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樂如何改變全世界？ 冷戰時期共產鐵幕下最大膽的呼告 ◎柏林圍牆倒塌25週年紀念 × 改變全世界的關鍵演唱會◎ 《撼動柏林圍牆》是一部關於政治、音樂、革命與自由的演唱會報導文學，除了介紹美國搖滾巨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生平事蹟，更透過訪談記錄與史料爬梳，探討史普林斯汀於1988年7月19日所舉辦的一場史詩級演唱會，如何改變了全世界。艾瑞克．克許朋訪談了多位現場歌迷、以及演唱會舉辦人，包括史普林斯汀多年以來的經紀人瓊．藍道；綜合了眾多目擊者、新聞片段、甚至東德祕密警察的檔案報告，還原當年的歷史氛圍，展現出栩栩如生的幕後細節，帶您隨著史普林斯汀的腳步，在那分裂的城市中展開一場難忘的旅程。 在這場歷史上影響力超越胡士托音樂節的東柏林露天演唱會，面對破紀錄的三十萬名如痴如醉、充滿喜悅與希望的東德年輕人，史普林斯汀發表了一段勇氣十足的反圍牆演說，鼓舞了亟欲追求自由的東柏林人，也燃起打破共產圍牆的渴望。本書深入刻劃1988年那場感人、雋永的偉大演唱會，不僅是作為柏林圍牆倒塌二十五週年的最大獻禮，也是一則用搖滾樂的力量來改變全世界的真實範例。 「很高興來到東柏林。我並不反對任何政府。 我來這裡為你們表演搖滾樂， 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 1949年9月23日出生於美國紐澤西，知名搖滾歌手、創作者與吉他手，被廣大樂迷暱稱為「老闆」（The Boss）。數座葛萊美獎得主，並進入「搖滾名人堂」，2004年被《滾石雜誌》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藝術家第二十三名。表演風格深受貓王影響，音樂與形象則承繼自伍迪．蓋瑟瑞、彼得．席格、巴布．迪倫等抗議歌手，他的歌詞經常描繪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與困境，以及美國夢的虛幻和破滅，兼具悅耳的旋律與辛辣的批判。馬拉松式的演唱會是他的獨門招牌，儘管立足於商業市場，但史普林斯汀對於各種慈善活動與抗議現場皆不遺餘力。最著名的專輯是《生在美國》（Born in the U.S.A.）和《生而奔跑》（Born to Run）。 【名家推薦】 ◎小 樹（StreetVoice音樂頻道總監╱知名樂評人）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副教授兼主任） ◎李明璁（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林生祥（美濃山下歌手） ◎阿 達（農村武裝青年樂團） ◎黃孫權（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膝關節（知名影評人） 搖滾推薦！ 「這可能是搖滾史上最撼人的演唱會之一，因為這場搖滾演唱會展現了搖滾樂如何在關鍵的歷史時刻，賦予了準備追求改變的聽者深刻的力量與信念，從而改變了世界──讓柏林圍牆倒塌。」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極富創意、趣味和爭議的音樂史寫作，敘述史普林斯汀一場重要的大型演唱會，在圍牆倒塌前的東柏林，作為公共行動空間，如何顛覆權力之眼的監控和黨機器馴化的同時，也喚起人們對同樣精彩的前東德搖滾抵抗史的興趣。」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黑手那卡西樂隊成員） 「你或許很難想像，永遠穿著牛仔褲、走在路上毫不起眼的他，卻是搖滾樂史上最重要的創作歌手之一。透過深入人心的音樂創作與獨具感染力的現場演出，布魯斯．史普林斯汀證明了搖滾樂的確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蔡政忠（南國樂評人） 「本書清楚陳述了這種每個人都可能獲得的音樂力量。」 ──戴夫．馬許（《滾石》雜誌樂評） 「本書對於搖滾樂與政治解放中一個常被忽視的關鍵時刻，進行了充滿啟發性、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審視；我從中獲益良多，且樂趣橫生。」 ──艾瑞克．阿特曼（《布魯斯．史普林斯汀之許諾》作者） 「歷史學家應該探討史普林斯汀對激發革命的影響，這本書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例子。」 ──《明鏡週刊》 「史普林斯汀始終和我們人民站在一起，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權則不是。」 ──《BBC》 「有時候，你曾進行一場久久難以忘懷的表演，它會在你的餘生繚繞著，1988年東柏林的演唱會絕對是其中之一。」 ──《衛報》 「……一張迷人的歷史快照，有關共產黨文化部官員倉皇容納一場危機四伏且醞釀已久的政治動盪。」 ──《華爾街日報》 「……對於渴求改變的人們來說，搖滾樂的確擁有影響力，這正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案例。」 ──《華盛頓郵報》

〔導讀〕搖滾的力量：一場搖滾音樂會與柏林圍牆的倒塌╱張鐵志 前言 導言 第一章　動盪不安的一年 第二章　他有一個夢 第三章　自由鐘聲 第四章　詭譎的部分 第五章　另一側的旅程 第六章　奇異歲月 第七章　直搗黃龍 第八章　千鈞一髮 第九章　力量歸於人民 第十章　他眼中的淚光 後記

◎文／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這可能是搖滾史上最撼人的演唱會之一，因為這場搖滾演唱會展現了搖滾樂如何在關鍵的歷史時刻，賦予了準備追求改變的聽者深刻的力量與信念，從而改變了世界─讓柏林圍牆倒塌。 　　1988年7月，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十六個月之前，美國搖滾巨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來到東柏林舉辦演唱會。 　　這是東德有史以來最大的演唱會，至少有三十萬人參加，地點是柏林圍牆以東三英里的巨大露天體育場。因為想要進場的人太多，主辦單位只得打開柵欄，讓每個人都得以興高采烈地衝進去─這彷彿預示了十六個月之後，當柏林圍牆崩塌，人們帶著不敢相信的笑容奔向自由。 　　從第一張專輯開始，史普林斯汀的創作主軸就是探索美國作為一個許諾之地（promised land）的幻滅，以及美國夢的虛妄和現實的殘酷之間的巨大對比。他在七○年代的作品描繪了小鎮青年的夢想與失落以及找不到出口的憤慨與焦慮，進入八○年代，他更關注美國經濟轉型下的社會正義，歌唱工人階級日常生活中的夢想、苦悶與挫折，並且不斷質問，所謂的美國夢為何在現實中只是虛幻的泡影？尤其八○年代是雷根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社會越來越不平等，經濟貪婪和軍國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因此史普林斯汀成為雷根時代最重要的異議者。 　　1984年的專輯《生在美國》不只讓他成為最重要的巨星，甚至成為美國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 　　他對音樂的信念是「我對於如何利用自己的音樂，有很多宏大的想法，想要給人們一些思考的標的─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孰是孰非。」 　　1988年在歐洲演出時，史普林斯汀臨時起意想去東柏林演出。 　　彼時的東德仍然是極權的共產主義政權，政府嚴密控制人們的表達和思想自由。長期以來，對這些共產國家而言，搖滾樂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產物，只會腐蝕年輕一代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因此是國家的敵人。 　　這些來自共產政權對搖滾樂的指控只對了一半；錯的是，搖滾樂並不是和西方政權站在一起，反而更經常是批判掌權者；但這些政權的擔憂確實也對，因為搖滾樂歌唱的就是自由與反抗，而社會主義青年們當然也難以抵擋住搖滾樂對他們青春欲望的挑動。 　　1985年，蘇聯新領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推動「重建」與「開放」的政治經濟改革，這不僅改變了蘇聯，也影響了東歐各地的政局。此時，共產主義多半已經淪為一副空殼，一個牆上空洞的標語。但不像波蘭和匈牙利已經開始轉型，東德和羅馬尼亞等國卻依然堅守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最後防線，只是看到其他國家已經出現變化的苦悶青年越來越不能忍受體制的僵化和腐臭，渴望那巨大的改變之風。 　　當史普林斯汀試圖探詢1988年是否可能在東柏林舉辦演唱會時，東德共產黨的青年組織「自由德國青年團」也正好也看到政權在年輕人心中已經搖搖欲墜，想要安撫年輕人，因此雙方一拍即合。這不僅是因為史普林斯汀是當時最重要的搖滾巨星，而且他是站在勞動階級這邊，並對美國的雷根政府諸多批評─史普林斯汀常翻唱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的經典歌曲〈這是我的土地〉2，而蓋瑟瑞和美國共產黨走得很近。 　　在這個東柏林的夏日午後，史普林斯汀的開場曲是〈惡地〉（Badlands）： 　　談論著夢想，試著實現它 　　你在夜裡驚醒，感到如此真實的恐懼 　　你耗費生命，等待一個不會來臨的時刻 　　別浪費時間再等下去了 　　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惡地 　　讓破碎的心站起來 　　那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只能努力往前推進，直到被了解為止 　　這些惡地才會開始對我們好一點 　　擁有理念，深植於心的人們啊 　　活著並不是一件罪惡之事 　　我想要找一張不會看透我的臉孔 　　我想要找一個地方，我想對著這些惡地的臉吐一口口水 　　原本他歌唱的〈惡地〉是夢想破碎的美國，但這當然也是極掐死人們夢想的東德。 　　史普林斯汀的歌曲主題不論是許諾之地的虛妄，或是年輕人想要離開困頓的小鎮，每一首歌都可以輕易地被東柏林年輕人轉化為他們的現實。尤其，史普林斯汀原本就是最能將搖滾的真誠轉化成演出現場巨大光熱的歌手，在演唱會中，史普林斯汀也準備講一段話告訴人們，他並非出於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來到這裡，而是來這裡為人們演唱搖滾樂，並且說：「希望有朝一日， 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全場激昂鼓掌。接著下首歌前奏響起：〈自由之鐘〉（Chimes of Freedom）─這是巴布．迪倫（Bob Dylan）關於自由的名曲，而一個月前史普林斯汀在瑞典演唱會上，就在演出這首歌前宣布他將參加國際特赦組織巡迴演唱會。 　　觀眾聽到了他的訊息。 　　這本書引述開車橫跨半個德國來聽這場演唱會的三十四歲農夫約格．貝內克說：「每個人都很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拆除圍牆，那是壓倒東德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從來沒有在東德內部聽任何人這麼說過，那是我們某些人終身企盼聽到的一刻。也有一些來自西方的其他搖滾歌手來這裡演出，然後對我們說：『哈囉，東柏林。』或是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來沒有人來到我們面前說，他希望能拆除一切的障礙。 假如我們可以翻越柏林圍牆的話，一定有許多人會這麼做的。」 　　在1988年的那個夏天，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圍牆會在一年多後崩塌。 　　1989年9月開始，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大規模群眾遊行在萊比錫、德勒斯登、馬德堡、羅斯托克和波茨坦等地出現，吶喊著：「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1989年10月東德總理何內克辭職。一個月後的11月9日，人們終於自由地衝過圍牆，柏林圍牆倒塌了。 　　東德在1990年3月舉行自由民主的選舉，並在1990年10月3日與西德統一。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當然不可能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但它無疑是通往1989年秋天革命的一記鐘聲，自由的鐘聲。 　　因為這些青年早不願活在圍牆的陰影下，深信東德不能如此繼續，而必須要有改變；看到其他東歐國家，他們也相信改變是可能的。然後，史普林斯汀來了，要他們帶著勇氣逃出這個桎梏的惡地，和被詛咒的命運。 　　擔任史普林斯汀翻譯的東德女士說，這是一場孕育了改革運動的神奇演唱會，「東德的氣氛在那場演唱會後就改變了。人們興高采烈地離開演唱會回家。有好幾個星期，人們都在談這場演唱會。有這位從西方，從美國來的巨星來到這裡，關切著我們的命運，他說，有一天這裡不會再有任何障礙。成為這樣的群眾的一份子之後，你會覺得自己更堅強了，我們開始不再恐懼。東德當局把史普林斯汀和其他這些西方樂團帶來，想釋放壓力。但這一切都適得其反。不但沒有釋放壓力，還讓年輕人更深入思考自由的意義。」 　　搖滾樂迷都知道，一場美好的音樂會是魔法般的體驗，是一個集體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你會在音樂的熱力中得到感動、得到力量，並且相信你真的可以和旁邊的人一起改變什麼。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本身是改變中的空氣中的一個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聲音，並點燃了更多火花；它讓東德青年更堅信他們每天思考的問題：如何尋找自己的聲音，打破體制的虛妄，並追求真正的自由與反叛─而這正是搖滾樂的精神，及其可以改變世界的力量。 　　（本文作者著有《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抗議之聲》，並即將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十週年紀念增訂版）

◎文／艾瑞克．克許朋 　　2002年，柏林，一場絕讚的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演唱會結束後，我搭上計程車回家；突然之間，司機聊到另一場史普林斯汀的演出，那是1988年發生在共產東德的事情。他說，88年7月那一回，是有史以來、空前絕後最神奇的一場演出。史普林斯汀撼動了東柏林，也撼動了這整個共產國家。那場鐵幕後的演唱會，距離我和他偶遇的那個寒冷10月夜晚相隔十四年之久，但那位滿面于思、長髮蓬亂、體格魁武的計程車司機，卻欲罷不能，愈說愈興奮。 　　「是啊，我知道。」我說著，想閉上眼睛放鬆一下。我才剛提交給路透社一篇新聞報導，是關於史普林斯汀嚴厲譴責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打壓反對入侵伊拉克的國家，像是德國。「我也看過很多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通通都很棒。」 　　「不，不，不！」司機答道：「不，你不懂。」那場東德演唱會真的與眾不同，沒有任何事情能相提並論。現場觀眾超過三十萬人，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收看電視轉播，整個國家都被撼動了。「那是東德發生過最神奇的事。」他愈說愈興奮，口中的大蒜味往我這邊飄過來。 　　對數以百萬計的嬰兒潮世代來說，史普林斯汀的音樂彷彿就是我們生命的背景音樂。四十年的歌曲與歌詞，都寄宿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例如〈生而奔跑〉（Born to Run）中的「那是個死亡陷阱，那是個自殺陰影，要趁年輕掙脫出來，因為像我們這種流浪漢，寶貝，生來就是要奔跑的」。還有〈惡地〉（Badlands）的「慶幸自己活著並非一種罪惡」。那位柏林計程車司機一發不可收拾的熱忱充滿了感染力，他讓我開始設想：史普林斯汀在共產東柏林的那場音樂會，究竟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 　　我愈加深入研究，就益發想要了解更多。舉例來說，我還想知道史普林斯汀究竟是哪來的勇氣，居然在東柏林發表反對圍牆的簡短演說，這些都非常有趣；還有，那些肆無忌憚、有史以來數量最龐大的東德演唱會聽眾，估計約超過三十萬人，以及其他數以千計沒有買票的民眾，他們衝破了大門，湧進會場。這一切都令人好奇。 　　接著，我恍然大悟了。這場演唱會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為舉辦的日期：1988年7月19日，距離柏林圍牆倒塌只剩不到十六個月。史普林斯汀那場演唱會，以及東德隨之而來的騷亂，以及柏林圍牆預料之外的倒塌，這之間究竟有無任何關連？1988年7月19日的史普林斯汀，和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崩落、鐵幕開啟，這兩者之間是否有直接關係？ 　　從此以後，我便一直想著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史普林斯汀與導致柏林圍牆崩塌的東德情緒轉移，這兩者之間一定有某種連結。我對這個想法感到興奮，於是試著想要找出史普林斯汀1988年前往鐵幕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氣氛又是如何。但對我來說，要找到四分之一個世紀前聽過那場音樂會的人，卻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不過，後來這件事卻比我想像得要簡單得多，因為住在東德的每個人，在1988年時若剛好是個青少年，那他或她，要不就在音樂會現場，要不就在收音機或電視上收聽或收看轉播。在東德，時間彷彿停留在那一天─似乎每個人都記得這場演唱會。 　　我的運氣不錯，史普林斯汀在2012年5月回到柏林，展開他的「分崩離析巡迴演唱」（Wrecking Ball），許多參加過1988年演唱會的人也到場了，這些人就像舞台上的史普林斯汀一樣，都非常樂意談談這些回憶。我與許許多多的現場參與者交談，包括一些德國與美國的學者，詢問他們史普林斯汀那場長達四小時的表演，以及大無畏呼籲推倒圍牆一事，是否和接下來數週、數月間席捲東德的革命風潮有所關連。如果你相信史普林斯汀那史詩般的演唱會，對推倒柏林圍牆的運動具有貢獻，那取決於你對搖滾樂的力量的信仰。駐德美國大使、同時身兼史普林斯汀死忠樂迷的菲利普．墨菲（Philip Murphy），就十分確信這份革命力量。雖說1988年時他人不在東柏林，卻相信他那位紐澤西同鄉對東德人民的確有著一種相當可觀的力量：「我理解並喜愛史普林斯汀的音樂，所以能想像現場演唱會對那些東德聽眾、那些處於政權壓迫下亟欲改變的人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現場成千上萬聽眾之一的約格．貝內克（Jorg Beneke）表示，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對共產東德來說，就像「棺材上的一根釘子」，是倒台的序幕。 　　毫無疑問地，1988年史普林斯汀的東德演唱會，對那些急欲、並且準備好要改變的人們，正是搖滾樂一份光榮無比的例證。這個特別的故事，是關於東柏林那場千載難逢的演唱會，以及推倒柏林圍牆的反抗行動中，史普林斯汀在無意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是個嚴肅的年輕人，你知道嗎？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1988年夏天，布魯斯．史普林斯汀是全世界最大牌的搖滾歌星之一。當時離他最受歡迎的專輯《生在美國》（Born in the USA）發行不過四年。那張專輯使史普林斯汀與他的音樂舉世聞名，但他對這種星運卻似乎不是很能完全適應。 1988 年也是他與女演員兼模特兒茱麗安．菲力浦絲（Julianne Philips）結褵滿三年。在那一年，他的家務事被掀到大眾面前，最後對他的事業以及個人都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改變。年近不惑之年，史普林斯汀來到人生的另一個分水嶺。十年前，在將屆三十歲時，他對於變老這件事情似乎感到非常不自在。在那個時候，就在那具里程碑意義的三十歲生日之前，他曾提到過1960年代那句口號「千萬不要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在他心目中的影響。如今，十年過去了，邁入中年的四十歲來臨時，史普林斯汀正在尋找新的方向，包括他的音樂，以及他自己的人生。「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比起他早期的作品，顯然有著明顯的區隔。 　　1988年時，史普林斯汀和他的「E街樂團」合作已經十六年了。1970年代早期獲得相當成功之後，他們在1975年以《生而奔跑》（Born to Run）迅速走紅國際。接著是1978年的《城市邊緣的黑暗》（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再來是使史普林斯汀與他的樂團舉世聞名的《河流》（The River, 1980）、《內布拉斯加》（Nebraska, 1982）、《生在美國》（Born in the USA, 1984）。史普林斯汀和他的「E街樂團」成了這個星球上最搶手的演出組合，不論在何時何地，世界上任何一個室內場地、戶外體育場，演唱會門票都可以快速售罄。 　　然而，雖然聲名鵲起、享譽全球，1988年的史普林斯汀卻極不自滿。他正處於自身的叛逆期，個人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1980年代時，由於《生在美國》以及相關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在1984年6月到1985年10月間，共停留了十一個國家、一百五十六場演出，使他成了知名人物，在數十個國家擁有龐大的聽眾與追隨者。在這歷盡艱辛的十六個月裡，有五百萬人聽了史普林斯汀的現場演唱會，收入超過一億美金。《生在美國》是有史以來銷售量最佳的專輯之一，總共賣了超過兩千萬張。這張專輯的音樂更具流行與廣播導向，將他帶入世界各地的新樂迷心中，遠遠超過之前僅限於美國東岸、中西部與南部等地區的狀況。《生在美國》裡的七首歌，都曾攻上美國排行榜前十名。 　　然而在《生在美國》之後，史普林斯汀卻亟欲實驗。「1980年代中期，有一個時間點，我覺得我對於自己所了解的事情，已經說得夠多了，怎麼說呢……我的經驗增長了，包括我父親的經驗，我親近的家人與城鎮的經驗，」他在 1988 年一次《恍然大悟》（Double Take）雜誌的訪談中這麼說道：「1980年代中期有個時期，我想把自己的音樂轉變成一種活動或行動，藉此對我所經歷的社會造成實際的影響。」他也在《愛情隧道》專輯中，寫下了自己想要求新求變的欲望，在這張專輯裡收錄了〈兩張臉〉（Two Faces）、〈愛情隧道〉（Tunnel of Love）、〈聰明偽裝〉（Brilliant Disguise）等暢銷金曲。「1985年以後，我已經受夠了，於是轉向內在世界，書寫男人、女人與愛情，這些之前在我的作品裡都是處於邊緣地位，」他說。《愛情隧道》正是一個出發點─其中毫不包括他和他的「E街樂團」在《生在美國》中所演出的搖滾國歌。《愛情隧道》描繪的大多是愛情關係中的陰暗面，樂評將這張專輯稱為是對男女關係一次凝重的反思─很有可能是出於他自己那搖搖欲墜的婚姻。最後這張專輯賣出相當可觀的五百萬張，但在錙銖必較的音樂工業裡，比起他之前的專輯來說可謂相當慘澹。 　　但史普林斯汀不以為意，並在 1988 年初展開一場世界巡迴演唱會。「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把他帶到費城、匹茲堡、亞特蘭大、底特律、洛杉磯與紐約，接著在五月，他來到了歐洲。標題裡的「快車」意味著音樂會不會超過三小時，比起他往常的四小時演唱要短一些。這張專輯中包括他最歷久彌新的情歌〈聰明偽裝〉（Brilliant Disguise），內容是關於一個男人，對自己和妻子的忠誠皆遲疑不定，裡面有著耐人尋味的歌詞，例如「我在世上富足地行走／我想知道你是否就是我所不信任的／因為我很確定，我根本不信任自己」。 　　史普林斯汀與樂隊的關係此時也正面臨轉變。「E街樂團」自從1972年開始，就是史普林斯汀音樂整體與其成功的一部分。然而，樂團起初並未全程參與《愛情隧道》的錄音，大部分的專輯都由史普林斯汀靠著一台電子鼓與合成器獨力完成。起先，他獨自錄音，後來才邀請了少數幾位「E街樂團」的成員來，把他們演奏的部分混音進去─包括麥斯．韋恩伯格（Max Weinberg）的鼓、洛伊．比坦（Roy Bittan）的鋼琴、還有丹尼．費迪里西（Danny Federici）的風琴。他甚至盤算著要自己一個人演出「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但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不過，1988年這次的巡迴演唱，也是「E街樂團」在將近十年內最後一次與史普林斯汀同台演出。他在1988年10月，也就是東柏林演唱會後幾個月內，正式解散了「E街樂團」。對某些團員和世界各地的樂迷來說，這是一次巨大的衝擊。「E街樂團」直到1999年至2000年的「重組巡迴演出」（Reunion Tour），才又重新聚首。 　　史普林斯汀的早期生涯，也就是在《生在美國》之前，他一直堅持要在大型場館中演出；因為擔心在戶外廣場裡表演，會付出減損親密感與音樂力量被削弱的代價。但他每往上爬一階（從紐澤西的夜總會到小型的室內場地，乃至大型室內場館、戶外體育場）結果都比他預期得要來得好，部分也是因為他很努力地確認每個座位的人，他們花的錢都是值得的，而科技與音響設備的進步也有很大的幫助。但商業上的成功對史普林斯汀來說，似乎始終都不是一個主要的激勵因素─創作音樂、感動人群，才是驅使他前進的力量。 1988 年中的某些時候，他似乎更嚮往著早年在酒吧樂團那些純真、寂寂無名的日子。他對自己增長的財富與商業影響力，似乎也顯得很矛盾。1988年，《生在美國》發行四年後、即將邁入四十歲之際，史普林斯汀就像東德的人民一樣，已經準備好要改變了。 　　但史普林斯汀還有家務問題。他的婚姻已經失敗，幾個月後即將離婚。1988年中對外公開婚姻解體的這段時間，是史普林斯汀職業生涯中少數被狗仔隊追逐私生活、刊登照片與報導在八卦雜誌上的幾次。史普林斯汀與伴唱歌手派蒂．席法（Patti Scialfa）在那年夏天成了情侶。在那之前，公眾對史普林斯汀的私生活所知甚少，部分是因為他自己保持低調，同時也是因為直到那時為止，也沒什麼好報導的。史普林斯汀不像其他因名聲與財富惹禍上身的搖滾巨星或名人，直到1988年，他都是醜聞的絕緣體。史普林斯汀是個節制的男人，避免酒精與濫用藥物，並且盡一切可能不讓日漸增長的名聲改變自己。史普林斯汀早期的偶像是貓王，從他身上可以得到許多因耽溺而消亡的警世故事，還有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也一樣。史普林斯汀也試著要保護自己的私生活─極少接受訪談，寧可讓自己的歌曲與舞台表演為自己發言。 　　史普林斯汀總是和其他搖滾巨星不同。他在學校裡可能毫不起眼，高中時代花了比念書更長的時間在玩吉他，接著離開了紐澤西的海洋郡社區大學（Ocean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沒拿到學位。但他大學時期開始閱讀小說、寫詩，對學習十分飢渴。在他正式教育戛然而止後的二十年間，他成為一個思想周密、飽讀群書、遊歷四方的人，對許多議題都擁有豐富的知識，尤其是社會歷史。 　　「我在學校裡成績一向很差，而他們總是認為你在學校裡不夠聰明，那就是個呆子。」1980年，史普林斯汀在某一次亞歷桑納州坦普（Tempe）演唱會中間的一次簡短演說裡說道─那是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當選總統的前一夜。「直到1960年代初期我開始聽收音機以前，我總是覺得我沒有真正學到什麼東西，或學到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物。」史普林斯汀說，他從音樂裡學到的，比從學校裡學到的要來得多很多。「他們總是跟你的腦袋交談，卻始終不知道該如何和你的心交談，你們知道嗎？」稍後，在那場音樂會裡，史普林斯汀首次在公開場合對政治發表評論，說雷根當選會令人恐懼。 　　史普林斯汀身高五呎九吋，三十八歲在東柏林演出的時候，仍保持著與十八歲時一樣的腰圍。1988年時，他或許不像後來的職業生涯中談到那麼多政治性的話題，但當時卻已經踏上了當一名直言不諱的行動藝術家之路，在演唱會上的歌曲之間，對聽眾反芻某些社會與政治議題。到了1980年代末期，隨著他那無需辯解的左派政治傾向，他成為眾所週知為「小人物」發聲的角色。「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8月於巴塞隆納落幕之後，也就是東柏林演出後的第六站，史普林斯汀加入了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現在就要人權！」（Human Rights Now!）巡迴演出，這部分也是為了慶祝「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3四十週年紀念。 　　★★★ 　　1988年，從塔拉赫西（Tallahassee）4、東京、東盧瑟福（East Rutherford）5乃至東柏林，都受到了史普林斯汀音樂的鼓舞。但這也在改變。史普林斯汀因為《生在美國》成了百萬富豪，但他仍樂於將自己視為一個平凡的吟遊詩人、以藍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眼光來看世界。然而一直以來，他認為他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比起僅是創作、表演音樂要來得更為重要，那就是他努力使自己的音樂更有意義。多年後，在1996年老牌同志雜誌《提倡者》（The Advocate）那場著名的訪談中，他回憶著自己音樂背後的那股力量─例如，那股足以搖動、震撼共產東德年輕一代的強大力量。「我是個嚴肅的年輕人，你知道嗎？」史普林斯汀說道：「我對搖滾樂的想法是非常嚴肅的。當然，它也是一場馬戲、玩樂和舞會，是這一切的結合體；但還是一個很嚴肅的東西。我相信應該要把它用在某些嚴肅的事情上頭。它有一種力量，它有一種聲音。我去他的仍然相信這些。真的。」 　　在巡迴途中，史普林斯汀是個熱情的觀察家，尤其是在歐洲。他吸收了不同的文化與語言，竭盡心力學習一些道地的格言諺語，以便在演唱會歌曲之間穿插的演講裡突然對著聽眾迸出幾句法語、西班牙語或德語來。史普林斯汀常說，他有一種欲望，希望無論何種年齡、收入、種族、宗教或國籍的人，都能與搖滾樂產生關連。在1988年《恍然大悟》雜誌的訪談中，他說：「我對於如何利用自己的音樂，有很多遠大的想法，想要給人們一些思考的標的─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孰是孰非。」2002年在ABC電視網，一場與特德．柯佩爾（Ted Koppel）罕見冗長的電視訪談中，史普林斯汀稍稍打開心胸，談到他想要改變的欲望─他心中想到的可能就是1988年在東柏林的那場音樂會。「我想要做一些能發揮影響力的作品，並與這個時代的意義、以及我認為重要的事物有關連，且能闡述這些意義。」史普林斯汀說。 　　1984年《生在美國》熱潮臻於高峰，飆升的人氣使史普林斯汀成了舉世聞名的名人，這段經過可以用1984年6月12日CBS夜間新聞本哈德．郭德堡（Bernhard Goldberg）所播報、一則極出色的四分鐘全國新聞做總結：「史普林斯汀唱的是關於美國人的歌曲，困在破落小鎮、幾乎要窒息的藍領階級美國人。他的歌談的是勞動階級，絕望的人們，美國夢懸於一線。他的歌或許說的是幻滅，但其中的能量卻對你傳達出希望的訊息。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就是美國夢─他出身於紐澤西的藍領階級，他的父親是公車司機，經常沒有工作。這個訊息就是：努力就能成功。」 　　郭德堡很了解這個主題，也明白史普林斯汀的精髓所在。「他唱出了美國自由與無權者之間的矛盾，唱出了仍在做夢的青少年，以及知道事情終將如何結束的成年人……他接觸歌迷，歌迷也接觸著他。」郭德堡如此總結。他拿出一段影片，上面呈現一群狂熱的女人，奔跳竄過保全人員拉起的界線，衝到舞台上擁抱史普林斯汀；他對這些女性仰慕者的猛烈攻勢卻毫不在意，然後背朝下掉進一大群狂喜的女人之中並消失無蹤，最後臉上還掛著笑容。 　　史普林斯汀想要用他的音樂成就些什麼？1984年，在另一次MTV音樂台的訪談上，他被這樣直接問道。他的回答很簡單，也很值得紀念：「其實，唯一的訊息就是，不要小覷你自己，懂了吧？」1988年在東德，那個年輕而焦躁不安的世代，所得到的訊息也正是如此。 　　★★★ 　　史普林斯汀在1988 年的私人生活雖有所改變，卻仍對「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全力以赴，獻給觀眾一份值回票價（他的說法是，那都是些辛苦錢）的表演。然而對於那些在1980年代追隨史普林斯汀各場巡迴演唱的聽眾來說，1988年2月28日在麻薩諸塞州伍瑟斯特（Worcester）所展開的這場「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卻是很不一樣的。正如史普林斯汀的傳記作者戴夫．馬許（Dave Marsh）6在《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兩顆心》（Bruce Springsteen: Two Hearts :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1972-2003）中所提到的，史普林斯汀「生在美國」巡迴演唱中，似乎很樂於搬動那群擠滿巨穴般體育館中的大批聽眾。 　　「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的第一部分，於1988年2月到5月間在美國舉行，他再次在小型的室內場地中演出。馬許說，史普林斯汀「在大眾與更為個人化的訴求之間，建立起各式各樣『更藝術』的創意振盪，這種平衡是其他超級巨星所不能及的。這對形象和理智來說都很重要，但對唱片行卻毫無幫助，他們要的只是銷售量。」馬許認為，史普林斯汀的「愛情隧道快車巡演」對1988年時他所身處的明星製造機制來說，是令人失望的。但史普林斯汀似乎並不在乎這一點。「他沒有因此而回到戶外體育場，而是退到十年前讓他崛起的室內場地中，」馬許觀察到：「但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場巡迴演出以驚人的方式，和之前E街樂團的盛大表演做出了區隔；它比較短了些，許多演唱會的必備歌曲，例如〈惡地〉、〈雷霆路〉（Thunder Road）、〈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也被捨棄了……這是一場偉大的表演，因為它挑戰了史普林斯汀歌迷的看法與期待─不僅是那些因『生在美國』才首次接觸到他的一般聽眾……過了不久，演唱會又回到四小時長。」 　　1988年夏天，史普林斯汀回到歐洲，在那裡他總是受到熱切的歡迎。從6月13日在都靈起，他又開始在大型室外體育場演出，接著旅行到羅馬、巴黎、伯明罕、倫敦、鹿特丹、斯德哥爾摩、都柏林、雪菲爾德、法蘭克福、巴塞爾（瑞士）與慕尼黑，最後才在名單上加入了東柏林。在「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中，史普林斯汀演唱了新專輯中的歌曲，也唱了許多早期的暢銷曲，在歐洲那漫長的夏日白晝時光將盡時展開演唱，一直持續三、四個小時，直到黑暗籠罩大地為止。 　　在「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期間，史普林斯汀無法讓社會大眾完全不去注意他私生活中的動盪不安。他妻子的公關代表在六月宣布了兩人的仳離。史普林斯汀當時對此變化甚少發言，但後來在《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於1997年的一場訪談中，他回憶了自己與茱麗安．菲力浦絲的婚姻。他說他們只是因成長而分開。「我們兩個很不相同，我也理解到自己不知該如何表現出已婚者的樣子。」史普林斯汀表示。 　　然而在1988年7月和8月，歐洲各地的小報卻紛紛刊出史普林斯汀與派蒂．席法在一起的照片。1984年，史普林斯汀覺得樂團變得愈來愈像個「男孩俱樂部」，因此她便以合音歌手的身分加入樂團。她和史普林斯汀一樣來自紐澤西，家裡離他在費瑞何（Freehold）的家鄉只有幾英里遠。「愛情隧道快車巡迴演唱」來到東柏林的時候，兩人正打得十分火熱，無論台上台下都一樣。就在東柏林演唱會過後六週的8月30日，史普林斯汀和菲力浦絲便申請離婚，布魯斯準備好了要展開生活中新的一頁。

作者：艾瑞克．克許朋(Erik Kirschbaum) 譯者：楊久穎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Revolution 出版日期：2014-10-17 ISBN：9789571360942 城邦書號：A2200661 規格：膠裝 / 單色 / 264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