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 在全球疫情與貧富不均加劇中過去了。 未來當人類回望此刻，會如何寫歷史？ 是前一個時代的延續，或是變革的開始？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 用觀點為2016-2021年世界大事留下註記。 這是個不安的年代，考驗著人類能否做出新的思考、提出新的答案。 皮凱提的大哉問： ★ 疫情考驗全世界的醫療與社會福利制度，人類該如何因應？ ★ 數位獨裁政權崛起，民主國家能否改造自身，以民主社會主義回應？ ★ 「前1%」擁有越來越多，「後50%」擁有越來越少，世界不平等現況如何？ ★ 人人都能享有的「基本善」——基本醫療保障，教育權利，租稅正義，能否不只是夢想？ ★ 基本收入、全民最低資本，還有甚麼辦法能讓弱勢者不失去起跑點，擁有公平發展的機會？ 皮凱提長期研究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歷史，熟知世界現況，卻並不悲觀。他與世界各地經濟學者們跨國合作「世界不平等資料庫」，在網上公開研究成果。對於當代的挑戰，他提出「參與式的社會主義」，主張推動教育和基本福利保障，促進權力和財產的常態流動，創造兩性平等的環境、永續與公平的全球化。 皮凱提認為：「真正的改變不會到來，除非公民能重新掌握社會經濟議題與各種指標，從而組織集體審議。」在這系列思考當下挑戰的文章中，皮凱提拒絕困守現有規則，提出各種大哉問、大膽而創新的解法建議，並非為了提供唯一的標準答案，而是激發我們也去探問：「更平等更合理的世界，該是什麼樣子的？」 加柏列．祖克曼（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史東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研究中心主任）：「文筆活潑、發人深省、以事實為據而又堅定樂觀——這些文章緊抓著我們時代最重大的問題，從川普崛起到英國脫歐，性別不平等到財富稅。」 皮凱提額外授權中文版《社會主義快來吧！》，收入較法文原版更多的四篇新文章，涵蓋他對美國總統大選、疫情後更趨嚴重的世界不平等，以及世界應如何回應中國挑戰的思考。 專文導讀： 洪財隆（奧地利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共同推薦： 李宗榮（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 鄭力軒（政治大社會系副教授）

目次 導讀：來自法蘭西的浪漫----皮凱提和他的「經濟民主化」邀請 洪財隆 社會主義快來吧！ 第一部分：邁向另一種全球化 2016-2017 希拉蕊、蘋果與我們 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不平等與經濟學研究 法國右派與歐盟預算準則 男女薪資不平等：19% 或64% 邁向另一種全球化 基本收入還是合理薪資？ 安東尼．艾金森之逝 論法國與德國的生產力 民粹主義萬歲！ 終於民主的歐元區政府 論中國的不平等 歐元區議會會是什麼模樣？ 公有資本，私有資本 第二部分：法國需要何種改革？ 2017年-2018 論法國的不平等 法國需要何種改革？ 雷根十次方 前進的議員們，握緊你們的權力！ 「企 業競爭力與就業振興租稅減免措施」的鬧劇 資本法之檢討 廢除富人稅：一個歷史的錯誤 2018年預算：被犧牲的年輕人 加泰隆尼亞症候群 川普、馬克宏：同一個戰場 2018年，歐盟之年 Parcousup：尚有進步空間 建立聯盟中的聯盟 俄國的資本 六八學運與不平等 「移轉金聯盟」的幻象 歐洲、移民與貿易 社會本土主義，義大利的噩夢 巴西：備受威脅的第一共和 《世界報》與億萬富翁 第三部分：愛歐盟，就要改變它　2018-2020 歐盟民主化宣言 「黃背心」與租稅正義 1789年，債務歸來 美國的富人稅 愛歐盟，就要改變它 印度的基本收入 歐盟與階級對立 中間路線環保運動的幻象 印鈔票救得了我們嗎？ 何為公平的退休金？ 邁向循環經濟 藉經濟正義之力，走出認同衝突 幾種可能的全民退休金制度 否認完氣候問題，又否認不平等問題 社會聯邦主義vs.國族自由主義 法德議會，歐洲財稅正義獨一無二的機會 拯救美國民主的桑德斯 避免最糟的情形 綠色貨幣時代 對抗種族主義，修復歷史 重建國際主義 第四部分：疫情後的世界 2020年末至2021年 全球貧富不均：我們的處境為何？ 美國偶像的崩毀 社會正義時刻 以民主社會主義回應中國的挑戰

◎文／洪財隆（奧地利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2014年底，我因為工作的關係（當時擔任在野黨總統候選人的政策幕僚），奉命到中央研究院聽了一場皮凱提的演講，有幸親炙這位當時正在全球到處巡迴，被主流媒體封為「搖滾巨星級」經濟學者的風采。印象中沒打領帶的他，服裝非常合身（後來知道他穿襯衫時第一、二個鈕釦習慣不扣），果然是一位神采奕奕、充滿自信的法國菁英。 也難怪，才40歲出頭就已名滿天下。皮凱提當天演講的主題，正是他造成轟動的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這是一本篇幅超過700頁，名符其實的巨著。更神奇的是，討論財富集中與所得分配不均（inequality）如此嚴肅的議題，不僅成為久居排行榜上的暢銷書，全球一共賣出超過200萬冊，竟然還是當年度最受歡迎的聖誕禮物。 經濟學相關的書如果只是賣得好並不稀奇。對皮凱提這本書讚譽有加的克魯曼就曾說，皮凱提以一介布衣學者，竟有能耐改變舉世的「話語或論述」（discourse）焦點，促使大家重新且認真看待不平等這個根深蒂固的古老問題，確實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與貢獻。 不過，皮凱提的書讀來並不輕鬆。根據Kindle電子書閱讀的分析顯示，以具有代表性的讀者為例，《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概只被翻看到第26頁。但從這麼多人想要擁有它一事來看，背後顯然具有某種意義。還好另有福音，這本書在2020年被拍成紀錄片並已上映。 皮凱提在對的時間，問了對的問題 儘管對皮凱提的學理分析和政策主張各有看法，但一般都同意，皮凱提的成功決非偶然。他一定是做對了什麼，至少是在對的時間，提問且處理了對的主題。 歷經1980年代的經濟自由化（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為首）、金融創新與國際化，乃至1990年代的全球化等浪潮，強調解除管制與經濟效率，反對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一直都穩居學界思潮主流，並被各國奉為政策指導方針。 這套經濟與政治哲學固然為全球帶來可觀的生產力提升和經濟成長，同時幫助世界各地不少落後地區的人民脫離貧窮，卻也導致不平等現象日益明顯。包括美歐等工業化國家在內，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兩極化的諸多後遺症皆隨之而來。 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顯然是個轉捩點。雖因美國次級房貸（和房地產有關）而起，但各國普受波及，全球經濟更因此連年陷入低迷和衰退。伴隨著政府債務陡升，多數國家被迫採行財政緊縮（撙節）政策，削減福利支出，進一步加劇中下社會階層的困境。後來西方社會民粹主義興起，部分原因應和這場金融危機有關。 當新自由主義步下神壇 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玫瑰花園，慢慢被發現似乎已經難以實現。特別是經濟繁榮、水漲船高之後，中下階層自然就會受益的所謂「涓滴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最先破功。就在這種氛圍之下，新自由主義開始步下神壇，而主流經濟學更是首當其衝，不少學說和主張也連帶受到質疑。 2011年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更是一個重要訊號，一方面透露出人們對公平意識的甦醒，另方面也展現出對既有國家建制（institutions）的不滿。示威群眾攜帶帳棚露宿華爾街這個全美與全球金融中心，喊出「1％的他們」（尤其是高薪董事、經理人等金融肥貓）剝削了「99％的我們」等著名口號，呼籲政府應該做點什麼，改變此一不對勁局面。 掌握社會絕大部分資源，隱身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問題」，從此成為談論分配議題時不可或缺的術語。後來到了皮凱提手裡，更將此一問題意識發揮到淋漓盡致。雖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所傳達的訊息可說相當驚悚。 大意則如下：縱觀人類社會兩百年的歷史數據，資本主義與不平等乃相伴而生，唯有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才遏止此一趨勢，效應則延續到1979年。在那之後，財富日益集中和所得分配惡化的現象再度出現，截至目前甚至未見緩和。換言之，1914—1979年這段期間，不平等的降低只是統計上的極端值或例外！ 以每個社會財富地位後50%的人口為例，他們所擁有財產的整體占比，從1980年代以來即持續下降，目前只剩下不到5％。儘管已經相當微薄，這比例還在萎縮。 「而且此一變化不僅在美國、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皆可看到，在印度、俄國和中國也不例外」，皮凱提在本書《社會主義快來吧》的序文中如此強調。 至於解決之道，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階段，僅提到應課「全球資本稅」，此外並無太多著墨，但也已為後來的主張埋下伏筆。這些主張分別散見於本書的各篇文章裡，最後更透過他的另一本巨著：《資本與意識形態》來集大成。 話說回來，2013年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首先在法國出版時，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戲謔說法是這本書在法國的政經脈絡裡尚不夠左。但在隔年英文版一經問世之後，隨即在英美各地熱賣並引起巨大迴響。不管同不同意他的數據、論述和建議，大家都在討論皮凱提。 所以皮凱提的適時出現，或許剛好成為人們心理投射的目標，集體反映出對公平的渴望或對未來的不安。在這種危疑時代，特別需要聽到堅定的聲音和主張。 還記得就在金融危機之後，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參與過程和成果分享的「包容式成長」（inclusive growth）一詞，即開始大量出現在國內外各種學說文獻和政策報告裡。 這方面談得最好的學者，首推以研究全球化知名的羅德里克（Dani Rodrik），如就學說思潮的光譜，則常被冠以「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另一名同樣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應該也同此歸類。 然而，即使具有強烈的社會關懷，鑲嵌式自由主義仍是自由主義。亞當斯密所強調的勞動分工效率（市場是組織社會的有效方式），和洛克之尊重私有財產權（財產是自由的一種形式），仍是自由主義者的主要立論基調和界線。但對馬克斯主義者而言，這兩者正是產生階級與階級對立的根源。 「現代馬克斯」？「溫和馬克斯」？ 高舉自由主義大旗的倫敦《經濟學人》雜誌，就稱呼皮凱提為「現代馬克斯」（modern Marx）或「溫和馬克斯」（soft Marx）。馬克斯是史上最偉大的資本主義思考者和批判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尤其是資本必然集中之後的利潤率下降與需求不足等）將導致其覆亡，是人類歷史經由衝突、辯證，往社會主義邁進，並終結於共產主義之前的過渡階段。 以前在德國唸書時，有一回拿出馬克斯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主義宣言」來朗誦，真的是氣勢磅礡，頗受震撼。有人形容那文字有如「千軍萬馬，都是討債的聲音」，一種替被壓迫者討回公道的吶喊。所以當向來下筆犀利的《經濟學人》，特別點出封給皮凱提此一稱號絕對是恭維的時候，我毫不懷疑。 除了對他傑出的數據彙整能力與創意表達敬意之外，《經濟學人》也很仔細分析和認真看待他所提出的理論，雖然對他的結論和所開出的處方，期期以為不可。 批評和詰難當然有很多細節，也都相當精采，但關鍵無非只有一個：很多價值之間彼此競爭，並存在魚與熊掌不能得兼的抵換關係（trade-off）。平等固然重要，但並非社會的唯一甚至優先目標，尤其是不能因為一意追求平等而傷害自由。 如果放在比較屬於技術層次的角度來看，則是經濟效率和創新等目標也不能偏廢。更不能忽略全球化和技術變遷（如生產自動化和資通訊科技之大舉躍進）對不平等的負面影響。換言之，複雜的問題，不會只有簡單的答案，而徹底的改變始終是個幻覺。 不過，這種「仁智互見」或「馴化」後的傳統經濟學論調，顯然無法滿足皮凱提的胃口。經濟學，不應該只是讓舒服的人感到舒服的一門學問。 「這些人到底是有多害怕不平等？」 在檢視皮凱提的核心主張之前，先來聽聽看，皮凱提對自己如何形成問題意識的說法。 「我對財富分配這個議題的興趣，始於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夕，然後逐漸清晰、具體。尤其是在1992年隨團參訪莫斯科，看到灰撲撲的街道上，幾乎每家商店都空蕩蕩，然後門口都大排長龍的景觀時，心理浮現一道疑問：這些人到底是有多害怕不平等和資本主義，不然怎會創造出如此一個怪物體制？」（金融時報，2015年） 對皮凱提來說，「財富該如何分配比較好」此一倫理問題，從此盤據在他的心中。長期而言，甚至也會影響整體經濟效率。所以必須下定決心做點什麼，否則日益嚴峻的不平等問題，終將反噬整個社會。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至少當年的他仍宣稱，相信資本主義、私人財產權與市場。畢竟社會仍然需要眾多私營的小規模企業（相當於我們的中小企業），好創造出可觀的就業機會。而且看得出來，此君確實是個很有天分的學者。 另就不平等問題的根源和處方來說，皮凱提和馬克斯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別。馬克斯是個「經濟決定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型態及生產關係早已預示了社會階級兩極化。 皮凱提則指出，問題出在意識形態，尤其是「如何定義所有權和經濟指標」，以及「如何塑造認知或思維方式」，至關重大。 皮凱提常提到，財富累積或價值創造有其「社會過程」，需要公共基礎建設的支持、整體社會的勞動分工，以及經由一代又一代的知識累積而來。然而人們在成功之後，往往會高估自己的能力，同時低估手邊既有的豐厚資源（尤指繼承而來）和運氣成分的角色。 亦即把個人成就，純粹歸功於自身努力與天分的這種論述，乃是皮相之言，卻有助於菁英體制（meritocracy）的維繫，並合理化不公平現狀。 近來哈佛大學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成功的反思》，以及數年前經濟學者法蘭克（Robert Frank）的《成功與運氣：菁英體制的幸運與神話》這兩本書，也都有類似觀點。 另外，針對如何解決不公平現象，皮凱提相信國家仍可扮演重要角色。這裡尤指政府干預與管制等公共政策，尚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這和馬克斯主張唯有訴諸革命一途，才足以根本解決階級問題的強烈政治信念，迥然不同。 經濟民主化作為處方 問題是，什麼樣的經濟體系才足以降低不平等，卻又不會過度傷害其他價值？如何能有共同體意識和集體責任，同時保有個人發展的空間和機會？這顯然沒有標準答案。不過皮凱提倒是很勇敢地倡議「參與式社會主義」，目的即在於「讓權力和財富常態流動」，根本解決財富日益集中必然引發的後遺症，甚至災難。 皮凱提認為，即使是主要歐陸國家在戰後所高舉並實踐的「社會民主」理念，仍不足夠。 社會民主的兩大支柱分別為教育平等與福利國家，雖然頗受世人稱道（政治光譜上中間偏左），但終究仍然無法阻止不平等的擴大（歐洲的不平等呈現方式另有就業／失業，以及公部門支出規模）。所以關鍵應在於「重新思考一切權力支配關係，才能達到真正的平等」。 例如：企業內部應有更好的權力分配和分享模式。這個方向一般稱之為「產業民主」，特指沒有股份的勞工代表，也得以享有企業經營的共同決定權。皮凱提的部分構想，在戰後的德國和瑞典其實已在實施。 皮凱提在本書中也特別提到，就德國的部分，上述改革得以發生的前提要件在於：「1919年與1949年頒布的憲法條文，即已將財產定義為一種社會關係」。再度印證他所強調的定義和論述之重要性。 附帶一提，對社會民主體制的誕生與實踐有興趣的讀者，千萬不能錯過賈德（Tony Judt）的《歐洲戰後60年》與《想想20世紀》等書。 說皮凱提勇敢主要有三個理由。一個是皮凱提並不避諱使用社會主義此一字眼，毫無疑問，一定會先引來不少質疑，甚至驚嚇；另有研究指出，其實不少人根本不喜歡過分單調的平等（和別人相比較），反而更關心如何降低經濟不安和不穩定（和過去相比較）。 最後，以降低不平等做為核心論述架構，並作為全方位的政策評價標準，就我所知應是首見。哪怕有爭議，但極具膽識、見地和前瞻性。涵蓋稅制、環境政策、兩性平權、國家體制、全球化發展，乃至國際關係，皮凱提單憑一己信念竟能架起如此恢弘鉅構，環顧當代的學術圈，特別是在早已不重規範性思考的經濟學界，確屬異數。 在「參與式社會主義」的整套計畫裡，除了人人都能取得各種基本財或服務（教育、醫療、退休金、住房、環境等）之外，另有一項建議教人印象深刻。即「不考慮出身背景，提供給每個人一筆最低遺產」，也就是「全民最低資本」。如能這樣做才比較算是接近立足點平等，並讓每個人擁有真正的公平發展機會。 不過，皮凱提特別強調，不要把「最低遺產或資本」、「最低收入」當作萬靈丹。重點不在於發配金錢，而在於「使人人都能參與社會與經濟生活」。 至於主要財源，無非是稅率高度累進的財產稅和遺產稅，最高甚至可達90％。如果計畫擴大，則必須考慮加入一樣高度累進的所得稅（自由派經濟學者通常比較支持消費稅）和精心設計過的碳稅等稅收。 如此一來，那些「父酬者」們只因繼承鉅額遺產，即能代代享有相對優勢地位的不公平現象，就可以有效獲得緩和。財產權只是暫時性的，皮凱提如此認為或安慰。 要做好歐姆雷（Omelet），必須先打破一些雞蛋。相傳拿破崙曾經這樣說過。讀著讀著，彷彿也已感受到來自法蘭西的浪漫。 這本書是皮凱提在法國《世界報》專欄文章的集結（2016—2020）。以學理做基礎不在話下，幾乎每篇文章都有數據和圖表支持，相當容易閱讀。而且選題豐富多樣，行文則直截了當，並處處顯露機鋒。 對喜歡思考大議題的人來說，這本書的內容本身，其實已經夠精彩。對想繼續探索皮凱提思想脈絡的人而言，本書更宛如是一場不容錯過的盛宴。

社會主義快來吧！ 2020年9月 ◎文／托瑪．皮凱提 如果1990年時有人對我說，我會在2020年出版一本題為「社會主義快來吧！」的專欄合集，我一定會認為這是個爛笑話。當年18歲的我，前一年秋天才在收音機裡聽著共產獨裁政權垮臺、東歐「現實社會主義」崩解。1990年2月，我和一群法國學生組團前往支持剛剛擺脫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政權的羅馬尼亞年輕人。我們在大半夜抵達布加勒斯特機場，接著乘巴士進入被喀爾巴阡山包圍、陰沉且覆著白雪的布拉索夫（Brasov）。羅馬尼亞年輕人驕傲地向我們展示牆上的彈孔，那是「革命」的見證。199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莫斯科，在那裡見到同樣空蕩的商店，同樣灰暗的街道。我成功讓自己成為一場名為《精神分析與社會科學》的法俄聯合研討會的工作人員，還跟著一群不太認識路的法國大學教師們參觀了列寧墓與紅場，那時紅場的俄國國旗才取代蘇聯國旗不久。 生於1971年的我屬於沒有機會受到社會主義誘惑的世代，當我們成年時，又正好目睹蘇維埃主義的徹底失敗。和許多人一樣，1990年代的我比較傾向自由派而非社會主義，像隻驕傲的孔雀，對自己銳利的觀察充滿信心，對年長者與所有懷念舊時代的人抱持懷疑，也無法忍受那些硬是不肯理解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制才是解決之道的人。 只是大家都看到了：30年過後的2020年，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e）已經發展得太過度，而現在的我相信，我們應該思考另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方式，一種新形式的社會主義，它是參與式且去中心化的，具備聯邦精神以及民主主義、環保意識、多元融混與女性主義。 歷史將決定「社會主義」一詞是否已徹底死亡且必須被取代。在我看來，社會主義是救得回來的，我甚至認為在指稱一種替代資本主義之經濟思想時，它依然是最適合的詞彙。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止於「反」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在反的同時，我們更需要「挺」另一樣東西，亦即需要具體指出我們期望建立的理想經濟制度為何、我們腦中的公平社會為何，無論最後決定賦予它何種名稱。近來很多人說當前的資本主義經濟沒有未來，因為它加深不平等並耗盡地球資源。這個說法並沒有錯，只是若沒有明確提出替代方案，當前的制度就會繼續運轉下去。 身為社會科學學者與教師，我的專長是研究不平等的歷史以及經濟發展、財富分配與政治衝突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出版了好幾本相當厚的著作。我也為創建「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貢獻了心力，這是一個參與式的大型集體合作計畫，目標是讓全球各個社會的所得與資產不平等的變遷更加透明。 基於上述歷史研究的啟迪，當然也基於我自己在1990年到2020年間身為一個公民兼觀察者的親身經驗，我在上一本書中嘗試提出一些「形成參與式社會主義的元素」，在本文中我也將簡述其主要結論。不過我必須特別指出，這些「元素」只是踏出第一步的一小部分條件，在集體構思、正反辯論、進行社會與政治實驗的龐大過程中只有微小的貢獻，而這個過程勢必需要時間，也需要我們抱持最謙遜與最堅定不移的態度，因為我們已知道過去的失敗與未來的挑戰有多麼大。 有興趣的讀者亦可在這本新書中找到一些相關思考；本書收錄所有我在2016年9月至2020年7月間於《世界報》（Le Monde）每月刊載的專欄文章，完全未經更動或改寫。新增的只有一些我在《世界報》網站部落格上刊出的圖表、參考資料和補充文字。我要先說明的是，其中有的文章比較不成熟，略有重複之處，在此先請讀者見諒。這些文字充其量只是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笨拙嘗試，想要走出象牙塔與浩瀚書頁，參與城邦的生活與時事的脈動，承受其中的風險。希望寬容的讀者們能在書中找到一些有助個人思辨與行動的線索。 通往平等與參與式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 讓我們從有些人會訝異的一個主張開始。如果從長期來看，我們已經踏上通往平等與參與式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了。沒有任何技術侷限能阻止我們在這條已然開啟的道路上前進，只要世界上所有人都踏出步伐。歷史告訴我們：不平等在本質上是意識型態與政治上的不平等，而非經濟或技術的不平等。 的確，在當前低靡的氣氛下，這種樂觀的看法顯得相當弔詭，不過它反映的卻是現實。長期來看，不平等現象已大為減緩，這主要歸功於20世紀實施的新社會政策與財稅政策。儘管有待完成的事依舊難以數算，事實卻證明，以歷史的教訓為基石，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讓我們檢視一下這兩個世紀以來財富集中度的變化好了。首先我們會觀察到，在整個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前1%最富有的群體在財產總額（亦即扣除債務後的不動產、金融及商業資產總和）之中的占比高得不可思議——這剛好也證明法國大革命所承諾的平等比較是一種抽象的承諾，而非實質的承諾，至少就財富重分配方面是如此。其次，我們會看到前1%最富有群體的財富占比在20世紀大幅減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個群體擁有財產總額的55%左右，現在的占比則接近25%。不過各位會發現，他們的占比仍然是後50%較貧窮人口的5倍之多，因為目前後者擁有的財產幾乎不超過整體的5%（儘管在定義上後50%的人口為前1%富有人口的50倍之多）。最精彩的部分來了：自1980至1990年代以降，這微薄的占比還在萎縮，此一變化在美國、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皆可看到，而在印度、俄國、中國也是如此。 摘要一下：財產的集中（亦即經濟實力的集中）在上個世紀明顯下降，但依然非常嚴重。財產不平等的改善主要有利於「中等資產階級」（亦即介於前10%與後50%群體之間的40%人口），但是對後50%的貧窮人口助益極少。最後，前10%富人在整體財富中的占比明顯下降，由80至90%下降到50至60%左右（仍然很高），不過後50%較貧窮人口的財富占比向來微不足道（見下附圖表）。比起持有的財產，後50%人口的處境在所得方面改善較多（在歐洲，這個群體在整體所得中的占比由不到10%提升至20%左右），雖然我們再次看到，這樣的改善是有限的，也可能再開倒車（在美國，此一占比自1980年代以後便降到不超過10%）。 福利國家，權利平等的推動者 該如何說明這些既複雜又彼此矛盾的變遷？尤其是過去一世紀（尤其在歐洲）所觀察到的不平等的改善，又該如何解釋？除了因兩次世界大戰而摧毀的私有財產以外，我們必須特別強調20世紀許多歐洲國家在法律、社會與財稅制度上實施重大改革所帶來的正面作用。 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便是1910至20年代之間以及1980至90年代之間，隨著教育與醫療投資的成長，退休年金、失能保險給付（pension d’invalidité）以及社會保險（失業保險、家庭津貼、住房補貼等）的發展，福利國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在1910年代初期，西歐國家的公共支出總額僅占國民所得的10%左右，而且這類支出很大一部分是用於和維護秩序、軍隊與殖民擴張有關之高權行為。到了1980至90年代，公共支出總額達到國民所得的40至50%（之後便保持在此一水準），其支出性質主要為教育、醫療、年金及社會移轉性支付。 此一變化讓歐洲國家得以在20世紀建立起某種基本善的近用權平等，所謂基本善包括教育、醫療以及經濟與社會安全；或者說至少在享受基本善的機會上比所有先前的社會更加平等。然而，即便受到預期壽命與求學年限延長等因素影響，各項需求持續增加，福利國家的發展卻自1980至90年代起陷入停滯，證明沒有什麼事是絕對的。以醫療衛生領域而言，最近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公衛危機讓我們苦澀地認識到醫療資源與人力不足的事實。2020年這場流行病危機下的重大議題之一，便是富裕國家究竟會不會繼續朝向福利國家前進，而貧窮國家是否終於能夠加快朝福利國家發展的步伐。 讓我們以教育投資為例。如果不分階段，20世紀初西歐國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國民所得不到0.5%（在美國則稍微高一些，美國當時較歐洲進步）。具體而言，這些支出是用於極度菁英主義且高門檻的教育體系：一堆人能進入人滿為患又經費不足的小學就該高興了，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接受中等與高等教育。教育投資在20世紀成長為原先的10倍以上，於1980至90年代達到國民所得的5至6%，帶來教育部門的急速膨脹。我們掌握的所有材料都顯示，此一變化在上個世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促進社會更加平等之同時，也讓經濟更加繁榮。 相對的，所有資料都告訴我們，即使某個年齡層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大幅增加，過去數十年間整體教育投資的停滯已導致不平等狀況再度惡化，同時導致平均所得成長的速度減緩。就教育資源的取得而言，持續未改善的嚴重社會差距同樣值得注意。這一點在美國尤其明顯，因為家長的所得會強烈左右他們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的可能性（大多數為私立且需付費）。不過相同的情況也出現法國這樣的國家：我們的公共教育支出總額（不分階段）在同個年齡層中呈現極不平均的分布，例如政府分配給菁英或非菁英院校的資源便有天壤之別。大體而言，法國的學生人數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大幅成長（從不過200萬人成長為目前的近300萬人），不過政府投入的經費完全沒有跟上腳步，對一般大學以及短期的技術類院校尤其如此，以致每位學生獲得的經費大幅減少，這是一種不可小覷的人力浪費與社會耗損。 走向參與式社會主義：讓權力和財產流動 光有教育平等與福利國家並不足夠：為了達到真正的平等，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一切權力關係與宰制關係。舉例來說，企業裡應該有更好的權力分配模式。 同樣的，在這方面我們也應該回到20世紀時運作良好的那種方式。在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和瑞典，工會運動與社會民主派政黨已於20世紀中成功建立起一種和股東分享權力的新形式，亦即所謂「共同經營」（cogestion）的制度：受雇員工中選出的代表可在大企業的經營會議（conseil d’administration）之中取得多達半數的席次，即便員工完全未持有公司資本。在此無意過度美化這套制度（在一比一的情形下，決定權永遠在股東手上），只是單純指出關於股東的傳統思維出現了重大轉變。重要的是，這代表假如員工另外持有10%或20%的少量公司資本，或是假設某個地方自治體持有這些資本，那麼即使面對著某位持有極大量股份的股東，多數意見仍然可能倒戈。不過，這套制度當初推行時被各國股東狂罵，也經歷激烈的社會、政治與法律抗爭才得以建立，事實上完全沒有損及經濟發展，而是正好相反。一切資料都顯示，提升平權程度之後，員工與企業的長期策略之間產生更深的連結。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股東的抗拒阻礙了這些規範的普及。在法國、英國與美國，幾乎所有權利都依舊掌控在股東手中。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前，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英國的工黨人士都偏好以國有化為路線的主軸，他們認為以替員工爭取權力分享及投票權為核心的瑞典與德國社會民主派策略太畏畏縮縮。後來在蘇聯共產主義垮臺後，以國有化為主軸的政策規劃也消失無蹤，在1990年代與2000年代，法國社會主義者與英國工黨人士幾乎已放棄所有改革財產制度的想望。十多年前，有人重新開始討論德國—北歐式的共同經營制，而現在正是將這些規範推行到所有國家的絕佳時機。 另一個重點是，改善權力分配的運動是可以持續與擴大推動的。舉例來說，除了所有企業（包括較小型的企業）的員工代表都應該擁有50%的票數，我們也可以想像在一定規模的企業裡，在屬於股東的50%投票權中，單一自然人股東持有的投票權比例不得高於一定門檻。按照這套做法，在一間非常小的公司裡，唯一的股東兼員工可以一直擁有多數票，不過一旦公司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須越來越倚重集體審議。 儘管十分重要，這樣的法律制度改革並不足夠。為了確保權力能真的流動，還必須借助租稅與繼承制度的力量，才能加大財產本身流動的幅度。前面已經看到：50%較貧窮人口擁有的財產微乎其微，在全體財產中的占比自19世紀以來幾乎不曾改善。認為只要等到財富普遍增加，財富就會平均分布，這種想法沒什麼道理：假如真是如此，我們早該看到這樣的變化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贊成更主動積極的解決方案，亦即讓所有人都擁有最低額度的遺產；為了讓大家比較有概念，可以想成讓25歲的人獲得12萬歐元左右的金額（相當於法國目前平均財產額的60%）。這套全民最低遺產制所需的年度支出約為國民所得的5%，其財源可由每年的累進財產稅（課徵對象為扣除債務後的不動產、營業及金融資產）加上累進繼產稅共同支應。 在我看來，這套由財產稅與遺產稅支應的全民最低遺產制在公共支出總額中的占比相對有限。以下也是為了讓大家更有概念：假設討論的是理想的稅制，我們其實可以想像稅收總額相當於國民所得的一半（這個比例與現況差不多，只是稅收的分配可望更妥當，未來也可以考慮再提高），而這些稅收由幾種不同的體系組成：一部分是針對財產與遺產的累進稅制（可帶來約5%的國民所得並支應全民最低遺產制），另一套體系則結合了累進所得稅、社會福利提撥金（cotisation sociale）與碳稅（配合個人碳排放卡〔carte carbone individuelle〕，用來保護低收入及行為有益減碳之人，將力道集中於碳排放量最高的個人，對他們課以重稅），可帶來總額相當於國民所得45%左右的稅收，並支應所有其他公共支出，尤其是所有社會政策支出（教育、醫療、退休年金、社會移轉性支付、基本收入……等等）以及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措施（交通基礎建設、能源轉型、更新房屋隔熱層……等等）。 在此有幾點需要進一步釐清。首先，如果環境政策背後沒有一套全面的社會主義計畫，將減少不平等、達成權力與財產的長期流動以及重新定義經濟指標設為基本目標，我們就不可能成就好的環境政策。重新定義經濟指標是我非常重視的一點：如果我們維持原本的經濟目標不變，權力流動一點用都沒有。所以必須改變的是框架，包括個人層次、地方層次（尤其是個人碳排放卡的推行）乃至全國層次的框架。國內生產毛額應該被國民所得的概念所取代（這代表需扣除各種資本消耗，包括自然資本在內），我們的焦點應該放在分布狀況而非平均值，而那些與所得相關的指標（為建立集體的正義規範所必須）則應該輔以專門針對環境的指標（尤其是與碳排放相關者）。 同時我要強調，全民最低遺產（也可稱為「全民基本資本」）僅占公共支出總額極小的一部分，因為我心目中的公平社會的首要基礎，就是所有人都能取得各種基本善（教育、醫療、退休金、住房、環境等等），使人人都能充分參與社會與經濟生活，而不會僅以發配金錢為已足。不過，如果人人都能取得其他各項基本善，當然包括享有基本收入，此時全民最低遺產制便屬於公平社會一項附加的重要元素。具體而言，相較於一無所有（或是只有一身債務），擁有10萬或20萬歐元的財產會改變很多事。一無所有的時候，我們沒有選擇：不管薪水多寡、工作條件如何都要接受，或幾乎只能接受，因為無論如何都必須付房租並支撐一家生計。只要擁有了一點資產，就能擁有更多選擇：可以有餘裕拒絕某些工作機會，等待好的條件再接受，可以想像自己開公司，或是可以買房子，不再需要每個月支付房租。重新分配財產的同時，我們也有機會重新定義整套權力關係與社會宰制關係。 我也要特別說明，本書提及的稅率與數額只是為了解說之便。有些人認為我規劃對高額所得、遺產與財產課徵80至90%的稅率，實在太高。這點涉及相當複雜的論辯，顯然需要審慎深入的討論。我只想提醒大家一點：20世紀許多國家都採用類似稅率（例如1930到1980年間的美國），而我所取得的所有歷史資料告訴我，當年實施的成效非常好。尤其是這套政策完全沒有阻礙創新，正好相反：美國在1990至2020年間的人均國民所得成長率較之前數十年少了一半（亦即80年代雷根執政時將累進稅率砍半之後）。美國在20世紀的繁榮（更廣泛的說，人類歷史上的經濟繁榮）是靠著教育程度的顯著提升，絕對不是靠著貧富差距的提升。依據我所取得的歷史資料，我認為理想的社會就是所有人都有數十萬歐元在手的社會，也許少數人能擁有好幾百萬，但更高額的財富（上千萬或上億元，甚至數十億元）就只能暫時持有，並且很快就會因課稅而回歸較合理、對社會也較有用的水準。 也有些人認為前述稅率與數額太謹慎保守。事實上，在本書提出的課稅與繼承制度下，出身貧寒、目前繼承不到任何遺產的年輕成年人將可獲得12萬歐元，而目前可繼承100萬歐元的富裕青年則會得到60萬歐元。也就是說，我們離完全的機遇（chance）與機會（opportunité）平等還很遠；機遇與機會平等這項理論原則經常有人主張，卻很少貫徹執行。在我看來，我們可以、也期盼走得更遠。 無論如何，本書列出的稅率與數額不過是做為解說之用，是我們對未來期望建立的理想制度練習思考與討論時的部分成果，而非預先設定要採取的漸進式策略，那是不同社會可以依據特定歷史與政治脈絡去選擇的。舉例來說，在法國當前的脈絡下，大家也許會認為第一要務是實施新版的富人稅（impôt sur la fortune，ISF），其重點在由政府提供財產試算，稽查也將比過去嚴格許多，實施之後，不動產稅（taxe foncière）則可能隨之減少；不動產稅是一種特別重且不公平的財產稅，對所有為了取得第一筆房地產而負債的家庭來說尤其如此。 社會聯邦主義：走向另一種全球化構造 讓我們再清楚地說一次：我們完全可以透過改變某個國家內部的法律、財稅與社會安全制度，逐漸朝參與式社會主義邁進，毋需等待全世界意見一致。而且福利國家的建立與不平等的改善也是如此在20世紀達成的。現在各國也可以一個接一個重新朝教育平等與福利國家進發。德國或瑞典並未等到歐盟或聯合國許可才實施共同經營制，其他國家也可以從現在開始採取一樣的行動。在2017年廢除之前，法國的富人稅稅收飛快成長，證明越來越多稅金出逃者（exil fiscal）的論點無非是一種迷思，也讓我們更確定可以考慮儘快實施新版的富人稅。 由此看來，顯然我們可以走得更遠、更快，採取一種國際主義的觀點，並嘗試在更好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國際體系。大體而言，為了再給國際主義一次機會，必須放下過去數十年來引領全球化發展的絕對自由貿易之意識型態，建立另一套經濟體系，一個以明確且可檢證的經濟、租稅與環境正義之原則為基礎的發展模型。重點在於，這個模型就其終極目標而言必須採取國際主義，在運作方式上則以主權國家為中心，亦即每個國家、每個政治共同體都應該可以決定和其他國家交易的條件，毋需先得到貿易夥伴一致同意。最大的困難在於這種以普世主義為鵠的的主權主義，有時很難與眼下大行其道的國族主義式主權主義區分開來。 在此，我想再次強調如何區分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我認為這會是未來的一項核心議題。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考慮對造成社會傾銷、財稅傾銷與氣候傾銷的國家可能實施何種單邊制裁之前（這些制裁無論如何都必須是可逆且能提高動機的），最關鍵的是向其他國家提出一套建立在社會正義、改善不平等、保護地球等普世價值之上的合作模式。具體而言，我們需要明確指出什麼樣的跨國議會可以負責管理全球的公共財（氣候、醫學研究等）以及財稅與氣候正義之共同措施（對大企業利潤、高額所得及資產、高碳排量課徵的共同税）。這對歐盟來說特別有意義，因為歐盟亟需擺脫全體同意的規則以及各種閉門會議。〈歐盟民主化宣言〉（Manifeste pour la démocratisation de l’Europe）（www.tdem.eu）所包含的各項提案有助我們朝此一方向前進，而2019年創立的法德議事大會（Assemblée parlementaire franco-allemande）（可惜不具實權）證明我們完全可以由一些國家組成的次級團體來建立新制度，而不需要等到其他國家一致同意。 在歐盟以外，這些關於社會聯邦主義的討論也帶來更廣泛的影響。例如西非國家正在試著重新定義他們的共同貨幣，並嘗試徹底擺脫殖民國家的監管。藉這個機會，西非貨幣將可為投資兒少事務及基礎建設為主的發展計畫提供助力（而不再只是為資本流動與富人階層服務）。不過歐洲視角很容易讓我們忘記，西非經濟貨幣聯盟（UEMOA）從好幾個層面來說都比歐元圈更先進。舉例來說，西非經濟貨幣聯盟2008年便已頒布一項指令，對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定共同的基數，並要求每個國家都要採用25至30%的稅率，這是歐盟至今仍無法做出的決定。更廣泛的說，過去十年間全球施行的新貨幣政策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索貨幣手段與財稅手段之間的新平衡，而重新思索的同時，一種比較性、歷史性且跨國的視角同樣至關重要。 朝向具備女性主義、多元融混與普世主義的社會主義 我所謂的「參與式社會主義」建立在幾個支柱之上：教育平等與福利國家；權力與財產的常態流動；社會聯邦主義與永續且公平的全球化發展。依據這其中的每一點，對於20世紀實驗過的各種社會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形式，我們必須毫不妥協的評價其不足之處。 我們也必須特別強調，在上個世紀許多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實踐過程所遭遇的眾多限制之中，有關家父長制與後殖民主義的議題太少得到關注。重點在於，這些不同的問題不能一個一個分開來單獨考慮。這些問題應該被放在一個全面性的社會主義計畫之下考慮，而此一計畫要以社會、經濟與政治權利的實質平等為基礎。 由古至今，每一個人類社會都是家父長制社會，儘管形式有所不同。直到20世紀初為止，歷來所有出現過的非平等主義意識形態裡，男性宰制都扮演著核心且明確的角色，不論是三級社會、絕對私有財產制（propriétarisme）還是殖民主義的意識型態。在20世紀，宰制機制變得更加精緻（但切身程度一樣高）：權利的形式平等一點一滴被建立起來，然而家庭主婦做為社會成就的意識型態也蔚為流行，尤其在「光輝的三十年」。在1970年代初期的法國，將近80%的受薪人口是由男性組成。從這件事亦可看出，經濟指標與指標的政治意義是相當重要的問題。我們太常僅止於指出，「以同一職位而言」，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差距為15%或20%。真正的問題在於女性無法取得和男性一樣的職位。在職涯的終點，平均薪資的差距（此差距將延續到整個退休生涯，還不包括職涯中斷的情形）事實上是64%。如果研究兩性獲得高薪職位的狀況，則會發現事情改變的速度非常緩慢：依照現在的速度，必須等到2102年才能達到兩性平等。 為了加快運動的腳步，真正擺脫家父長制，不論是對企業、政府、大學或是政治集會裡的主管職位，我們一定要制定強制性、可檢驗、附罰則的措施。近來的研究指出，女性比例的提高可以帶動弱勢族群比例的改善，而這些社會弱勢族群目前在各種政治集會中幾乎看不見。換言之，兩性平等應該和社會平等同步前進。 同樣的，性別歧視的問題應該和民族／種族歧視的消弭放在一起思考，尤其在就業機會方面。要達到這個目標，也必須讓集體或個別人民奪回他們在殖民史與後殖民史中應有的地位。近來看到不同族裔的抗議人士痛斥許多歐美城市中依然裝飾著販奴者的雕像，有些人會感到大惑不解，然而了解這段共同歷史的意義是至關重要的。 在法國，太多人不曉得海地在1825年到1950年之間必須償還法國政府一筆為數不小的債務，只為了有權自由生活，並用這筆錢提供奴隸主一筆補償金（根據那個年代的觀念，他們的財產被強奪了）。現在海地向法國主張返還這筆不公不義的貢金，我們很難說他們沒有道理，也很難繼續無限期延宕不去討論這個問題，何況我們到今天還在設法復原兩次大戰期間所造成的掠奪。從更大的層面來看，我們常寧願忘記法國人和英國人廢除奴隸制時總會同時給奴隸主一筆賠償金，卻從來不會給奴隸本人。在美國內戰末期，曾經提過要給過去的奴隸一筆補償（有名的一頭驢和40英畝土地），但他們從來沒拿到任何東西，1865年沒有，一個世紀過後的1965年，當合法種族隔離終結時，他們也沒有拿到任何東西。不過在1988年，二戰時被不當監禁的日裔美國人獲得一筆2萬美元的賠償金。如果現在對種族隔離時期受害的非裔美國人支付同樣性質的賠償金，將是具有高度象徵價值之舉。 儘管如此，關於修復的論辯一定要從普世主義的觀點出發，而為了讓人們對審議規範及共享的正義規範產生信心，這樣複雜且理應進行的論辯是不可或缺的。為了修復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對社會的傷害，我們不能只從無限循環的代間補償出發去思考問題。更重要的是必須看向未來並改變經濟體系，讓它能以降低不平等為基礎，並提供所有人平等的就學、就業與擁有財產的機會，包含不考慮出身背景，提供所有人一筆最低遺產；除了這筆錢之外還可能會有賠償金，如同日裔美國人曾經獲得而非裔美國人理應獲得的那一種。這兩種觀點，修復的觀點與普世權利的觀點，應該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 在國際層次上也一樣。進行關於修復的合理討論，好比海地應獲得的相關補償時，也有必要同時思考一套新的、全民適用的跨國移轉金制度。尤其遇上當前這場流行病危機，也許正可以讓我們思考是否應該讓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有一筆最低健康與教育金，而每個國家都有權可以從全球最富有的經濟主體——好比大企業或擁有高額所得或資產的家庭——所繳納的稅金中取得一部分稅收做為財源。他們的榮華富貴終歸仰賴於某種全球性經濟體系——一部分也仰賴於數世紀以來對地球人力及自然資源無節制的剝削。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實施全球性的調控，以確保這樣的榮華富貴在社會面及生態面上都是可接受的。 最後，讓我強調一項事實，我所謂的「參與式社會主義」不是由上而下的：等新的無產階級先鋒前來施行他們找到的解方，那是無用的。我們提出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為了開啟論辯，絕不是為劃下句點。真正的改變不會到來，除非公民能重新掌握社會經濟議題與各種指標，從而組織集體審議。期盼我寫下的這些文字與以下的篇章能對此有所貢獻。

作者：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 譯者：陳郁雯 出版社：衛城出版 書系：Beyond 出版日期：2021-09-29 ISBN：9789860673494 城邦書號：A1690116 規格：平裝 / 單色 / 36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