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景安 　　 　　以色列在中東國家中多被視為是較為先進、開放且相對民主的，既對性別多元包容友善，同時與西方多國有良好交往。眾所周知二戰期間猶太人所受的屠殺迫害，亦是人類歷史上所惋惜、不齒的一樁慘案。此類想像與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並非是錯誤的，然在此光鮮亮麗的包裝下，吾人更有必要多加去解析、認識以色列（或其盟友）所形塑出此景象下的事實。在討論中東國家時，多數國人對該區域的資訊來源仍較為局限或片面，所取得的資料也多為西方主流媒體所想要傳達之知識。本書作者帕佩教授（Ilan Pappé）於國際學界中東研究上享負盛名，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研究之產出，獲得多數學者之共鳴與推戴。個人淺見以為，帕佩教授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不僅是因其出生、成長於以色列並任教於西方中東研究名校大學；更重要的是，其不懼外界勢力壓迫，勇敢且正直地以以色列學者的身分，依據歷史事實資料客觀地針對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的問題提出精闢之分析與解答。 　　 　　近年國內媒體報導中，偶而不時會見政治人物或評論提及我國應該要多效仿、學習以色列，因兩國的處境相當，均為小國且與不友善的國家（或政治實體）比鄰而居。每當閱讀此類報導，個人或多或少感到些許訝異或感嘆。訝異的是，提出此類論述的專家是否真的對以色列的建國脈絡、發展過程、政治實踐以及對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有足夠的瞭解？感嘆的是，若這些專家對以國的歷史脈絡真有深入瞭解，又怎麼會要我們學習以色列呢？若真要比較兩國之處境，除兩國皆為小國且被不友善對手圍繞或鄰居外，然若檢視兩國其他面向，所見乃大相逕庭之對比。舉例而言，從歷史方面來看，我國建國歷程並未持續將原生於所欲建國土地之住民，大規模地以驅逐（例如：巴勒斯坦難民）、侵占（例如：屯墾區）或殘忍不人道（例如：轟炸、虐待等）之途徑對待；在外交方面來說，我國亦未能如以國獲西方強權美國的幾近百分百的政治與軍事支持，也因此不能期待於緊要關頭時獲得如國際強權對以國之奧援；就軍事方面而論，我國已改採四個月針對男性的募兵制，以國則是維持全民皆兵無論男女至少兩年的徵兵制。更重要的是，我國未持有核子武器，且我國與對手乃處於一不對秤實力賽局中相對弱勢的一方；最後，從政治方面觀之，即便兩國皆與不友善的國家或政治實體鄰居，然我國所面對的是世界上第二強大僅次於美國的對手。因此，此類呼籲我國需多效仿以國之論述，實為是在國情基礎上的不對等比擬，或是驅使我國政府及國人邁向道德仁義不健全之路的倡議。試問，難道我們要忽略因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而產生的上百萬巴勒斯坦難民，以及至今仍未能安身立命、漂泊受屈的巴勒斯坦人們，而去學習這樣途徑下所生成的所謂進步與發展嗎？（在此強調，個人對二戰時納粹屠殺下所受迫害的猶太同胞情事亦未能苟同；然這不應是可合理化日後受迫害民族轉而對其他民族不義之舉的一項說詞。） 　　 　　許多人針對巴以衝突之認定，仍停滯在這是一場宗教或民族間對峙的說法，即所謂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對抗，或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世仇。然處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應對這類粗淺的宗教、民族致使衝突的論述有所改觀，而須進一步去釐清兩者間衝突之根本脈絡原因。本書某種程度上對於大眾關於以色列的十項普遍不明確的瞭解，但被廣為傳述的「神話」進行了完整的解構及講述。從以國在「應許之地」上建國前該塊區域的情形概況，到日後對於巴以兩方之過度妖魔化或神格化，以及未來雙方間的展望，做出了一系列系統性的解釋。若真的希望能夠對此近八十年的衝突有更深刻的認識，個人在此強烈推薦帕佩教授這本《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大作，也深信此本書無疑是一本瞭解巴以關係的重要基石。最後，誠摯希望巴以雙方間於不遠所能見的未來達成一個和平的共識，也願該區域百姓除能免去其所背負的莫須有之無妄指謫原罪，亦能不再受不義之舉的迫害。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文／包修平 　　 　　台灣出版市場已有不少介紹以色列的專書，[1]一般來說，對以色列的描述大致有三種形象：一、以色列蘊藏深厚的宗教、歷史及文化底蘊，如耶路撒冷是三大一神信仰者及旅行者必訪之地。二、以色列是台灣學習的模範，特別是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復國」之後，多次遭到周邊阿拉伯國家的圍剿，但以色列憑藉堅強的生存信念，奇蹟式擊敗阿拉伯聯軍，樹立以小博大的榜樣。三、以色列的科技創新及教育方式經常為台灣菁英們所稱道。然而，商周出版的《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Ten Myths About Israel）可謂是顛覆了上述外界所賦予的以色列形象。 　　 　　作者帕佩（一九五四— ）是個出生在以色列的猶太人，父母親在一九三〇年代為了逃避納粹德國的迫害，移民至在英國當時所管理下的巴勒斯坦。帕佩曾在以色列海法大學任教，現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巴勒斯坦研究歐洲中心（The European 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的主任。他在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學術自傳《離開體制：在以色列爭取學術自由》（Out of the Frame: The Struggle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Israel）提及他在二十八歲之前，是以色列堅定的擁護者。他在高中畢業之後，加入以色列國防軍，並在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期間，被派駐至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監視敘利亞軍隊的動向。然而在帕佩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思想逐漸出現變化，轉為質疑以色列建國的合法性。[2] 由於帕佩的立場鮮明，屢遭以色列官方、學界及民間的譴責，被標籤為叛徒或是「自我憎恨」的猶太人（Self-hating Jews）。[3] 在面臨龐大壓力下，帕佩在二〇〇七年選擇離開家鄉，到英國任教。[4] 　　 　　帕佩在以色列歷史學界被稱為「新歷史學者」（New Historians），與之齊名的還有施萊姆（Avi Shlaim，一九四五— ）與莫里斯（Benny Morris，一九四八— ）。這三位學者在一一九八〇年代，藉由以色列軍事檔案的開放，得以重新檢視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的本質。例如莫里斯發現一九四八年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並不如傳統以色列官方所說，是因為巴勒斯坦人的自願出走，或是阿拉伯領導人要求巴勒斯坦難民離開家園，實際上是戰爭本身所導致的結果。[5]施萊姆則解構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戰爭的諸多迷思，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發現當時外約旦國王曾經在開戰之前，與以色列政府達成口頭協定，密謀瓜分巴勒斯坦土地。[6] 　　 　　帕佩的代表著作《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重新建構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的歷史。他根據以色列軍事檔案、以色列領導人日記與書信等一手資料，發現猶太領導者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已經制定一套驅離巴勒斯坦人的軍事計畫，並在一九四八年期間執行。最終，猶太軍隊摧毀了五百三十一座巴勒斯坦人的村落，並清空十一座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市，其結果導致近八成的巴勒斯坦人被迫成為難民。[7] 　　 　　該書出版後，帕佩成為解構以色列建國神話的領航人物。在此之前，英文學界多半傾向接受傳統以色列史學，即猶太復國主義史學（Zionist Historiography，猶太復國主義亦譯為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史學興起於十九世紀晚期，具備有「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及「阿利亞」（Aliyah）兩個基本概念。「以色列之地」係指猶太民族的土地。三千年前，該概念指稱猶太人曾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但在公元七〇年羅馬人強制驅離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並摧毀其聖殿後，猶太人展開長達一千多年的離散歷史。[8] 對於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既使猶太民族不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離散的猶太人仍對這塊土地享有主權。如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會使用「拜占庭時期下的以色列」、「十字軍東征下的以色列」或是「鄂圖曼時期統治下的以色列」，藉此強調過去一千多年以來，以色列之地的概念持續存在。[9] 至於「阿利亞」原本是宗教意涵，係指在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徒登上聖殿山崇拜上帝。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者將阿利亞引申為離散的猶太人移民至以色列之地的行為。[10] 　　 　　帕佩從小接受猶太復國主義史學觀的洗禮，對於以色列建國歷史與價值堅信不移，但在英國求學期間，逐漸擺脫其意識形態。帕佩在這二十多年來，發表許多挑戰猶太復國主義史學的文章及書籍。[11] 他經常在世界各地演說，試圖扭轉大眾對以巴問題的傳統認知。整體來說，帕佩的核心觀點指出當前西方大國主導的「兩國方案」無助於解決以巴問題，真正問題在於猶太復國主義本身，為了建立以猶太為主體的民族國家，以色列政府、學界、媒體、軍方與非政府組織建構了一套「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論述，讓歐美社會對巴勒斯坦人的整體認知受到影響。帕佩認為這種認知並無助於促成以巴之間的和解。[12] 另一方面，帕佩建議世人應跳脫現實主義的角度，以人道立場重新檢視以巴問題，例如將以色列視為「屯墾殖民者國家」（Settler colonialist state，本書譯為「定居殖民主義國家」），而巴勒斯坦人則是從事「反殖民鬥爭」（anti-colonialist struggle）。[13] 　　 　　帕佩表示既然以色列是個屯墾殖民者國家，兩國方案已經無法替以巴雙方帶來真正的公義與和平，因此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唯一解決以巴衝突的辦法。[14] 至於如何達成去殖民化目標，他建議以色列政府必須承認一九四八年期間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種族清洗罪行，同時要真誠處理占領區內的猶太屯墾區、巴勒斯坦難民返鄉權，以及以色列境內與占領區內巴勒斯坦人爭取對等權益等核心議題。[15] 對於帕佩來說，一國方案是去殖民化的最終展現。換句話說，在一個世俗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享有對等權利，不再有種族隔離的問題。[16] 帕佩強調一國方案是建立一個雙民族國家，兩個民族（指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擺脫種族中心主義思維，重新解釋歷史並且擁抱受害者不再受到結構性的傷害。[17] 　　 　　《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可說是帕佩對以巴問題的研究精髓。該書引用嚴謹的學術著作，破除大眾對於以色列的十種迷思，例如書中提及巴勒斯坦是無主之地嗎？猶太人真的在西元一世紀時離開家園嗎？猶太復國主義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為何？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嗎？兩國方案真能解決以巴問題？也許帕佩在書中的觀點讓不少人感到驚世駭俗，或者他提出以巴和解的理念又過於異想天開，不過若能仔細研讀書中的內容，並檢視其引用的文獻資料，或許下次新聞報導「以巴衝突」時，讀者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兩方會有不同的思考模式。 　　 　　本文作者為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巴勒斯坦研究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開設世界史、現代中東歷史及現代巴勒斯坦歷史等課程 　　 　　 　　 [1] 「2018寒假閱讀節 閱讀神之國以色列」書展書單，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0/relfile/37525/7570154/91a8ee71-2e65-4d7f-b17f-f8e88cffd9e7.pdf。 　　 [2] Ilan Pappé, Out of the Frame: The Struggle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Israel （New York: Pluto Press, 2010）, pp. 13-16. 　　 [3] Blair Kuntz, “A Threat From Within: A Century of Jewish Opposition to Zionism,” MELA Notes, No. 80 （2007）, p. 78. 　　 [4] Ilan Pappé, Out of the Frame: The Struggle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Israel, pp. 162-163. 　　 [5] Benny Morris, The Br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 　　 [6]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 　　 [7]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Oneworld, 2006）, p. xiii. 　　 [8] Nur Masalha, Palestine: A Four Thousand Year History （London: Zed Books, 2018）, p. 6. 　　 [9]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Memory, Vol.7, No.1 （Spring-Summer, 1995）, p. 48. 　　 [10]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Memory, Vol.7, No.1 （Spring-Summer, 1995）, pp. 48-49. 　　 [11] 帕佩的學術成果請見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iais/staff/pappe/。 　　 [12] Ilan Pappé, “Deterrorising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struggle: the roadmap to peac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2（2）, （2009）, pp. 127-146. 　　 [13] 帕佩將以色列視為「屯墾殖民者國家」的論述請參見Ilan Pappé, Israel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9-13；Ilan Pappé, The Biggest Prison on Earth: A History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7）, pp. 1-8；Ilan Pappé （ed.）, Israel and South Africa: The Many Faces of Apartheid （London: Zed Books, 2015）, pp. 1-20；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London: Verso, 2014）, pp. 1-13；Mustafa Abu Sneineh, “Interview: Ilan Pappé: How Israel turned Palestine into the biggest prison on earth,” Middle East Eye, 24 November 2017,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interview-ilan-pappe-how-israel-turned-palestine-biggest-prison-earth。 　　 [14] Ilan Pappé, “Revisiting 1967: The False Paradigm of Peace, Partition and Parity,”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3（3-4）, 2013, p. 350. 　　 [15]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430; Ilan Pappé, “The State of Denial: The Nakba in the Israeli Zionist Landscape,” in Antony Loewenstein and Ahmad Moor （ed.）, After Zionism: One State for Israel and Palestine （London: Saqi Books, 2012）, p. 50;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ed.）,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I.B. Tauris, 2010）, p. 430. 　　 [16] Omar Barghouti, “A Secular Democratic State in Historical Palestine: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Ethical Decolonisation,” in Antony Loewenstein and Ahmad Moor （ed.）, After Zionism: One State for Israel and Palestine, p. 244. 　　 [17] 原文為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along non-ethnocentric, polyphonic lines and would embrace the suffering of those who have been victimised by the structures of evils in the land” 請參見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ed.）,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p.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