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令北　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種族主義始終是個複雜難解的問題，而種族歧視思想，雖聞不到、摸不著，但卻如鬼魅般，游離飄盪於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久久不能散去。猶記昔日在美國修讀「非裔美國人史」討論課時，授課老師在首堂課，即拋出「先有種族主義？還是先有奴隸制度？」的命題，並以此做為整學期課程的思考主軸。 　　 　　種族主義與奴隸制度究竟何者在前？何者在後？此看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向來引發美國歷史學者不同的見解。奴隸制度存在於美國兩百四十餘年，但遲至二十世紀初，始初見對此制度有較嚴謹的學術研究，至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全面開展，美國歷史學界對奴隸制度、種族主義、內戰前的南方社會以及黑白族群等議題的研究，取得具體的成果，一舉將「非裔美國人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提升至如類似美國外交史的專史研究領域層級，進而成為一個學門，如多所美國大學所設立的「非裔美國人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在學術界興起一股非裔美國人研究之時，種族主義與奴隸制度的關聯性，成為研究熱點之一。在眾多專論中，最受學界矚目的當屬已故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得主艾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 1916-2013），於一九七五年所出版的《美國奴隸制與美國自由：殖民時期維吉尼亞的考驗》（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一書。該書由微觀的角度，以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永久殖民地維吉尼亞為分析對象，說明美國奴隸制度究竟從何而來。根據摩根教授的研究分析，維吉尼亞殖民地在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勞動力，分別歷經美洲原住民、英國白人「契約工」（indentured servants），以及非洲黑奴等三階段，各階段勞動力轉換的主要考量，是實際土地開發所帶來的壓力與經濟利益，而非種族主義。換句話說，以摩根教授的觀點，單就維吉尼亞殖民地而論，顯然奴隸制度在前，而種族主義在後。 　　 　　摩根教授的觀點有其扎實的論證基礎，但若套用至整個美國社會，則未見合適，而《生而被標籤》這本書或可針對「種族主義與奴隸制度究竟何者在前」的命題，提供不一樣的思考方向。作者伊布拉．肯迪（Ibram X. Kendi）曾任教於佛羅里達大學歷史系，他以宏觀的角度，以十五至二十一世紀為時間軸，運用編年敘述的方式，詳細分析了種族主義的由來、種族歧視思想與奴隸制度的關聯性，以及奴隸制度瓦解後，種族主義卻依然盛行等重要主題。他認為種族歧視思想並非自然生成，也非來自於無知或仇恨，而是社會菁英階層及掌權者的刻意為之，因此種族主義主導了奴隸制度的建構過程，與先前摩根教授的論述，有明顯的差異。 　　 　　肯迪教授以大歷史的架構來討論美國種族歧視思想與種族主義，其實是有相當風險的，因為此種論證模式，往往囿於篇幅的限制，導致整體論述陷入掛一漏萬或掛萬漏一的困境，不過肯迪教授不追求化繁為簡的寫作模式，而以完整的文字敘述說明這段大歷史，深度廣度兼具，也因此該書英文原著高達六百頁，遠超過一般學術專論規模，然肯迪教授文筆甚佳，歷史敘事明確，事證分析具體，所以無論就頁數或內容論述，稱《生而被標籤》為一本巨著，實不為過。 　　 　　欲解釋十五至二十一世紀種族主義的歷史發展並非易事，《生而被標籤》以五位歷史人物為基本架構，將時間軸線切割成五個時期分別討論。肯迪教授挑選的這五位歷史人物，分別為清教徒牧師柯頓．馬瑟（Cotton Mather）、獨立宣言起草人及第三任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內戰前北方的知名報人及廢奴運動健將威廉．蓋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哈佛大學史上第一位非裔博士與早期民權運動領導人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以及一九六○年代美國社會及民權運動活躍人士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Y. Davis）。這五位對種族及種族歧視的解釋與立場各有不同，肯迪教授以此五人做為書籍的章節架構，主要目的並非為他們做傳，而是以此五人為圓心，畫出美國自古至今的五個種族主義大圓圈，而這五個圓圈所形成的交集，就是美國種族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不變特性──人為操弄。 　　 　　《生而被標籤》由十五世紀葡萄牙人至西非殖民開始談起，一路延伸至美國歷史各發展階段，肯迪教授透過生動的歷史敘述，深刻描繪葡萄牙人為掠奪資源，如何利用自身優勢，強壓非洲族群。葡萄牙人此舉讓其他從事海外擴張的西歐國家紛起效尤，英國人在殖民北美洲時期，清教徒牧師將歐洲人的掠奪行為冠上宗教色彩，將種族歧視行為進一步合理化，及至美國獨立建國，各時期的政治人物早已將種族主義內化為個人意識型態。十九世紀初美國白人認知到非裔美國人的問題，但解決方式卻是謀畫將國內非裔人民集體送回非洲，讓美國成為白人的專屬國度。濃烈的種族主義氣息瀰漫全美國，無怪乎法國學者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遊歷美國後，於其一八三五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書中，感嘆美國種族主義不分南北，北方雖已取消奴隸制度，但其種族偏見更甚於南方蓄奴各州。托克維爾眼中種族主義的美國，並未因內戰結束，黑奴解放而有所改變，因為內戰不是一場思想革命，它改變的僅是非裔族群的法律地位，而非白人主政者及政治人物腦袋內根深柢固的種族思想。 　　 　　種族歧視思想與種族主義在美國社會牢不可破，所引發的論戰，自然也不少。肯迪教授將歷來參與論戰的人士，區分為三派：一派支持種族主義，由「隔離主義者」（segregationist）所組成；另一派結合「反種族主義者」（antiracist），堅決反對種族主義；第三派別則主張黑白種族融合，是為「同化主義者」（assimilationist）。在肯迪教授看來，「同化主義者」與「隔離主義者」看似不同，但「同化主義者」向來主張對非裔族群最好的政策，就是協助他們融入白人體系中，如此訴求與做法，何嘗不是另類的種族主義？「隔離主義者」與「同化主義者」貌似歧異，但俱為種族歧視思想作祟的結果，主觀認定「白優黑劣」，兩派人士運用其學識優勢，形塑出符合白人利益且看似合理的種族理論及政策，再聲稱一切就事論事，自己不具任何種族歧視思想。 　　 　　肯迪教授藉由詳細的歷史敘述，具體回應了美國種族歧視思想與種族主義何以形成的命題。肯迪教授否定了所謂「無知或仇恨形成了種族主義，進而造成種族差別待遇」的說法，他由大歷史的角度，認為應該是「基於私利的人為種族差別待遇，建構了種族主義觀念，進而導致種族間的相互仇視及對種族問題的無知態度」。簡言之，肯迪教授認為美國的種族主義源自於人為的操弄，決非自然形成，書中雖並未特別強調人人生而平等的要義與歷史淵源，但肯迪教授表示，每個族群都有表現優異與表現落後的份子，刻意凸顯某個族群的表現優異或落後者，並將此族群整體標籤化，正是美國種族問題的癥結所在。 　　 　　然如何削弱並清除種族主義？肯迪教授坦承，對抗種族主義雖非如違逆自然定律般的不可為，但卻困難重重。昔日曾要求白人讓步，主動犧牲經濟利益以消弭種族主義，達成黑白平等的訴求，在肯迪教授看來並不正當合理，因為白人的財富並非靠掠奪非裔群體而來；非裔資本家的出現，也非依賴白人所致。此外，早期民權運動領袖布克．華盛頓（Book T. Washington）所宣揚的非裔族群先追求自我提升，再爭取白人認同，進而達成黑白平權的論調，肯迪教授亦不表認同，因為徵諸歷史，非裔人士即使在美國社會有所成就，依舊擺脫不了種族歧視的桎梏，種族歧視力道的強弱，與非裔同胞社經地位高低無關。然而，透過教育是否可能改善種族歧視現象？肯迪教授表示悲觀。他不認為教育能有效清除美國的種族主義，因為每當舊種族主義看似即將沒落之際，新的種族觀念與理論迅速繼之而起，不斷推陳出新，而既有教育體制的調整，始終跟不上種族主義的更新速度。肯迪教授表示，既然種族主義是人刻意為之，其最有效的解決方式，端賴於政府主事者與社會權力階級，有無意願和決心跨越自私的門檻，開誠布公接納種族的多樣性，心悅誠服接受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 　　 　　對身為非裔的肯迪教授而言，《生而被標籤》不僅是一本探究種族主義在美國發展、轉變與辯論過程的歷史專論，更是一本自我審視、自我解脫的覺醒歷程。肯迪教授坦言，以往他自己也深受傳統種族主義觀念的影響，認為美國的種族問題，來自於有問題的非裔族群，但透過本書的撰寫，他徹悟非裔同胞們唯一的問題，就是盲目接受白人的種族觀，認定自己有問題，而非裔同胞表現機會較其他種族少，不在於非裔同胞才智能力不足，而是在長期人為的種族主義壓迫下所致。肯迪教授無意藉《生而被標籤》這本書教化種族主義者，因為他不認為任何邏輯、理論或書籍能改變他們，但此書在解析美國種族歧視思想與種族主義起源的過程中，確讓吾人警醒人類思想何以會有此陰暗面？何以有些種族或團體會被貼標籤？而誰又賦予這些貼標籤者權力，並允許其恣意妄為？期待這些反思能匯集成一股實踐力量，將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具體落實於人類社會中。 　　 ◎文／嚴震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書的英文書名乃是「生而被標籤」或是「自始就被印上標記」（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與一般我們在社會學或政治學使用的兩個名詞「標籤化」（stereotype）及「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略有出入，但基本上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以貌取人，特別是用膚色來做為判斷的標準。諷刺地但也不意外地是，「生而被標籤」這個名詞出自於南北戰爭期間南方邦聯（Confederate States）的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Davis）對黑人較白人低等的看法，他認為兩者之間的不平等，是從出生時就是如此，因而有「生而被標籤」的說法。 　　 　　美國在二○○八年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時，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終於走入「後種族社會」（post-racial society），實現了金恩博士在「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演說中，期許所有美國人都應該「生活在一個不被膚色、而是用內涵來評價他們的國家」（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的呼籲。 　　 　　事實上，歐巴馬並非美國黑奴的後裔，他的母親是堪薩斯州的白人，因此他的膚色並非黝黑，且跟在都市貧民區長大、周遭滿是貧窮、犯罪與毒品的大多數黑人不同，他不僅是在印尼及夏威夷度過童年，同時還是由白人的外公、外婆帶大。此外，他擁有長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及哈佛大學的學位，並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書，因此完全缺乏黑奴後裔的生活經歷。然而，他的當選並沒有讓美國走入後種族社會，反倒是在任內出現了無數執法單位對黑人使用暴力的事件，並導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社會運動的盛行，這些或許是白人社會的某種反彈，但無論如何，種族歧視並未因此消失，反而更加嚴重，這或多或少說明為何一位「白人至上」的川普在二○一六年能贏得總統大選，並且在上任後持續使用種族歧視的語言來爭取基本盤的認同。 　　 　　如果我們對美國的種族歧視為何持續難以理解，本書或許能夠為大家解惑。作者肯迪教授（Ibram X. Kendi）的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在第八頁中賦予種族主義的定義，「認為某一種族族群，在任何方面比另一個種族族群低劣或優越的任何觀念。」這個看似簡單的概念，其實不限於那些惡意歧視另一族群的本土主義者，還包括那些不知不覺的善意種族主義者，也就是本書所謂的同化主義者（assimilationists），因為同化就意味著一個占劣勢種族有機會能學習，甚至是融入占優勢種族的文化。真正的反種族主義者則是此立場之外的第三個看法，也是本書所堅持的立場，就是所有的種族是一律平等，不得有任何差別的想法。 　　 　　本書從殖民時代開始追溯美國的種族關係，並且以五位重要歷史人物對種族主義的觀點和其親身的政治參與為背景，讓讀者能夠對美國的種族問題、特別是背後的三個理論觀點所帶出來的矛盾與討論，有充分及客觀的認識。事實上，肯迪並不是僅介紹這幾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但也對他們所處時代的整段歷史及同一時期相關的政治人物及種族主義的論述，都有清楚的介紹。旁徵博引，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也讓讀者對美國種族關係的歷史發展，有較為客觀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