。而且，兩群人距離愈來愈遠，有點像是M型一般；相形之下，過去基本上是ㄇ型或凸型。如果M型的社會結構確實成立，馬上引發出一連串的問題。譬如，社會呈現兩極化的發展，為什麼？除了日本之外，M型的結構，在其他社會是不是也成立？還有，M型結構，到底好不好？如果不好，怎麼辦？ 　　造成M型的社會結構，有很多種可能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產業結構和經濟活動的性質，都發生根本的轉變。過去，經濟活動的範圍，大致上集中在有限的地理區域裡；現在，連鎖店、跨國公司、網際網路等等，大幅度的擴充了經濟活動的範圍。因此，只要在各個小區域裡都賺一些（小）錢，累積之後，就可能成為M型右肩的成員──比爾蓋茲，正是這個新富巨富階級裡最極端的例證。 　　那麼，M型結構到底好不好呢？和ㄇ型或凸型結構相比，兩極化代表所得分配愈益不均；連帶的，這兩群人的生活、消費、自我認知等等，都受到影響。M型的結構，似乎意味著整個社會往下沈淪。然而，也未必如此。一旦把時間拉長，事物的意義會清楚一些；在價值判斷上，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譬如，工業革命之後，工廠林立；男女老少，離開家庭，走入工廠。還有，農業社會裡，三代同堂；工商業社會裡，小家庭當道。以工業革命前和農業社會為基準，家庭型態和性質的轉變，可能是「不好的」；然而，就生活品質和個人自主而言，工業革命後和工商業社會裡的家庭，可能都是歷史的高峰。同樣的道理，M型結構如果確實成立，所反映的只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階段性的特色而已。放在時間的脈流中來看，一時一地的價值判斷，未必中肯。 　　不過，無論在社會整體上的意義如何，一般人最關心的，當然還是自己。在M型結構的社會裡，如何自處，如何自求多福呢？ 　　對於這個問題，戴蒙和大前研一、以及讀者本身的生活經驗，剛好提供三個清晰的參考座標。復活島上的島民，即使體會到森林逐漸消失；因為大勢所趨，渺小的個人只是杯水車薪。M型社會裡，兩極化的趨勢逐漸形成；對於諸多力量匯總而成的趨勢，個人也許無從扭轉。然而，即使處在M型的左肩，也還是有很多因應之道──關於這一點，大前研一有諸多既實際又有趣的著墨。 　　最後一個參考座標： 廿一世紀初，少子化已經是全球性的趨勢。在每個人的生活經驗裡，都是耳聞目見；中產階級的家庭，通常不超過兩個子女。不過，無論社會趨勢如何，別人作法又是如何；要有多少子女，「自己」最能掌握！ 　　戴蒙的復活島故事和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都發人深省。在性質上，戴蒙的復活島是後見之明，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是先見之明。無論如何，對於讀者而言，在領略體會和行為舉止之間──也就是在觀眾和演員之間──自己如何取捨，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日本經濟長期衰退經驗的借鏡與啟示　　◎文／高長（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經歷十幾年的衰退期，進入二○○五年，經濟運行的表現漸有起色，令日本各界為之振奮，以為景氣陰霾即將過去，對於經濟復甦則有樂觀的期待。然而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專著中語重心長的指出，當前日本經濟景氣好轉只是表像，如果大家不深入暸解過去十多年來經濟衰退問題的本質，並採取有效的因應對策，則經濟復甦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大前研一是一個國際知名的經濟戰略專家，過去曾發表過無數膾炙人口的著作，也曾為台灣發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貢獻很多智慧。《M型社會》專書討論的內容雖針對日本，但其中精闢的論點亦可供台灣各界借鑑參考。 　　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專著中，首先在序章點出日本現在所面臨的本質上的問題。大前批判小泉政府過去五年多來中央集權式的施政作為，無論內政或外交，都只看到「問題的現象」，解決問題的方案大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實施的政策並未切合國民改善生活的需求，「改革」也完全沒有把生活者的需求列入考量，在手法上只是「捕物帳」、「打地鼠」，努力修正看上去不好的地方，結果，改革往往流於口號，對百姓蒼生帶來的實惠不大。 　　其次，在第一章探討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社會結構之變化。大前指出，近年來日本經濟成長回升，股價開始上揚，景氣看似已有轉機，但是通貨緊縮問題依舊存在，上班族的薪水仍持續縮水，人民生活未見改善。出現這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質變，使得既往的指標無法反映事實真相。大前認為，自一九八五年開始發展的「新經濟」潮流，涵蓋「實體經濟」、「無國界經濟」、「數位經濟」及「倍數經濟」等四個空間，這四個空間交織互動所產生的現象，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該期間日本的政治、行政卻未隨機應變仍然停留在舊社會思維中，把經濟的低迷誤認為是景氣周期的問題，仍然採取傳統的政策工具試圖矯正，結果，大多數的政策只是治標，而未治本，是造成過去十多年來經濟持續衰退的根本原因。 　　日本經濟經歷長期衰退，已導致社會結構極大的變化，尤其「所得階層兩極化」以及伴隨而至的「中產階級社會的崩潰」，已使日本全社會及國家的結構帶來「質變」。然而，日本國內各界包括個人、企業、甚至政府部門大都未能正確認識結構大環境變化的事實，務實地調整心態，採取適當的因應對策，結果陷入不良循環的境遇。以個人為例，經濟結構改變導致中產階級收入降低，大多數人卻不願意面對現實，仍然被「中產社會意識」拖著走，買屋、購車等無謂的高消費帶來沉重負擔，因而，社會上日常生活覺得煩惱和不安的人口不斷增加。同一期間，不少工商企業忽略了中產階層萎縮、中下階層擴大等結構變化現象，未及時調整經營策略以為因應，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大前筆下的日本經濟、社會和政治局面，台灣似乎也有相同的處境。具體來說，面對全球化潮流的衝擊，台灣經濟在一九九○年代期間雖曾有過不錯的表現，甚至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傷害也相對的小。但是，從整體趨勢看來，1995-2005年期間之經濟成長率已由6.4%降至4.1%，同期間，社會上失業率逐年上升，由1.79%增加到4.13%，所得分配不均度惡化。以吉尼係數衡量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由1985年的0.290增加為2004年的0.338，同期間以五分位數指標衡量則由4.36倍提高為6.03倍。所得落入中下階層的人口增加，因生活焦慮、不安而衍生的社會不幸事件愈來愈多。可以說，台灣的社會、經濟在最近幾年來也發生了「質變」。不過，台灣的消費者似乎也同日本人一樣，不願意改變心態，被「中產階級意識」拖著走，卡奴現象可為佐證；工商企業則未體認市場環境已變的現實，常以本地市場腹地過小為藉口，急著外移尋覓所謂第二春，消極因應；執政者由於投注在政治活動的精力過多，排擠對經濟工作之投入，欠缺有效的政策，致「拼經濟」成效不彰。 　　《M型社會》一書的重點，其實是在提醒社會大眾，企業乃至於政府，日本的社會階層結構已發生巨變，大家必須勇於面對現實，調整心態以為因應。該書第二章提到企業的戰略時，列舉了許多個案在過去十多年的經驗，其中有轉型成功的案例，也有調整不夠積極導致業務萎縮的例子。最後歸納提出企業面臨所得階層結構改變，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先評估自己的能耐基礎，確定主力客戶層為何？為爭取中下階層市場，企業必須致力於提供「感覺中上階層、價格中下階層」的財貨或勞務，或徹底走低價格路線；針對高所得階層市場，企業必須評估是否有能力走奢華路線，供應高檔商品和服務。另外，行銷、通路等策略也需配合做調整。 　　面對所得階層結構的變化，需要變革的不是只有企業，每一個個人也必須即刻變革自己的意識，放棄傳統向周遭看齊的中產階級社會價值，建構新型社會下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和生活型態，如此才能免於不安和煩惱。大前指出，其實日本人的平均國民所得水準在世界各國中迄目前仍居前列，但由於物價太高，各種保險和不必要的政府規制，使得一般人的生活成本偏高，無法感受到生活是富足的。消費者無意義的「偏見」(如品質要求嚴苛)，以及政府重重規制和市場封閉是造成高物價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前主張(《M型社會》專著第四章) ，讓中下階層生活過得更好的途徑莫過於開放市場、放鬆管制。 　　為了提振經濟，使日本成為「生活者大國」，大前建議日本政府應徹底改革，讓「大而無當的政府轉變為小而美的政府」，其重點包括實現真正的「地方自治」，建立道州制，令地方政府擁有某種程度的經濟主權，積極從全球引進財富；改革稅制，採用合乎道州制與高齡社會的簡單化稅制；改革教育體制，培養適應新經濟潮流的人才等。 　　大前不愧是國際知名的經濟戰略專家，在這本《M型社會》專著中，他不只對日本社會所得階層結構改變的分析透徹，更分別從個人、企業及公部門角度提出解決方案的建議，精闢的見解令人敬佩。想了解日本的人士，這本《M型社會》是值得閱讀的書。近年來台灣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速度加快，所衍生的許多問題與日本的遭遇頗為類似，大前針對日本各界提出的解決方案，對台灣可說是頗具啟發性，值得我們深入研讀與參考借鑑。

台灣、中國，誰怕「M型社會」？　　◎文／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對於著作等身、每小時演講索價五萬美元還有人排隊等著的全球知名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台灣人民不只不陌生，而且還呈現出正負兩極的看待，尤其當「中國究竟是在崛起，還是正在崩潰」議題在台灣上空兩極交火之際，更是如此。 ■ 誰在製造Ｍ型社會？ 　　長期而言，任何一個專制體制終究抵擋不了市場力量的衝擊，自由民主、自由經濟社會都會來到，中國也不會例外，可是過程中所支付的代價高低卻有天壤之別，這才是重點所在。關於中國的放權讓利、改革開放，最大的盲點就在中央專制獨裁力量的持續存在，有些觀察家高度贊揚其「高行政效率」，殊不知它所顯露出的「決策錯誤、資源高度浪費，以及不顧絕大部份人民死活」的重大缺失之恐怖。 　　自一九七八年底迄今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不談中共在戕害人權、拑制人民自由和迫害生命，以及社會貧富懸殊和系統性貧腐的缺失，就是所謂「純經濟成長」，亦即以國民所得指標衡量、但也被高度質疑造假的「高經濟成長率」來說，即便是真的高成長，也是耗用資源，以被有意忽視的極高代價得到的。 　　為了維持表面亮麗的高成長數據，中共不但掏空大陸本身原本不太豐富的寶貴資源，更以磁吸而來的全球資金高價購買全球資源揮霍，充斥全球的中國製「價低質劣，甚至是黑心產品」以及其國內大興士木的諸多高樓大廈、公共建設等等，極可能就是正掏空全球資源、引發全球氣候異常、水深火熱、天災不斷所換來的。其中的根源就是極權專制共產體制。 ■ 管制就是問題根源 　　很遺憾的是，具宏觀視野的大前研一忽視了中國的關鍵角色，或許他認定再過幾年中共專制就會被全球化夾帶的市場龐大力量沖垮，可是這幾年所將產生的不可估量代價怎麼能不顧及呢？其實，大前研一在這本《M型社會》新作中所剖析的日本中央集權下的現象，正是各國未來的縮影呢！幸運的是，日本早已民主化，但政府的管制政策卻也讓日本陷於深重危機。 　　關於日本政府管制政策缺失及其引發的不幸後果，大前研一早已一談再談，舉他在二○○二年出版的《成功者構思》（Kachigumi No Kosoryoku）一書中〈後記〉裏，就說他在一九八○年代就發覺日本的情況可能會像今天這麼嚴重，所以曾屢次提出警告和改善方案，但都不受青睞，因而死了心而從事別的事務，自己開學校、創辦企業，不太想在報紙或電視上談論政治和經濟，因為「多說無益」，而且該說的都已在以前的書中說過了。 　　但是，他發覺最近坊間的言論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就因為有這種「過去言論在現時已開始發揮功效」跡象，且現在已經有些改革人士出現，為了順勢加一把勁，大前研一才願意再接受田原這位資深新聞人的訪談，把「以前說過的話」再一點一滴地重複一次，而已經聽過很多人意見的田原先生，卻看不出聽膩的樣子，這也表示很多讀者一定也有興趣傾聽。 ■ 認清M型社會積極適應 　　既然還有很多人願意聽，大前研一就再一次藉著這本《M型社會》探討當今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中產階級流向中下階級，以致出現與從前差異極大的不同社會現象時，又將他的一貫看法以另一種方式再提出。中心點還是在「政府角色扮演錯誤，導致當今的結構性問題」。 　　他認為除非政治改革能像美國一九八○年初雷根的大刀闊斧開放、鬆綁諸多不必要的管制，讓民間活力充分展現，否則難有快速的改善。在大前研一眼中，當今日本的經濟復甦是依賴中國經濟，不很實在，不過，一般人所擔心憂慮的M型社會，或者貧富懸殊擴大、且中下層擴大的課題，他認為不是問題，即便是中下層，所得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仍是高的，只是在以往管制、保護政策下，日本的物價相對高且日本人已被豢養成「唯政府命令聽從」、「具偏見（歧視外國產品）」的所謂「提詞人種」，於是心甘情願過著「愛用高價國貨、房價昂貴」等等清苦生活。 　　同時大前認為，日本的企業經營者大都不會觀察社會結構的改變，無法從「學院派營生者」（不知權變的乖乖牌）轉為「街頭營生者」（具彈性、韌性、隨時因應環境變遷作靈活調整者）。而個人，大前研一也似乎認為受到過去「終身僱用制」的影響，頭腦身體都僵固，不會思考讓自己的生活更充裕，只會按部就班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於是大前研一急呼並敦促大家要追求生活上「質的變化」。為了達到目標，大前研一認為「教育改革」最為重要，必須將「教」（teach）轉成「學」（learn），其實這也就是「學而時習之」、「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亦即沒有標準答案，必須在錯誤中不斷學習改進、養成獨立思考的人格。 ■ 無國界的全球化其勢難擋 　　回過頭來對照台灣的現狀：貧富懸殊擴大、所得分配不均化提高、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等問題也響徹雲霄。但我認為，台灣人民和企業經營者的活力和彈性、韌性有目共睹，迥異於日本，只是政府的自由化、開放鬆綁政策與日本相近，而外匯存底也過多。 　　就此課題，大前研一的藥方適用嗎？特別是大陸政策的鬆綁。如果全球像是大前研一憧憬的「一制多國」，而此「一制」是「自由民主體制」，則開放政策絕對是最好的靈丹妙藥，但如今中國仍施行專制共產體制，高度經濟成長之下，隱含著深重危機，太依賴彼岸來解決台灣社會的Ｍ型化發展，將愈形危險。然而，大陸不可擋的磁吸效果不是區區政府管制可以阻止的，不只台灣如此，對日本也適用，甚至於全球皆同。看來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大家同心協力讓中國政治體制儘速和平地轉成「自由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