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衛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觀察家報》、《星期日郵報》2016年度十大好書 ★知名書評網站 Five Books 2016年度最佳哲學書 ★美國國家書評獎、英國庫伯獎雙料桂冠得主最新力作 ★阮若缺│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葉浩│哲學星期五資深志工／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專文導讀 二戰前後的歐洲風起雲湧，眾哲學家用盡生命演出一場哲學饗宴，他們的思想如此精彩，他們的故事更是趣味橫生、歷久不衰！ 人生，就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 身處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主義的誕生與殞落， 而如果你是個存在主義者，眼前這杯杏子雞尾酒，就能讓你大談哲學和自由。 本書講述了存在主義的源起，由「存在主義天王天后」沙特和波娃領銜主演，牽引出當代學術圈中的朋友和對手——卡繆、海德格、胡塞爾、雅斯培和梅洛龐蒂等才華橫溢的哲學家輪番出場。直至今日，他們的哲學讀來依舊發人深省，只因為它攸關生命。 存在主義帶來的不只是哲學的變革，更是一場席捲全世界的革命，戰後的六八學運、反殖民、女權運動等等追求自由、民權的解放呼聲，再再都留下了現代存在主義的烙印。 莎拉．貝克威爾巧妙交織了傳記、哲學思想、歷史、文化分析和個人省思，帶領讀者踏上這段生動而有趣的旅程，與哲學家和他們的朋友們一同經歷這場令人著迷的思想運動。 【好評推薦】 「因為聚精會神看一本存在主義的書而錯過了公車站，這種事不常有，可是就發生在我身上。我是在埋首閱讀莎拉．貝克威爾的《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沙特、波娃、卡繆、海德格等人的故事，讀來奇特、有趣而具說服力。如果這本書不能獲獎，我會把這份稿子吃掉。」 ——《星期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本書把傳記、哲學、歷史、文化分析和個人省思結合起來，出人意料地好讀。」 ——《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帶我們回到往日……那時候哲學和哲學家都性感、迷人而驚世駭俗；那時候感性和學識相互交融。……作者向我們展示存在主義者的一些想法如何令人著迷，而他們本人的生活，又如何引人入勝而往往令人驚訝不已。生動而幽默的軼事，與繁複哲學概念的清晰持平解說結合起來。……婉約動人、敏銳而公正。」 ——《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奇異、有趣、清晰而滿腔熱情。……沒多少作家能像貝克威爾那樣，如此善於用明白易懂的文筆解釋複雜的概念。」 ——《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 「書中滿載的知識絕非泛泛，再加上一群奇特的人物，只有哲學家齊聚一堂才能帶來這樣的盛況。筆下透露著絲絲情感，即使令人畏懼的海德格，他的荒謬作為也被看成人性的一面。」 ——《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莎拉．貝克威爾學有專精，講述存在主義的故事勝任愉快。……她文筆甚佳，筆觸輕盈而深具英式幽默。……貝克威爾是了不起而能抓住微言精義的老師。她講解現象學的奧秘，清晰簡潔，跟我在法國大學教室裡聽到的任何解說一樣精采。有關存在主義對英語世界的文化衝擊，本書提出令人讚嘆的洞見。……貝克威爾表明，這些問題在今天的重要性不下於以往任何時期。」 ——《衛報》（The Guardian） 「饒有興味的敘述。」 ——《書商》雜誌（The Bookseller） 「〔貝克威爾〕年輕時興致勃勃的自我，以及她歷經成長後變成的觀點持平的作家，攜手寫成了這本書。……這部著作滿載溫情而慎思明辨。……貝克威爾寫的不是教科書，但如果要找一部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教科書，我建議以這本書取而代之。她別具本領，能透過精選的原著引文，結合自己的解說，把主要概念具體表達出來。她這本書是茂密哲學叢林裡開出的一片天地，很少人有那種能力或意志，可以自行探索這個茂林。」 ——《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一本出人意表的精采好書。……有趣而饒有興味，……賞心悅目而妙趣橫生。」 ——《旁觀者》雜誌（The Spectator）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以嶄新觀點去看一度被視為過時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滋長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貝克威爾女士的文筆富吸引力而卓越出眾：她不是從全知作者的觀點扮演評論家、傳記作家或導遊的角色。」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信心滿滿地闡明艱深的哲學概念，配上興味十足的寫作風格。我想不出能在哪裡找到更好的現代思想史導論。」 ——《每日新聞報》（Newsday） 「對哲學的了解，不能跟界定這種哲學的人生分割開來。全書對這個問題提出令人驚喜而富人文內涵的回應：存在主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筆法靈動，也讓你腦筋動起來。」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貝克威爾還記得，最初閱讀存在主義者的著作時，吸引她的是他們的理論而不是他們的個人事跡；她現在卻寫道，如今想法改變了：『思想是有趣的，但人更是有趣得多。』她的讀者可真幸運，本書兼備這兩方面的豐富內容。」 ——《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 「生動而敏銳……以清新、令人精神煥發的觀點，去看複雜的思維及其獨特的時地背景。」 ——《科克斯書評》雜誌（Kirkus Reviews） 「貝克威爾出色地講述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描述了那些哲學家的不平凡生涯：他們的人生和著作，專注於『如何對自己負責而時刻警覺』以及『人生在世的身分、目的和自由等問題』。透過生動的人物刻劃，以及對縝密哲學概念清晰精練的解讀，貝克威爾把存在主義的故事嵌入了『歐洲整個世紀的故事』，戲劇性地把真誠性、反叛、自由和責任等中心議題的論辯呈現出來。」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功力不凡……嚴謹而清晰……向會思考的人極力推薦。」 ——《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 「貝克威爾繼有名的蒙田（Montaigne）研究之後……接著而來的這部著作，對存在主義和它的主要思想家作出生動評述。……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描述一群充滿激情的思想家，並指出他們今天仍然攸關重要。」 ——《書單》雜誌（Booklist）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內容全面而異常豐富，莎拉．貝克威爾在書中帶引我們認識那些跟存在主義關係最緊密的人，『透過他們的思想看他們的人生，又透過他們的人生看他們的思想』……在貝克威爾眼中，這些人物『處身一家又大又熱鬧的思想交流咖啡廳』。他們的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們關心，不是因為他們所作決定的對錯，而是因為他們探索人類真正面對的問題。它講述二十世紀的一個主要思想運動，出奇地好讀，包含豐富的傳記資料和洞見，並指出這一切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 ——《書頁》雜誌（BookPage） 「生動、充滿溫情而令人著迷的一部思想史。」 ——《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 「本書巧妙地講述了存在主義的社會及文化環境，引人入勝，文筆甚佳， 帶引眾多讀者發現沙特、波娃和梅洛龐蒂等人……貝克威爾使重大而複雜的哲學概念變得振奮人心；因此她值得讚賞，她的書很值得一讀。」 ——《舊金山紀事報》（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莎拉．貝克威爾在這部富啟發性而妙趣橫生的研究著作中講述了那一群思想家和他們的追隨者，……她認為廣義的存在主義運動，啟發了女性主義、同性戀平權觀念、反種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其他激進運動的思潮。看來喝著幾杯雞尾酒，足以引來出人意表的事。」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不要因為那麼輕鬆的一個書名而不屑一讀。莎拉．貝克威爾的《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繪畫一幅集體人像，其中包括胡塞爾、海德格、沙特、波娃和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活躍的『歐陸』哲學家。本書以深刻的思辯和富於同情的觀點，讓我們看到這些思想家如何叫人興奮。它令人欲罷不能。我看完最後一章若有所失，幾乎要跑去斯特蘭德書店（Strand Bookstore），去看看他們有些什麼梅洛龐蒂所寫的書。」 ——羅林．史坦因（Lorin Stein），《巴黎評論日誌》（Paris Review Daily）

場次 第一幕 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第二幕 回到事物本身 我們遇上了現象學家 第三幕 來自梅斯基希的魔術師 海德格現身，讓我們對存在大感迷惑 第四幕 常人與內心呼召 沙特惡夢連連，海德格思前想後，雅斯培慌張氣餒，胡塞爾振臂高呼 第五幕 啃嚼開花的杏樹 沙特用心描述一棵樹，波娃讓概念活了起來，梅洛龐蒂身處中產階級圈子 第六幕 我不想吃掉我的手稿 危機乍現，兩度英勇搶救，戰爭爆發 第七幕 從淪陷到解放 戰爭延燒，卡繆現身，沙特尋獲自由，法國解放，哲學家過問世事，所有人都想去美國 第八幕 衰頹破敗 海德格哲學變調，朋友跑掉，與沙特見面情勢不妙 第九幕 探索人生 存在主義用在真實的人身上 第十幕 跳舞的哲學家 梅洛龐蒂的一章 第十一幕 這樣的戰士 存在主義者為未來奮戰 第十二幕 在最弱勢的人眼中 且看革命者、局外人和真誠人生的追求者 第十三幕 嘗過了現象學之後 他們紛紛離去 落幕 無法參透的世間萬象 細看萬象紛呈的世界 登場人物一覽 謝詞 注釋 參考書目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追根究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苦悶的小說家，更遠可追溯到被無聲無息的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更遠嗎？還有埋首省思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經．舊約》中大嘆「虛空」的〈傳道書〉（訓道篇）作者，甚至是敢於質疑上帝在他身上搗鬼但最終臣服於上帝威嚴的約伯；總之，可追溯到對所有事滿懷怨憤、心存叛逆或備感疏離的任何人。 　　 　　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向，把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交的一個時刻。當時，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蒙帕納斯路（rue du Montparnasse）的煤氣燈（Bec de Gaz）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 　　 　　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二十五歲，沉溺於用她那雙優雅而深邃的眼睛察看世界。陪伴在側的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她這位二十七歲的男朋友肩膀渾圓，嘴唇像石斑魚般下斂，膚色斑駁，有一對招風耳。還有，他雙眼外瞥，因為右眼近乎失明，目光總是散漫地向外掃射，結果就是嚴重的外斜視，視線無法協調。不明就裡的人總覺得，他跟你說話時像無法集中精神；可是如果你盡量專注於他的左眼，就一定會發現那眼神正帶著溫厚的睿智凝視著你——眼睛的主人對你告訴他的所有事物都興味盎然。 　　 　　沙特和波娃這刻肯定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給他們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溫文爾雅的老同學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和沙特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跟同桌的另外兩人一樣，阿宏是來巴黎過寒假的。不過沙特和波娃都在法國國內教書——沙特在勒阿弗爾（Le Havre），波娃在盧昂（Rouen），阿宏卻在德國柏林念書。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名字婀娜多姿，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好一個長長的詞語，可是不論法文還是英文，都優雅地勻稱，像詩歌音步組成的抑揚三步格。 　　 　　阿宏大概這樣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Plato）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取而代之，他們指出，一旦哲學家從這種謎題提出疑問，就已經墜入一個充滿著事物的世界；起碼可說，充滿著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phenomena，來自希臘文，意謂「呈現形相之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那些舊式謎題也不是就此遭拋諸腦後，而是不妨說「把它們放進括弧」，那麼哲學家就可以處理更腳踏實地的事了。 　　 　　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振臂高呼：「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譯，尤其不要花時間質疑事物是否真實。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實在的，只管盡可能確切描述它。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又添加了不一樣的解讀。他說，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什麼意思？他認為，除非你懂得問這個問題，否則將始終不得要領。同樣，他建議採用現象學方法：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你瞧，我的小伙伴（mon petit camarade，這是他們念書時阿宏對沙特的暱稱），」阿宏說：」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就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 　　 　　在波娃筆下，沙特聽了突然一臉慘白。更戲劇化的是，她字裡行間暗示自己和沙特從沒聽說過現象學。事實上，兩人曾試著讀一點兒海德格。沙特早年一篇文章一九三一年在《比弗》（Bifur）雜誌發表時，雜誌同時刊登了海德格〈何謂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但波娃談到這篇演講稿時說：」我們讀來一竅不通，看不到什麼感興趣的。「可是在這一刻他們看到了：它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 　　 　　他們對這個新的開始期待已久。在中學和大學念書時，沙特、波娃和阿宏都啃過法國學生要應付的艱澀哲學課程，重頭戲要不是認識論的問題，就是對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沒完沒了的詮釋再詮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引向另一個，像萬花筒的影像反來覆去，總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相信我認知某事，但我怎麼能夠認知，我認知所認知的事？對這三位學生來說，這是吃力而徒勞的苦差事，儘管他們考試都考得很好，卻始終不能滿足，沙特尤其如此。他畢業後曾暗示，正孕育一種「破舊立新」的哲學，但究竟那是什麼模樣，卻總說不清，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他想來想去，還是停留在徒具叛逆精神的階段。如今似乎有人捷足先登。如果沙特對阿宏捎來的現象學新知一臉茫然，也許就是興奮莫名的同時，也在大感氣惱。 　　 　　不管怎樣，沙特永遠忘不了那一刻，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據波娃所說，沙特衝到最近的書店，大聲嚷著說：「把這裡每一本有關現象學的書拿給我，快！」他們拿得出來的，就是胡塞爾的學生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寫薄薄一冊的《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論》（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那是一本尚未裁開來的毛邊書，沙特來不及找裁紙刀，就徒手把書頁撕開，一邊往街上走一邊讀了起來。他就像初次與喬 　　 　　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成英文的《荷馬史詩》邂逅的濟慈一樣： 　　 　　然後我恍如觀星者，　　 　　目睹新星潛入視野；　　 　　又似勇者柯特茲（Cortez）銳眼掃射 ，　　 　　瞥見了太平洋。啊！君不見——　　 　　一行人面面相覷，相視無言，　　 　　呆立達連（Darien）山巔。 　　 　　沙特是大而化之的人，也不甘於沈默，但現在的他肯定滿腹疑團。阿宏看他一腔熱情，便建議他這個秋季到柏林去，在法國文化中心研習，就像阿宏一樣。沙特可以學習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文，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當時納粹勢力竄起，一九三三年不是前去德國的理想時機。但那是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好時機。他對教學感到厭倦，對大學裡所學的感到厭倦，對於自兒時以來一直期望自己成為天才作家而迄無成果感到厭倦。他知道，要寫他想寫的——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其他什麼，他首先要踏上冒險之旅。他屢有奇想：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跟碼頭工人一起幹活，到希臘阿索斯山（Mount Athos）跟修士一起冥想，去印度跟賤民一起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又或去紐芬蘭（Newfoundland）海岸跟漁夫與風暴搏鬥。可是如今，光是不用在勒阿弗爾教導學童就夠冒險了。 　　 　　他安排好暑假過後去柏林研習。當他年底回國，將帶回來揉合多種元素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方法，摻雜了早些時候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等人的概念，再在起點上以他自己的文藝觸覺加入獨特的法式風味。他以更令人興奮、更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一般生活上，是現象學創始人從沒想像過的，他因此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現代存在主義，風靡國際，卻始終帶著巴黎風情。 　　 　　沙特這項發明的精采之處，在於他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杏子雞尾酒的哲學，也是侍酒服務生的哲學，又是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巴黎的花園、勒阿弗爾寒冷秋日的海岸，甚至沙發襯墊太厚太軟、美人春睡雙乳盪漾、拳擊比賽刺激緊張，又或一部電影、一首爵士歌曲、一眼瞥見陌路人相逢街燈下。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很多很多的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動筆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動筆寫起來卻像個小說家。毫不意外，他就是個小說家。在他的長篇或短篇小說、戲劇和哲學論文中，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說，自由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跟其他萬物區別開來。其他物體只是呆著不動，靜待外力推動或拉動。他又相信，即使人類以外的動物，大部分也只是順著本能或所屬物種的行為特性而動起來。人類卻完全沒有預定的天性，每個人透過選擇做些什麼，而塑造自己的本性。當然個人可能受到生理，或是文化和個人背景等因素影響，但所有這些元素湊合起來也不會成為塑造個人的完整藍圖。我總是比自我先走一步，邊走邊把自我塑造出來。 　　 　　沙特用一個只包含三個詞語的口號，把這項原則概括起來，在他看來足以界定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這道方程式以簡潔見稱，卻失諸難以理解。但粗略而言它所指的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定義（或說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你也許認為你已經用一些標籤把我界定了，但你弄錯了，我總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在沙特看來，這對於人生在世的境況具有根本意義，簡直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我，就等於自身自由的體現：兩者完全相等。 　　 　　這是個令人著迷的概念，待沙特賦予它完整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當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他成為眾人所歡迎而追隨求教的導師，他接受訪問，在鏡頭下亮相，受委託撰寫論文和序文，獲邀加入委員會，在電台廣播。他經常受邀談及非他專精的課題，他也從來總不會拙於應對。波娃也撰寫小說、廣播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都包含統一的哲學觀點，跟沙特的觀點相近，不過那主要是她自行發展出來的哲學，重點也有所不同。兩人一起學術演講，一起推介新書，有時在討論會中置身高高在上的坐位，儼如登上王座，與他們的存在主義天王天后身分匹配。 　　 　　沙特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 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瞭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一點不錯，沙特聽了他的難題後，只是說：「你是自由的，自己做選擇吧，也就是說，要創造出路。」他說，這個世界不會恩賜絲毫的指示，也沒有哪一種傳統權威，能解除自由加在你身上的重擔。你可以盡其所能小心翼翼衡量各種道德和現實因素，但最終必須放手一搏採取行動，自行決定那是什麼行動。 　　 　　沙特沒有告訴我們，這位學生覺得他的忠告有沒有用，也沒有透露學生的最終決定。我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學生，抑或那是把幾個年輕朋友的難題集於一身，甚或那完全是虛構的。但沙特要聽眾領悟的是，每個人都像那個學生一樣自由，即使他們的處境沒那麼戲劇性。沙特指出，你可能認為自己在遵從道德律，或認為自己這樣行事是因為心理結構、過往經驗或周遭發生的事。這些因素可能有它的作用，但這一切湊合起來，其實只是構成要你有所行動的那個「處境」。即使那個處境令你無法抵受——譬如面臨行刑，遭祕密警察囚禁，或即將從懸崖掉下，你仍然可以在思想和行動上自由抉擇。你從眼前處境出發，選擇出路，也就是選擇成為怎樣的人。 　　 　　如果這聽起來很困難，令人手足無措，不錯，確實如此。沙特並不否認，不斷做抉擇，就不斷惹來焦慮。他更把焦慮凸顯出來，指出你所做的事至關重要：你作出選擇時，應該像為全人類作出選擇一樣，扛起人類整體如何行事做人的重責大任。如果自欺欺人逃避責任，就會被環境因素或糟糕忠告所害，無法達成人生的要求，只會墜入虛假的存在，把自己跟存在的「屬己性」（authenticity）割裂開來。 　　 　　但除了這可怕的一面，也有令人期待的美好一面：沙特的存在主義，意味著自由和屬己性是可以實現的，只要努力不懈就行了。在令人害怕的同時，這也同樣令人興奮，而且出於同一原因。沙特在這次演講後不久接受訪問，如此概括他的想法： 　　 　　沒有預定路徑引導人獲得救贖；個人必須不斷開創自己的出路。在開創過程中，個人是自由的、負責的，沒有藉口，每個希望都來自內心。 　　 　　這是令人振奮的想法，在一九四五年尤其具吸引力，當時固有社會政治制度被戰爭摧毀。在法國等地，有很好的理由叫人忘掉剛過去的歷史，忘掉這段日子裡的道德妥協和恐怖氛圍，著眼於新的開始。但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促使大家尋求振興力量。沙特的聽眾聽到這個訊息時，歐洲大片地區正淪為廢墟，納粹殘害生靈的集中營曝光，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夷為平地。戰爭令民眾體會到，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可能完全脫離文明規範，固定不移的人性變得可疑。不論從舊世界脫繭而出的是怎樣一個新世界，它的構建過程沒有既定可靠指南，不能仰賴固有權威，像政界人士、宗教領袖甚至哲學家——處身遙遠抽象世界的舊式哲學家。可是現在有一種新的哲學家，準備前來參與，是肩負起這項任務最適當不過的人選。 　　 　　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我們既然是自由的，那麼在充滿挑戰的時代，該怎麼善用我們的自由。在演講的同一個月，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廣島原爆發生不久之後，沙特發表了論文〈戰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War），文中鼓勵讀者作出抉擇：選擇他們想要的世界，把它實現出來。他說，從這一刻開始必須體認到而且時刻記住，我們可能隨意毀滅自己，毀滅人類所有歷史和地球上所有生命。能制止我們這樣做的，只有我們的自由選擇。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就要決意活下去。他就是這樣，為不久前把自己嚇得要死的人類，提供了一種量身訂作的哲學，而人類此刻也準備好，要變得更成熟，要負起責任。 　　 　　沙特的著作和演說，對一些組織或體制的權威構成挑戰，招來猛烈反撲。天主教會在一九四八年把沙特所有著作列入」禁書目錄「，包括他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以及他的小說、戲劇和散文。 　　 　　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沙特所講的自由，可能令人質疑自己的信仰。波娃更具挑撥意味的女性主義論著《第二性》（The Second Sex）也被列為禁書。政治保守主義者不喜歡存在主義是意料中事；比較令人意外的是，馬克思主義者也痛恨它。很多人印象中沙特是共產政體的維護者，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受到共產黨詆毀中傷。說到底，如果大家堅持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個體，有組織的革命又怎麼會發生？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命中注定要經歷既定的階段，才能抵達社會主義的天堂；他們沒有預留空間，讓個人為自己行為負責。儘管各從不同意識形態出發，存在主義的反對者眾口一詞，就像《新文學》（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雜誌一篇文章所說的：「那是令人噁心的大雜燴，充斥著哲學上裝腔作勢、模稜兩可的夢囈，還有生理上的惺惺作態、病態的品味和欲拒還迎的色情心態……那是叫人必欲壓毀它而後快的顧影自憐的胚胎。」 　　 　　各方的攻擊只會令存在主義對青年和叛逆者的吸引力不減反增，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時尚標籤。從一九四○年代中期起，「存在主義」成為一個簡稱，用來代表那些追求自由戀愛和徹夜隨爵士樂跳舞的人。就像演員和夜總會經營者安．瑪麗．卡薩莉（Anne-MarieCazalis）在回憶錄說：「如果你才二十歲，在一九四五年，經歷四年被占領後，自由就表示可以在清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它也表示敢於開罪長輩，蔑視固有秩序；還可以表示跟不同種族、不同階級的人混在一起。哲學家加布里爾．馬賽爾（Gabriel Marcel）在火車上聽到一位女士說：「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我一位朋友的兒子是存在主義者，他跟一個黑妞住在廚房裡！」 　　 　　一九四○年代興起的存在主義次文化，發祥地在巴黎左岸的聖哲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 church）一帶，這個地區不論好歹今天仍令人聯想到這種思潮。沙特和波娃多年來住在聖哲曼區的廉價旅館，成天在咖啡館寫作，主要是因為這裡比起沒有暖氣的廉價旅館來得溫暖。他們最愛到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和拿破侖酒吧（Bar Napoléon），全都在聖哲曼大道和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交叉口。花神咖啡館是最好的，因為當吵鬧的記者和過路人造成太大騷擾時，老闆有時會讓他們到樓上的私人房間工作。可是他們也愛樓下一桌一桌生氣勃勃的用餐客——起碼早期是這樣：沙特喜歡在公共空間鬧哄哄而忙亂的環境中工作。他和波娃招集一伙人為伴，包括朋友、同事、藝術家、作家、學生和情侶，大家七嘴八舌，煙霧繚繞的吸著香菸或菸斗。 　　 　　咖啡館時光之後，又可以隱蔽地沉潛到爵士樂中：在洛里昂夜總會（The Lorientais），克洛德．路德（Claude Luter）樂團演奏藍調、爵士和繁音拍子（ragtime）；塔布夜總會（Tabou）的明星則是小喇叭手兼小說家鮑希斯．維昂（Boris Vian）。你可以隨著爵士樂參差錯落、如泣如訴的樂音搖動身軀，也可以在幽暗角落一邊辯論屬己性的問題，一邊欣賞茱麗葉．葛瑞科（Juliette Gréco）的磁性嗓音——她是卡薩莉的朋友和知音，一九四六年來到巴黎後就成為有名的歌手。她和卡薩莉，還有維昂的妻子蜜雪兒（Michelle）會留意洛里昂和塔布新來的客人，把看來不合適的人拒諸門外，不過據蜜雪兒說，「只要他們看起來有趣——也就是說手臂夾著書本」，就會大開方便之門。 　　 　　這裡的常客很多是作家，夾著自己的著作進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和他的朋友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兩人都是透過卡薩莉和葛瑞科發現了夜總會的天地。 　　 　　葛瑞科開創新時尚，她那又長又直的存在主義髮型，有記者形容為「遇溺者」裝扮；她穿厚厚的毛線衣和捲起衣袖的男裝外套，看來也很時髦。她說，最初把頭髮留那麼長，是為了在戰亂日子裡取暖；波娃也提到她配戴頭巾的習慣出於同一原因。 　　 　　存在主義者愛穿破舊的襯衫和雨衣；有些人鬧著玩穿起類似龐克族的奇裝異服。有記者報導，一位青年」背部披上一件破破爛爛、體無完膚的襯衫「招搖過市。他們還選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義裝束——黑色高領毛衣。 　　 　　對這些叛逆分子來說，就像較早時的巴黎波希米亞浪人和達達主義者（Dadaist），任何危險、挑撥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討喜、中產階級的東西都是壞的。波娃很愛講一位朋友的故事，那位德國藝術家是個酒鬼窮光蛋，名叫沃爾斯（Wols）——那是他的本名阿爾弗雷德．奧托．沃夫岡．舒茲（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簡稱。他在社區裡靠行乞和撿破爛為生。某天當他跟波娃在酒吧露台上喝酒，一位看似富人的男士停下來跟他聊天。那人離開後，沃爾斯轉身過去尷尬地跟波娃說：「對不起，那傢伙是我的兄弟，是個銀行家！」這令波娃感到妙不可言，他的道歉，正好像銀行家被瞥見跟流浪漢說話而表示抱歉一樣。這種顛覆成規的看法若在今天看來也許沒那麼怪異，因為經歷了幾十年的反主流文化顛覆運動，但在當時，仍然會讓一些人震驚，而讓另一些人興味盎然。 　　 　　新聞工作者可以憑著存在主義圈子的桃色新聞大發利市，波娃和沙特的戀愛生活尤其引起他們的興趣。大家都知道這對伴侶維持著開放式兩性關係，也就是說兩人是彼此的基本長期伴侶，但可以自由跟其他情人交往。兩人都熱情地享用這種自由。波娃後來有幾段較矚目的戀情，對象包括美國作家倪爾森．愛格林（Nelson Algren），以及後來拍攝長達九小時的納粹大屠殺紀錄片《浩劫》（Shoah）的法國製片家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身為女性，波娃的行為受到較嚴厲的批判，但新聞界也愛嘲諷沙特層出不窮的性愛誘拐行為。《星期六晚報》（Samedi-soir）一九四五年的一篇報導指稱，沙特把女性引誘到臥室的技倆，就是讓她們嗅一下他的卡門貝爾乳酪（Camembert）。（好的乳酪在一九四五年不容易找到。） 　　 　　事實上，沙特用不著拿乳酪哄女性上床。看過他的照片也許覺得不可思議，但他的成功，更多出自他表現出來的機智和信心，而不是他的外表。他一談起思想來，馬上魅力四射，但他也是個有趣的人：他能用很不錯的嗓子唱出〈老人河〉（Old Man River）和其他熱門爵士歌曲，能彈鋼琴，還會模仿唐老鴨。 　　 　　且看阿宏筆下學生時代的沙特：」他一開口說話，機智表現就抹掉臉上的雞皮疙瘩，相貌上的難看消失無蹤。「跟沙特熟稔的薇奧麗．賴朵絲（Violette Leduc）也認為，沙特的臉永遠不會難看，因為閃耀著智慧的光芒，而且「他像火山爆發一樣真誠」，「像犁翻過的泥土一樣寬容」。雕刻家亞柏多．賈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給沙特畫素描，一邊畫一邊驚嘆：「多密集！多有力的線條！」沙特有一副時刻在發問的哲學臉孔：臉上的一切，在眼耳口鼻之間不對稱地轉動，把你引向他方。他可以把人耗得精疲力盡，但他不會令人生厭，圍繞著他的仰慕者愈來愈多。 　　 　　對沙特和波娃來說，他們的開放式關係不光是權宜之計，也是哲學抉擇，活出他們的自由理論。中產階級的婚姻模式對他們毫無吸引力，因為它囿於性別角色的嚴格區分、對不貞的掩飾，以及只著眼於財產和子女的積累。他們沒有子女，沒有財產，甚至從來沒有住在一起，儘管他們把雙方的關係放在首位，幾乎每天見面一起工作。 　　 　　他們還在其他方面把哲學變成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兩人都認為應該投身政治活動，只要覺得有誰的理想值得支持，便不吝付出時間、精力，押上名譽。年輕朋友開展事業或尋求財務支援，都會向他們求助，他們也都願意費力栽培門生。他們撰寫大量引發爭論的文章，發表在他們一九四五年與朋友共同創辦的《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一九七三年創刊的主要左翼報紙《解放報》（Libération），沙特也是共同創辦人。該報幾經轉折，包括政治立場轉趨溫和，又一度瀕臨破產。但這兩份報刊到了本書撰寫的這一刻仍在刊行。 　　 　　隨著他們聲望日益高漲，周遭一切像合謀引誘他們走進社會既定體制，但沙特和波娃始終堅持做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兩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者，就憑當中學教師和自由寫作人維生。他們的朋友也是這樣：都是劇作家、出版人、記者、編輯或隨筆作家，只有寥寥可數的大學圈內人。沙特在一九四五年因為參與二戰抵抗運動而獲頒法國榮譽軍團勳章（Légion d’honneur），一九六四年又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但他都拒絕接受，聲稱身為作家要迴避各種利益和影響，保持獨立。波娃在一九八二年也基於同樣原因拒絕接受榮譽軍團勳章。在一九四九年，方斯華．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提名沙特為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候選人，也遭他拒絕。 　　 　　沙特曾在日記寫道：「我的人生和我的哲學是同一回事。」他毫不畏縮地堅持這項原則。人生與哲學的結合，也使他對他人的人生感興趣，成為了創新的傳記作家。他的傳記作品洋洋灑灑有二百萬字，研究對象包括波特萊爾（Baudelaire）、馬拉美（Mallarmé）、惹內（Genet）和福樓拜（Flaubert），還有他自己童年的回憶錄。波娃也蒐羅自己和朋友種種人生細節，整理成四大冊自傳，還加上她母親的回憶錄，以及她和沙特晚年生活的回憶錄。 　　 　　沙特的生活經驗和怪癖，甚至出現在他最嚴肅的哲學論文中。這帶來古怪的結果，因為他接觸的事，包括迷幻藥影響下的糟糕幻覺、與情人和朋友的種種尷尬處境，以至對樹木、黏稠液體、章魚和甲殼動物的怪異迷戀。但根據阿宏最初在煤氣燈酒吧提出的原則——「你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這一切可說合情合理。哲學的話題，包括你在生活中所經驗的一切。

作者：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7-03-02 ISBN：9789864771950 城邦書號：BK7073 規格：平裝 / 單色 / 512頁 / 14.8cm×21cm