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力皆來自人民，但何處是它的去向？ ——德國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當民粹主義浪潮成為席捲世界的海嘯—— 民粹到底是民主最正統的聲音？還是民主面臨的最大危機？ ◤充滿政治激情與煽動口號的民粹時代降臨◢ 美國總統川普、英國脫歐領袖法拉奇、法國反移民大將勒龐、 前委瑞內拉總統查維茲、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民粹領袖在世界各地崛起。 但我們真的了解民粹主義嗎？為何它是如此迷人又危險的存在？ 每一個批評體制內菁英的人，就應該被稱為民粹主義者嗎？民粹政治行動者都是右派嗎？民粹主義讓政府更接近民眾？「真正的人民」到底是誰，誰又可以為人民發聲？在自由民主制度正面對風起雲湧挑戰的當下，探究這些問題從未像現在這麼具有急迫性。 由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所撰寫的《解讀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以歷史為基礎，援引拉丁美洲、歐洲與美國的例子，定義了民粹主義的特徵，以及探索民粹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以能勝出的更深層原因：民粹主義者的樣貌究竟為何？使用怎樣的政治語言？掌權後會有哪些典型作為？又該如何對抗民粹主義者並與其對話？作者穆勒主張，民粹主義的核心就是反對多元主義。民粹主義者總是會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代表人民以及人民的真正利益。他也說明，和傳統觀點相反，民粹主義者可以根據他們是人民獨家的道德代表而執政；如果民粹主義者擁有足夠的權力，最後將建立一個威權國家，並排除所有不被認為是適當「人民」一分子的人。 現今的民粹主義者正嘗試運用符合民主價值的政治語言，實現一個公然反對民主的政治理想。透過《解讀民粹主義》書中極具啟發性的論點，我們不僅可以認識民粹對民主制度的威脅為何，並促使大家反思該如何修正失能的民主代議制度。自由民主人士究竟該如何應對民粹主義者，特別是在當他們宣稱專為「沉默的多數」或「真正的人民」而發聲的時候。本書不僅為讀者釐清民粹主義的樣貌和特徵，也幫助讀者進一步理解這個民粹主義當道的時代。 好評推薦 一本必讀的書。 ——《衛報》（The Guardian） 要理解川普的訴求，最有用的書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家揚—威爾納‧穆勒寫的《解讀民粹主義》在這本重要的書中，穆勒定義了民粹主義最顯著的特徵：反菁英、反多元、排他性，並透過這個架構來解釋川普與其他民粹主義者的行為。這是一本可以快速閱讀的書，而且每一頁都值得用心領略。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對於探討一個出了名不穩固、但又不可或缺的政治概念來說，這是一本非常睿智的書。對任何想要了解橫掃歐洲與美國的政治衝突之根源與本質的人來說，揚—威爾納‧穆勒對民粹主義的廣泛評論，將能帶來很多指導與挑戰。 ——《民粹主義信念：在美國的歷史》（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作者｜麥可‧卡辛（Michael Kazin） 民粹主義不只是反自由，它也反民主，它是代議政治永恆的陰影。這是揚—威爾納‧穆勒在這本睿智的書中的論點。要了解目前的民粹主義激情，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指引了。 ——國際《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政治理論家｜伊凡‧卡斯特夫（Ivan Krastev） 有關歐洲最近的民主衰敗現象，沒有人寫得比揚—威爾納‧穆勒更鞭辟入裡、更充滿智慧了。在書中，穆勒直接面對全球民粹主義復興所引起的關鍵問題：它和其他形態的政治有何不同？它為什麼如此危險，以及如何克服？穆勒把民粹主義描述為是民主反多元化的道德主義陰影，是非常高明的見解。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前言 導論：每個人都是民粹主義者？ ▌第一章、民粹主義者都在說些什麼 了解民粹主義：死胡同 民粹主義的邏輯 民粹主義者到底主張代表什麼 民粹主義領導人 再一次：每個人不都是民粹主義者嗎，然後呢？ ▌第二章、民粹主義者或掌權中的民粹主義做些什麼 民粹主義的三種治理技巧及其道德理由 掌權的民粹主義等於「不民主的自由」？ 民粹憲法：術語上的矛盾？ 人民可以永遠主張「我們人民」嗎？ ▌第三章、如何應付民粹主義者 民粹主義與破碎的民主承諾 關於民粹主義的自由民主批判：三個問題 代議民主危機？美國即景 位在民粹主義和專家治國之間的歐洲 結論：關於民粹主義的七個重點 後記：如何能不去思考民粹主義？ 致謝詞

　　本書於二○一六年夏天首度出版，在那之後發生了一些事件，其中有些對於該如何思考以及對抗民粹主義，能為我們提供更進一步的教訓及啟示。 　　如果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演說的作者，企圖為民粹主義教科書貢獻一個主要出處，我們不禁會下結論說，他或她很聰明地達成了這個目的。要是有人因為聽了這場演講，而覺得美國剛剛從一個外國政權被解放出來，也是可以被諒解的。這位總統宣告，在推翻占領華府、令人憎恨的外部「建制派」以後，人民再度統治國家了。 　　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像川普一樣，要「人民」反抗腐敗、圖利自己的菁英，但不是每一個批評權勢者的人就是民粹主義者。真正能夠分辨民粹主義者的重點，也是本書的主要論點，在於——主張他（而且只有他）代表真正的人民。如同川普詳細解釋的，因為現在他控制了行政體系，因此人民就控制了政府。這暗指所有的反對派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反對川普，就是反對人民。從前委瑞內拉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自行宣布不民主的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班（Viktor Orbán）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cep Tayyip Erdoğan）等領導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個極度威權的模式。川普讓全世界明白，他對民主所構成的危險有多大。 　　查維茲喜愛的口號是「人民與查維茲一起統治」（With Chávez the people rule），但諷刺的是，這種人民與他們一個忠實的代表的表述方式意味著，民粹主義者最後不必承擔任何政治責任。川普假裝只是人民正統意志的主要執行者，艾爾多安在二○一六年夏天政變之後，計畫再次引進死刑，在回應所有的批評時，他用同樣的方式宣稱：「重要的是，我的人民說些什麼。」更別提他一開始要「他的人民」說些什麼，更不用管他仍然是人民聲音的唯一合法詮釋者。根據定義，不同意見就是不民主的。另外，「制衡」這種在民主裡完全正常的分權機制，只是實現人民意志的障礙。 　　一些自由主義者天真地希望，川普在某個時間點會明確發出訊息，企圖「統一」和「癒合」分裂的國家。選舉之後，川普在推特發送像是「我們將會統一，我們將會獲勝，獲勝，獲勝！」（We will unite and we will win, win, win!）的訊息。在就職演說中，他訴求一個「統一」和「不可抵擋」的美國。實際上，所有民粹主義者都不斷談論「統一人民」，但永遠只是想統一人民的條件或其他因素。川普在五月一個很少被注意到的競選演說裡已經這麼措辭（本書於文後會再次引用）：「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統一，因為其他人不具有任何意義。」換句話說，如果從法律和道德觀點來看都是真正公民的人，對於人民應該如何統一，要是和民粹主義者沒有相同的願景，那麼他們作為屬於適當人民的身分，可能將會受到質疑。 　　每一個民粹主義者都會藉由提升與那些被認為不屬於「真正的美國人」、「真正的土耳其人」等人的衝突，來嘗試統一他的人民——那些唯一正統的人民。對民粹主義者來說，兩極分化不是問題，而是確保權力的工具，因此認為民粹政治人物遲早會「與另一邊的人打成一片」是極為天真的想法。對民粹主義者來說，衝突是好事，只要他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利用衝突（特別是持續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來證明誰是「真正的人民」，以及他們有多強大。 　　然而，不是所有的新聞都是了無希望的，我相信在令人驚訝的二○一六年，我們已經學到一些重要且具有建設性的教訓。對很多人來說，本書分析的現象顯然只會越演越烈，畢竟，這些日子以來，我們每天實際上聽到和讀到的是一股民粹主義的「世界潮流」。然而，「反建制的情緒」是一股全球趨勢的看法，並不是對政治現實的一種中性描述。除了是一種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以外，民粹主義領導人物自己也一直在倡導。二○一七年一月，在德國科布倫茲舉辦的一場歐洲民粹主義者集會裡，瑪琳•勒龐 （Marine Le Pen）大聲疾呼：「二○一六年是安格魯—薩克遜世界覺醒的一年，我確定二○一七年會是歐洲大陸人民覺醒的一年。」奈傑爾•法拉奇 （Nigel Farage）不滿足於骨牌的象徵比喻或者只是潮流，他說這是一場「海嘯」，並自由混用各種譬喻，讚美義大利選民拒絕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對歐洲發射「火箭砲」的憲政改革。 　　這些形形色色，也或多或少乏味的印象，讓人產生非常錯誤的觀念。法拉奇並不是靠他自己完成脫歐（Brexit）行動，要讓「離開」成為事實，需要保守黨的盟友，例如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和麥可•戈夫（Michael Gove），尤其是戈夫可能比其他人更重要。畢竟，強森被視為是有點怪異的人物，而戈夫在政府裡則是重量級的智囊（他曾任英國教育部部長和司法部長）。當戈夫說公民不應該信任專家的時候，是有某種意義的，畢竟，他本身就是個專家。然而，更重要的是，脫歐不只是被壓迫的人自發性的反建制感受所造成的後果；在英國保守黨中曾經是處於邊緣地位的「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幾十年來已經被通俗小報和政治人物滋養長大，像是前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他並不相信離開歐盟，但為了機會主義的原因，而不斷重複布魯塞爾有多麼糟糕的標準言論。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這個論點一樣說得通。川普並不是因為身為外圍的第三政黨民粹運動候選人而勝選，法拉奇有強森和戈夫，川普則仰賴權威的共和黨人保佑，像是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另一個真正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和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沒錯，很多共和黨主要人物都反對這個房地產開發商的崛起，但是這個黨從來沒有聲明切斷與他的關係，而且政黨色彩依然是解釋這次選舉結果最重要的單一因素：九○％自我認同為共和黨的人投票給川普。在他們當中，有些人就像之前美國人投給由商人化身為國家拯救者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他的第三政黨候選人資格，幫助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勝選）一樣，也會把票投給川普，這樣說並不是奇怪的事。簡單說，沒有共和黨的話，川普就不會是今天的總統。 　　但是這個骨牌與潮流的印象，已經受到一個實證經驗的反例挑戰。在奧地利，大部分的人都預測極右派的民粹主義者諾伯特‧霍佛（Norbert Hofer）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的總統大選中會取勝，結果贏家卻是綠黨背景的政治人物亞歷山大‧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這個看起來似乎是這波民粹主義大趨勢裡曇花一現的事件，對整個西方世界來說，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很多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士明確站出來反對霍佛，特別是得到鄉村居民信任的當地市長與其他省級重量級人物，而來自維也納的綠黨領導人顯然無法把鄉村居民集結在一起。鄉村走向民粹主義，都市支持自由主義，這種分割在英國脫歐與川普選票中非常明顯，但這種分割並不是必然的。另外，范德貝倫競選時動員很多公民，去和平常不會見面的人打成一片，他們甚至還有如何與霍佛支持者進行建設性談話的傳單，例如，不要立刻指控他們是排外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民粹主義並不是無法抵擋。 　　因此，很重要的是，不要太過執著於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政黨。我們也必須注意其他的政治人物，特別是觀察保守派是否有合作的意願。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表面上是主流的保守派或是基督教民主黨，有時候會轉變成民粹主義者，因此打亂了「建制」和「反建制」之間清楚的區隔。匈牙利總理奧爾班的青年民主主義聯盟（Fidesz，按：簡稱青民盟）並非一直都是民粹主義政黨，二○一○年競選時，黨綱並不是以民粹主義為基礎。是到選舉之後，奧爾班才變成堅定的不自由主義者（illiberal），以及有系統地破壞匈牙利法治和民主的反歐盟領袖。同樣地，前波蘭總理雅洛斯拉夫•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的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在二○一五年秋天選舉時，呈現出的還是一個溫和的樣貌，只有在取得多數以後，才追隨奧爾班的路線，變成完全的民粹主義者。 　　很明顯的，如何面對民粹主義者並沒有萬能之計，也無法明白列出如何打敗民粹主義者的十個要點，而有讓你快速吸收的教戰手冊。但我們並不是完全毫無方向或毫無希望。鼓勵其他政治人物與民粹主義者對話，但是不要像個民粹主義者說話。注意潛在的保守派合作者，並試著勸阻他們不要與民粹主義者合作（當然，如果民粹主義者不再是民粹主義者，也就不再是反多元主義者，那麼在民主體制裡與他們合作，是完全正當的）。不要認為民粹主義的選民是「可悲之人」，而若無其事地忽略他們，就像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二○一六年九月所做的一樣。與你平常可能不會遇見的人交談；如果你有好的理由相信他們是不正義的受害者，請催促你的政府以及／或者政黨矯正這種不正義的情事。 維也納，二○一七年一月

　　導論｜每一個人都是民粹主義者？ 　　 　　有記憶以來，美國從來沒有像二○一五到一六年這次的選舉一樣，引用這麼多的「民粹主義」（populism）。唐納•川普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被貼上「民粹主義者」（populist）的標籤。這個名詞經常被視為「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按：指反傳統、反既有權威的觀點）的同義字，似乎與任何特定的政治理念無關，與態度相比，內容似乎不重要。這個名詞因此主要與特殊的心情和感情有關：民粹主義者是「憤怒的」；他們的選民是「挫折的」，或是滿懷「怨恨」（按：指階級間的無名積怨與不滿）。同樣的主張也被套用在歐洲的領導者和他們的追隨者：例如瑪琳•勒龐和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通常被稱為民粹主義者，這兩個政治行動者很明顯都是右派，但是與桑德斯的現象一樣，左派的反對者也被標籤為民粹主義者，例如在二○一五年一月掌權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而西班牙有「我們可以」（Podemos）政黨，和「激進左翼聯盟」一樣，從根本上反對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對歐元危機採取嚴厲的政策。這兩個政黨，特別是「我們可以」黨，受到在拉丁美洲被普遍稱為「粉色浪潮」（pink tide） 的鼓舞：民粹主義領導人例如拉斐爾•柯利亞（Rafael Correa，按：前厄瓜多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按：玻利維亞總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烏戈•查維茲。不過，這些政治行動者實際的共同點是什麼？如果我們同意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觀點，政治判斷是具有良好的區別能力，那麼談論民粹主義時，我們應該暫停廣泛的將右派和左派併為一談。將各種不同的現象斷定為「民粹主義」的普遍性，是否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政治判斷？ 　　 　　本書將從一個觀察到的現象開始探討。所有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包括目前最敏銳的民主生活分析家、保加利亞政治學家伊凡•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甚至把我們的時代稱為「民粹主義時代」，但我們其實根本不知道我們正在談論什麼。 我們沒有任何類似民粹主義的理論，而且我們似乎缺乏一致的標準，可以從有意義的角度來判斷，政治行動者是從何時轉變成民粹主義者。畢竟，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想要訴諸「人民」（the people），尤其是在受民調驅使的民主國家裡，所有人都想要說一個盡可能被更多公民（citizen）理解的故事，也都想要敏銳地反應「普通百姓」（ordinary folks）的想法，特別是他們的感受。民粹主義者是否可能單純只是一個成功但不被喜愛的政治人物？「民粹主義」這種指控，也許本身就是一種民粹？或者如同克里斯多夫•拉許（Christopher Lasch）的主張，到最後，民粹主義實際上是「民主最正統的聲音」？ 　　 　　本書嘗試透過三種方式，幫助我們辨識與應付民粹主義：第一，我想要說明什麼樣的政治行動者符合民粹主義者的資格，我認為，批判菁英是民粹主義者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否則任何批評現狀的人，例如在希臘、義大利或美國的人，都可以被定義為民粹主義者，另外，無論一個人對「激進左翼聯盟」、畢普•格里羅（Beppe Grillo）率領造反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或桑德斯有什麼看法，就這件事來說，他也很難否認，他們對菁英的批判通常是合理的。此外，如果批評現有菁英就是民粹主義，那麼美國的每一位總統候選人實際上都是民粹主義者，畢竟，每一個人都是以「反對華府」來打選戰。 　　 　　除了反菁英以外，民粹主義者一定是反對多元主義者（antipluralist）。民粹主義者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代表人民，例如，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在一場黨代表大會中，無視國內眾多的批評者表示：「我們就是人民，你們是誰？」他當然知道他的反對者也是土耳其人，因此，這個獨家代表的聲明並不是根據實證經驗，很明顯根據的是道德。在競選時，民粹主義者會把政治競爭者描繪為是不道德、腐敗的菁英一份子；在執政的時候，他們拒絕承認任何的反對者具有合法性。民粹主義者的邏輯也意味著，任何不支持民粹政黨的人，可能就不是適當的（proper）人民的一部分，而人民總是被定義為正直（righteous）而道德高尚的（morally pure）。簡單說，民粹主義者不是主張「我們代表百分之九十九」，他們實際上指的是「我們代表的是百分之百」。 　　 　　對民粹主義者來說，這個表述方式永遠行得通：其餘的人都可以被視為是不道德的，不是適當的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忽略。這是用另一種方式說，民粹主義永遠是一種認同政治的形式（雖然不是所有認同政治的版本都是民粹主義）。一旦我們了解，民粹主義是一種排他性的認同政治形式，就可以知道民粹主義容易對民主造成危險。因為民主需要多元主義，並且承認，身為形形色色自由、平等而且無法化約的公民，我們需要找出一起生活的公平條件。單一、同質性和正統的人民，這種觀念是一種幻想，就像哲學家尤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曾經說過，「人民」只會以複數的形式出現。而且這是一個危險的幻想，因為民粹主義者不只在衝突中發展並鼓勵兩極化，他們對待自己的政治對手就像「人民的敵人」，企圖將他們完全排除在外。 　　 　　這不是說所有民粹主義者都會把政敵送進集中營，或是沿著國家邊界建造圍牆，也不是說民粹主義只是無傷大雅的競選語言，或者只要民粹主義者贏得政權後就會馬上消失。民粹主義者可以像個民粹主義者一樣掌權執政。這違反了傳統的觀點，以為民粹主義的抗議聚會，一旦贏得選舉就會自己解散，因為從定義上來說，一個人無法抗議執政的自己。民粹治理（Populist governance）表現出三個特徵：企圖綁架政府機關，腐敗和「大眾侍從主義」（mass clientelism，利用物質利益或行政好處，換取已經變成民粹主義者「客戶」［client］的公民的政治支持），以及有系統地打壓公民社會。當然，很多威權主義者（authoritarian）也會做類似的事情，其中的差別在於，民粹主義者藉由宣稱只有他們代表人民，以合理化他們的行為，因此讓民粹主義者可以相當公開地承認他們的做法。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即使腐敗事跡敗露，卻似乎很少傷害到民粹領導人（想想土耳其的艾爾多安，或奧地利極右派民粹主義者約爾格•海德［Jörg Haider］）。因為在追隨者的眼裡，「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我們」，是為了我們這一群正統的人民。本書第二章將指出，民粹主義者甚至會撰寫憲法（委內瑞拉和匈牙利是最明顯的案例）。一般認為，民粹領導人靠著從總統府陽台直接對著沒有組織的大眾演說，偏好完全不受約束，但是與這種印象相反，民粹主義者實際上通常想要做出限制，只要這些限制完全是以政黨立場的方式運作。因此，他們的憲法與其說是維護多元，不如說是消滅多元的工具。 　　 　　第三章說明民粹主義的一些深層原因，特別是西方各國最近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提出要如何成功因應民粹政治人物和其選民的問題。我反對父權式的自由主義態度，主張「必須認真看待他們的恐懼和憤怒」，並有效地提出處理方式；也反對主流政治行動者應該乾脆複製民粹主義提案的想法。把民粹主義者從辯論中完全排除，這種極端做法也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因為這只是經由排除民粹主義者，而直接呼應了民粹主義者的排他意志。做為替代方案，我提出了如何面對民粹主義者的一些具體政治條件。 　　 　　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以前，一個實際上不怎麼知名的國務院官員，發表了一篇非常知名卻受到很多人誤解的文章。該文作者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ayama），標題是「歷史之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直以來，為了表現一個人的智識成熟度而語帶輕蔑地說，歷史很顯然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而終結，這是一種很怠惰的方式。但是當然，福山並沒有預測所有的衝突將會終結，他只是打賭說，從思想的層面來看，再也沒有可以與自由民主相抗衡的思想了。他承認，某些地方的其他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支持，但他仍然主張，這些意識形態中，沒有一個能與自由民主（以及市場資本主義）的全球吸引力競爭。 　　 　　他錯得很離譜嗎？激進的伊斯蘭教對自由主義並不是嚴重的意識形態威脅。（那些召喚「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幽靈的人告訴我們，他們渴望的是那些比得上盛行於冷戰時期的明確戰鬥路線，而不是他們對目前政治現實的作為。）作為菁英統治（meritocracy）的一種新模式，現在有時候被稱為「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主義，顯然啟發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自認有最大優點的人。（想想矽谷的企業家。）它讓數以百萬的人脫離貧窮的紀錄也鼓舞了許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但是「民主」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獎賞，因為威權政府支付說客和公共關係專家大筆的金錢，以確保他們也可以被國際組織和西方菁英承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然而，這一切都對民主不利。民主現在面臨的危險並不是有系統地否定民主理想的完整意識形態，而是民粹主義，這是一種承諾要實現民主最高理想（「讓人民統治！」）的民主次級形式。換句話說，這個危險是來自民主世界內部，造成危險的政治行動者講的其實是民主價值的語言。最後的結果是出現一個公然反對民主的政治形式，這應該會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困擾，這也顯示，我們需要微妙的政治判斷，來幫助我們準確地確定，民主是在何處終結，民粹的危險又是在何處開始。 　　 　　第一章｜民粹主義者都在說些什麼 　　 　　「一個正在迷惑世界的幽靈：民粹主義。」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民粹主義論文集序論裡，吉塔•艾尼斯丘（Ghita Ionescu）和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如此寫道。一九六七年，倫敦經濟學院舉辦了一場相當大型的研討會，研討會的目的是「定義民粹主義」，這本書根據的就是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結果眾多與會者無法對定義達成共識。但閱讀這場集會的會議紀錄，仍然是很有啟發性的。讓人不禁想到，就和今日一樣，在談論民粹主義時，也會清楚講到所有的政治焦慮，因為，很多乍看之下互相排斥的政治現象，都會使用民粹主義這個詞彙。今天，我們似乎也沒有一個大家同意的定義，有人可能會想問，這樣的定義真的存在嗎？ 　　 　　回顧一九六○年代末期，「民粹主義」出現在「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辯論、有關「農民主義」（peasantism）未來的思考，以及從我們二十一世紀初的觀點來看，最驚人的也許是共產主義的起源和可能發展的討論，尤其是毛澤東主義。今天，特別是在歐洲，各種焦慮以及較少被論及的希望，也圍繞著民粹主義這個詞而具體化。簡單扼要地說，一方面自由主義者似乎擔心日漸偏執的大眾成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甚至是徹底的仇外心理（xenophobia）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民主理論家擔心出現「自由的專家治國」（liberal technocracy），也就是由一群專家菁英進行「責任治理」（responsible governance），但他們有意識地不回應一般公民的希望。那麼民粹主義可能是荷蘭社會學家凱斯•穆德（Cas Mudde）所說的「對於不民主的自由主義的一種不自由的民主反應」。民粹主義被認為是一個威脅，但也是對於距離「人民」太遠的政治的一種潛在矯正。政治學者班傑明•阿迪蒂（Benjamin Arditi）描述民粹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比喻很驚人，但可能還有更多的寓意。根據阿迪蒂的說法，民粹主義好比在一場晚宴派對上喝醉的客人：他不尊重餐桌禮儀、很魯莽，甚至可能開始「對其他客人的太太調情」。但是他也可能透露出一個關於自由民主的事實，就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創始理念已遭遺忘。 　　 　　在美國，民粹主義這個詞大致上仍然與純正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左派政治思想有關，與民主黨的立場有潛在的衝突，在民粹主義評論者的眼裡，民主黨已經變得過度中間路線或是附和歐洲的言論，已經被技術專家（或甚至更糟糕的「財閥」）所俘虜。特別是與「華爾街」對抗的「平民街」（Main Street）捍衛者，他們被稱頌（或是憎惡）為民粹主義者，甚至有聲望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此，例如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麻州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在美國，聽見人們談到「自由民粹主義」（liberal populism）很普遍，然而由於大西洋兩岸對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理解不同，這樣的表達在歐洲就會是明顯的矛盾。如同大家熟知的，「自由」指的是像北美的「社會民主」，但「民粹主義」指的是它絕不妥協的版本；相對的，在歐洲，民粹主義絕對不會和自由主義結合，人們對後者的認知是尊重多元主義，並了解到民主必然包含制衡原則（而且一般而言，是對民眾意志﹝popular will﹞的限制）。 　　 　　這個詞彙的不同用法似乎還不夠令人困惑，在金融危機之後出現的新興運動，尤其是茶黨（Tea Party）和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讓事情變得更複雜了。這兩個運動被不同的人描述為民粹主義，甚至在某個程度上，還提議主流政治中主要的右派和左派批判力量形成聯盟，把「民粹主義」當成是可能的共同點。媒體對二○一六年總統選舉普遍的報導方式，又加強了這種奇怪的對稱意義：唐納•川普和伯尼•桑德斯都是民粹主義者，一個是右派，另一個是左派。我們經常被告知，兩人最起碼的共通點是受到民眾的「憤怒」、「挫折」或是「怨恨」所驅動的「反體制的造反者」（antiestablishment insurgent）。 　　 　　民粹主義顯然是一個有政治爭議的概念。專業政治人物自己也知道，鬥爭的賭注比它的意涵更為重要。例如，在歐洲，表面上的「當權派」會急於將他們的對手標記為民粹主義者，但有些被貼標籤成民粹主義者的人會予以反擊，他們驕傲地接收這個標籤並宣稱，如果民粹主義代表為人民做事，那麼他們確實就是民粹主義者。我們要如何判斷這樣的主張，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分辨真正的民粹主義者和那些只是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人（可能還有那些從未被稱為民粹主義者、從來沒有稱自己為民粹主義者，但仍然可能是民粹主義者的人）？我們是不是正面臨著一場全然的概念混亂——從左派、右派、民主的、反民主的、自由的、不自由的，幾乎每一件事都可以被稱為民粹主義，而且民粹主義可以被視為既是民主的朋友也是敵人？ 　　 　　那麼要如何進行呢？我在本章採取三個步驟。第一，我嘗試指出，為什麼幾個了解民粹主義的常見方法實際上會步向死胡同：專注在選民感受的社會心理學觀點；強調某些特定社會階級的社會學分析；政策提案的品質評估，以上方法對於了解民粹主義都有一些幫助，但是它們並沒有恰當地勾勒出什麼是民粹主義，以及它和其他現象有什麼不同。（這對於聽取政治行動者的自述也沒有幫助，好像使用這個詞彙就會自動變成民粹主義者。）我將遵循一個不同的取徑來了解民粹主義，以取代這些方法。 　　 　　我認為民粹主義並不像某種成文的教義，而是一組明顯各異的主張，但擁有一個可以稱為內在邏輯的東西。當我們檢視這個邏輯時就會發現，對於很多觀察家主張已經變得過度「菁英主導」（elite-driven）的民主，民粹主義並不是一個有用的矯正方式。根據這種印象，自由民主牽涉到一種平衡，讓我們可以選擇多一點自由，或多一點民主，但這根本是一種誤導。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國家針對某些問題，像是公民投票的可能性與頻率，或是法官有權力否決立法機構壓倒性多數通過的法律，可以有不同的法律。但是，經由鼓動被菁英忽略的「沉默多數」，以對抗已經當選的政治人物，能讓我們更接近民主，這種想法不只是一個錯覺，也是一種對政治有害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相信，好好理解民粹主義，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民主。民粹主義就像現代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一個永恆陰影，以及一個會持續出現的危險。意識到它的特徵可以幫助我們看出，我們實際生活其中的民主有何明顯特點，而這些特點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缺點。

作者：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文化思潮 出版日期：2018-07-31 ISBN：9789571374604 城邦書號：A2202389 規格：平裝 / 單色 / 240頁 / 13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