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許——當代批判反思的轉捩點人物
◎文／ 南方朔
　　
　　由於我過去在撰文裡，多次引用克里斯多夫‧拉許（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於一九七九年所寫的《自戀的文化》，和他生前定稿，逝世後才出的《菁英的反叛》這兩本他的代表作。因此，在後者出中譯本的此刻，願意對已故的拉許教授做最大的推崇，並將他的思想作扼要的介紹。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乃是出類拔萃的轉捩點人物，如果從思想譜系的角度來分析，他可以說是「新左」轉「後左」，從「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的領航人之一。他最大的貢獻，乃是把當代書空咄咄，早已媚俗到不知所云，只是少數特定學術部落才關心的「文化批判」重新拉回到人間。讓「文化批判」與「政經社會批判」找回那久已失去的紐帶。當思想家休斯（H. Stuart Hughes）在《矯揉做作的反叛者：歐洲異議分子的政治文化》裡指出，當代不滿知識分子越來越做作，談論問題也彷彿是在打啞謎。他把這種批判稱為「小調批判」。而拉許教授所做的就是恢復批判的「大調批判」特色。

　　而要理解拉許教授那一以貫之的思想路數，我們首先必須回顧拉許的思想所針對的時代。首先要指出的，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代，歐美在經濟與社會的思維上，乃是右翼當道，它將「個人」這個範疇極大化，在反共反集體主義的政治正確下，「整體」則被污名化，而視為一個左派的概念。於是在「個人」、「市場」掛帥並合理化一切行為之餘，「自私」不僅有理，甚至還被視為有生物學「自私的基因」為本的自然行為。在這種價值主導下，「成功」與「失敗」都正當順理的成為個人因素。到了今天，「競爭力不足」則成了人們對待窮苦不幸者當然的態度。輕視與冷漠已取代了互助與同情；在這種體制下，教育已成了菁英富人自我繁殖的新神壇，而不再是促進公平進步的養成基地。菁英富人廣泛的在各種金錢遊戲中富者愈富，而作為民主基礎的中產階級則日益萎縮。美國犯罪及監獄日盛，到了二○○七年時，每一百三十三人有一個在獄中，美國已成了全球最大的監獄國家。
　　
　　但就在這些情況日益惡化的同時，作為右翼對面的左翼，也同樣進入了一個「形左實右」的階段。左翼不再談社會的不平等，也不再說體制的歧視與操作得更細緻的壓迫。一九六○至七○初的歐美校園新左翼，乃是戰後左翼的再出發，它雖然有反制度和反越戰的部分，但最核心的範疇卻不再是經濟和階級，而是「個人」的「欲望」、「快樂」、「日常生活的解放」。新左翼在知識上成了右翼的同盟而非對立面，而這種情形到了一九八○年代的「後結構」與「後現代」下，由於受到資訊爆炸的衝擊和眾聲的喧嘩，一切客觀的判斷準則皆被資訊所稀釋。「確信」轉為「懷疑」，於是「道德相對主義」成了新的風尚和畏懼，而虛擬的符號和語言則成了更好的知識避風港；而多元主義則成了人們閃避答案的最好藉口，於是陰豔綺麗的浮辭充斥，態度激進但卻艱澀到只在小部落裡流通，而且與真實世界並無關係的後現代批評大盛。這是不滿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特別是他們的自動邊緣化。它被體制很放心地安置在社會的角落裡。批判已不再是一種志業，而成為一種自慶的表演。
　　
　　當社會的主流與批判是以一種形異實同的方式做著同盟，整個國家社會也就越變越奇怪。如菁英分子匿藏在各種權力的頂峰，只對權力與金錢忠誠，對社會的責任心則趨於凋零，政治與社會也不再談道德與義務，一個新而封閉的貴族階級已告出現，政治則成了無論辯、可操縱的領域，由於道德心與宗教感已趨淡薄，而在媒體主導下，不知羞恥的自曝則成了最時髦的表演，這是一種「無恥的犬儒主義」。冷漠、犬儒、虛無，這些則成新的時代精神。由於民主必須以穩定的中產階級、公共論辯，以及社會一些基本的社區感為基礎，當這些已告消失，當然也就離民主的嚮往日益遙遠。
　　
　　正因為當代的思想與現象有著上述新的情況，因此對這些問題做出總體性批判反省，遂成了學術思想界長期以來的主要課題。在學術上，就是所謂的文明「向下沉淪論」(Declinism)。大體而言，有關此課題，可分為兩支：
一支是所謂的「保守主義派」。當代學者如希梅法柏（Gertrude Himmelfarb）、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柏克（Robert Bork）、霍梅士（Stephen Hulmes）……等皆屬之。所謂的「保守主義」，指的是他們在對現狀做出批判反思時，用來作為參照指標的乃是過去，如恢復宗教道德、提倡美德教育等。另一支則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派」，當代學者及思想家如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羅逖（Richard Rorty）、雅科比（Russell Jacoby）以及拉許等人皆屬之。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差別，乃在於前者是以理想和未來比現在；後者則以理想化的過去談現在。但拉許雖可歸在「自由主義派」這邊，但由於他分析及評價問題的角度相當與人不同。他對整個美國體制的自私當道、社會冷漠、道德敗壞，相當疾言厲色。對前工業及商業資本主義的仕紳及小資社會非常推崇。這使他具有十九世紀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社區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讓他看起來頗有保守主義派的風格；而其次，他分析問題從佛洛伊德談社會病理的角度切入，同時也對經濟剝削、貧富不均等現狀極為強調，因而又有傳統左派與佛洛伊德左派的特色；但於此同時，他又對當今西方左派玩弄語言文字遊戲、語言激烈但概念空洞，不再理會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大肆抨擊。他的這種反左派色彩，也讓左派視之為敵人。因此，前述的「保守主義派」理論家霍梅士遂稱之為「披著左派羊皮的保守主義者」。但儘管有著上述誤解，我們卻可看出他其實乃是個具有領先時代的關鍵人物。他是「新左」轉到「後左」，由「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他對過去的左右兩翼都不留情，而企圖從實用主義的哲學立場重建知識的客觀有效性，要在人際關係上重建集體的社區認同感和對責任的羞恥意識，從這樣的角度看，他其實是個典型的「自由左翼」思想家。
　　
　　拉許教授思想清晰、理路一貫，由於他行文沉穩流暢，雖非老嫗能解，但任何關心時代走向而具有普遍水準者，都不會被他的著作所拒絕，這乃是他的思想既有學術性，又有群眾性的原因。
拉許教授著作等身，在義理上皆一層層重疊而後展開，而其中最具廣泛影響力的，即為《自戀的文化》和《菁英的反叛》。
　　
　　《自戀的文化》乃是當代社會型態與精神病理的經典著作。他的論旨是在指當代由於一切更加個人化與自我欲望化，終極遂造成了人的自戀，這種自戀性格顯露在對名利的無饜足追求，一切判斷都回到自身，因而畏懼對他人做出承諾；日常生活則充斥著誇大與做作；而性則在去神祕化後成了廉價的「自我娛樂」，這種「自我娛樂」的成分散見在觀賞式的體育活動，對自己身體的耽溺以及畏懼老化及變醜。自戀使得人的公共生活解散，「公眾人」也隨之消失。這時候原有的公共空間則被國家的操弄、作秀、媒體的灌輸等所佔據，一種新的家戶長制支配形式遂告形成。在《自戀的文化》裡，拉許教授其實是對一九六○年代的西方文化總體相做了深入的哲學式回顧。
　　
　　而拉許集過往思想大成的《菁英的反叛》，有些是對自戀文化所做反思的延長，有些則是他其他著作的更深刻化。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初，西方的群眾反叛在左右極端主義引導下，對人類造成了極大破壞，前代思想家賈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因而有《群眾的反叛》之書。但拉許教授認為，過去那種群眾的反叛早已結束並消失，目前正在上演的則是支配菁英，包括管理者和掌控知識的訊息者，他們在反叛，並將人類帶到惡兆方向的新時代的時候了，他們在全球化的時代漂流於各大城市，他們創造出一種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快速沒落的新遊戲規則，而左翼則成了一種言辭激烈但卻書空咄咄的共謀，而民主的基礎如社區、公共論辯，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等則告瓦解。民主的理想遂告被背叛。這部著作對當今政經現象的批判反思，後來已被許多學者延伸，而成了當代批判的主要課題之一。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望重已久，他是個走在時代前沿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願他著作的其他中譯本也能賡續出現，對培養我們的反思能力必將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