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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日本年輕人都不想做的苦勞,
由一群外籍留學生、實習生來扛,
他們超時打工、失蹤、過勞死、集體犯罪……
「當代奴工制度」,就在我們都最熟悉的日本上演——
日本,還是那個用來實現夢想的國家嗎?
「你知道什麼時候送報紙最開心嗎?下雪天。越南沒有雪,我常常摔車,只好徒步送報,附近住戶看不下去,過來幫我。只有在這種時候,我覺得日本好溫暖……」(越南送報生)
現代版「蟹工船」——以「假留學」「假實習」之名,行「真奴工」之實!
和臺灣一樣,日本社會正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工廠作業員、送報員、農家、鋼筋工……這些亟需體力勞動的工作,日本年輕人也不想做。於是政府把腦筋動到開發中國家,積極放寬留學簽證、招募實習生。
留學代辦中心、人力派遣機構、日語學校、技職學校、一般大學、公司行號……紛紛看準了這個「商機」——
「去日本留學可以邊打工,月入20萬~30萬日圓!」
「去日本實習,可以學到TOYOTA汽車尖端技術!」
越南、尼泊爾、緬甸、柬埔寨的人民,不惜負債,賭上一切,就是要來日本賺錢、學習專業。然而,等著他們的不是天堂,而是一座「絕望工廠」——
●留學生不知道,不超時工作、身兼N份打工,就繳不出學費、生活費……
●實習生不知道,交到他們手上的薪水,已經被朝野合力剝了多少層,僅剩日本人的一半……
日本舉國上下一起當「黑心企業」!這些外國留學生、實習生被吃乾抹淨,開始厭世、反日,終究淪為非法外勞、犯下偷竊罪。
就像中國經濟成長,已經不再嚮往日本一樣……當開發中國家和日本的經濟差距日漸縮小,還會有「奴工」自願來做連日本人都不屑做的工作嗎?日本還能從哪裡僱來外籍勞工呢?
最後真正被拋棄的,其實不就是日本嗎?
名人推薦
★中古小姐│作家
★老侯│作家
★陳燕麗│中央廣播電臺越南語節目主持人‧記者
★野島剛│作家、資深媒體人
★張烽益│臺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血淚推薦!(依姓名筆畫順序)
目錄
推薦序(依姓名筆畫順序)
日本,還是那個用來實現夢想的國家嗎? ——中古小姐
「不如讓他們在日本幹活,幹完活就回去!」 ——老侯
日本外籍勞動者問題形同「當代奴隸制度」 ——野島剛
前言 遭到報復的日本
第1章 成為「現代奴工」的越南留學生
身上只剩「二千日圓」的留學生
「留學生」與「犯罪」的因果關係
虛偽的「三十萬名留學生計畫」
中國人減少和越南人激增
來到「血汗工廠——日本」的外國人
日語學校敲竹槓
導致情況惡化的掮客天國
「絕望工廠」的真相
某位越南留學生過勞死
日本是庶民夢想的墓場
聚集於六本木之丘的奴工
靠留學生延續生命的黑心大學
「假留學生」淪為非法滯留
「天堂」的真相
第2章 新聞和報紙絕不報導的「血汗國家——日本」
成為「奴工」的送報員
靠越南人維持經營的分銷處
造成留學日本風潮的《朝日新聞》報社
把留學生送進日本的掮客
超時工作與拖欠加班費
遭到日本人辱罵
態度冷淡的《朝日新聞》報社
最終取消的座談會
正職員工的高薪建立在超時工作的留學生身上
第3章 放棄來日本工作的中國人
實習制度如同「國王的新衣」
創立實習制度的二名男性
實習生失蹤導致治安惡化
實習生與日裔人士的薪資差距
「壓榨」的金字塔結構
愈住愈討厭日本……
由於改革而擴張的「官僚利權」
不再來日本工作的中國人
沒有不會成群結黨,薪水又便宜的外籍勞工嗎?
實習制度的「心虛」
第4章 開放外籍看護失敗的理由
在日本工作的菲律賓看護
日文好也無法長期留在日本工作
陸續回國的優秀人才
開放外籍看護並非為了解決人手不足
「照護業界大老」中村博彥
「考取國家證照」的門檻
「無人上榜」的噩夢成為現實
浪費了八十億日圓的稅賦
公家機關中飽私囊
拋棄日本的國考及格考生
人才選擇加拿大和中東
德國開始注意菲律賓
人才不會再來日本
「臺灣化」的看護現場
第5章 捨棄日本的日裔巴西人
人口減半的「移民」
「巴西城」美濃加茂
「離鄉工作」與「移民」之間
四成派遣工因資遣而失業
為了雙親與日本而被犧牲的兒童
「索尼風暴」
年輕人選擇回到巴西
日裔巴西人社會的菁英
真正被拋棄的其實是日本?
第6章 成為犯罪集團的「奴工」開始反擊
為什麼越南人會犯罪?
偷山羊來吃的實習生
「優衣庫竊盜集團」事件的真相
前難民與「贓物買賣生意」
暗地活動的越南「地下錢莊」
「累犯」的真實面貌
益發兇惡的罪犯向日本人下手
第二起「福岡一家四口滅門血案」
政府和大企業也是幫兇
日本成為第二個「紐約」
「熊谷連續殺人事件」還會再發生!
結語 英國脫歐與日本的移民問題
序跋
推薦序(依姓名筆畫順序)
■日本,還是那個用來實現夢想的國家嗎?
——中古小姐
二○○二年在東京念語言學校時,身邊很容易找到和我一樣單純熱愛日本、渴望將夢想放進大容器、渴望在東京尋找未來的外國人。
在那個年代,大家的字典裡沒有罪惡感一詞,除了上語言學校外,下課後逛街、買日雜、無防備接受路人搭訕、沉迷在電視機前看《戀愛巴士》(あいのり)和《SMAP×SMAP》……沒有哪件事不是理直氣壯。為什麼呢?留學生階段只需要煩惱如何了解真正的日本,而所有「吸收情報」的手段不過是為了讓自己更順利融入日本罷了。
帶著這種心情,學業完成後選擇繼續留在日本的同學,最終都在日本社會中找到了位置。有人和我一樣,順利進入大企業成為東京OL;有人成了日本人妻;有人雖然回臺灣創業,卻成了臺日橋梁,促成許多商業合作。日本,應該是個用來實現夢想的國家吧?!
但很遺憾,同樣問題如果拿去問我的中國留學生朋友,他可能會打上問號:
「來到日本之後,我覺得自己像鬼魂——很難被人看見的鬼魂。職場裡的日本同事彼此交談時,永遠只會用『那個中國人』(あの中国人)來稱呼我。為什麼山田不管在哪場談話裡永遠是山田、小林永遠是小林,而我卻不是陳先生,只是『那個中國人』呢?日本從來不是個友善的國家……」
二○一五年岐阜縣發生除草用山羊被越南留學生偷去吃掉的事件。我不忍心看完新聞報導,但腦中的停止鍵卻像失控似的自動跑完了整個流程——留學生們合力偷羊、血淋淋宰羊、煮羊來吃。
「越南人真野蠻!」
不可諱言,當時我心中就是浮出了這樣的感想,直到被告越南留學生用拙劣的日文寫出的謝罪文浮上檯面後……
「我把越南老家做擔保,借了一大筆款項才來到日本,我得在這裡賺錢,他們也告訴我可以賺很多錢(實則不然)。沒日沒夜工作了七個月(凌晨六點到半夜兩點),我早就筋疲力盡。逃出工廠後,身上既沒錢,日文也不通,周遭完全找不到願意幫助我的人。就在這個時候肚子餓了,我真的還想活下去……我需要食物!我只能偷竊!我對大家感到很抱歉……」(被告越南留學生)
看似歡迎留學生,實則歡迎廉價勞工的日本政府,以及謀取暴利的越南人仲介、無良的日本企業……每個單位都只顧自身利益而選擇去犧牲、扼殺他人夢想,把外國留學生逼到絕境。不要說殺羊,就算殺人都不稀奇!日本,還是個用來實現夢想的國家嗎?
能將一份心情完整保留到最後,是多麼幸運且艱難的事,曾經也是留學生的我們始終非常珍惜日本的栽培,但看到作者觀察日本的現狀而寫出的這句話,讓我深深打了冷顫:
「面對壓榨自己的日本社會,這些外國人的復仇正要開始。」
■「不如讓他們在日本幹活,幹完活就回去!」
——老侯(二〇一八年元月,識於日本東京)
二○一七年九月,日本媒體《日本經濟新聞》刊登了一則不太起眼的消息——「豐田汽車計畫將擴大『外國人實習』制度」。
我們如果光憑這則新聞的字面內容理解,一個動人的畫面可能就此浮現腦海——世界知名的豐田汽車,手把手地將生產技能傳授給外國實習生,冀望他們假以時日回到祖國,提升後進國家的整體經濟。不得不說,如此惠人良多的企業,實在不多見,這正是日本政府「外國實習生」制度
下的表面美意之一。
何以謂之表面美意?「外國實習生」,源自日本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編按:又簡稱「實習制度」)。這個發軔於一九九三年的制度,根據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JITCO)所宣稱的主旨,是為了「將我國(日本)所培養的技能、技術或知識,轉移至開發中地區,培養當地經濟發展人才,推行國際合作」。立意如此良善,放眼全球,也難找到像日本這樣無私奉獻的「世界公民」。但問題來了,在日本這套人才扶植的制度下,有幾個後進國家真的掌握了發家致富的核心技術,獨力做出一部電視機、一支手機,甚至一輛汽車?
日本的「實習制度」,儘管宗旨正當,但說穿了,落實起來,幾乎就是外勞的代稱,而且是廉價外勞的最大來源。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最新資料,在日本工作的外籍人士,從事技術性或專門性工作者(白領),是二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二人;其他以「實習生」名義在日本各類工廠、農場、工地做粗活者(藍領),有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八十八人;再加上「留學」名義的打工生,日本總共有五十一萬個廉價外勞。也就是說,在日本打工的外籍人士中,每三個人就有兩個是在做體力勞動。日本在名義上不接受外籍的低階勞動者,卻又在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上,將這些理應是實習生或留學生的外籍人士視為「外籍勞動者」,稱其為廉價外勞,名實相符。
日本社會少子化,缺乏勞動人口是事實。然而日本卻不面對事實,用「實習制度」來暗渡陳倉,目的何在?根據《東洋經濟》的報導,日本經產省相關人士透露:
「如果正式接受外籍移民勞工,失業保障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全都會浮現。還不如讓他們在日本幹活,幹完活就回去,別在這裡待著。」
正因為「實習制度」有年限(五年),正好符合官方「幹完活就回去」的設想;再加上「實習生」身分不能任意選擇雇主,也吻合企業主「低薪聘用、無跳槽之虞」的心理期望。所以,「實習制度」的設計正好是官民兩便、上下交賊。
外籍實習生都在哪些領域「實習」呢?我們看看目前日本所開放的實習職種,有耕田、養豬、捕魚、建築工、食品加工、裁縫、板金、油漆工……百業琳琅,全是粗活。二○一八年內,還將開放看護工。日本盡人皆知,這是找老外來填補日本人不願幹的三K(髒、累、險)工作職缺。幾乎日本企業一缺工,就將腦筋動到外籍「實習生」或「留學生」上。我於開頭所提的豐田汽車,還算是個正經的大企業,能在這樣的企業「實習」,自然較有保障;但真的細究起來,大部分透過「實習制度」來日工作的外籍人士,有半數是在員工數僅一到九人的公司任職,八成的比例是在員工數四十九人以下的中小企業打工。由此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乃至勞工血淚,就不難想像。
日本自由記者出井康博先生,揭開官方粉飾的層層面紗,潛入外籍勞工的現場,把冰冷數字無法透露的實態,一一揭穿,完成了這本報導文學《絕望工廠 日本》。書中揭露了外籍勞工赴日之前,有的假冒留學,有的負債累累;赴日之後,有的魂斷他鄉,有的逃走天涯。血淚千行,愁腸一縷,讀之讓人鼻酸。而這些名之為「實習」或「留學」,實則非法或半合法的工作方式,卻是填補日本人力不足、保持日本社會運作的主力。正如文中作者描述僱用外籍實習生的老農心聲:
「實習生想『賺錢』,雇主想要『勞力』,彼此卻必須偽裝成『實習』。」
再不堪的事實,總有體面的面具掩蓋,這正是日本社會中常見的皮裡陽秋。
出井先生出過多本探討日本實態的書籍,每一本都可見其踏破鐵鞋的採訪工夫,這本《絕望工廠 日本》是其二○一六年的力作,但日本外籍低階勞工的人數,有增無減,至今尤盛。臺灣同樣面臨少子化的缺工問題,日本的前車之鑑,能不讓我們警惕?
■日本外籍勞動者問題形同「當代奴隸制度」
——野島剛
本書作者出井康博在日本外籍勞動者問題上,毫無疑問是業界第一的專家記者。我們雖然沒有實際碰過面,但我寫國際情勢,他寫勞動問題,雙方各憑專才替同一份媒體撰稿的機會並不算少,我一直很敬佩他深入的採訪功力與敏銳的分析判斷。今次,出井先生嘔心瀝血完成的最新著作即將於臺灣出版,讓臺灣社會認識日本外籍勞動者面臨了以往不為人知的險峻現實,實乃意義非凡。
常言道,日本社會有所謂的「本音(真心話)與建前(場面話)」,而這道外籍勞動者習題,可說是最能清楚呈現「本音與建前」的領域。
在日本政府的外籍勞動者政策上,檯面上的大前提是「不開放單純體力勞動業務的大門」。這樣的處置,是對日本國內勞工組織與專業技職團體的強烈反彈,以及民族主義者對外籍移民的敏感神經存有顧忌所致。
然而,隨著日本社會的少子高齡化現象不斷加劇,光靠日本人本身的勞動力運作,在現實上已經愈來愈不可行。於是,所謂的外籍實習生便成為居中補修矛盾的手段。出井先生透過本書,用他敏銳的筆鋒勾勒出這些實習生的現實處境。
從實習生一詞來看,我們可能會誤以為其赴日目標在於學習技術。當然,真的為了這層目標赴日的人並不是沒有,只不過大家心知肚明,絕大多數的實習生都是來付出勞力,等於外籍勞工。
對這樣的情況,出井先生的看法很簡單:如果日本需要這份勞動力,就乾脆摘下「實習生」這張假面具,著手構思一個新制度,讓他們能以正規勞動者的身分來日本工作。同時,他也義正詞嚴地指出,若不這麼做則無法保障這些外籍人士的勞動條件,反生負面影響。出井先生十多年如一日,始終秉持這份鞭辟入裡的看法。
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然沒有要改訂實習制度的跡象。原因當然是為了守著「本音與建前」,以在各方利害之間求取平衡。然而,在認真思考勞動問題的人眼中,日本現行體制對「實習制度」的依賴已明顯扭曲,甚至可能招致國際組織的批判,直指此為「當代的奴隸制度」。
日本對待外籍勞動者的曖昧處置,對臺灣社會來說或許顯得令人費解。臺灣早在一九九○年代便對單純體力勞動業務解禁,廣開門戶,接納大量外籍人士進入建築業、製造業工廠,以及高齡居家看護領域工作。臺灣對外籍勞動者的接受度,在全亞洲是數一數二的高。
不消說,臺灣的外籍勞工問題還有諸多需改善處,而相關支援團體對政府的批判相當強烈,這些事我都十分清楚。話雖如此,只要看看印尼籍看護勞工每逢週末聚集在臺北車站大廳的模樣,就能知道這些勞工的存在已經「可視化」。因為在日本,「外籍勞動者」的身影,是一種更不顯眼、更不見光的存在。
不過,就像那些身上掛著以平假名寫成的各國姓名名牌,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店員那樣,他們都是留學生。現今若不依靠留學生打工,要在大都會中維持日本傲視全球的便利商店消費文化,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按理來說,不論是哪個國家都會嚴格管制留學生的打工活動,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為留學生來這個國家是為了求學,不是為了工作。可是,日本政府為求達成長期掛牌的「三十萬名留學生計畫」的目標,甚至大量接納以就業為主要目標的留學生赴日,這點並不合理,遂引發批判聲浪。出井先生對此問題的指責和建議,亦可說是相當鞭辟入裡。
即使勞動力才是真心話,但檯面上仍必須是留學生或實習生。對於這樣的現實處境,出井先生以犀利透澈的筆鋒力陳論點。想必本書內容,將對日本以「本音與建前」掩蓋的勞動問題闇影處,投下一道強烈的光芒。
前言
遭到報復的日本
近年來,愈來愈常看到外國人在日本工作的身影。
市區的便利商店和餐飲連鎖店出現外籍店員已經是家常便飯,工地也經常可見外籍勞工。對於鄉下地方的農業和水產加工業而言,這些來自海外的勞工是貴重的人力。
藉由統計數據也能明顯發現來到日本的外國人逐漸增加。
日本的外籍居民在去年(編按:二○一五年)一年之間增加了十一萬人,創下前所未有的新紀錄——約二百二十三萬人。增加的外籍人口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實習生」和「留學生」。實習生的人數增加十五個百分點,合計約十九萬三千人;留學生也一樣增加十五個百分點,合計約二十四萬七千人。平時映入眼簾的外籍勞工也多半是以「實習生」或「留學生」的身分前來日本。
「實習生」這個名稱聽起來好像是讓外國人來日本學習技術,真正的情況卻是當短期勞工。許多「留學生」也往往是為了賺錢而來到日本。
但是這些外籍勞工為什麼不是以「勞工」的名義,而是以「實習生」或「留學生」的名義來到日本呢?
少子高齡化造成日本的勞動人口不斷減少,需要體力又薪資低的工作尤其缺乏人手。然而日本法律不允許外籍人士以「體力勞動者」的名義前來日本,因此這些外籍勞工偽裝成「實習生」或「留學生」取得簽證,實際上卻是從事單純的體力勞動。
我為了新潮社的月刊《Foresight》的連載,從二○○七年開始針對「外籍勞工」的主題採訪。
當時部分業界缺乏人手的情況愈趨嚴重,外籍實習生人數也超過十五萬人。與實習生相同,從泡沫經濟時期開始前來日本填補人手的日裔巴西人(註1)也超過三十萬人以上。到了二○○八年,日本政府開放東南亞各國的勞工從事看護與護理師的工作。
日本的外籍勞工日益增加,日本社會對於外籍勞工議題卻依舊漠不關心。
觀察歐美各國,可以發現國民對於是否接受外籍勞工與移民的意見分成兩派。想必今後日本也會針對相同的議題出現各種輿論。我懷抱著這種心情,採訪了十年外籍勞工的職場。
我至今仍舊難以忘懷第一次前往北海道猿払村,採訪外籍勞工時映入眼簾的景象。
從日本最北端的宗谷岬沿著鄂霍次克海稍微往南行,便能抵達猿払村。當地人口不滿三千人,卻是全日本帆立貝漁獲量最高的「帆立貝之村」。單憑當地的勞動人口,不足以應付剝殼工作,所以僱用了一百名來自中國的實習生,以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實習生工作的帆立貝加工廠孤伶伶地佇立於景色寂寥的海岸,工廠裡充斥著海水的氣味與帆立貝的腥味,令人作嘔。我一踏進工廠,不禁停止呼吸。
然而中國實習生卻面不改色,默默地努力剝殼。實習生都是二十多歲的女性,一起工作的女性村民則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動作明顯較實習生遲緩許多。
「這家工廠,不對,這個村子要不是有這些實習生,早就撐不下去了。」
工廠老闆無意間流露的真心話帶給我些許衝擊。我瞬間領悟到,之後沒有外籍勞工就會「倒閉」的公司一定會愈來愈多,少子化所造成的人手不足問題,影響範圍不僅是猿払村和水產加工業。
我當時的預感到了現在,已經成為事實。除了觸目所及的便利商店和餐飲連鎖店,最需要外籍勞工的職場其實是在平常看不到的地方。例如,製造便利商店和超市便當的工廠、宅配理貨的倉庫、送報……這些都是日本人不想做的夜班體力活。
我們希望便利商店二十四小時全天營業。
我們希望能買到最便宜的便當。
我們希望宅配的貨物能在指定時間準時送達。
我們希望報紙能在每天早上和傍晚準時送達。
但是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便利生活」,卻是建立在外籍勞工忍耐低薪與重體力勞動的基礎上。如果外籍勞工離開日本,目前的生活方式馬上崩解。
然而日本人幾乎不了解這項事實。
採訪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到日本這個國家身為「職場」的魅力逐漸消失。
以往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大國。對於開發中國家的人民而言,日本可謂「夢想之國」,也是憧憬的工作地點。
但是近年來亞洲各地的開發中國家,經濟急速成長。簡而言之,縮小了和日本的經濟差距。日本因而從「夢想之國」淪落為「便宜之國」。開發中國家的人民來到日本,不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花錢」。以「爆買」聞名的中國觀光客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日本的外籍勞工國籍同時出現大幅變化。中國經濟開始成長,薪資水準隨之提升,人民不再想來日本工作賺錢,原本占了實習生與留學生七成人口的中國人不斷減少。日裔巴西人的人數相較於巔峰期,也僅剩一半。
取而代之的是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例如越南。
日本的越南人人口在二○一○年年底僅有四萬二千人,短短的五年內便激增至十萬人以上,達到十四萬七千人左右。在此同時,尼泊爾人從一萬八千人增加到五萬五千人,緬甸和柬埔寨等國籍的人口也不斷增加。以「實習生」和「留學生」身分來到日本的外籍勞工,正是這些人。
所謂職業不分貴賤,卻還是有些工作誰都不想做。外籍勞工負責的就是日本人都不想做的底層工作。今後仰賴外籍勞工的行業應該會愈來愈多吧!由外籍看護負責照顧銀髮族,由外籍勞工來建設大樓與房屋的社會即將來臨。
我們要繼續把日本人討厭的工作交給外國人,好維持便利舒適的生活呢?還是忍受生活不便與成本提高,單靠日本勞工來維持日本社會呢?現在的日本正面臨要選擇哪條路。
就算這些外籍勞工出生於貧困的國家,畢竟也是人。日本人不想做的工作,他們其實也不想做。我已經見過許多憧憬日本而來的年輕人,因為厭倦了日本的生活而離開日本;原本「親日」的外國人經歷了日本的生活後,心態轉為「反日」。先用「實習生」或「留學生」的名義吸引外國人來到日本,然後透過各種手段把他們當作搖錢樹,利用他們。當這些外國人發現真相時,絕望湧上心頭,變得愈來愈厭惡日本。有些人選擇靜靜地離開日本,也有些人選擇成為非法勞工,甚至犯下殘酷的罪行。
面對壓榨自己的日本社會,這些外國人的復仇正要開始。
註1 日裔巴西人:一九○八年移民至巴西的日本人與其子孫。九○年代由於日本政府修改法律,放寬工作限制,使得不少移民巴西的日本人後裔出於經濟因素而回到日本工作。
內文試閱
第2章 新聞和報紙絕不報導的「血汗國家——日本」
■靠越南人維持經營的分銷處
凌晨三點,寂靜無聲的住宅區響起摩托車的引擎聲。握著龍頭把的恩同學(音譯,二十多歲)一年前從越南來到日本,一邊上日語學校,一邊從事送報工作。
領取報社獎學金的日子並不輕鬆。凌晨二點起床送早報,上午去日語學校上課,下午到傍晚送晚報。送完晚報之後,回到公寓吃晚餐和寫學校作業。每天平均睡眠時間為三小時,每個月的休假只有四天加上報紙休刊日,就連除夕和元旦都得去送報。
「我會不會騎得太快?」
戴著口罩的恩同學擔心我騎腳踏車跟不上,特意問我。臉上戴的印花口罩是留在越南的女朋友送他的禮物。
這天的氣溫將近零度,十分寒冷。恩同學用口罩、圍巾、安全帽把臉包緊。單看他送報的模樣,大概不會有人發現他是外國人。
他每天早上要送三百五十份早報和二百份以上的晚報,分量並未因為是外國人而有所減少。分裝在機車菜籃和行李箱支架上的報紙重量約二十公斤。一次載不完所有報紙,途中必須返回分銷處補充報紙。
「早起沒關係,可是下雨天很辛苦,颳風的日子也很辛苦。」
恩同學雖然在越南念過日語學校,日文程度還稱不上流利,許多門牌上的漢字也不會唸。因此送報路上總是緊緊握著「順路表」——運用圖案與記號,標記送報順序的表單。
一路上恩同學不斷重複停下機車,從置物籃中取出報紙,放進住戶信箱的動作。
凌晨四點半時,天空開始泛魚肚白,路上卻還是杳無人煙,耳裡傳來的只有其他送報員的機車引擎聲。把報紙放進一戶人家的信箱後,恩同學忽然轉頭問我:
「你知道什麼時候送報紙最開心嗎?」
看到我絞盡腦汁想不出來的模樣,恩同學笑著回答:
「下雪天,我那天花了十個小時才送完。」
我本來以為他在諷刺,等到送完報之後詢問詳情才明白他的真意。
恩同學曾經在下大雪的日子送過報。家鄉越南幾乎不會下雪,不習慣下雪天的他摔了好幾次車。最後沒辦法,只好改為徒步送報。附近的居民看不下去,紛紛出來幫忙。
他來到日本之後,每天的日子就是分銷處與學校二點一線。認識的日本人僅止於分銷處的員工和日語學校的老師、職員,一個日本朋友也沒交到。然而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感受到日本人的善意。
恩同學工作的分銷處從好幾年前,便開始僱用獲得獎學金的越南留學生,分銷處老闆非常滿意他們的工作態度。
「越南來的年輕人都很認真,幾乎不會漏送,簡直比日本人還優秀。要是沒有他們,這家分銷處根本做不下去。」
這家分銷處的送報範圍為十個區塊,其中八個區塊由越南留學生負責,的確是「沒有越南留學生就做不下去」。
名為「朝日獎學會」的機構,負責把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分發到各個分銷處,恩同學也在甄選上之後,由該機構分發到目前的分銷處。朝日獎學會稱呼這類留學生為「招聘獎學生」。獲選為招聘獎學生的外籍學生和日籍學生一樣,由報社支付學費和提供住宿。
另一方面,僱用招聘獎學生對於分銷處而言,成本低於日籍員工。由於日語學校的學費遠比大學便宜,分銷處支付給日籍學生的獎學金、薪水、住宿費用,每個月合計高達二十五萬日圓(約新臺幣六萬七千五百元)到二十六萬日圓(約新臺幣七萬二百元);留學生每個月卻只要四萬日圓(約新臺幣一萬八百元)到五萬日圓(約新臺幣一萬三千五百元)。
回過頭來看,現在願意申請報社獎學金的日本年輕人日益減少。難得有人入選,往往做不了多久便受不了而辭職。反正離開分銷處,還有許多打工等著他們挑。
換成留學生,就不用擔心他們做到一半辭職。這些留學生往往是賭上人生的一切來到日本,無法輕易離開日本。畢竟報社提供的獎學金包括學費和食衣住等費用,在日本很難找到待遇更好的打工。
僱用日籍社會人士就不用支付獎學金。然而分銷處的工作基本上必須提供住宿,在首都圈僱用一名全職員工至少要支付三十萬日圓(約新臺幣八萬一千元)左右的月薪。儘管許多分銷處願意負擔日籍員工的月薪,卻找不到人手,只好仰賴外籍員工。
在分銷處工作的外籍留學生中,越南人為大宗。尤其是《朝日新聞》報社的分銷處,幾乎都是越南人。這是因為朝日獎學會東京事務局計畫性地提供越南留學生獎學金。最近的二到三年,每逢春季和秋季便會錄取數百名越南人。順帶一提,朝日獎學會每年錄取的日本學生不到一百人。換句話說,領取獎學金的越南學生人數是日本學生的二倍以上。
■造成留學日本風潮的《朝日新聞》報社
獲選朝日獎學會獎學金的越南留學生,必須在日語學校念二年書和送報,有些人甚至升上職業學校或大學後也繼續送報。
最近出現許多分銷處自行僱用越南留學生,而非招聘獎學生的例子。連同分銷處自行僱用的越南留學生,首都圈的《朝日新聞》報社分銷處至少僱用了五百名以上的越南人。
假設一個人送三百份報紙,表示首都圈的《朝日新聞》報至少有十五萬份是由越南人送到住戶手上。究竟為什麼「《朝日新聞》報」會和「越南」有所關聯呢?
原本朝日獎學會鎖定的是中國留學生,始於一九八二年,《朝日新聞》東京總公司「與中國的相關機構合作,提供獎學金,促進日中友好交流」(朝日獎學會東京事務局)。
起初鎖定的目標是中國留學生,後來也開放韓國和蒙古留學生。但是這幾個國家的反應並不熱烈,唯一獲得迴響的只有「越南」。
朝日獎學會是在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錄取越南留學生,起因是朝日新聞報出版的週刊《AERA》所刊登的一篇報導。報導中介紹一名曾經留學日本的越南人回到家鄉後,設立了日語學校。當年鮮有越南人留學日本。《朝日新聞》報社分銷處的老闆看到這篇報導,特意造訪越南,拜會日語學校的校長。
當時雖然正值泡沫經濟時期,分銷處卻沒有人手不足的問題。根據了解內情的相關人士表示,那位老闆是單純想協助越南培育人才。
「過往日本貧困的年代,《朝日新聞》等各大報社頒發的獎學金,造福了許多鄉下的年輕人,使得家境清寒的子弟也有機會進入都市的大學升學。那位老闆以前也曾經領取過報社的獎學金。一九九○年代初期的越南社會相較於現在,經濟情況更為艱辛,就算進入日語學校就讀,也幾乎沒有機會前往日本。因此分銷處老闆決定要為越南年輕人,打造一條前往日本留學的道路。」
分銷處老闆和日語學校的校長意氣相投,老闆在回到日本後與朝日獎學會商量,促成越南留學生得以獲選為招聘獎學生。
《朝日新聞》的留學生獎學金制度,僅在越南留學生身上開花結果,這位分銷處老闆功不可沒。留學生來到日本之後,必須先考取機車駕照才方便送報。日本的駕照筆試考題當然都是日文。老闆親自花時間協助留學生考取駕照,並且傾聽他們實際開始工作後的各種煩惱,對待留學生宛如家人。
另一方面,獲得獎學金的越南留學生為了回報設立獎學金制度的分銷處老闆、分銷處以及母校的日語學校,拚命工作和念書。結果不少留學生從日語學校畢業之後,考上日本的國立大學。這些成果傳回越南,又為日語學校吸引到更為優秀的學生。在越南,能出國留學的只有政府相關人士的子弟。但是獲得報社獎學金,便有機會前往先進國家日本留學。
越南人在分銷處的評價也水漲船高——工作態度認真,學業上又取得優秀的成績。獎學會固定錄取同一所日語學校的學生,更是正確的做法。早一步來日本的學長姐在工作、學業、生活各方面協助學弟妹適應日本生活,因此不曾出現逃離分銷處,淪為非法外勞的例子。
《朝日新聞》為越南人開啟一條前往日本留學的道路,於是在越南年輕人之間開始流傳「去日本就能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如果獲選為朝日獎學會的招聘獎學生,的確是「讀書為主,工作為輔」。但是其他想留學的人不見得做如是想。結果隨著時間流逝,流言傳到最後變成「去日本留學就能賺錢」,工作與讀書的比重完全顛倒。
另一方面,日本人手不足的問題愈發嚴重。政府又從二○○八年開始推行「三十萬名留學生計畫」,積極給予開發中國家的民眾留學簽證。越南的留學仲介公司看準日本的情況,擴大仲介業務,掀起一股「留日熱」。簡而言之,造成目前越南「留日熱」的始作俑者正是《朝日新聞》報社。
■把留學生送進日本的掮客
看到朝日獎學會錄取越南留學生大獲成功的案例,其他報社的分銷處也紛紛注意起「留學生」。畢竟過去幾年,不僅是《朝日新聞》,其他報社的分銷處也都亟需人手。
對於離鄉背井來賺錢的「假留學生」而言,分銷處的待遇並不差。如同第一章所述,不懂日文的留學生能從事的工作有限,大多都是夜班的體力勞動,僅能領取法定最低薪資。為了規避「一週打工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八小時」的規定,必須從事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足以維持生活。送報的月薪將近二十萬日圓(約新臺幣五萬四千元),對於留學生而言的確相當有魅力。
在此情況下,出現仲介留學生進入分銷處工作的掮客。這些掮客介紹的不只是越南人,還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假留學生」。最近分銷處僱用的留學生國籍愈來愈多元。除了越南之外,經常可見尼泊爾、印尼、緬甸的留學生。
部分掮客甚至和留學生家鄉的日語學校合作,有組織地介紹留學生給分銷處。掮客模仿朝日獎學會在越南的商業模式,先介紹留學生就讀日語學校,以便取得留學簽證,再仲介他們進入分銷處工作。
但是,送報絕不是件輕鬆的工作,朝日獎學會錄取越南留學生之所以成功,在於相關人士如同前述,全面協助與支持留學生。
掮客所仲介的留學生無法獲得相同保障。不會日文的外國人突然進入分銷處工作,既無法和其他日籍員工溝通,也學不會送報工作。因為沒有駕照,只好騎腳踏車送報。我騎腳踏車貼身採訪送報員時,深深體會到騎腳踏車比摩托車辛苦多了。
改騎腳踏車送報,花費的時間自然更長。不少留學生因為厭倦送報工作,三兩下就改行去了。如此一來,分銷處又得尋找新的留學生。這也是人手不足所造成的惡性循環。
僱用留學生送報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當職場充斥超時工作的情況時,又不一樣了。
■超時工作與拖欠加班費
我貼身採訪的對象恩同學在凌晨二點上工,把廣告夾進早報後去送報。送報約莫需要三小時,必須在六點送完早報,因此早上合計工作四小時。下午二點則開始送晚報的工作,五點完成。一天的總工時合計七小時,一週工作六天。
星期天不用送晚報,不過有時休假日剛好是星期天。此外,送完晚報經常會留在分銷處加班,準備第二天要夾進早報裡的廣告。恩同學表示,他的工作時間平均「每週四十小時」。
領取報社獎學金的留學生也是以「留學簽證」來到日本,送報算是打工,受到「一週打工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八小時」的規範。因此恩同學等於每週超時工作十二小時。
難道恩同學是特例嗎?我親自訪問了五十名以上領取《朝日新聞》報社獎學金的越南人,包括畢業生,所有人都曾在首都圈的《朝日新聞》報社分銷處工作過。
待遇依所屬的分銷處而有所不同。首先是配送的早報從三百份到五百五十份不等,差距甚大。朝日獎學會要求分銷處不得指派留學生發送廣告和回收舊報紙,卻有部分分銷處違反規定。有些分銷處甚至會徵收罰款,漏送一戶便扣除幾百塊薪水。由此可見,從工作內容到待遇會依分銷處老闆的做法而完全不同。
這些留學生唯一一項共通點是,每個人「一週都工作超過二十八小時」,有些人甚至一週工作將近五十小時。
前述所言,並不代表所有在《朝日新聞》報社分銷處工作的越南留學生都違法超時工作,而是確認恩同學並非特例。
朝日獎學會向各分銷處發函,要求遵守「每週打工不得超過二十八小時」的法規;然而實際情況與法規卻大相逕庭。就連恩同學任職的分銷處老闆也坦承讓留學生每週工作超過二十八小時。
「我這裡的越南留學生工時的確超過法令規範,不過其他分銷處的情況應該也是一樣。一天工作五小時(朝日獎學會要求分銷處一天只能讓留學生工作五小時,每週工作五天,沒有晚報的星期天工時為三小時,合計二十八小時),事情根本做不完。稍微了解送報工作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又訪問了幾位分銷處老闆,每個人的回答都大同小異。分銷處的工作絕不可能在「每週二十八小時」的規範內完成。如果要遵守法規,必須減少留學生的工作量,給予他們特別待遇。但是目前沒有一家分銷處有此人力。
這幾年來,分銷處的景氣日益惡化,訂報人數和廣告數量都不斷衰退。以恩同學任職的分銷處為例,每天都會剩下約一千五百份報紙,占了分銷處向《朝日新聞》買斷分量的三成。這些剩下的報紙在日文中稱為「殘紙」。
為什麼分銷處必須向報社購買賣不掉的報紙呢?因為分銷處和報社之間存在權力關係。報社訂定的制度造成分銷處賣不掉報紙,也無法輕易向報社提出減少購買分量的要求。包括《朝日新聞》等各大報社宣稱的「發行量」,指的都是包括「殘紙」的數字。
由於訂戶減少,恩同學工作的分銷處最近把兩個區塊合為一塊。然而整合區塊即代表一個人負責的範圍擴大,得送更多報紙,工時更長。
不僅恩同學任職的分銷處如此,每家分銷處都因為業績下降,只得壓低人事費用。儘管留學生比日本人的人事費用更低,也不能無限制地增加打工的留學生。
其實「一週打工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八小時」的法規,反而是給僱用越南人的分銷處方便,造成留學生超時工作也無法領取加班費。因為支付加班費反而證明分銷處公然違法。因此,越南人只能默默忍受日本人領得到加班費,自己的加班費卻遭到拖欠的現實。
■遭到日本人辱罵
「一週打工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八小時」是日本為了自己方便而決定的法規。倘若超過二十八小時的規定卻支付加班費,相信這些越南人應該很樂意加班吧!他們來自月薪只有一萬日圓(約新臺幣二千七百元)到二萬日圓(約新臺幣五千四百元)的國家,重視加班費的程度遠遠超出日本人的想像。
但是他們的待遇和日本人有所差別,兩者之間的「差距」正是造成不滿的最大原因。
就連休假天數也出現差別待遇:越南留學生「週休一日」,少於日本學生的「月休六天」。原本外籍和日籍學生都是「週休一日」。由於實在募集不到日本學生報名,朝日獎學會才在二○一五年度改變日本學生的休假規定。此外,朝日獎學會還規定留學生領取獎學金的二年之內,不能短期回國。
「我心中是有很多不滿,可是不能說。要是引起什麼問題,會被強制遣返越南。」
這是在首都圈的《朝日新聞》報社分銷處工作的阮同學(二十多歲)告訴我的。他在分銷處已經工作兩年,是少數在越南念完大學再來日本留學的學生。他的母校是菁英學校,匯集了理科的優秀人才。
阮同學大學畢業之後,進入與朝日獎學會合作的日語學校,並從頭念起,以獲得「留學日本」的門票。
目前和朝日獎學會合作的越南日語學校增加至數間,其中有些學校還會向獲選去日本的學生收取高額的「手續費」。這些學校和仲介留學生去日本的代辦中心一樣,都淪為掮客了。
阮同學的學校也是一樣,他因此背負了數十萬日圓的債務來到日本。即使借錢也要留學,是希望留學經驗有助於未來的工作。
他在日語學校念了兩年書之後,進入日本的私立大學就讀。送報工作之餘仍不忘讀書,因此成功考取日語能力檢定的最高等級「N1」。N1對於熟悉漢字的華語圈學生而言並不困難,考取N1的越南人卻很少見。
儘管阮同學如此優秀,依舊苦於「文化震撼」。其中最令他痛苦的莫過於日本同事的態度。
阮同學雖然優秀,但剛開始用日文溝通時還是有障礙,工作也無法立即上手。這種時候,同事便會不留情面地破口大罵:
「你在搞什麼啊!混帳!」
「白痴!」
「滾回越南去!」
無論對方如何叫罵,阮同學僅能默默忍耐。要是逃離分銷處,便無法還債。此外,考慮到越南母校的學弟妹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輕易逃走。
他在越南就讀的日語學校中,還有許多學弟妹夢想獲選招聘獎學生,前來日本留學。如果自己在分銷處發生什麼問題,也許會害他們來不了日本。他一路靠著這個念頭,撐過所有挫折。
和朝日獎學會合作的日語學校在越南也屈指可數。不少成績優異,足以進入越南名校的學生甚至會刻意選擇就讀日語學校,以獲得留學日本的機會。目前越南留學生雖然急速增加,其程度和這些成績優異的學生有如天壤之別。招聘獎學生又是從這群優秀人才中精選而出,代表他們都是越南當地的「菁英」。
另一方面,在分銷處工作的日本人多半過著和「菁英」南轅北轍的生活。來到這裡工作的越南菁英學生,只因為國籍便遭到蔑視和辱罵。他們的能力毫不遜色,卻不得不與程度遠低於自己的日本人一起從事連日本人都討厭的工作。面對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他們就算因此產生恨意,也不足為奇。
阮同學最近想辭去分銷處的工作:
「體力上是沒問題,只是心靈上已經到了極限……」
朝日獎學會所建立的越南勞工商業模式應該無法長久。日本和越南的經濟差距今後將日益縮小,縮小到某個程度,越南年輕人就不會想來日本送報了。日本人不願意做的工作,越南等開發中國家的人民自然也不會想積極從事。
作者資料
出井康博
1965年生於岡山縣。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曾任英文週報《THE NIKKEI WEEKLY》記者、美國專門研究黑人問題的「華府智庫政經研究聯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客座研究員,目前為獨立記者。 著作包括《何謂松下政經塾?》(新潮新書)、《虛構的長壽大國 追蹤外籍看護工作現場》(新潮社)、《最受黑人喜愛與最為FBI恐懼的日本人》(講談社+α文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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