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為何各國政府據以救市，投資者據以獲利？
本書帶你領略凱因斯歷久彌新的思想精髓！
凱因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二戰後的世界經濟重建，都以他的學說為基礎。戰後，他的聲譽如日中天，甚至被奉為「資本主義的救星」。
一九六五年，《時代》雜誌更以聳動的標題表示：「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經過了近五十年，金融海嘯再度來臨，二次經濟探底的陰影揮之不去，這句話再度備受討論。究竟凱因斯提出了什麼主張，使巴菲特能在股市呼風喚雨，克魯曼據以向政府提出建言，美國政府更以此做為經濟政策的基礎？
今日全球經濟面臨挑戰，自由市場突然喪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各國深陷於失業問題、經濟恐慌的危機之中。對照大蕭條時期的政經問題，兩個年代竟出人意料的雷同。假使凱因斯身處現在這個時代，他又會對我們提出什麼建議呢？
凱因斯為什麼會說：「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為何小至個人投資，大至世界經濟走勢都會提到「動物精神」？為何《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出版就撼動全世界？知名史家克拉克以流暢、細膩的文筆，深入淺出地引領你認識凱因斯其人、其理論與經濟政策。在新時代，重新向大師汲取智慧！
目錄
◎導 論 大起大落的名聲
◎第一章 「有宗教而無道德」：凱因斯，1883-1924年
◎第二章 「在天空的極左方」：凱因斯，1924-1946年
◎第三章 「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經濟政策的再思考
◎第四章 「動物精神」：經濟理論的再思考
◎結 語 英國與美國的凱因斯主義
◎第一章 「有宗教而無道德」：凱因斯，1883-1924年
◎第二章 「在天空的極左方」：凱因斯，1924-1946年
◎第三章 「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經濟政策的再思考
◎第四章 「動物精神」：經濟理論的再思考
◎結 語 英國與美國的凱因斯主義
內文試閱
「經濟衰退」已接連被各個主要經濟體的官方所承認，我們已聽慣了經濟學家、企業領袖與政治人物的說法，他們認為這次似乎是「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糟的一次經濟衰退。然而，我們對此能做些什麼？
如果我們自己想不出辦法，或許可以重拾上個時代不景氣、失業與不確定下產生的觀念。有個名字尤其不斷被提起，那就是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他是何方神聖，他的思想為何與現在的我們有關？
凱因斯享有非凡的聲譽。身為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凱因斯自然關心英國國內經濟蕭條的病症。他大膽地進行公共辯論，主張失業問題需要激烈的治療方法。「年輕氣盛」的凱因斯在當時大聲疾呼：當經濟表現不佳時，應採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凱因斯首次提出自己的經濟綱領，而他的說法至今仍充滿爭議。凱因斯認為當時的主流體系是「個人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產物，並對此提出抨擊。他表示，自由放任已完成它的任務，與自由放任相反，實際的處境正需要一種實驗手段來促進經濟復甦。
凱因斯提出許多政策，有明智、也有矛盾的部分。「當五名經濟學家集合起來時」，一些政府官員在交談時提到：「會出現六種彼此衝突的意見，其中兩項就是凱因斯提出的！」在凱因斯的理想世界裡──如同十八世紀末亞當‧斯密的理想世界──每個人都能從分工獲利，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凱因斯的名字與布列頓森林金融體系有著知名的連結，後者建立於一九四六年，在這個體系下，西方世界獲得了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繁榮。
弗里德里希‧馮‧海耶克，凱因斯在學術上的勁敵表示：「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真正偉大的人物，我對他深感敬佩。」在倫敦，仍具有半官方報紙的記錄性質的《泰晤士報》則予以這樣的評價：「要找到具有同樣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必須回溯到亞當‧斯密。」但這種情況能持續下去嗎？凱因斯個人的魅力令人敬畏。然而，一旦這位理論創造者被適當地給予最後榮譽，奉祀於西敏寺，他的經濟理論是否很快就會被人所遺忘？
與此相反，之後二十年，《一般理論》獲得聖經般的權威地位。與聖經一樣，它多半是被引用而非閱讀。言必稱凱因斯成了主流經濟討論的「常規」，不只學院如此，公共論壇亦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年底，《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表示：「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凱因斯與他的觀念已經獲得廣泛的認同，乃至於在大學建立了新的正統學說。
理查‧尼克森總統亦在接受訪談後向其中一名評論員表示，自己「如今在經濟上是個凱因斯主義者」。這句傲慢的話才剛說出口，一切就全變了調。整個一九七○年代，經濟的困難引發廣泛的質疑，凱因斯主義是否真能提供神奇的工具箱，使經濟在充分就業下運行？人們轉而尋求其他解決方案，認為只要放任經濟不管，透過不受限制的市場力量帶來的解放影響，經濟自然就會好轉。過去三十年來，凱因斯的名號已失去光采。雖然凱因斯從未完全遭到遺忘，卻已經被邊緣化。他的思想被貶低成「蕭條經濟學」。
然後出現了二○○八年的大崩潰，市場力量無法提供自我修正。不到三十天，凱因斯的名字再次被挖掘出來，並且獲得平反。《時代》雜誌決定拿出塵封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封面故事「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在挖掘出這句話的同時，也挖掘出凱因斯主義，而且幾乎不需任何評論：「現在它又再度流行。」
凱因斯大起大落的名聲處於今日這個關鍵時刻，正需要歷史學與經濟學加以適切地理解。世上不存在單一、靜態與正典的凱因斯思想版本。在《一般理論》之後，與該書問世之前一樣，凱因斯拒絕成為新宗教的教宗。這是為什麼人們有正當理由對他的遺產提出不同的觀點。隨後百花齊放的各式各樣的凱因斯主義，試圖延伸凱因斯的觀念並嘗試將其付諸實現。
凱因斯留給經濟學研究的遺產早已超越學派爭議。國民所得帳戶的發展具有明顯凱因斯學派的色彩，但今日無人將國民所得、國民生產毛額或國內生產毛額等這些概念視為帶有或沾染意識形態。在建立總體經濟學取向的過程中，凱因斯樹立了一套非凱因斯學派經濟學日後也能使用的分析架構。或許這就是傅利曼話中之意：「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就另一種意義來說，人們已不再是凱因斯主義者。」
我們至今仍能從凱因斯的核心理論洞見中獲益。我們不僅可以瞭解預期的關鍵意義，也知道預期經常是循環的與自我實現的，無論是好是壞。我們發現世上存在著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我們憑藉個人的力量保護自己，卻經常招致失敗。我們察覺政府非但不是問題，而且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
凱因斯對群眾信心心理學的理解，再度在突然喪失信心的時代裡發揮作用。在景氣年代的華爾街，「股市炒手」當然有能力展現足夠的動物精神填充龐大的動物園；但那已成了昨日，而狂飲的宿醉今日仍糾纏著我們。或許市場長期而言可以期望反彈，但這種自發性的彈力似乎只能仰賴短期的供給。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循環有一個轉折點，市場不只是經歷修正，而是以螺旋的方式出現過度修正，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所有人往下拉──除非我們集體決定採取反制措施。
凱因斯的思維仍能幫助我們面對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今日身處的世界具有令人氣餒的回響、類似與關聯。如果我們瞭解我們面對的麻煩的性質，我們也許能想出特定的解決方法，如凱因斯在他的時代所做的。我們已經看到，凱因斯認為在不景氣時產生預算赤字是較輕微的罪惡，相反地，當通膨造成威脅時，他支持預算剩餘。凱因斯可能低估適時公共投資以適當地產生反循環效果的難度。他可能對經濟衰退時刺激消費的效果過於懷疑。他在晚期可能低估貨幣政策的效果，至少後者在抑制景氣上仍可扮演規制的角色。他與日後的凱因斯學派一樣，對於如何調合充分就業與抑制通膨罕能提出有效方案。
如果我們自己想不出辦法，或許可以重拾上個時代不景氣、失業與不確定下產生的觀念。有個名字尤其不斷被提起，那就是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他是何方神聖，他的思想為何與現在的我們有關？
凱因斯享有非凡的聲譽。身為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凱因斯自然關心英國國內經濟蕭條的病症。他大膽地進行公共辯論，主張失業問題需要激烈的治療方法。「年輕氣盛」的凱因斯在當時大聲疾呼：當經濟表現不佳時，應採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凱因斯首次提出自己的經濟綱領，而他的說法至今仍充滿爭議。凱因斯認為當時的主流體系是「個人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產物，並對此提出抨擊。他表示，自由放任已完成它的任務，與自由放任相反，實際的處境正需要一種實驗手段來促進經濟復甦。
凱因斯提出許多政策，有明智、也有矛盾的部分。「當五名經濟學家集合起來時」，一些政府官員在交談時提到：「會出現六種彼此衝突的意見，其中兩項就是凱因斯提出的！」在凱因斯的理想世界裡──如同十八世紀末亞當‧斯密的理想世界──每個人都能從分工獲利，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凱因斯的名字與布列頓森林金融體系有著知名的連結，後者建立於一九四六年，在這個體系下，西方世界獲得了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繁榮。
弗里德里希‧馮‧海耶克，凱因斯在學術上的勁敵表示：「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真正偉大的人物，我對他深感敬佩。」在倫敦，仍具有半官方報紙的記錄性質的《泰晤士報》則予以這樣的評價：「要找到具有同樣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必須回溯到亞當‧斯密。」但這種情況能持續下去嗎？凱因斯個人的魅力令人敬畏。然而，一旦這位理論創造者被適當地給予最後榮譽，奉祀於西敏寺，他的經濟理論是否很快就會被人所遺忘？
與此相反，之後二十年，《一般理論》獲得聖經般的權威地位。與聖經一樣，它多半是被引用而非閱讀。言必稱凱因斯成了主流經濟討論的「常規」，不只學院如此，公共論壇亦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年底，《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表示：「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凱因斯與他的觀念已經獲得廣泛的認同，乃至於在大學建立了新的正統學說。
理查‧尼克森總統亦在接受訪談後向其中一名評論員表示，自己「如今在經濟上是個凱因斯主義者」。這句傲慢的話才剛說出口，一切就全變了調。整個一九七○年代，經濟的困難引發廣泛的質疑，凱因斯主義是否真能提供神奇的工具箱，使經濟在充分就業下運行？人們轉而尋求其他解決方案，認為只要放任經濟不管，透過不受限制的市場力量帶來的解放影響，經濟自然就會好轉。過去三十年來，凱因斯的名號已失去光采。雖然凱因斯從未完全遭到遺忘，卻已經被邊緣化。他的思想被貶低成「蕭條經濟學」。
然後出現了二○○八年的大崩潰，市場力量無法提供自我修正。不到三十天，凱因斯的名字再次被挖掘出來，並且獲得平反。《時代》雜誌決定拿出塵封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封面故事「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在挖掘出這句話的同時，也挖掘出凱因斯主義，而且幾乎不需任何評論：「現在它又再度流行。」
凱因斯大起大落的名聲處於今日這個關鍵時刻，正需要歷史學與經濟學加以適切地理解。世上不存在單一、靜態與正典的凱因斯思想版本。在《一般理論》之後，與該書問世之前一樣，凱因斯拒絕成為新宗教的教宗。這是為什麼人們有正當理由對他的遺產提出不同的觀點。隨後百花齊放的各式各樣的凱因斯主義，試圖延伸凱因斯的觀念並嘗試將其付諸實現。
凱因斯留給經濟學研究的遺產早已超越學派爭議。國民所得帳戶的發展具有明顯凱因斯學派的色彩，但今日無人將國民所得、國民生產毛額或國內生產毛額等這些概念視為帶有或沾染意識形態。在建立總體經濟學取向的過程中，凱因斯樹立了一套非凱因斯學派經濟學日後也能使用的分析架構。或許這就是傅利曼話中之意：「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就另一種意義來說，人們已不再是凱因斯主義者。」
我們至今仍能從凱因斯的核心理論洞見中獲益。我們不僅可以瞭解預期的關鍵意義，也知道預期經常是循環的與自我實現的，無論是好是壞。我們發現世上存在著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我們憑藉個人的力量保護自己，卻經常招致失敗。我們察覺政府非但不是問題，而且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
凱因斯對群眾信心心理學的理解，再度在突然喪失信心的時代裡發揮作用。在景氣年代的華爾街，「股市炒手」當然有能力展現足夠的動物精神填充龐大的動物園；但那已成了昨日，而狂飲的宿醉今日仍糾纏著我們。或許市場長期而言可以期望反彈，但這種自發性的彈力似乎只能仰賴短期的供給。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循環有一個轉折點，市場不只是經歷修正，而是以螺旋的方式出現過度修正，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所有人往下拉──除非我們集體決定採取反制措施。
凱因斯的思維仍能幫助我們面對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今日身處的世界具有令人氣餒的回響、類似與關聯。如果我們瞭解我們面對的麻煩的性質，我們也許能想出特定的解決方法，如凱因斯在他的時代所做的。我們已經看到，凱因斯認為在不景氣時產生預算赤字是較輕微的罪惡，相反地，當通膨造成威脅時，他支持預算剩餘。凱因斯可能低估適時公共投資以適當地產生反循環效果的難度。他可能對經濟衰退時刺激消費的效果過於懷疑。他在晚期可能低估貨幣政策的效果，至少後者在抑制景氣上仍可扮演規制的角色。他與日後的凱因斯學派一樣，對於如何調合充分就業與抑制通膨罕能提出有效方案。
作者資料
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
劍橋大學三一學堂（Trinity Hall）院長與英國近代史教授。他的眾多作品包括了《大英帝國最後一千天》（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形成中的凱因斯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三六年》（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the Making, 1924-1936）；《治國力和選舉力：揭開英國政治領袖在不同時代崛起的祕密》（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Gladstone to Blair）；與廣受讚譽的企鵝版英國史最後一冊《希望與榮耀：英國，一九○○─二○○○年》（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2000）。他與妻子加拿大作家瑪莉亞‧提佩特（Maria Tippett）住在英格蘭的薩福克郡（Suffolk）與英屬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的潘德島（Pender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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