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許——當代批判反思的轉捩點人物

◎文／南方朔（知名評論家）

　　由於我過去在撰文裡，多次引用克里斯多夫‧拉許（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於一九七九年所寫的《自戀的文化》，和他生前定稿，逝世後才出的《菁英的反叛》這兩本他的代表作。因此，在後者出中譯本的此刻，願意對已故的拉許教授做最大的推崇，並將他的思想作扼要的介紹。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乃是出類拔萃的轉捩點人物，如果從思想譜系的角度來分析，他可以說是「新左」轉「後左」，從「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的領航人之一。他最大的貢獻，乃是把當代書空咄咄，早已媚俗到不知所云，只是少數特定學術部落才關心的「文化批判」重新拉回到人間。讓「文化批判」與「政經社會批判」找回那久已失去的紐帶。當思想家休斯（H. Stuart Hughes）在《矯揉做作的反叛者：歐洲異議分子的政治文化》裡指出，當代不滿知識分子越來越做作，談論問題也彷彿是在打啞謎。他把這種批判稱為「小調批判」。而拉許教授所做的就是恢復批判的「大調批判」特色。

　　而要理解拉許教授那一以貫之的思想路數，我們首先必須回顧拉許的思想所針對的時代。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代，歐美在經濟與社會的思維上，乃是右翼當道，它將「個人」這個範疇極大化，在反共反集體主義的政治正確下，「整體」則被污名化，而視為一個左派的概念。於是在「個人」、「市場」掛帥並合理化一切行為之餘，「自私」不僅有理，甚至還被視為有生物學「自私的基因」為本的自然行為。在這種價值主導下，「成功」與「失敗」都正當順理的成為個人因素。到了今天，「競爭力不足」則成了人們對待窮苦不幸者當然的態度。輕視與冷漠已取代了互助與同情；在這種體制下，教育已成了菁英富人自我繁殖的新神壇，而不再是促進公平進步的養成基地。菁英富人廣泛的在各種金錢遊戲中富者愈富，而作為民主基礎的中產階級則日益萎縮。美國犯罪及監獄日盛，到了二○○七年時，每一百三十三人有一個在獄中，美國已成了全球最大的監獄國家。

　　但就在這些情況日益惡化的同時，作為右翼對面的左翼，也同樣進入了一個「形左實右」的階段。左翼不再談社會的不平等，也不再說體制的歧視與操作得更細緻的壓迫。一九六○至七○初的歐美校園新左翼，乃是戰後左翼的再出發，它雖然有反制度和反越戰的部分，但最核心的範疇卻不再是經濟和階級，而是「個人」的「欲望」、「快樂」、「日常生活的解放」。新左翼在知識上成了右翼的同盟而非對立面，而這種情形到了一九八○年代的「後結構」與「後現代」下，由於受到資訊爆炸的衝擊和眾聲的喧嘩，一切客觀的判斷準則皆被資訊所稀釋。「確信」轉為「懷疑」，於是「道德相對主義」成了新的風尚和畏懼，而虛擬的符號和語言則成了更好的知識避風港；而多元主義則成了人們閃避答案的最好藉口，於是陰豔綺麗的浮辭充斥，態度激進但卻艱澀到只在小部落裡流通，而且與真實世界並無關係的後現代批評大盛。這是不滿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特別是他們的自動邊緣化。它被體制很放心地安置在社會的角落裡。批判已不再是一種志業，而成為一種自慶的表演。

　　當社會的主流與批判是以一種形異實同的方式做著同盟，整個國家社會也就越變越奇怪。如菁英分子匿藏在各種權力的頂峰，只對權力與金錢忠誠，對社會的責任心則趨於凋零，政治與社會也不再談道德與義務，一個新而封閉的貴族階級已告出現，政治則成了無論辯、可操縱的領域，由於道德心與宗教感已趨淡薄，而在媒體主導下，不知羞恥的自曝則成了最時髦的表演，這是一種「無恥的犬儒主義」。冷漠、犬儒、虛無，這些則成新的時代精神。由於民主必須以穩定的中產階級、公共論辯，以及社會一些基本的社區感為基礎，當這些已告消失，當然也就離民主的嚮往日益遙遠。

　　正因為當代的思想與現象有著上述新的情況，因此對這些問題做出總體性批判反省，遂成了學術思想界長期以來的主要課題。在學術上，就是所謂的文明「向下沉淪論」(Declinism)。大體而言，有關此課題，可分為兩支：

　　一支是所謂的「保守主義派」。當代學者如希梅法柏（Gertrude Himmelfarb）、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柏克（Robert Bork）、霍梅士（Stephen Hulmes）……等皆屬之。所謂的「保守主義」，指的是他們在對現狀做出批判反思時，用來作為參照指標的乃是過去，如恢復宗教道德、提倡美德教育等。

　　另一支則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派」，當代學者及思想家如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羅逖（Richard Rorty）、雅科比（Russell Jacoby）以及拉許等人皆屬之。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差別，乃在於前者是以理想和未來比現在；後者則以理想化的過去談現在。但拉許雖可歸在「自由主義派」這邊，但由於他分析及評價問題的角度相當與人不同。他對整個美國體制的自私當道、社會冷漠、道德敗壞，相當疾言厲色。對前大工業及商業資本主義之前的仕紳及小資社會非常推崇。這使他具有十九世紀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社區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讓他看起來頗有保守主義派的風格；而其次，他分析問題從佛洛伊德談社會病理的角度切入，同時也對經濟剝削、貧富不均等現狀極為強調，因而又有傳統左派與佛洛伊德左派的特色；但於此同時，他又對當今西方左派玩弄語言文字遊戲、語言激烈但概念空洞，不再理會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大肆抨擊。他的這種反左派色彩，也讓左派視之為敵人。因此，前述的「保守主義派」理論家霍梅士遂稱之為「披著左派羊皮的保守主義者」。但儘管有著上述誤解，我們卻可看出他其實乃是個具有領先時代的關鍵人物。他是「新左」轉到「後左」，由「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他對過去的左右兩翼都不留情，而企圖從實用主義的哲學立場重建知識的客觀有效性，要在人際關係上重建集體的社區認同感和對責任的羞恥意識，從這樣的角度看，他其實是個典型的「自由左翼」思想家。

　　拉許教授思想清晰、理路一貫，由於他行文沉穩流暢，雖非老嫗能解，但任何關心時代走向而具有普遍水準者，都不會被他的著作所拒絕，這乃是他的思想既有學術性，又有群眾性的原因。

　　拉許教授著作等身，在義理上皆一層層重疊而後展開，而其中最具廣泛影響力的，即為《自戀的文化》和《菁英的反叛》。

　　《自戀的文化》乃是當代社會型態與精神病理的經典著作。他的論旨是在指當代由於一切更加個人化與自我欲望化，終極遂造成了人的自戀，這種自戀性格顯露在對名利的無饜足追求，一切判斷都回到自身，因而畏懼對他人做出承諾；日常生活則充斥著誇大與做作；而性則在去神祕化後成了廉價的「自我娛樂」，這種「自我娛樂」的成分散見在觀賞式的體育活動，對自己身體的耽溺以及畏懼老化及變醜。自戀使得人的公共生活解散，「公眾人」也隨之消失。這時候原有的公共空間則被國家的操弄、作秀、媒體的灌輸等所佔據，一種新的家戶長制支配形式遂告形成。在《自戀的文化》裡，拉許教授其實是對一九六○年代的西方文化總體相做了深入的哲學式回顧。

　　而拉許集過往思想大成的《菁英的反叛》，有些是對自戀文化所做反思的延長，有些則是他其他著作的更深刻化。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初，西方的群眾反叛在左右極端主義引導下，對人類造成了極大破壞，前代思想家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因而有《群眾的反叛》之書。但拉許教授認為，過去那種群眾的反叛早已結束並消失，目前正在上演的則是支配菁英，包括管理者和掌控知識的訊息者，他們在反叛，並將人類帶到惡兆方向的新時代的時候了，他們在全球化的時代漂流於各大城市，他們創造出一種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快速沒落的新遊戲規則，而左翼則成了一種言辭激烈但卻書空咄咄的共謀，而民主的基礎如社區、公共論辯，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等則告瓦解。民主的理想遂告被背叛。這部著作對當今政經現象的批判反思，後來已被許多學者延伸，而成了當代批判的主要課題之一。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望重已久，他是個走在時代前沿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願他著作的其他中譯本也能賡續出現，對培養我們的反思能力必將大有助益。

閱讀：菁英的反叛

◎文／彭蕙仙（作家）

　　菁英的反叛，簡單一句話就是他們「不食人間煙火」，其結果，就是脫節。

　　菁英階級與社會現實漸行漸遠，其來有自，第一，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全然信仰所謂的市場力量，甚至對此有著道德上的服膺；在那隻看不見的手的背後，往往有著無數菁英分子對社會公義的棄守；所謂的尊重市場法則，可能是知識階層有意識的懶惰的託詞，也有可能是他們沒有創見的人云亦云，為的是尋求一種同儕的安全感，某一種程度而言，一如對民粹主義的放任誤解，都是被認為對形塑社會風格與價值有責任的菁英分子的一種便宜行事。

　　其次，菁英階級畫地自限地活在一個小圈子文化裡，靠著學舌嚼舌辨識彼此，三人成虎之餘也讓菁英巴別塔越築越高，如作者所言，菁英階層遂逐漸脫離了與現實的對話，在一個形而上的空間裡進行著無關宏旨的觥籌交錯，直等到曲終人散才知一切不過是荒唐荒誕。

　　因為不食人間煙火，因此菁英們看不到社會真正的問題，其實，他們刻意不看貧富差距擴大的危險訊號，刻意不看社會階級流動停滯的不公不義，因為這些問題都太過基本也太過龐大，足以攪動菁英們的安身立命，因此，他們偏好選擇意識型態做戰場，用以逃避他們必須參與的現實；他們針砭時弊，卻再也不能切中社會的需要，也不能引起共鳴，最後只能在一小撮人裡面流傳、相濡以沫，成為一則一則詞藻華麗的傳奇，久而久之，甚至於成了社會避之惟恐不及的噪音。

　　菁英反叛了烘托他們的社會，反叛了他們身為公共資產的那一面，在見樹不見林的枝節論述裡，菁英也用弱化影響力反叛了他們自己。

　　菁英，用另一個說法來形容，是知識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淑世抱負，支撐菁英階層內在的自我定位與外在的優越地位；傳統上，人們傾向認為知識分子不但有知識的專業且先天上有著一定的道德高度自覺；忠心而有見識的菁英階層對公共事務保持關懷，以致於他們能夠積極有效地催生社會的變革與進步，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個特殊發言位置的理由。

　　然而，在資本主義的豢養下，菁英階級卻變得犬儒或者自戀。他們用只有自己人才懂得、才在意的遊戲規則不斷自體繁殖成一種崇尚高談的新物種；他們甩開了公共性、在貧瘠無聊的議題裡周旋不止；他們沉溺在無濟於事的忙碌中，以逃避真實。作者的形容是：新菁英們只能在過境時順道回家；他們總是四處旅行，參加高階主管會議、新企業集團的開幕派對、國際電影節；或者是到不為人知的度假小島……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和觀光客沒有兩樣。這種等級的菁英們對「在地社會」是沒有熱情也沒有真實感受的。社會怎麼可能仰賴這樣的人前進？ 

　　儘管如此，本書作者顯然仍對菁英階級懷抱希望，因此不厭其煩地從社會崩潰、政治崩壞、媒體崩亂、家庭崩解、教育崩盤、宗教崩散……等等面向，發出求救訊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菁英們，不要再繼續扮演「符號分析師」這種故弄虛玄的角色，要走入人群裡，要說人們聽得懂的話，要讓他們的能量從一個一個獨善其身的小圈子裡，解放出來。 

　　作者旁徵博引的敘事深具說服力，也讓人看見社會脫離菁英反叛困境的可能性──那就是，菁英終於願意落入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